明代被逮下詔獄之關隴士人考

高 璐

(蘭州大學 文學院,蘭州 730020)

【關學研究】

明代被逮下詔獄之關隴士人考

高 璐

(蘭州大學 文學院,蘭州 730020)

明代被逮系詔獄的知識分子在數量上非?？捎^，而關隴士人在這一群體中較為突出。受關中地區古直樸素的民風遺存、關學躬行致用思想的影響，關隴士人往往身兼學者與文官的雙重身份，居家砥礪氣節、居官敢于諫諍是他們一貫的行為模式。整體而言，明代被逮系詔獄的關隴士人主要有兩大特征：一是以學問見長，甚至本身就是關學學派中的重要人物。二是主要集中在明代中期。這種情況與明代中期的經濟狀況、社會思潮等因素密切相關。對這一批人物的梳理與關注，有助于進一步了解明代關學士人群體的政治態度與持身品格。

明代；詔獄；關隴士人

《禮記·曲禮上》曰：“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盵1]然而明代以其政治體制的特殊性，在建立之初就不吝以嚴刑峻法對臣屬加以鉗制。這種鉗制的外化手段則體現為明代特有的廠衛制度，通過偵訊的方式監視臣僚，刺探輿論。錦衣衛北鎮撫司下設的詔獄，則在審訊、用刑、羈押方面擔負著重要的職能作用。自洪武朝以來，詔獄的運轉幾乎與整個明王朝的歷程相始終，而有明一代被逮系詔獄的知識分子在數量上也非?？捎^。其中，關隴士人在這一群體當中較為醒目。他們往往兼具學者與文官的兩重身份：作為文官，他們身上帶有濃厚的關學學養，甚至本人就是明代關學學派中的重要人物。作為學者，在關學通經致用思想的影響下，他們在朝堂上往往敢于諫諍，以氣節相尚。由于這一群體形象鮮明，難以忽視，因此有必要予以細致梳理和關注，進而整理譜錄。在考察其生平行實、思想動向的同時，亦有助于我們進一步了解明代關學士人的政治態度與持身品格。

一、詔獄釋義

中國古代的詔獄自設立以來，即由皇帝直接掌管以羈押、懲戒臣屬?！霸t”作為有特定含義的字眼為皇帝所專用，意為該監獄當中的罪犯均由皇帝親自下詔書定罪，“具有表明皇權尊嚴的神圣性和象征性的意義?！盵2]可以說，詔獄制度的存在并非建立在當時實際律條的基礎上，它的運轉完全依靠權力掌握者與行使者的意愿，具有濃厚的人治屬性，并且干擾了司法的獨立性。延及明代，由錦衣衛北鎮撫司署理詔獄，亦稱“錦衣衛獄”或“鎮撫司獄”，可以直接拷掠刑訊官僚，取旨行事，而作為“三法司”的刑部、大理寺、都察院均無權過問。據《明史》記載：

刑法有創之自明，不衷古制者。廷杖、東西廠、錦衣衛、鎮撫司獄是已。是數者，殺人至慘，而不麗于法。踵而行之，至末造而極。舉朝野命一聽之武夫宦豎之手，良可嘆也[3]2329。

由此可見，明代詔獄其實是君主專門針對文官群體而設立的一種私刑場所。它的運轉在當時的國家政治事件中起著較為重要的作用，同時也是明代君主與文官集團權力沖突外化的主要表現形式之一。值得注意的是，盡管在明代有眾多文官因為直言切諫而被逮下獄，被杖受辱，但文人士大夫所主導的社會輿論往往會對這種沖突外化予以較大反響與干預。因此就文官個人聲望而言，如果是因為上疏言事，而非某種確切的罪行被逮入詔獄，那么他的名望不僅不會因為下獄受辱而玷污，反而能夠得到社會輿論的普遍支持與肯定。馮從吾在其《關學編》中對呂柟因上疏而下獄之事有如下記載：

