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還是漢學：內藤湖南的重現

鄭慶寰

題解

去年正值日本著名漢學家內藤湖南（1866—1934）誕辰150周年，也是《內藤湖南全集》（筑摩書房，1969—1976，以下簡稱《全集》）全部出齊40周年。頗具紀念意味之時，江蘇人民出版社的“海外中國研究系列”正好于2016年3月翻譯出版了美國學者傅佛果（JoshuaA.Fogel）的論著《內藤湖南：政治與漢學（1866—1934）》（以下簡稱《政治與漢學》），該書是作者在同題的博士論文基礎上寫成的（見中文版序言），作者完成這本書的時間是20世紀80年代。那么為什么直到現在這本論著才被譯成中文介紹到中國來呢？這還要從中國學界對內藤湖南———傅佛果論著《政治與漢學》的主人公的態度及對其學說接受過程說起。

有關中國學界對內藤湖南的相關研究論著情況可參見錢婉約所寫的《內藤湖南研究綜述（日、中、美）》一文，該文載于《國際漢學研究通訊》。從該文中，我們大體可知，最早研究內藤湖南的中國學者是周一良先生，其《日本內藤湖南先生在中國歷史上之貢獻》發表于1934年，也就是內藤去世不久，后來該文被選入《中國史通論———內藤湖南博士中國史學著作選譯》。由于內藤的一些研究及其《支那論》《新支那論》中的論調帶有殖民主義色彩，被認為是日本侵略中國的理論基礎，如楊棟梁先生等對內藤的“支那論”進行批判，認為其“從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觀點出發，不遺余力地鼓吹適者生存這一‘沒有理性的合理性，站在日本民族國家本位立場上，為日本的對華殖民擴張政策提供理論依據，則無所保留地彰顯出其帝國主義時代御用文人的冷酷和人類良知的缺失。從一個泰斗級‘漢學家墮為一個庸俗的‘國策學者，是內藤等戰前日本一些知識分子的悲哀”。（見《史學月刊》2014年第7期）確實，對內藤的許多觀點是需要進行嚴厲批判的，如其提出的“宋代近世說”有為其中國在辛亥革命之后正朝著共和政治前進，日本應有義務帶領這種趨勢的觀點做注腳的意味。內藤本人沒有跳出所在時代的局限，特別是其自身所產生的民族主義情緒，不自覺地引領他的某些觀點為軍國主義服務，這需要我們有清醒的認識。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對其相關的中國學術研究部分，也需要有全面的關注。對內藤湖南的研究真正開始有較大發展，是在其《全集》出版以后。傅佛果的論著《政治與漢學》也主要是在充分研讀十四卷本《全集》的基礎上完成的（可見《政治與漢學》一書譯者陶德民對這本書的評價）?？芍^，《全集》的出版推動了日本、中國，乃至全世界其他國家對內藤湖南研究的進程。

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以后，逐漸開始關注日本漢學界的研究動態和引介日本漢學家的論著及觀點，而中國學界真正關于內藤湖南的研究就是濫觴于此時。20世紀80年代中期，傅佛果在中國訪問，但當時對內藤的態度正如在其《政治與漢學》的中文版序言中所說的那樣：“內藤湖南的名字依然只是被當作批判導致戰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行為的中國觀時的一個方面而被提及?！笨梢?，中國學界對內藤的態度依然沒有大的改觀。但就在傅佛果得出上述結論前，《中國史研究動態》1981年的第二期上刊發了一篇名為《內藤湖南的中國史研究》文章，該文后被載入由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會編的《中日文化交流史論文集》。文章的作者是夏應元，即周一良先生的學生，專攻中日關系史。其繼承了老師周一良對內藤的研究，可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第一篇對內藤湖南進行全面研究的文章，對內藤的史學成就給予很大的肯定。筆者在與夏應元先生的交談中，了解到夏先生于1980年被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調到該所的中外關系史研究室，重點從事中日關系史的研究。當時歷史研究所從日本購入一部筑摩書房出版的《內藤湖南全集》，共十四卷，無人利用。夏先生就花了兩年的時間，從《全集》中，專門選讀內藤關于中國古代史的文章，進行研究。最后寫成了《內藤湖南的中國史研究》一文。鑒于當時正處在改革開放初期，夏先生對文中的觀點還感到不一定有把握。所以，這篇文章最初發表在歷史研究所主辦的內部刊物《中國史研究動態》上。翌年，北京成立了“中日文化交流研究會”，本文即被選入《中日文化交流史論文集》。國內學界在改革開放以后，對內藤及其史學觀點最先介紹和研究的實際上是專門從事中日關系史領域研究的專家。

