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經濟條件對于教育的同構化作用

韋成遠

摘要：市場經濟條件推動了現代教育的普及。在此之后，它就開始了對于教育的同構化作用。在這一同構化作用下，教育領域在獲得了與市場相近的結構的同時也發展出了若干適應于這一結構的具體制度，并繼承了它所固有的一系列缺陷。如何應對這一現象，是進行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所不應回避的一個問題。

關鍵詞：教育；市場經濟；同構化作用

一切社會現象都是特定歷史時期的產物。教育制度作為特定生產力條件的衍生物同樣有著鮮明的歷史印記。而當代的教育制度，實際上就誕生于市場經濟條件之下，并無可避免地受著它的同構化影響[1]。

一、市場經濟條件對教育普及的催化作用

教育是一項發展人的活動。它有效地提升勞動者的勞動力復雜度，使之可以適應日益復雜的生產任務。正因如此，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隨著生產活動的不斷復雜化，居于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迫切地需要建立一套能有效提高勞動力復雜度的機制。這樣的需要授予了教育以普及的必然性。資產階級對于大眾教育的需要是一種基于現實的需要。這樣的需要要求工業資本必須求助于獨立于自身的教育機構，而不能自行完成對勞動者進行全部訓練的任務-因為這意味著資本周轉時間的延長，因而也就意味著利潤率的降低。而無產者之所以有可能愿意接受教育，則是因為它帶來了勞動力價格的提高。這又給了教育以普及的可能性。勞動力價格取決于勞動力價值，而勞動力的價值由勞動者自身消耗的生活資料費用、勞動者繁衍后代所必需的費用以及教育費用三部分組成。因而教育投入的提高總能在日后平均地給受教育者帶來相應的回報。根據上述說法，特定復雜程度的勞動力價格似乎應當等于三項費用機械相加后的總額，但在現實中我們看到的卻是隨著勞動者受教育程度的不斷提高接收教育的回報與成本之間的差額也在不斷擴大。這似乎是件難以理解的事：很多時候，勞動者在接受高等教育后其勞動力價格增額在其到達平均退休年齡前的累加額不但要超過取得學士學位所需的生活與學習費用，還要超過這兩者與四年的簡單勞動力價格之和。然而，這一現象卻并非不能解釋：勞動力價格所反映的教育費用，是全社會平均的教育費用；而勞動者自己在接受教育的過程中所付出的，則是個別的教育費用。由于包括智力在內的各方面因素的影響，勞動者在接受教育的過程中支付的費用是各不相同的。在這一過程中，勞動力價值出現了由高付出者向低付出者的積聚：他們所耗費的各項成本共同構成了勞動力的全部價值，但最終占有這些價值的卻只能是其中的一部分人。通過接受高等教育者勞動力價格的提升額不僅來源于他們自己的學業，也來源于那些未接受高等教育者（那些即使一定要接受高等教育其付出也必然大于其回報者）將自己的勞動力復雜化到同種程度所必然消耗的價值。而可以被觀察到的實施卻僅僅是接受更多教育者可以得到更多回報，那些不適合接受進一步教育因而也就沒有進一步接受教育者的低收入則被簡單地歸結于沒有對自身進行對其而言那種成本高與回報的發展?！爸R改變命運”的神話也就由此產生。這一神話對于無產階級后備軍無疑是一種巨大的激勵。故而，現代教育的普及之所以其必然性與可能性，是因為它適應了市場經濟條件的需要與規則，并因此在誕生之初就被打上了抹不去的市場胎記。

