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因素共振世界經濟提速

編者按：當今世界，隨著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文化多樣化、社會信息化深入發展，全球市場融合程度持續加深，只有把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統籌起來，使國內經濟社會發展順應世界發展大勢，才能實現最佳政策設計和最優發展路徑，才能在浩浩蕩蕩的時代潮流中搶占先機、把握主動，進而實現最優發展結果。2017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結束后，全國各地及各行各業緊鑼密鼓根據會議精神部署2018年的各項經濟工作，為了讓各地各行業各有關部門及時掌握相關國際經濟重要態勢和權威分析研究，本刊特邀著名經濟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 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原所長、博士生導師谷源洋撰寫研究報告，以饗讀者。

2017年世界經濟趨于活躍、改善、穩定、提速，愈益增多的國家經濟表現強于預期，各國際經濟金融機構對全年世界經濟增長的預測值不同，但共同點是世界經濟增速高于上年。摩根士丹利預測2017年世界經濟增長率將從2016年的3.1%反彈至3.6%，并再次回到全球長期平均增長線3.5%以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則將2017年世界經濟增長率從先前預期的3.4%上調到3.5%，又從3.5%上調至3.6%。這是近幾年來，IMF首次上調世界經濟增長預期，盡管調升幅度只有0.2個百分點，但意義重大，提振了全球市場信心。世界經濟提速不單純是全球寬松貨幣政策的驅動，而是多重因素共震的結果，包括國際貿易恢復性增長；反映干貨運輸行情的BDI指數強勢攀升，海運業持續回暖；國際投資反彈；全球工業生產增加、制造業和服務業采購經理人指數強勁；經濟復蘇范圍擴大等多種因素，但不穩定、不確定及地緣政治因素依然不同程度的威脅著世界經濟增長。然而，世界經濟利好因素大于利空因素，穩定因素多于不穩定因素，全球發生了不可忽視的重要變化，涌現出值得關注的經濟現象。

發達經濟體同步、平穩增長，新興市場經濟再度躍升

特朗普總統執政以來，大體兌現了競選時期提出的國內外經濟政策，但進展并不順暢，有的被國會和聯邦法院否決，有的推遲出臺并被打了折扣，其成效性低于市場預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2017年美國經濟增長率為2.2%，美聯儲則預測2017年美國經濟增長率將達2.4～2.5%，兩者預測值均低于特朗普競選前后宣稱的年均3～4%增長目標；歐元區經濟形勢超出許多人預料，區內經濟復蘇國家愈益增多，受工業和服務業信心增強，家庭消費指數攀升，投資增加，出口恢復生機等多種因素驅動，經濟景氣指數創10年新高，經濟增長率從2016年1.7%增至2017年1.9%，歐洲央行甚至預測2017年歐元區經濟增長率為2.2%，甚至更高，創下5年來近600萬個就業崗位；日本經濟連續多個季度緩慢復蘇。IMF與OECD發布的報告指出2017年度日本經濟增長率在1.5～1.6%區間，低于日本央行的預期。與其各自經濟表現相比，歐元區經濟強勁擴張，美國經濟穩健復蘇，日本經濟波動低速，但年內歐元區和日本同美國經濟“增長差距”縮小。

值得關注的經濟現象是發達經濟體經濟普遍向好，失業率不斷下降，但通脹卻依然低迷。美國失業率降至4.0%或更低，就業市場沒有多大再可下降的空間。然而，美國勞動參與率僅略超出62%，意味著放棄尋找工作機會的人數增多。如果美國不提高勞動參與率，勞動力供給將成為經濟增長的障礙；歐元區的失業率降到8.9%，創下2009年3月以來的最低水平；日本的失業率則僅為2.8%，安倍政府早在幾年前就已開始動員婦女走出家庭，以緩解勞動力供給不足壓力，但其效果并不明顯。然而，在經濟形勢改善和失業率趨降的同時，多數發達經濟體卻紛紛下調通脹預期，通脹率沒有達到2%的既定目標。美聯儲將2017年通脹率從3月預期的1.9%下調到1.6%；歐洲央行將2017年歐元區通脹率從1.7%降至1.5%；日本央行推行的量化與質化的貨幣寬松政策以及負利率未能使通脹率上升到2%的水平，被迫多次向后推延通脹率達標的時間。日本央行已將2017財年通脹預期從1.4%下調至0.8%，2018財年通脹預期從1.7%下調到1.5%。日本央行承認不管是物價還是經濟活動都面臨下行風險。