甲申，(呂柟)奉修省詔，復以十三事上，言頗過切直。時東廓亦上封事，同下詔獄，一時直聲震天下，人人有“真鐵漢”之稱[4]43-44。

事實上，這類事例在明代朝堂上并不鮮見。當事人因敢于言事而“直聲震天下”，獲得“真鐵漢”的贊譽，也并非君主彈壓臣屬的初衷。如果君主企圖通過直接折辱個別文官的方式來震懾文官群體，而又難以對社會輿論加以有效地管理和疏導，就會出現這種與其愿望相違的結果。這也是明代特有的一種社會文化現象：盡管身份是詔獄中的階下之囚，這類文官的聲望反而較之前更為崇高。在這批直言切諫的文官當中，就不乏眾多關隴士人的身影。

二、關學與關隴士人的氣質

關學作為一個學派的名稱，與其發源的關中地域密切相關。我國古代將函谷關以西、大散關以東稱為“關中”，大致位于今渭河流域一帶。由于歷史傳統與生活環境的影響，這一帶的人民歷來以稼穡為生，具有古直樸素的民風遺存。據《史記·貨殖列傳》載：

(關中)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為上田，而公劉適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谷[5]。

實際上，關中學養的形成和發展也與這種淳樸的地域文化氛圍密切相關，而生長、浸染于這種古樸民風當中的士人則往往具有一種較為尚質求實的氣質。王守仁在《答南元善》信中寫道：

關中自古多豪杰，其忠信沉毅之質，明達英偉之器，四方之士，吾見亦多矣，未有如關中之盛者也[6]。

作為理學一脈，關學自張載創立以來，得到了眾多關中子弟的追隨。張載在關中講學時，呂大鈞、呂大忠、呂大臨都相繼拜其為師。藍田呂氏兄弟是關中地區的望族，他們的加入為關學發展奠定了政治和經濟基礎，使關學與二程的“洛學”、王安石的“新學”形成鼎立之勢[7]。元代以降，楊恭懿與其父楊天德、其子楊寅三代均以講學為生，極力倡導關學。元代文學家姚燧稱頌楊恭懿為“學者宗之，西士山斗”[4]21。楊氏三代的努力，為明代關學的復興打下了基礎。

明代立國之初，上層統治者注重敦倫教化，倡導儒學，為關學在明代的進一步發展創造了有利的社會條件。隨著國家承平日久，教化日深，關學的影響力也進一步擴大到了今陜西北部、甘肅東部一帶。值得注意的是，與一般理學的學派不同，關學尤其強調學以致用和躬行實踐。作為關學弟子，大多數的明代關隴文士受到了先師張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8]論調的感染。對于他們而言，對圣賢之教的學習是為了在實際社會當中應用、力行，進而達到為匡扶社稷、澄清天下目的。經由這種學理所培養的明代關隴士人，期望通過直言切諫的實際行動，來實現內心長久形成的經世理想。這也使他們傾向于認為，由諫諍所導致的下獄并非什么難以啟齒的恥辱，反而是一個臣子面對大是大非時的氣節所在。即使因此而受刑長系，他們也往往在憤懣悲傷過后，努力借助平素對孔孟之道的長期熏修，將內心從猶疑驚懼逐漸過渡到安之若素，進而產生了一種求仁得仁的灑脫感和自我完滿的充足感。許多人在此后數十年的系獄生涯中讀書寫作，吟詠不輟，表現出了傳統知識分子面對憂患的一種從容不迫的修養和氣度。

三、明代被逮下詔獄的關隴士人特征

整體而言，明代被逮系詔獄的關隴士人主要有兩大特征：一是以學問見長，甚至本身就是關學學派中的重要人物，如被稱為“朝邑二韓”的韓邦奇和韓邦靖兄弟、“韓門二楊”之一的楊爵、關中狀元呂柟等，均是關學傳人。其中韓邦奇、呂柟在下野之后曾授徒講學，而楊爵則在詔獄里著述不輟。他們身兼官員與學者兩重身份：在朝時則是敢于犯顏直諫的文臣，在野時又成為傳播關學主張的宿儒。

