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強中日文化交流促進兩國關系穩定發展

文 黃巍 孟月明 （遼寧社會科學院）

中日關系是東北亞關系中極為重要的雙邊關系，是維護穩定東北亞局勢的重要因素。1972年，中日兩國實現邦交正?；院?，兩國政府間的文化關系開始建立并不斷得到加強。1979年12月，中日兩國簽署《中日文化交流協定》，確認開展兩國文化、教育、學術、體育等方面的交流，兩國間的文化交流與合作也由民間、半官方交流的模式轉向了官民并舉、相輔相成的格局。改革開放以來的40年間，中日兩國的文化交流對于推動兩國政治關系、經濟貿易、社會發展等，都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2018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訂40周年，在中日關系走到新的歷史節點的背景下，積極推動中日文化交流，引導兩國向著合作共贏、面向未來的兩國關系發展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和現實意義。

一、中日文化交流歷史悠久

中日兩國是一衣帶水的鄰邦，中日文化交流源遠流長。有文獻可考的兩國文化往來，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早在遠古時代，中日兩國的原始先民就有往來，在日本發現的舊石器文化與中國華北地區的舊石器文化有許多共同之處。從遠古到約3世紀前后，中國不斷有先進的工具、技術、思想等傳入日本，從兩千多年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來看，中日兩國這一時期的文化交流一直延續不斷。周一良先生在《中日文化關系史論》中曾經說過，“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最能體現出相互學習、相互影響的例子，是中國與只隔一衣帶水的鄰邦日本”。中日兩國的文化交往，至隋唐時代達到鼎盛，在隋代，日本共派出遣隋使5次，在唐代，從公元630年到公元834年的200余年中，日本共派出遣唐使18次，其中有16次到了中國。他們在中國主要學習儒學經典、文物典章制度、佛學、文學藝術、社會習俗等，回國后在奈良時代以“大化革新”為契機，推動了日本走向封建社會。近代以來，由于日本在1894年、1931年、1937年發動了三次大規模的侵華戰爭，中日關系進入歷史上的黑暗時期，文化交流亦受到嚴重影響。

在中日邦交正?；?，中日雙方已經進行了大量文化交流，被稱為“圍棋外交”“蘭花外交”“乒乓外交”和“芭蕾外交”，面對戰后起伏不定的中日關系，這些文化交流促進了兩國人民的相互理解。有了這樣的基礎，當雙方關系在政治上獲得改善時，兩國民間都較為樂于接受。1972年9月，中日雙方發表《中日聯合聲明》，標志著中日邦交正?；?，為中日之間的友好往來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此后，兩國之間的文化交流揭開了新的篇章，文化交流的渠道和方式也越來越多，逐漸從僅限于少數友好人士、外交人員、學界人士、留學人員的交流進入到國民交流的階段，兩國之間通過互相設立研究機構加強深層文化交流，對共同關注的政治、經濟、社會等問題加強深層次合作，交流范圍非常廣泛，內容涉及哲學、文學、史學、教育、書法、音樂、舞蹈、戲劇、建筑、工藝、園林、民俗、體育等領域。經過多年的交流互動，民間文化交流目前占據主體，約占中日文化交流總量的95%以上，日本已成為中國最重要的文化貿易伙伴之一。中日關系無論在哪個歷史時期，文化交流都是相互往來最重要形式之一，也是國民喜聞樂見且有著巨大吸引力和感染力的主要交流形式。文化交流使雙方民眾能有更多的機會了解、欣賞、理解、接受彼此，并樂于相互合作、共榮共利。因此文化交流在雙邊關系中起到很特殊的作用。

二、當前阻礙中日文化交流的主要因素

20世紀80年代后期，中日關系變得波瀾起伏，文化交流雖然受到影響，但仍繼續發展。但由于中國強勁崛起，中日力量對比發生逆轉，尤其是2010年中國的經濟總量一舉超過日本，中日結構性矛盾日益凸顯。2012年日本不顧中國的強烈反對，挑起釣魚島的“國有化”事件，嚴重沖擊中日關系正常發展。領土爭端問題、歷史問題成為近幾年中日關系始終不能真正回暖的核心要素，并由此引發中日兩國民眾之間的對立情緒不斷攀升，甚至出現“民粹主義”思潮。中日關系受到很大傷害，兩國交流受到很大影響?！懊翊庵髁x”作為一種社會思潮，強調極端平民群眾的價值和理想，竭力煽動民眾的造反精神，從而極易做出對社會有破壞力的行為。當前，日本社會正處于各種社會輿論沖突期，日本右翼勢力極力推行“民粹主義”信條，如鼓吹“大和民族優秀論”“皇國史觀”“廢除和平憲法”“打倒雅爾塔體制”等，以此煽動日本民眾。日本右翼勢力的輿論，意見堅定的人數約350萬，占日本1.27億總人口的近3%，盡管所占比例不多，但其人員多是政府要員、精英階層，往往更能左右日本的政治方向，特別是每當中日關系緊張時，他們極易對普通民眾產生巨大的煽動力。與此同時，中國民眾也有一些“民粹主義”的聲音，由于“民粹主義”往往利用輿論傳媒混淆是非，極易引起輿論斗爭，給民眾造成巨大心理影響，嚴重時甚至可能激發民眾憤怒，釀成社會沖突。