發達國家央行為走出金融危機導致的經濟衰退，先后出臺量化寬松的非常規貨幣政策，用以“對抗通縮，制造通脹”。從發展實踐看，發達國家的“通縮壓力”減緩，甚至有人認為“通縮已被通脹替代”，但多數發達國家尚未實現“制造通脹刺激經濟增長”的宿愿。主要原因有：量化寬松貨幣政策釋放出的流動性，未能服務于實體經濟，經濟“脫實向虛”傾向嚴重。發達經濟體的經濟雖略有起色，但不顯過熱，不支持通脹率上揚；發達經濟體遠未實現經濟的“包容性增長”，伴隨經濟不同程度恢復和增長，居民收入則增長乏力，甚至有的國家居民收入在減少，收入和消費沒能顯著改善，抑制通脹上行?？傮w看，2017年發達經濟體的整體經濟狀況好于2016年，經濟增長率從上年的1.6%回升至2%或以上。

更為重要的亮點是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經濟體，保持了穩中有進、穩中向好的發展態勢，經濟增速高于預期目標，顯示出經濟韌性強、潛力大、活力旺。在中國經濟帶動和各國內需增長刺激下，今明兩年亞洲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幅都將超出5%或接近6%；非洲經濟增長面臨不少風險，但正在加快回升。世界銀行發布的報告《非洲脈搏》指出2016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經濟遭受了20多年來的最大幅度下滑，2017年有望實現2.6%的增長；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在連續兩年經濟萎縮之后，預計2017年將取得1.5%左右的小幅增長。新興市場國家作為一個整體，抑制住了“增長下行恐慌”，2017年經濟增速為4.6%或5%，遠高于發達經濟體，一度被拉大的“南北經濟增長差距”再次趨于縮小。新興市場國家的潛在增長率將繼續高于發達國家，消費者滲透力將不斷增強而且越來越富裕，消費需求逐漸轉向高端產品和服務，加大刺激經濟增長力度。

全球貨幣政策出現收緊動向，但未形成貨幣緊縮趨勢

過去幾年，美元經歷了從“弱美元”走向“強美元”，又從“強美元”轉向疲軟。伴隨非常規寬松貨幣政策作用的顯現及資產泡沫風險的積累，非常規貨幣政策必然要回歸正?；?。與前兩年相比，2017年，美聯儲不僅加快升息頻率，并公開了縮減資產負債表計劃，宣布10月開始“縮表”。美聯儲“縮表”的同時，仍維持年內三次加息“點陣圖”不變。加息與“縮表”并舉加速了貨幣政策正?；牟椒?，使危機時期實施的貨幣政策逐漸走向終結；繼美聯儲之后，加拿大央行己連續兩次加息，將基準利率上調至1%。英國央行將基準利率從0.25%提升到0.5%，仍維持國債購買規模于4350億英鎊不變，維持企業債券購買規模100億英鎊不變。然而，歐日等國央行并沒有跟隨美聯儲改變數量寬松貨幣政策，考慮到寬松貨幣政策已快走到盡頭，及其寬松刺激作用日漸式微，只是初步削減了資產購買規模，沒有像美聯儲那樣制定出丟掉QE拐棍的具體時間表，更沒有表現出要啟動加息周期和“縮表”周期的意愿，依然繼續維持現有負利率和寬松貨幣政策。一些發達經濟體央行曾聲稱準備調整和改變現行寬松貨幣政策，然而，除加拿大央行和英國央行有所行動外，其他央行只是在為退出量化寬松做“熱身準備”，當下依然堅守寬松貨幣政策。市場預期歐洲央行將于2018年前后，開始有計劃、有步驟的連續削減資產購買計劃。與其他主要經濟體相比，日本經濟和通脹狀況遠不及歐元區和美國，日本央行更加難以收緊銀根，仍將依賴于大規模經濟刺激。endprint