二是明代被逮系詔獄的關隴士人在各個時期均有，但主要集中在明代中期。這是由于明代中期的關中地區處在穩定的社會結構下，已經推行儒家教化百余年。在這一階段成長起來的關隴士人不像明初士人那樣對高壓政治表現出極端的惶恐，也不像晚明士人那樣，或被卷入黨爭難以自拔，或厭棄現實而出入佛道。由于社會經濟狀況趨于穩定，這一時期的關隴士人更多地思考個人對天下國家的責任感和使命意識。如果君主做出了相反的舉措，那么他們往往選擇抗言直諫來予以反對。在他們眼中，君臣更像是一對合作者，而不僅僅是后者趨奉前者的關系。這也部分地解釋了張原、呂柟等關隴士人，為何能以個人生命與政治前途為代價，參與到“大禮議”事件當中。這種知識分子責任感和使命意識的興起，在某種程度上促進了中明時期的文官群體力量的抬頭。就全國范圍來看，雖然這種意識不僅僅在關隴地區出現，但將其付諸實踐的急先鋒當中無疑有著關隴士人的身影。

四、明代被逮下詔獄之關隴士人簡譜

(一)明代初期

馬京(？—1410)，字子高，陜西武功人。洪武十八年(1385)進士，授翰林編修。因敦實有容，履潔持正，升通政司使，改任大理寺卿，臨事務持大體。永樂元年(1403)，改任刑部左侍郎，時皇太子守北京，命馬京兼輔導。馬京盡誠翼護，甚贊皇太子，因此為漢王高煦所忌。漢王高煦數毀之于成祖，謫戍馬京于廣西。永樂七年(1409)，朱棣巡北京，命百司舉戍籍中有文學者，馬京在其中。抵京后，猶以前事下錦衣衛獄。永樂八年四月，瘐死獄中[9]。仁宗改元，追贈禮部尚書，謚文簡[10]。

馬京作為追隨太子朱高熾的一員，與當時許多中央文官一道，被卷入了永樂朝后期的立儲之爭當中。先被謫戍廣西，后雖以文名被薦舉回京，又以前故被逮系詔獄。數月后死于獄中，未有文集傳世。

(二)明代中期

李夢陽(1473—1530)，字獻吉，號空同，甘肅慶陽府人。弘治六年(1493)舉陜西鄉試第一，弘治七年登進士第，授戶部主事。遷郎中，以格勢要，被構陷下獄，得釋。弘治十八年，應詔上書，陳五千余言，極論得失，語及壽寧侯張鶴齡。鶴齡奏辨，摘疏中“陛下厚張氏”語，誣其訕謗母后。以此被逮系詔獄，尋宥出。途遇壽寧侯，詈罵之，且以馬箠擊墮壽寧侯二齒。孝宗崩，武宗立，劉瑾等八虎用事，李夢陽起草劾疏。會語泄，為劉瑾所恨，矯旨謫山西布政司經歷，勒致仕。既而以他事下夢陽詔獄，將殺之，以康海救之乃免。劉瑾伏誅，李夢陽起故官，遷江西提學副使。在任所與諸同僚齟齬，被吳廷舉等人劾奏。詔遣大理卿燕忠往鞫，羈李夢陽于江西廣信獄，遂以冠帶閑住去職。李夢陽家居，益跅弛負氣，招邀賓客。寧王朱宸濠謀反事敗，御史周宣劾其為寧王黨羽，復被逮。大學士楊廷和、尚書林俊力救之。終以其曾為寧王作《陽春書院記》，被削籍為民，未幾卒[3]7346-7347。