二、市場經濟條件對教育的同構化過程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教育制度作為上層建筑的一部分必然會適應于前者所對應的那種生產關系。這也就是市場經濟條件對于教育的同構化作用。在市場經濟條件對教育的同構化進程中，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被延伸為教育的無政府狀態，而正如前者與異化勞動緊密相連一般，后者也造成了教育的異化。由于教育機構相對于工業資本的獨立性，企業常常需要在市場上尋求縣城的“半成品”勞動力。對于企業而言，如果能直接得到類型正好如其所需的高復雜度勞動力，那自然再好不過了。但是，出于維護自身利益的目的，他們不能直接接收來自大學和職高的勞動力，而必須求助于勞動力市場，用市場的準則去衡量這些勞動力的復雜程度。于是這些學校也只能把自己的畢業生先投放到勞動力市場上，再以其銷售狀況作為自己的業績。而因為各高校所產生的勞動力在市場上所占份額的絕對排他性，任何擴大本校畢業生就業率和畢業后收入的需要都會迅速排擠掉試圖對市場銅臭又說不的清高，現存的各個高校也就不得不把維持和增加本校畢業生在勞動力市場上所占的份額作為自己的首要目的以求生存。而高校群體，也就不可避免的分裂為相互獨立的利益主體和利益集團，并由此展開類似于市場競爭的無序對抗。就這樣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就被成功的傳導給了整個教育體系中的最上層，在這些院校中，營建起了一個類似于市場的結構。而既然高等學校已經完成了向市場做出的同構化轉變，它們在面對下一級學校時，也將不得不提出像企業在面對他們時所提出的那樣的要求。于是市場的同構化作用也就至上而下地成功貫穿到整個教育體系，把一切同一級別的教育機構都變成彼此對立的利益主體。在這一過程中，正如在商品市場上發生的那樣，置身其中的各利益主體間的競爭將不斷趨于激烈化，而他們也就不得不通過完成對教育的異化來增大自己在競爭中取勝的可能。此刻，教育的每一個細節都勢必不斷偏離發展的初衷，不斷滑向與同級機構進行市場是對抗的需要。而“學習”一詞也開始偏離它本來的含義，成為取得高分的同義語。而教育的異化程度越是增大，其對抗性質也就越是要取代其發展性質，成為教育的主要方面。正如前文所述，高等院校不得不以擴大本校畢業生的就業率與就業收入，而不是對人的發展本身作為自己的首要目的。在這一情形下，向特定崗位專門供應高復雜勞動力的城市，也就變成一種收效甚微的冒險：這將降低該種勞動力在其他領域的競爭力。于是大學本科設置的專業往往同時相關于若干職業，而很少會將勞動力加工為特異性地適用于某一職業的類型。在教育的異化向下傳導的過程中，各級教育機構也是同樣的把“將學生送入更高一級的教育機構”作為自己的首要目的。因而，出于讓學生更多地適應于不同專業并以此增大進入更有聲望的大學的可能的需要，高級中學也同樣無法向高等院校供應特異性地專適于某一專業的生源，而更傾向于在“三+X”或“3+3”的框架內對其認知水平進行一般性的提升。在類似的條件下，初級中學則把自己教授的知識平攤于更大的學科范圍內的同時限制在更小的學科數目中。因而，勞動者有時在接受教育時會學到一些與其日后工作并無太大關聯的內容——這樣的脫節實際上也正是教育異化的一項表現。endprint

三、市場經濟條件對教育的同構化作用的若干具體制度表現

在當代的教育制度中，市場經濟條件對教育的同構化作用有著若干具體制度表現。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文憑制成了當代教育制度中最無法抹消的組成部分之一。正如企業會在商品上印上自己的商標以方便其銷售，較高級別的教育機構也同樣有必要向自已生產的復雜勞動力授予一定的憑證。這種憑證，作為勞動力得到發展的證明，使得購買勞動力的企業一方面可以在正式購買與投入使用前根據其畢業學校的聲望得出一個對其復雜程度的預估值，另一方面也可以根據勞動力在實際投入使用后的狀況對其畢業學校的辦學能力做出更準確的評估。這也就意味著在受教育者傾向于將取得文憑作為自己接受教育的目的的同時，教育機構也不得不將勞動力的實際復雜程度作為其授予文憑的標準。因而，這種制度成為了市場經濟條件下高級別的教育機構履行其發展職能、向市場供應具有一定復雜程度的勞動力的一項保障。

中高考則是在相對低級別的教育中對于文憑制的取代。出于節約評估成本、增強評估結果客觀性的考慮，一定區域內乃至全國范圍內的進行的具有統一考核標準的招生考試成為了一種必要。而在各中學在對起教學內容去特異化后，學習內容的一致方便了更高一級的教育機構對所要招收的生源的勞動力復雜程度進行統一的考察。因而，不論是中考還是高考，雖不是同構化的根本原因，卻同樣地是這一同構化現象的結果與集中表現。并且，由于它為各級教育機構提供了一個同勞動力復雜程度不存在絕對聯系的參考指標，它又反過來加深了教育的異化，令教育機構更傾向于接受唯分數是用的思維。但市場化對于低成本的需求又使得統一招生考試仍然保持著高度重要的地位。

