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理與情理

梁曉聲

有次一位記者問我：“在法理與情理之間，你更看重法理還是情理？”我說：“涉法言法，涉情言情?！彼f：“法理情理糾纏不清呢？”我想了想，向他舉了三個例子：一、報載三名小學生，湊了十元錢——甲五元、乙三元、丙二元，合買了五張彩券。當他們分撕五張彩券時，僅出兩元錢的那孩子手中的三張彩券，有一張中了獎。

他喜呼：“哈，我中彩啦！”

于是跑回家去。于是家長也跟著興奮。獎品是一套組合音響、一臺冰箱、一臺洗衣機。

出了五元錢的孩子和出了三元錢的孩子，心中非常失落，回家與各自父母細說一遍，父母聽后，都覺與情理不通，于是相約了去到那個僅出兩元錢的孩子家，對其家長提出分配的要求。那家長不情愿。于是鬧到法庭上。

一審判決——誰中了彩，東西歸誰。不支持另外兩位家長的分配要求。他們不服，上訴。

二審判決——既然當時是湊錢合買，足以認定共同中彩。以法律的名義，支持分配要求，并強制執行分配。

三個孩子的關系，原本是很友好的。三家的關系也曾很親密。經兩次上法庭，孩子們反目了，大人們相惡了。

此一俗例，不可效也。法理固然權威，固然公正，但總該也給情理留存點兒現實空間吧？不就是獨自獲得一樣東西與三人各得一樣東西的區別嗎？不就是三千多元的事嗎？三千多元，真的比三個孩子之間的友好與三個家庭的親密關系重要得多嗎？

我認為此事之不通情理，體現在孩子丙的家長身上。主動一點兒，請了另兩個孩子的家長來，相互商量著分配，圖個共同的喜興，是多么好的事呢？從此孩子大人的關系，豈不更加相敬相親了嗎？“哈，我中彩啦！”此話差矣。三人合買的彩券，只不過由你撕的一張中彩了。那是“我們中彩啦”！“我”與“我們”，一字之差，情理頓喪。

究竟什么原因，在利益面前，使我們的孩子變得心中只有“我”，而全沒了“我們”的概念呢？

究竟什么原因，在利益面前，使我們的家長們，也變得和自私的孩子一個樣，全沒了半點兒情理原則了呢？

以法理的名義裁決違背情理的事情，證明著這樣的一種現象——人心中已快徹底喪失了情理原則。在這種情況下，法理再權威、再公正，人的法制觀念再強，人在現實中的生存質量卻顯然地下降著。

二、報載山東省招遠市九曲村黨支部書記，出面召集幾位村委委員擬定一紙協議，“裁決”他的親侄子、持槍殺人致死的兇犯賠償死者家屬二十萬元，死者家屬不得向司法機關起訴?！皡f議”由那村黨支部書記、鎮黨委委員、市人大常委親筆擬定，在幾位村委委員的軟硬兼施之下，強迫死者家屬接受……

此事件本身已毫無情理可言，非向法理呼吁，而難有正義的伸張。倘棄法理而收錢款，不足取也。人或可忍，法不能容。法本身和人一樣，亦有原則，不可破也。

三、美國有一部電影，片名我忘了，內容是：一名單身青年，與一對夫婦為鄰。那對夫婦有一男孩兒，青年愛那孩子如愛自己的孩子。他與他們的關系，當然也就親如一家。青年為那孩子買了一艘玩具艇，準備在孩子的生日相送。兩家之間的隔墻有一狗洞，那孩子常從狗洞鉆來鉆去。一天孩子又鉆過青年家這邊來，進到屋里，發現了玩具艇，便捧出放在游泳池玩，一失足落入池中，不幸淹死。而那青年當時正在鋤草，渾然不知。孩子死后，那青年和孩子的家長一樣痛不欲生……

而孩子的父母去向法院告了那青年。理由是——你既然發現過我的孩子從狗洞鉆來鉆去，為什么不砌了那洞？如果砌了那洞，我的孩子會死嗎？法院判定那青年有責任罪。

那青年也感到自己確有責任罪，不上訴。服判七年。并將自己的一份二十幾萬美元的人身保險，主動賠償給那失去孩子的父母，以表達自己的痛悔……

青年服刑后，那一對父母卻不感覺任何安慰。想想既痛失愛子，又使朋友成了犯人，傷心更甚。后來，他們主動退了那青年的賠償，并撤訴，使那青年重獲自由。他們認為，他們死了的愛子，一定希望他們能夠糾正前一種做法——如果有所謂天堂的話……此法理與情理糾纏不清之一例也。影片是根據真事改編的。法的條文再周全，也難以包括一切公正。法乎情乎，有時完全取決人心。所以，一句名言是——“普通的良知乃法律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