李夢陽《空同集》卷9中有《述憤一十七首》組詩，題下有小字注曰：“弘治乙丑年四月作，是時坐劾壽寧侯逮詔獄?！盵11]又同卷收有《離憤五首》組詩，題下有小字注曰：“正德戊辰年五月作，是時閹瑾知劾章出我手，矯旨收詣詔獄?！盵11]可見，他本人一生的確曾因屢次得罪顯貴而被逮入詔獄。據這些獄中詩作記載，李夢陽在獄中時常與獄友聊天、散步，同時非常思念家人，期盼早日出獄，甚至產生了歸隱山林的念頭。在《述憤一十七首》其五詩中，稱“律律南山岑，拂衣會當還”[11]?？梢哉f，李夢陽在詔獄中所寫的這些詩比較詳細地敘寫了他的獄中日常生活和心境變化。尤為可貴的是，他曾以《炭簍盆架》《砂鍋盆》《船板床》《磚枕》《蘆席幾》《壞墩》《麻繩椸》《葛衫帳》為題，寫了《獄中八物》組詩，在表達自己隨遇而安的心態的同時，詳細描摹了詔獄中的各種物事。由于李夢陽的文名盛極一時，以至于后來下獄者反復摩挲、追和其獄中詩作。像如晚明被逮入獄的方震孺、高出等人，他們在獄中對李夢陽的《獄中八物》組詩均有追和仿作。這類詩歌不僅描摹了明代士人的獄中生活，同時也為明代日常生活器具的研究提供了可資考證的文獻材料。

韓邦奇(1479—1556)，字汝節，號苑洛，陜西朝邑人。正德三年(1508)登進士第。授吏部考功司主事，進吏部員外郎。正德六年(1511)冬，會京師地震，以疏陳時政闕失，忤旨不報。尋謫平陽通判。正德九年(1514)，遷浙江按察僉事。尋被中官王堂誣奏，稱其作《富陽民謠》詩怨謗朝廷，被逮下詔獄，出獄后罷官為民。嘉靖初，起山東參議，乞休去。嘉靖三年(1524)，起山西左參政，平定兵變，再乞休去。嘉靖七年(1528)起四川提學副使。后入為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修撰。主應天鄉試，坐試錄謬誤，謫南京太仆丞，復乞歸。起山東副使，遷大理丞，進左少卿，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入佐院事，進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轉撫山西。歷四年，引疾歸。后以故官起督河道。遷刑部右侍郎，改吏部。拜南京右都御史，進兵部尚書，參贊機務。致仕歸。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即1556年1月23日)陜西大地震，不幸罹難。贈太子少保，謚恭簡[3]5317-5319。

據《明史》記載，正德九年(1514)韓邦奇在浙江按察僉事任所，因作《富陽民謠》詩遭到宦官王堂的彈劾，隨后被逮系詔獄。就其《苑洛集》中所收錄的相關詩文作品來看，韓邦奇在詔獄中的活動主要是讀書、作詩，偶爾也會下棋。他曾在《北司獄中聯句序》一文中述及自己下獄后與獄友相處融洽，因此往往聯句遣懷盡興，打發時間：“余既為守臣狀論，征詣京師，下錦衣北司獄。越二十余日，東巖以言禮并系，又二十余日，于是各出所懷，相得甚歡?；蛭锔斜貫樵?，詩必聯，聯止盡意，不求工也，故雖拷掠禁錮，不覺有愁苦狀?！盵12]顯示出了一種“求仁得仁”的安然心態。就其下詔獄后的思想動向而言，韓邦奇曾以集李白詩的方式袒露心跡，在《獄中集古》詩中稱：“松柏本孤直，虬龍盤古根?，幉莺凰?，猶懷明主恩?！盵12]并與獄友徐文華聯句作詩，互相砥礪氣節，在《獄中》其二詩中稱：“平生點檢知無愧，塵世何勞較是非?！盵12]至于因寫《富陽民謠》詩而被逮入獄一事，韓邦奇雖然在《獄中》其六詩中自謙此舉乃是“瞽言無補圣明時”[12]，但始終認為自己是為當地百姓的福祉做出了努力，并不以此為憾。