而九年義務教育制度則和禁止使用童工的法律一起構成了對整套勞動力再生產機制的制度保障。在絕對的無政府狀態下，對無產階級后備軍而言接受教育的吸引力終歸是有限的。正因為教育在勞動力價值形成過程中的積聚效應，資質相對有限者要完成學業所能帶來的收益常常還比不上作為簡單勞動力直接投入市場所能得到的報酬，因此他們也就容易出于現實的考慮而放棄學業。這種現象無疑會阻礙全社會勞動力復雜化程度進一步提高的可能。義務教育制度的推行則解決了這個問題。一方面，將接受教育規定為一種義務的做法，使得學齡兒童無法從事除接受教育以外的活動；另一方面，即使是最簡單的勞動力，平均教育費用也得到了提高，為此資本家不得不支付足以支持其雇員接受教育至少九年的額外費用，而這也就使得勞動者對這種教育制度本身的承認成為了可能。因此正是義務教育使得教育體系得以抵抗勞動力價值積聚的銹蝕。

四、市場經濟條件對教育的同構化作用對勞動力發展的阻礙

可以這么說，“資本主義的教育制度對普通勞動者發展所起到的正面作用，比過去一切世代的教育制度起到的正面作用還要多、還要大”?？墒窃谕瓿闪讼蚴袌鲞M行同構化轉變的教育非唯要將市場的結構本身，也要將他的一切缺陷一同拷貝過來。這也就導致了市場經濟條件對教育的同構化作用對于勞動者進一步發展所起到的阻礙作用，一如前文所述，這種同構化作用勢必會造成教育的異化。這也就意味著，每當“發展人”的需要與教育機構自身的利益發生沖突，被消滅的常常會是前者。而在前文所說的教育與生產的脫節以及唯分數是用的思維之外，社會資源在教育領域內的配置的低效性還有許多其他的表現。

首先，出于最大化自身利益的需要，各學校所使用的包括資金、人員、技術資料在內的各項資源無法真正實現普遍的完全共享，在同一級的教育機構中，常常存在著重復建設的現象。例如，一些見長于理工的高等學校出于自身的利益考量而投入了大量資源建設了如同尾巴一般無足輕重的文科院系，但同樣的資源如果用來支持專長于文科的院校擴大自身規模本有可能起到更好的效果。

同時，大量的教育資源被耗費在和同級別的教育機構的對抗上，而不能真正用于提升勞動者的素質（這也就是通常說的“應試教育”與“素質教育”之辯）。如同各色教輔、習題、課外班對于時間和金錢的顯性對抗性消耗已是有目共睹，他在那些通常不為人所深思的細節中，也常常包含著種種隱性的消耗。河北某重點高中便是這方面的典例：在給學生施以寫信的課業壓力的同時，它還致力于制造出一種“高考就是一切”的文化，對一切與機械化的管理體制不相容的意識予以最為苛暴的打擊，而長遠地看這對學生的認知能力是一種畸形的磨損。

此外，教育的市場化在事實上維持和擴大了社會不平等。包括經濟、人脈等因素在內的社會地位優勢，在教育的不同階段都能不斷的轉化為機會上的優勢。通過運用這些優勢，出身富裕者不僅擁有更多物質和精神上的支持，也可以通過聘請家教、進入私立學?；蚴恰白吆箝T”等形式獲取更多教育資源，因而比寒門子弟有更大可能成為勞動力價值積聚中的受惠方。而與此同時，各類教育機構也更多地富集于經濟發達地區，這也就意味著對于落后地區學生的不平等。

五、結語

這些市場經濟對教育的同構化作用所造成的負面影響無疑阻礙了勞動力進一步發展的可能。如何在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經濟建設中的優勢的同時減輕市場經濟條件對教育的同構化作用給勞動力發展造成的阻礙無疑是在進行具有中國特色對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過程中所不能無視的一個問題。

參考文獻

[1] 張紹奎.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基礎教育應發揮更大作用[J].遼寧教育學院學報，1994，（03）：57-59.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