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語：情理與法律

謝暉

常以為，“法律不外乎情理”。如果這個判斷不差，則意味著情理是法律規定、進而法學研究必須關注的對象。然而，與此同時，人們也熟知“法不容情”這樣的說法，似乎法律一旦夾雜了情感，就淪為理性的對立面，就無以平等地對待人們的交往行為。這兩種明顯對立的觀念，都構成有關情理與法律的觀念形式，就其當代的影響而言，怕后者更甚于前者，因此，當法學探究與情理可能勾連更深的民間規范，并形成一定的研究規模和影響時，習慣并喜歡把情理和法律對立起來的一些法學家，質疑習慣研究的學術和社會意義，自在“情理”之中。這正如強調“情理”必須入法，即便沒有入法，法律也應尊重承載了“情理”的社會規范的那些法學家對空有規條，罔顧社會事實、忽略主體情感需要、遠離人們社會生活的法律之批評一樣：“縱然生的好皮囊，腹內原來草莽”。

學術研究的魅力之一，就在于針對同樣的事物，人們保有完全不同的觀念，并且都能對其觀念予以學理論證。所謂“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之所以勾人心魂，特別對知識人而言常奉為信條，原因就在于此。因此，在“情理與法律”的關系問題上，究竟保有何種主張，這盡管取決于不同法學家的前見與好惡，但不同法學家對其各自主張的理由做出必要的交待，乃是其基本義務，此種義務，即對主張的論證義務。否則，一種主張就是口號，而不是學術?？谔栕匀荒芄奈枞诵?，喚起人們的激情，但畢竟不如學術那樣來的嚴謹認真，令人心悅誠服。因此，一個人主張法律反對情理，或者法律不外情理，就必須對其主張做出學理說明。

我向來是法律不外情理的主張者。這種主張強調：其一，情理是法律制定的事實根據和社會基礎。情理是法律和其他社會規則的內容，法律和其他社會規則是表達和記載情理的形式。其二，不記載和表達情理的法律是空洞的，沒有法律形式制約的情理是狂悖的。不能為人們的日常交往行為提供合乎情理地交往的法律規范，不但悖乎情理，而且自身缺乏合法性。這表明，以形式理性承載和規范情理，不僅關乎法律能否實行的功利需要，而且涉及法律能否被接受的合法性需要。這也意味著在另一方面，缺乏法律規范或其他社會規范約束的情理，是非普遍的。因此，其三，當法律一旦失卻情理內容，不能為人們所接受，從而缺乏合法性時，立法救濟的基本手段是檢討法律，返回情理，重塑合法性;司法救濟的基本手段，是開放法律，吸納情理，縫補合法性。當情理缺乏形式理性的表現機制時，立法（規）者與司法（糾紛處理）者或通過一般立法，或通過個案裁判，把情理安頓在形式理性框架中。

自以上論述不難窺見，情理的形式表達，既可以通過地方與社團性的民間規范，也可以通過契約或命令性的國家法律。兩者的區別，在于前者對情理的表達更靈活，與情理的距離更近，所表達的情理之內容更具有地方或社團（專業）性，從而也具有個別性。與之相對，后者對情理的表達更嚴謹，與情理的距離則相對較遠，所表達的情理內容更具有國家性和一般性。在這里自然也引出了情理的層次性話題。

在一個主權國家內部，民間規范、地方規范、國家法律等因為規范調整范圍、效力之區分，其層次自然也有區別。規范的調整范圍越大、效力程度越高，其所表達的情理的一般性越強，個別性越弱。反之，規范的調整范圍越小，效力程度越低，則其所表達的情理的個別性越強，一般性越弱。站在此一視角，則可進一步得出情理的個別性與一般性這樣的話題。所謂“法律不外乎情理”的結論，所強調的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將心比，都一理”的一般情理、普遍情理和公共情理;而所謂“法不容情”的情理，則強調的是個別情理、特殊情理和私人情理。但這并不意味這兩種情理的涇渭分明、水火不容，反之，一般的、普遍的和公共的情理，乃是個別的、特殊的和私人情理的通約。凡是在法律形式上予以肯定、導正或放任的行為，都承載的是一般、普遍和公共情理;凡是在法律形式上予以否定、導負或禁止的行為，都承載的是無法通約的個別、特殊和私人情理。

這一結論意味著，所謂法律，既是人們情理的承載——無論是肯定的記載還是否定的記載，還是人們情理進行選擇、厘清情理是非的判準。法律不外乎情理，既指對一般、普遍和公共情理的肯定或放任記載，也指對一些不可普遍化的個別、特殊和私人情理的否定記載。本期刊出的2篇論文，分別是陳文華的《我國鄉村民事司法的規則困境及其突破路徑》和田煬秋的《法治話語下的情法矛盾及現實面相——以電影〈我不是潘金蓮〉為分析樣本》，兩文盡管并非專研這一主題，但也較好地印證著這一主題。

[責任編輯：吳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