韓邦靖(1479—1556)，字汝度，號五泉，陜西朝邑人。弘治十四年(1501)，年十四即舉于鄉。正德三年(1508)與兄邦奇同舉進士，時稱“關中二韓”。登第后授工部主事。于浙江征收木材，因數額不足而被彈劾，以廉得免。進員外郎。正德九年(1514)京師地震，乾清宮被大火燒毀，韓邦靖上疏指斥時政甚切，觸怒武宗，被逮下詔獄。給事中李鐸等為其進言論救，乃削職為民，家居八年余。嘉靖初，起任山西左參議，分守大同。數次力請朝廷賑饑，不得報。以病上疏乞歸，不待命輒行。抵家兩月即卒，年僅三十六[3]5319。

據韓邦奇所作《韓邦靖傳》載，正德九年(1514)乾清宮毀，武宗以災異下詔求直言者，韓邦靖即上疏曰：“……臣竊見陛下自即位以來，朝政不修，經筵罔御，盤游無節，狹近群恮。摧折骨鯁之臣，閉塞諫諍之路，百度乖違，庶事叢脞，府庫空竭，閭閻流散，寇賊災異薦至。迭興危亂之形，已成社稷之憂，將大傾者?！灰獗菹峦绞绿撐?，不修實政。凡諸過舉，仍遵往轍。臣工章疏罔有施行，而部官黃體行乃又以言罷去，天下人心莫不囂然沮喪?！盵12]因此觸怒武宗，被逮入詔獄。韓邦奇下獄后曾作《獄中絲帳》《獄中寄友二首》等詩。其《獄中寄友二首》其二詩曰：“虛室通云氣，幽門借日光。微臣抱愚悃，萬一動君王?！盵13]就詩中所流露的意思來看，韓邦靖始終懷有一種直臣的情結，并不為自己的逆鱗觸顏的行為感到后悔。

呂柟(1479—1542)，字仲木，號涇野，陜西高陵人。弘治十四年(1501)，舉于鄉。正德三年(1508)，登進士第一，賜狀元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劉瑾以其為同鄉，欲招引接納，呂柟謝不往。居官二年，以寧夏邊患，上疏請帝入宮親政、潛消禍本。劉瑾惡其直，欲殺之，遂引疾返鄉。正德九年(1514)劉瑾伏誅，呂柟起故官。乾清宮災，應詔疏陳六事，勸武宗舉直措諸枉，皆不得采納，遂再次引疾告歸。嘉靖元年(1522)，起復故官，纂修《武宗實錄》。次年任會試考官，采擇士人。嘉靖三年(1524)四月，以十三事自劾，中有“大禮未定，諂言日進”句。世宗震怒，逮下詔獄，尋謫為解州判官。講學于解梁書院，四方從學者眾。嘉靖六年(1527)任南京吏部考功郎中，升尚寶司卿，講學于鷲峰寺。嘉靖十一年(1532)升南京太常寺少卿，嘉靖十四年(1535)任國子監祭酒，整頓監規，上疏申明五事，得以允行。尋升南京禮部右侍郎，仍在任所講學。嘉靖十八年(1539)，致仕返鄉，講學于北泉精舍。生平所至皆以講學為事，門生眾多，幾與王學中分其盛[14]。

