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說的“話”更耐人尋味

楊付勤

我們知道，文藝作為掌握世界的一種特殊方式，它的根本特點就是以具體，生動的藝術形象反映生活并影響人們的思想感情。因而在文藝創作中，作者的思想見解不像寫理論文章或做報告那樣赤裸裸地直接說出，而應當滲透在藝術形象的具體描繪之中，通過作品的情節和場面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來，使人們在閱讀和觀賞的過程中，不知不覺地受到感染和教育。否則，靠作者把嘴巴插進作品里（或借人物的嘴巴）用概念說出來的“思想”，只能是外加的、硬貼上去的東西，是沒有藝術力量的枯燥無味的抽象說教。法國作家福樓拜頗有風趣地說，“藝術家在他的作品中，應當像上帝在造物中一樣，銷聲匿跡而又萬能。到處感覺到他，就是看不見他?！?/p>

古今中外的文學巨匠們都是善于使用這種“隱身術”的。

《儒林外史》第四回中對范進的一段描寫就是大家所熟悉的一個例子。范進本來是個窮秀才，中了舉人后，身價百倍，正準備進京會試，忽然他母親死了，只得守喪在家。過了“七七”，他的朋友張靜齋陪他去高要縣找湯知縣籌措安葬費。湯知縣隨即設宴款待他們：

“……知縣安了席座下，用的都是銀鑲杯箸。范進退前縮后地不舉杯箸，知縣不解其故。靜齋笑道：‘世先生因遵制，想是不用這個杯箸。知縣忙叫換去。換了一個瓷杯，一雙象牙箸來，范進又不肯舉動。靜齋道：‘這個箸也不用。隨即換了一雙白顏色竹子的來，方才罷了。知縣疑惑：‘他居喪如此盡禮，倘或不用葷酒，卻是不曾備辦。落后看是他在燕窩碗里揀了一個大蝦圓子送在嘴里，方才放心?！?/p>

在這一段描寫里，作者對范進這個人物沒有直接出面加以評論，而是讓人物以自己的行動來“亮相”，這就把這個封建文人的虛偽面孔活靈活現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給以無情的諷刺和鞭撻。意在于“貶”而又不加“貶詞”，這正是吳敬梓運用諷刺藝術的高明之處。魯迅非常贊賞這一段描寫，說它“無一貶詞，而情偽畢露，誠微詞之妙選，亦狙擊之辣手矣?！?/p>

其實，魯迅本人就是這樣一位高明的藝術大師。他對趙太爺，七大人，魯四老爺、四銘等“上流社會”人物的揭露和諷刺，何嘗沒有這種“無一貶詞，而情偽畢露”的藝術功力呢！不僅如此，對于閏土、祥林嫂、華老栓夫婦等“下層社會”的勞動人民，魯迅雖然深深地同情他們在肉體上和精神上遭受的痛苦，并深刻了解其不幸的根源，但也從未在作品中公開出面表明自己的見解和態度，而是使它深深地滲入這些人物的性格和命運的具體描述之中。而讀者也正是從這種冷靜而客觀的描寫中深深感受到作者“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心情。

作者把自己的見解“隱蔽”起來，是否會削弱作品的思想力量呢？當然不會。契訶夫曾說；“在短小的短篇小說里，最好不要說透，只要敘述就行?！庇终f：“我寫作的時候，充分信賴讀者，認為小說里沒有寫出來的主觀成分讀者自己會加進去?！?/p>

如海明威的《永別了，武器》中的結尾，妻子難產而死，主人公沒有太多的情緒表達，只有簡單的對話，但那種痛徹肺腑、心如死灰的感受被刻畫得入木三分：

她多次失血，而醫生沒辦法止住。我進來跟凱瑟琳待在一起，她一直昏迷不醒，沒過多久就死了。

我到大廳里問醫生：“今晚我還可以做點什么？”

“沒什么要做的。我可以送你回旅館嗎？”

“不用，謝謝，我想在這兒待一會兒?！?/p>

“我知道什么也不能說了，我不能對你說——”

“別說了?！蔽艺f：“沒什么可說了?！?/p>

“晚安，”他說?！拔也豢梢运湍闳ヂ灭^嗎？”

“是的，謝謝?！?/p>

“有一件事?！彼f：“手術——”

“我不想談論這個?！蔽艺f。

“我想送你去旅館?！?/p>

“不用，謝謝?！?/p>

他沿著大廳走了，我回到了病房。

“你現在不能進來?！币晃蛔o士說。

“我可以進來?！蔽艺f。

“你現在還不能進來?！?/p>

“你出去?！蔽艺f：“還有另一個?！?/p>

但是當我把她們趕出去，關上門，閉上燈，還是感覺不好，我像是在向一尊塑像道別。我只待了一會兒，就離開房間，走出醫院。冒雨回到了旅館。

作者運用白描的手法，不過多使用帶有感情色彩的詞匯，只用簡短的對話句式，卻非常透徹地傳達出了主人公在妻子死去后，由于受到巨大打擊而類似元神出竅的那種手足無措。這種手法比起過多地從動作、語言、神態來描寫一個人因遭受痛苦而歇斯底里要高明得多。

實踐證明，藝術作品的思想內容含蓄一些，反而更耐人尋味，更能調動讀者的想象和思考，使他們在閱讀和欣賞作品的過程中，配合作家進行再創造，這樣，往往會進一步補充、深化和豐富作者的認識，從而使作品的主題思想得到更充分的揭示并產生更為深刻有力的影響。

當然，我們說作者的見解愈隱蔽愈好，并不是說作者在藝術創作中不要有主觀的見解，提倡“創作無意識論”。事實上，不帶任何主觀見解，像鏡子那樣消極死板地反映現實是不可能的。問題在于這種見解是否來自作者本人的實踐。

如果確實是作者在深刻地觀察、體驗、分析、研究現實中得來的“親知”，是連同活生生的形象一起從生活中擷取來的，那就必然能夠溶化在作者所描繪的生活畫面之中而成為作品的活的靈魂，成為一種有血有肉的思想。就像吳敬梓、魯迅、契訶夫等現實主義大師們所做的那樣。反之，作者的思想見解如果只是從書本上得來的某些社會科學的一般性結論，或者是自己還沒有實際體驗，沒有消化好的政策條文，那就無法用形象去體現，只好借助概念來直說，人物因此也就變成了抽象觀念的傳聲筒，作品也便失去藝術本身所固有的特征。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