在與夏先生的談話過程中，筆者還了解到，1994年夏先生應邀去日本京都，出席國際學術研討會時，遇到美國歷史學界研究內藤湖南的專家J.A.佛果爾（傅佛果），佛果爾將所著的《內藤湖南的政治學及中國學》日譯本（平凡社，1989）簽贈予夏先生。這在《政治與漢學》一書的中文版序言中也提道：“幾年之后，我（傅佛果）應夏應元教授的邀請參加了另外一次學術研討會。那時，我的書已經被翻譯成日文了，于是后來我也送給他（夏應元）一本復印本。在我們談論內藤湖南的短短幾分鐘內，他曾附帶說了這么一句話———‘當然，他（內藤湖南）是一位偉大的學者?！爆F筆者從內藤的中國史研究最為重要的兩方面，來說明他確實是一位影響了中國史研究范式的最為著名的漢學家之一。

內藤假說———“唐宋變革論”

在《概括的唐宋時代觀》一文中，內藤的“唐宋變革論”這一假說已經基本完備。他認為“唐和宋在文化的性質上有顯著差異：唐代是中世的結束，而宋代則是近世的開始，其間包含了唐末至五代一段過渡期”。內藤在《概括的唐宋時代觀》一文試圖說明中國從中世到近世的變化情形，并將這種變化主要歸結于政治、經濟和文化領域。關于其中之意，學界已經有過很多討論，但這里筆者想要強調的是我們所了解的只是內藤假說的大概內容，其假說的來源是什么，即內藤湖南究竟是如何從中國古代的歷史中得出如此結論的。這就要去閱讀有關內藤的中國史研究論著。關于內藤論著的漢譯本最為全面的書籍就是《中國史通論———內藤湖南博士中國史學著作選譯》（以下簡稱《中國史通論》），這本書是由夏應元從《全集》中選編并監譯的，并且由內藤的再傳弟子谷川道雄先生大力支持出版的。而且從當年的譯者中可看出，不乏業內學者，如夏應元、徐世虹、鄭顯文、徐建新、錢婉約等。特別是錢婉約還專門以內藤湖南為博士論文題目，出版了《內藤湖南研究》一書，可謂是中國內藤湖南研究最為全面的論著。endprint

《中國史通論》共分為兩冊，上冊包括《中國上古史》《中國中古的文化》《中國近世史》（《支那上古史》《支那中古文化》《支那近世史》）三部分，下冊包括《清朝史通論》和《清朝衰亡論》兩部分，共計五個部分。每部分的結尾處都有編者附言，其中《中國上古史》一文，據內藤先生的公子內藤乾吉回憶，此文為其父內藤湖南于1921年以后，于當時京都大學講述“東洋史概說”的一部分。原來是沒有講稿的，目前《中國上古史》一文是由聽講者數人的筆記加以補丁，后又經京都大學的聽講者小島馬博士校訂，并經過內藤乾吉編輯加工成的?！吨袊泄诺奈幕泛汀吨袊朗贰沸纬傻倪^程也大體如此?！肚宄吠ㄕ摗肥莾忍?915年于京都大學演講的速記稿，由內藤的女婿鴛淵一和內藤乾吉校訂，而《清朝衰亡論》也是內藤1911年于京都大學三次演講的速記稿。這五部分內容的發表時間雖然都晚于《概括的唐宋時代觀》（該文發表于1910年），但其內容極其豐富，可以看作《概括的唐宋時代觀》一文的全面闡述及延展，進一步細化了內藤本人對中國歷史時期的劃分，而不是僅僅局限于唐宋之際，并且是內藤中國史觀的集中體現。而在《政治與漢學》一書中，專門有一節是對內藤“唐宋變革”假說的討論。傅佛果將其概括為經濟、學術、文學、藝術和其他五方面，并認為內藤所說的文化范圍十分寬泛，“他（內藤）在著述中試圖將自己的‘近世時代劃分法應用于自己所定義的所有文化領域”。

作為內藤的再傳弟子谷川道雄先生在評價內藤時，指出“內藤湖南并沒有站在歐洲中心論的立場之上”來闡述中國的歷史，而是將中國歷史的發展視為“自然生成的世界史”，“中國歷史較少受其他文化圈的影響”。谷川道雄在具體談到“唐宋變革”論時，又指出內藤“主張應依據各個時代的性質來予以區分”中國歷史的發展階段，而非朝代，“從社會的內部狀況而非政治的表層來把握時代的本質”，“這就是內藤湖南的主張”。而關于“唐宋變革”假說和內藤本人史觀的梳理可參見張廣達先生的《內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說及其影響》。這篇長文對“唐宋變革”假說進行了系統性總結和辨析，特別是對日本學者對這種假說以及對內藤個人史觀的批判也進行了闡述和分析。