嘉靖三年(1524)四月，呂柟上疏自劾，因言辭關涉大禮，被逮入詔獄。不久出獄，謫為解州判官。呂柟入獄時間較短，在獄中寫有《獄中次東郭杖后憩桑林韻》《杖回同東郭觀桑椹》《謝諸公饋食獄中》《獄中酬谿田諸君六絕句》《氣樓》等詩歌。從其中部分詩題可知，呂柟在獄中曾經受杖刑，但他受杖之后并未失志，雖然在《獄中次東郭杖后憩桑林韻》詩中表達了“浮云蔽白日，屏翳不能開”[15]的擔憂，但是終究在《風雨》詩中寫道：“風雨無心天自定，榮枯有數物皆然”[15]。被逮系詔獄后，呂柟除了作詩，有時候也與獄友一道，對一些文學作品進行品評。比如他曾在詔獄中寫過《與東郭評杜少陵詩作》詩，這說明他在下獄期間曾就杜詩與獄友進行討論、切磋。此外，根據其《廖鳴吾寄騫林茶至獄》詩、《隔山消》詩中所透露的信息來看，呂柟下獄期間不乏有人寄送物品?！读硒Q吾寄騫林茶至獄》詩中的“騫林茶”，是湖北武當山出產的一種名貴茶葉。據汪灝《廣群芳譜》載：“太和山(按，今武當山)騫林茶，初泡極苦澀，至三四泡，清香特異，人以為茶寶?！盵16]而“隔山消”則是白首烏的一種，又稱作“牛皮消”，具有清熱涼血、解毒療瘡的作用，屬于藥品。這類物品均從獄外帶入，在當時并非易事。據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卷21《禁衛》“鎮撫司刑具”條記載：“每市一物入內，必經數處驗查，飲食之屬，十不能得一。又不得自舉火，雖嚴寒不過啖冷炙、披冷衲而已。家人輩不但不得隨入，亦不許相面?！盵17]呂柟詩中的這類信息不僅為了解呂柟的獄中日常生活提供了可資考證的材料，同時也為明代地方物產等相關情況提供了一些佐證。

楊爵先后系入詔獄七年，常與獄友周怡、劉魁講論、探討儒家經籍要義，在獄中寫有《周易辨說》《中庸解》等著作，同時留下了一些詩文作品。由于楊爵系獄前后七年，時間較長，在獄中的各類作品也較為豐富，使我們能夠較為詳細地考察其獄中生活。楊爵在《蘇宣傳》中記載，自從系獄之后便被“晝夜鎖”，以至于“右脛前為木轉磕成瘡”[19]。同時他一度曾遭到獄卒的刁難和欺凌，在《漫錄》中記述道：“予系此四十一月矣，邏者日在側，覘予動作。有甚厚予攜壺酌以伸問者，后一人來，甚橫逆。予臥于舊門板上，阻之以席，其人皆扯毀之，謂予罪人，不宜如此?！盵19]即使在這種情況下，楊爵仍能盡量保持一種安之若素的達觀思想，他曾在《雜詠五首》其五詩中稱：“要信樂天為樂土，須知憂世是憂身。有詩吟詠忘顛沛，仿佛羲皇境上人?！盵19]由于這種精神上的達觀，以至于他的一些獄中詩作竟然能夠顯露出一種閑適的情趣。例如其《初夏二首次韻》其二詩曰：“日上圜墻景寂然，老囚于此尚安眠。好懷還有四時興，世故全無一念牽。糯米煮從沙釜里，詩書堆在枕衾邊。何翁若解吾真樂，日食何須破萬錢?！盵19]楊爵表現出的這種“素患難行乎患難”[20]的篤定，較為典型地代表了明代中期下獄的文人士大夫的良好心理素質。作為圣賢孔孟的信徒，這批人既然敢于主動上疏言事，那么也就做好了為言事而犧牲的心理準備。詔獄中的困苦艱難在楊爵看來，正是客觀環境對自己多年所學的一種考驗，而儒家經典中所提倡的君子安于憂患、知足守分等品行也因此在其身上得以充分地體現。