總體看，美聯儲等央行正從寬松貨幣政策緩慢、有序地轉向緊縮貨幣政策，但寬松貨幣政策的退出之路并不平坦，年內全球貨幣寬松與低利率環境沒有發生根本改變，沒有出現全球再通脹及貨幣政策從寬松走向緊縮的拐點，全球流動性依然充裕。然而，伴隨勞工市場收緊及通脹率回升，主要發達經濟體從貨幣寬松走向貨幣緊縮是大概率事件。發達經濟體央行的貨幣政策轉向采取“逐步而緩慢”的路徑，讓市場有了較為充足的時間去適應、消化，降低了相關波動性，但仍需對發達經濟體貨幣政策調整帶來的外溢效應保持高度警惕。這是因為貨幣寬松時期積累的過多泡沫和過多杠桿，一旦寬松政策過快收縮，加上放松金融監管，泡沫就容易破裂，引發金融動蕩或危機。今后一個時期，新興市場國家需要加強金融合作與政策協調，積極主動“去金融杠桿”，強化監管合力，筑牢資本市場“防火墻”，嚴防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

經濟全球化受到壓抑，反全球化影響有限

英國“脫歐”和特朗普當選總統，加劇了反全球化或逆全球化行為的力度，貿易和投資保護更顯猖獗，影響到貨物流、資金流、人才流、信息流等的自由流動。然而，發展實踐表明，2017年以來，全球化和區域化卻得到了實質性的推動，歐盟與日本、歐盟與加拿大達成了不同稱謂的自由貿易框架協議。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稱“在存在保護主義動向的情況下，日歐經濟伙伴關系協定（EPA） 展示了高舉自由貿易旗幟的意志”；中國和格魯吉亞、馬爾代夫等國簽署了自由貿易協定；RCEP領導人馬尼拉聯合聲明，要求部長們和談判團隊在2018年結束RCEP談判，達成一個“現代、全面、高質量、互惠的經濟伙伴關系協定”；各國際金融機構、世貿組織、金磚國家等紛紛呼吁反對保護主義，支持多邊貿易。德國漢堡二十國集團會議結束后，默克爾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雖未能就氣候變化《巴黎協定》達成一致，但對自由貿易取得了共識，并針對美國指出“認為自己受到不公正對待的國家”，在反擊時必須遵守WTO規則。

事實表明，國際社會沒有低估日益增長的全球化的潛在效應，而高估全球化的危害性后果。與其經濟全球化相對立的經濟本土化不是世界經濟發展的主導潮流和動力。經濟全球化難以轉向經濟本土化，經濟全球化趨勢并未出現重大反轉，更不至于走向不歸之路。

首先，美歐等一些國家出現全球化紅利分配不公、貧富兩極分化、失業率擴大等眾多問題，其原因極為復雜，有些是國內政策和制度因素所致，有些與跨國公司利益壟斷相聯，有些則與教育程度及經濟發展有關。這些弊端與其全球化無直接關聯，但卻加劇了社會分裂，階層對立，被不同政治勢力為自己的私利和集團的利益所利用，反全球化、逆全球化、去全球化依舊解決不了存在已久的種種經濟和社會弊端及其社會矛盾。

其次，近年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及各國政府官員、企業家和經濟學家關注經濟“包容性增長”，并把“包容性增長”視為新型經濟全球化的特征。但如果不從制度和政策層面著手，全球化2.0或全球化4.0都不可能實現經濟增長和發展的“包容性”。經濟全球化同反全球化相伴而生，與以往不同的是由于國際力量對比變化，推動全球化的主導力量己經主要不是美歐國家，而是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

再次，英國“脫歐”和特朗普執政后，國內外人土對經濟全球化受損程度有不同表述，有人說出現了反全球化運動、反全球化情緒；有人說全球化受到威脅和挑戰；有人說全球化受挫、受阻；有人說“全球化已經死亡”，等等，因此，需要對當今全球化總體形勢做出準確、客觀的判斷。實際上，英國“脫歐”談判并不意味著特雷莎·梅首相反對貿易自由化，英國依然是頗為富裕且貿易與投資開放的國家；特朗普以“美國利益優先”把對外經濟政策從多邊轉向雙邊，去經濟多邊化色彩濃厚。但不符合美國經濟和安全利益的雙邊，特朗普照樣要求重新審定和談判，如果符合美國經濟和安全利益，既便是多邊經濟合作，特朗普也不會放棄。