關于內藤個人的史觀，我們應在充分認識其背后政治因素及當時大的歷史背景的情況下，來探尋內藤氏對漢學的治學態度。這也應該是現在學者及將來的學者抱有的態度。若想對內藤的思想和學說批判性地接受和學習，《政治與漢學》與《中國史通論》這兩本書是很有裨益的。前者是對內藤個人思想和研究迄今為止最理想的評判性論著，后者則是為讀者提供了直面內藤思想及其學術研究的機會，并從中尋找內藤史學的精髓。20世紀80年代以后，國內學界開始對內藤及其學說有了初步的認識，或者可以說是有了重新的認識，這種認識在不斷的演進，直到21世紀的前10年。在這10年中有關內藤論著的翻譯和引進，以及對內藤本人的研究，都大為發展，而更為集中的是對內藤假說的研究和發展，尤甚唐宋史學界，已經到了泛濫的程度。臺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柳立言先生的雄文《何謂“唐宋變革”？》就指出“近年來，它（唐宋變革）跟許多歷史名詞一樣，逐漸由專稱變為泛稱，由明確變得模糊，后遺癥是把‘變革與‘轉變混為一談，也把原來只有200多年的‘唐宋變革期跟長達662年的‘唐宋時期混為一談?！倍鴮?0世紀中日學者關于“唐宋變革”研究總結得最為全面的是李華瑞的《20世紀中日“唐宋變革”觀研究述評》一文。李華瑞在該文的贅語中也提道：今后對唐宋社會變革歷史作用和意義的討論要注意“度”的問題。李華瑞近來又進一步提出：唐宋史研究應當翻過唐宋變革論這一頁了。

對內藤史學的研究，除了關注久負盛名的“唐宋變革”假說以外，還應關注一個重要的，對中國學界同樣影響深遠的觀點，那就是“君主獨裁政治”。

君主獨裁政治

傅佛果在談到內藤的“君主獨裁論”的時候，總結了四個特征：天子超越于臣子的無上地位、對君主權的不掣肘、高級官吏的重復設置和官僚的無責任心。但他同時又認為君主獨裁政治的出現只不過是中國人文化生活整體發生變化中的一部分。這也契合內藤所倡導的大文化范圍的討論，制度的變化只是其中之一。

內藤在《概括的唐宋時代觀》指出：“中世和近世的文化狀態，究竟有什么不同？從政治上來說，在于貴族政治的式微和君主獨裁的出現?！倍凇吨袊吠ㄕ摗贰敖朗返囊饬x”一節中，內藤具體論述了幾方面的內容：貴族政治的衰落和君主獨裁政治的興起、君主地位的變遷、君主權力的確立、人民地位的變化、官吏錄用法的變化、朋黨性質的變化、經濟上的變化、文化性質上的變化。這恰恰是對其早先提出的“君主獨裁政治”觀點的具體闡釋和完善，其中所舉的例證也與《概括的唐宋時代觀》一文相同。內藤在該節的結尾處論述道，“在唐宋之間，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都發生了變化。這就是中古與近世的差別。從這一點而言，中國的近世時期可以說自宋代開始。而為了簡要闡明近世的歷史，必須先自了解在它之前的過渡時期開始”?？梢?，“君主獨裁政治”成為“唐宋變革”假說成立的重要標志。

在內藤和宮崎市定之后，佐伯富繼承了他們的觀點，其在討論宋代集權官僚制度的成立時，主要通過集權官僚制度的建立、獨裁政治的出現、獨裁政治下的官制、選用官吏的制度、官僚的性格、黨爭、胥吏制度的成立等方面展開論述。這也說明了內藤史學對日本中國中古史及中國近世史研究的巨大影響，而且這種影響還波及大陸和臺灣學界。如臺灣學者劉靜貞就受到“君主獨裁政治”觀點的影響，其在論著《北宋前期皇帝和他們的權力》中就著重論述了北宋前期君主獨裁體制的確立過程，這也是對佐伯富論斷的贊同，即宋代這種獨裁體制的大致確立時間是在太祖、太宗之際，這種獨裁體制成為一種政體，與君主個人能力的大小無關。就在劉靜貞自己的論著出版前不久，由其所譯的日本學者寺地遵的著作《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出版。這部論著和劉著共同構成了對有宋一代君主政治的討論，在學界產生了重要影響。

綜上可知，內藤湖南及其學說對中國學界所產生的重大影響并非偶然，除了內藤史學自身的魅力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與知識的傳播和接受過程有關。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內學界開啟的對內藤湖南的研究及重新發掘，在理論和范式極度缺乏的年代猶如一股春風吹向學界。

余語

通過《政治與漢學》第六章的閱讀，我們可對內藤的政治觀有所了解，其在1907年到1934年之間，不斷在其論著中討論“變革”。這種討論和反思與內藤當時所處的現實環境是分不開的。對于內藤湖南，我們要一分為二地來評判，既要充分批判其政治觀點和史學觀點中的糟粕，也不要忽視其學術研究的價值。只有搞清楚了我們評判的出發點，才能真正認識內藤及其學說，內藤這個日本學者才能在中國學界重現。而關于內藤湖南其人，我在這里借用狩野直喜的評價作為總結：內藤是“四庫全書的化身”式的人，其不僅“專治史學”，而且“兼通經學、詞章、書畫鑒賞”，還“擅長書法”，可稱之為中了博學宏（鴻）詞科這個科舉考試中最難考的科目、宋元之際著名史學家王應麟似的人物。從這個評價中，我們可看出內藤真是個全才式的人物。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