趙時春(1509—1568)，字景仁，號浚谷，甘肅平涼府人。嘉靖元年(1522)，舉于鄉。嘉靖五年(1526)，會試第一，選庶吉士。嘉靖六年(1527)，授刑部河南司主事。嘉靖九年(1530)七月，以上疏言事得罪，被逮入詔獄掠治，黜為民。嘉靖十八年(1539)五月，召為翰林院編修，兼司經局校書。嘉靖十九年(1540)，世宗有疾，時春與羅洪先、唐順之疏請太子來歲御殿，受百官正旦朝賀。觸怒世宗，復黜為民。嘉靖二十九年(1550)，京師被寇，以徐階薦，起兵部職方司主事。嘉靖三十年(1551)，任山東按察兵備僉事，統練民兵。次年轉山東按察司副使。嘉靖三十二年(1553)二月，擢僉都御史，巡撫山西。九月，蒙古騎兵入侵山西神池、利民諸堡，時春率馬步兵往御之，敗績而還，免山西巡撫，回籍聽調。居家而終[21]。

據劉景榮《趙時春年譜》記載，嘉靖九年(1530)六月二十五日、七月二日趙時春先后兩次上書，七月三日被逮系詔獄拷掠，七月十五日被黜為庶民[21]，則其在獄時間僅十余日。盡管《明史》載其以上疏言事觸怒世宗系獄，但就趙時春本人獄中詩作看來，他似乎認為自己更多的是遭到了政敵的打擊和陷害。他在受逮時所作的《受械時賦》詩中寫道：“豈甘搖尾辭羅網？猶意盛囊賜屬鏤。寄語悠悠行路客，腰金衣紫欲何湏?！盵22]在明志的同時，明白無誤地對那些“腰金衣紫”的“行路客”施以嘲諷。不僅如此，他還在《七月三日下錦衣獄》詩中直言“不辭落陷阱，搔首謾吟哦”[22]，可見他認為自己的下獄是落入了政敵布設的陷阱。盡管如此，趙時春在詔獄中仍能自我勉勵。他在《獄中對雨》詩中寫道：“好雨來何處，悲風欲暮棲。帶云同下上，落地自東西。景象窺天小，光華映日迷。吾心適有契，如晦更聞雞?！盵22]其中末句語出《詩經·鄭風·風雨》：“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盵23]常用以比喻惡劣環境中仍能保持不屈不撓的意志。趙時春以此來鼓勵自己，不要因為下獄而改變君子的氣節和操守。

(三)明代晚期

據劉宗周《聞詔獄惠君世揚之耗記事》載：“惠元孺先生，西(按，當為清)澗人。儻亮負奇氣?！按蠛橹坝陔y也，公亦坐贓削奪，與十五人同禍，而小人怒未洩，會六人稱爰書，刑書李養正等突入公，為六人發縱，于是奉旨復逮詔獄，拷訊誣伏，至是自鎮撫司發刑部，從重擬罪，尚緩須臾之死乎？未可知也?！盵26]又文震孟《孝思無窮疏》載，惠世揚下獄之后，“身被五毒，體無完膚”[27]。然惠世揚未有文集傳世，其獄中情形亦難稽考。唯在其轉刑部獄之后，獄友方震孺在其《方孩未先生集》中曾言及二人相濡以沫的情形。據方震孺《賣床嘆》詩序稱，二人在刑部獄中經?！靶剿當嘟^”，幸好囚室中有廢床一張，便一道“借賣度日，遂得十日飽?！盵28]不僅如此，惠世揚在獄中曾經兩次一氧化碳中毒，方震孺有《惠元孺先生為煤熏者再既絕復蘇志感》組詩八首，以戲謔語記其凄涼事。兩人在獄中相互扶持，聊以度日。方震孺寫有《足冷不眠者久矣元孺以湯婆見借感賦三首》組詩，可知獄中苦寒之時，惠世揚曾將“湯婆”借給方震孺暖足?！皽拧笔且环N盛熱水放在被中取暖用的扁圓形壺，用銅錫或陶瓷等制成，作用類似于我們現在所用的熱水袋?！稏|南紀聞》卷3載：“錫夫人者，俚謂之湯婆，鞲錫為器，貯湯其間，霜天雪夜，置之衾席，用以暖足，因目為湯婆?！盵29]而惠世揚在獄中逢遇生辰時，方震孺則為其作《惠元孺先生獄中初度三首》組詩以慶祝生日，可謂患難之交。

[1] 陳澔.禮記集說[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3.