最后，特朗普重提的所謂“公平貿易”其實質是市場保護。貿易和投資保護是反全球化和反區域化的突出表現，但貿易、投資保護向來就有，從未間斷過。據WTO統計報告，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僅二十國集團成員國就采取了1683項的貿易限制措施；英國經濟政策研究中心發布的《全球貿易預警》顯示，作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美國從2008年到2016年實施了600多項貿易保護措施。因此，不應簡單地把貿易與投資保護同反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完全等同起來。

全球化依然面臨眾多嚴峻挑戰，堅持全球化與反全球化力量的斗法勢將持續下去，但全球化是“大潮”，反全球化是“小流”，“小流”阻止不了全球化的大潮流，“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的基本判斷依然正確，全球化抑或區域一體化難以撼動，必將繼續推動人類社會進入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的時代。

世界經濟形勢與前景的基本判斷

在世界經濟向好和提速的樂觀氣氛中，仍須看到全球較低的勞動生產率、加速的人口老齡化、嚴重的收入不平等、猖獗的保護主義、積累大量風險的金融市場、不穩定的地緣政治局勢和安全形勢等，仍在抑制著全球經濟復蘇和增長。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預測在2017年世界經濟增長提速的基點上，2018年全球經濟仍將有小幅增長，但這是否意味著世界經濟已進入了周期增長的拐點？這一問題關系到對“后金融危機時期”世界經濟形勢的基本認知和判斷。如果認定自2010年以來，世界經濟一直陷入低迷、低速狀態，而今明兩年世界經濟增長率將分別為3.6%與3.7%，甚至發展實踐可能還要高一些。在這種經濟“冷熱兩重天”的狀況下，可以認為世界經濟出現了周期性增長“拐點”。但問題在于過去8年來世界經濟是否真是“低速、低迷”？對此，國內外人士的認識存在相當大的不同。統計數字顯示自2010年至2017年間，世界經濟年均增速為3.3%，稍高于上世紀80和90年代增速，呈現持續性、穩定性增長的特點，沒有出現有人所擔擾的“二次衰退”，主要發達經濟體的經濟指標先后恢復到危機前水平。實踐表明“后金融危機時期”，世界經濟一直處于周期性上升階段，而不是進入了周期衰退期，出現所謂“低速增長惡性循環”。即便是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2016年世界經濟表現是過去8年來最差的一年，全球經濟還是增長了3.2%。所謂世界經濟“大萎靡”、“新平庸”、“長期停滯”并不符合世界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

如果不出現不可控的大問題，世界經濟復蘇不會壽終正寢，世界經濟還會以高出過去8年年均3.3%的增速向前發展，這種增長提速態勢是周期上升階段的延續。那么世界經濟增長提速態勢能否延續下去？回答這一問題，需要對促進和抑制經濟增長的兩方面因素予以透徹分析。簡言之，未來世界經濟前景取決于今后中美經濟表現、全球央行貨幣政策取向、全球市場保護程度、以原油為核心的國際大宗商品供需平衡、全球結構調整狀況及技術創新速度?？傮w權衡，上述“六個因素”依然較為有利于世界經濟未來增長，短期內出現衰退的概率甚低。但全球周期性復蘇和擴張總會有結束的一天。OECD已發出警告說由于多數主要經濟體的企業投資率仍然過低，無法支持全球經濟長期快速增長，2018年世界經濟增長可能觸頂。本輪經濟與金融周期將以什么方式結束？英國《金融時報》刊文給出了三種方式：“需求側”長期停滯；通脹預期迅猛上升；全球金融周期發生內爆，導致市場進入一個去杠桿和規避風險時期。我們需要為下次危機的到來提前做好防范與應對準備。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 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原所長、博士生導師）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