三、中日文化交流的未來展望

2015年，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出席中日友好交流大會時指出，中日友好的根基在民間，中日關系前途掌握在兩國人民手里。中國政府支持兩國民間交流，鼓勵兩國各界人士特別是年輕一代踴躍投身中日友好事業。文化交流作為民間交流的主要形式，已日益成為推動中日關系發展的重要軟因素和穩定劑。中日兩國應站在時代的高度，本著“增強互信、加強合作、相互借鑒，共同發展”的原則，以多種方式進一步推動各領域的中日文化交流。以往中日文化交流主要集中在文物、書法和傳統戲劇方面。近些年，拓寬到商業展演、音樂影視、動漫游戲等。開拓文化市場時，政府的服務與協調要考慮兩國間政策的異同，要以適應雙方共同發展的途徑，實行多方合作，并努力消除民族文化中心主義這一阻礙文化交流的主要障礙，盡力避免以自己民族為中心，用自身的文化特點、價值觀、習俗作為唯一的標準來衡量其他民族的觀念或意識。建立固定的機制，確保中日文化交流的穩定性和持續性。其一由中日官方和民間共同組成文化交流協調委員會，主要負責組織協調推動雙邊文化交流活動。其二是致力于打造媒體交流協調委員會，更好地發揮媒體在雙邊關系中的重要作用，不斷提升并有效發揮媒體在雙邊交流中的正能量。其三是組建中日青年交流協調委員會，創造更多條件，讓更多年輕人以各種形式參與到中日交流當中。

當前，信息時代的發展為促進中日兩國的文化交流提供了良好的平臺。2016年，“中日關系輿論調查”的數據顯示，66.9%的中國受訪者認為民間交流對改善兩國關系發展具有重要作用，在多種民間交流途徑中，“媒體間交流”位列第一，為50.3%。2017年，兩國受訪者認為增加兩國民間交流的重要性有所提升，中國受訪者為71.5%，比2016年的66.9%上升了4.6%；日本受訪者為63%，與2016年基本持平。在新媒體時代，中國網民在新媒體上發出的聲音已成為日本媒體觀察中國國民情緒的指標，對此，中國輿論媒體應加強對輿論導向的積極引導和調控。與此同時必須認識到，日本社會正在發生深刻變化，“二分法”已經很難概括日本民眾，在涉及領土爭端等國家利益問題上，對華友好派和反華派又表現出相同或相似的立場。在這種背景下，中國輿論媒體應對日本社會進行科學的輿情調查，不但重視研究日本“網絡右翼”的發展動態，更應跟進報道日本進步人士如“中歸聯”“日本遺孤”的輿論動態，并加強同這些進步人士的合作，讓這些感恩的日本人民成為中日文化交流的使者。

2018年，無論對中國還是對中日關系來說都是具有歷史意義的一年。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也是《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40周年。當前，東北亞局勢瞬息萬變，單邊主義和保守主義威脅全球多邊貿易體系和全球經濟增長。在此背景下，李克強總理于5月9日出席第七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并對日本進行正式訪問，中日關系出現改善勢頭。當前中日關系的回暖勢頭來之不易，是雙方共同努力、相向而行的成果。在這種背景下，加強兩國民間文化交流的意義就顯得更加突出。進一步開展民間文化交流，是促進中日友好事業的引擎與必要步驟。加強中日民間文化交流，對促進兩國的政治、經濟、科學文化，對中日兩國人民、亞洲乃至全世界的和平都有重大意義。（此文為遼寧社會科學院2018年度自選課題階段性成果，課題名稱《中日關系的歷史回顧與前景展望——以<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40周年為背景》，課題編號：lnsky18zx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