[2] 張忠煒.“詔獄”辯名[J].史學月刊，2006(5)：117.

[3] 張廷玉.明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4.

[4] 馮從吾.關學編[M].北京:中華書局,1987.

[5] 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1959：3261.

[6] 王守仁.王陽明全集:第2冊[M].北京:紅旗出版社,1997：445.

[7] 宣朝慶.張載[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11：47.

[8] 張載.張子全書:卷14[M].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9] 明太宗實錄:卷130[M].臺北: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2604.

[10] (正德)武功縣志:卷3[M].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1] 李夢陽.空同集:卷9[M].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2] 韓邦奇.苑洛集[M].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3] 韓邦靖.韓五泉詩:卷3[M]∥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62冊.明嘉靖十六年趙伯一刻本.

[14] 馬理.南京禮部右侍郎涇野呂先生墓志銘[M]∥谿田文集.明萬歷十七年刻清乾隆十七年補修本.

[15] 呂柟.涇野先生別集[M].清道光二十三年三原李錫齡刻本.

[16] 汪灝.廣群芳譜:卷18[M].清康熙刻本.

[17] 沈德符.萬歷野獲編[M].北京:中華書局,1958：538.

[18] 黃宗羲.忠介楊斛山先生爵[M]∥明儒學案.北京:中華書局,1985：168.

[19] 楊爵.楊忠介集[M].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0]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31.

[21] 劉景榮.趙時春年譜[D].蘭州：蘭州大學，2010.

[22] 趙時春.趙浚谷詩集:卷1[M].明萬歷八年周刻本.

[23] 方玉潤.詩經原始[M].北京：中華書局,1986：220.

[24] 清澗縣志編纂委員會.清澗縣志[M].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2001：760.

[25] 談遷.北游錄[M].北京:中華書局,1960：337.

[26] 吳光.劉宗周全集第四冊[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144.

[27] 文震孟.孝思無窮疏[M]∥明經世文編:卷500.明崇禎平露堂刻本.

[28] 方震孺.方孩未先生集:卷8[M].清同治七年樹德堂刻本.

[29] 佚名.東南紀聞:卷3[M].清守山閣叢書本.

[責任編輯朱偉東]

StudyofLiteratisfromGuanlongintheImperialEdictPrisonintheMingDynasty

GAO Lu

(CollegeofChineseLiterature,LanzhouUniversity,Lanzhou730020,China)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intellectuals were caught and sent into the imperial edict prisons in Ming Dynasty, among whom intellectuals from Guanlong made up the largest number. Influenced by modesty and plainness, as well as the personal practice of Guan School, they often had dual identity: scholars and officials, they respected integrity as scholars and were brave enough for expostulation and dissuasion. Generally, the imprisoned literatis from Guanlong had two features: firstly, they were knowledgeable and resourceful, even some were important and influential people in Guan School; secondly, this situation was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middle of the Ming Dynasty, which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economic situation and social thoughts at that time. Study of this group of people is helpful for understanding the political attitud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intellectuals from Guanlong in Ming Dynasty.

Ming Dynasty; imperial edict prison; literatis from Guanlong

K248

A

1001-0300(2017)06-0056-07

2017-03-21

蘭州大學中央高?；究蒲袠I務費自由探索項目(15LZUJBWZY002)

高璐，女，陜西榆林人，蘭州大學文學院講師，文學博士，主要從事明代文學、文獻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