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天源
摘要:本研究在參考以往文獻的基礎上,建立了影響中國總和生育率的理論模型,并試圖從模型中提取自變量,采用1990年的各省數據進行統計分析和回歸分析,討論影響我國總和生育率的因素。
關鍵詞:人口總和 生育率 產業結構 計劃生育
一、理論背景
工業革命以來,一些學者用歷史實證方法研究西方發達國家人口發展過程。主要階段和演變規律,特別是對歐洲人口再生產動態特征的總結性描述,通過考察社會經濟發展和以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長率的變動為標志的人口發展階段的關系,來說明人口發展過程、原因與后果,創立人口轉變理論。(馬力&桂江豐,2012)人口轉變理論最初是對歐洲人口再生產動態特征的總結性描述,由湯姆遜最先提出,后經A·蘭德里、F·諾特斯坦等發展、完善形成了目前在宏觀人口經濟學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人口轉變理論”。(王艷,2008)人口轉變是指人口再生產類型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轉變的過程。它描述的是人口再生產類型從傳統模式向現代模式飛躍的趨勢,反映社會經濟現代化進程與人口再生產的內在聯系。
關于第一次人口轉變,不論是從古典經濟學理論還是到當今國內外人口經濟學及其他學者的著作和研究中,我們都能發現,影響總和生育率的因素有很多,同時又與這些因素之間存在著微妙的相互關系。本文就是著眼于中國第一次人口轉變,將中國1990年的總和生育率(TFR)作為因變量,構建理論模型提取自變量,以此對中國的人口轉變進行綜合分析。
二、理論回顧與框架
亞當斯密作為古典經濟學派的集大成者,他認為,人口增長既是經濟發展的結果,又是經濟增長的原因,經濟的迅速發展擴大了對勞動力的需求,進而決定人口增長和工資水平。
而在經典人口轉變理論中,美國經濟學家西蒙提出,國民收入和人均收入的對生育率的影響不僅是總量上的,還是結構性的。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以及教育水平的提高、醫療技術的提升等因素都會影響到總和生育率的變化。除此之外,孩子的成本效用分析作為微觀人口經濟學的一個基本分析工具。美國哈佛大學教授萊賓斯坦最早將微觀經濟學的成本效用分析方法應用于人口研究,該方法通過分析邊際孩子的成本與效用在家庭收入變動過程中的相對變化,很好地解釋了在人均收入持續增長過程中出生率下降的現象,即家庭通過比較孩子的成本與效用,決定邊際孩子的取舍,從而選擇家庭規模。(羅麗艷,2003)也就是說,一對夫婦在進行生育決策時,要同時對生育孩子的邊際效用和邊際成本進行考量。如果孩子的效益大于成本,家庭會傾向于生育更多的孩子,反之,當生育孩子的成本高于效用時,家庭就會傾向于減少孩子的生育數量。
以上的理論都是西方人口轉變理論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觀點,基于這些觀點我們可以發現,經濟因素和社會因素對總和生育率存在著影響。但與此同時,中國作為一個在制度安排上與西方國家存在顯著差異的國家,并不能完全依據西方的人口轉變理論來簡單地解釋中國的人口轉變過程,也就是說單單根據經典人口轉變理論總結出的經濟因素和社會因素,并無法全面的解釋生育率的變化。
中國人口轉變的獨特性,不僅在于中國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國,是經濟社會尚不發達的發展中國家,有獨特的文化背景,更在于根據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采取了嚴格的生育政策,并取得顯著效果。
因此,分析中國的人口轉變,政策安排也需要被納入研究和經濟與社會因素一同進行分析。根據以上的理論回顧,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的理論模型。
如表一中所表現的,本文將總和生育率(TFR)作為因變量,自變量主要包括:人均GDP、農村人均收入、第二產業人員所占比重、城鎮人口所占比重、小學畢業生升學率、社會保障覆蓋率、乳兒死亡率、平均受教育年限性別比、目標總和生育率和人均計劃生育事業費這九個變量,分別來衡量經濟因素、社會因素和政策因素。
三、根據理論框架,筆者提出了三個相關的研究假設:
假設一:人均GDP、農村人均收入和第二產業從業人員比重與總和生育率之間存在著負相關關系。經濟發展水平越高、產業結構水平越高、收入水平越高,總和生育率越低。
假設二:城鎮人口比重、小學畢業生升學率、社會保障覆蓋率、乳兒死亡率和平均受教育年限性別比這些社會因素維度的指標和綜合衡于慮之間存在顯著的相關關系。
假設三:目標總和生育率對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存在顯著性的影響。目標總和生育率越低,總和生育率越低。
統計分析
本文的實證分析主要采用了1990年中國各個省的相關數據進行分析(該數據來源為中國統計局)。選擇這一階段的數據主要理由是,該階段作為改革開放初期的幾十年,具有第一次人口轉變的典型特征,采用這個數據能夠最大程度和理論框架重合,對中國的人口轉變作出有理有據的綜合分析。
描述分析
根據表二,對數據進行了基本的描述分析之后我們發現,在1990年,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平均值為2.3238也就是說在1990年前后的階段,一對夫婦的平均生育子女數量為2個孩子。而總和生育率的極值處在1-3之間,也就是說在當時的總體環境中,一般家庭的生育子女數最少是一個孩子,最多也很少會超過三個孩子。這個狀況十分符合周總理所提倡的生育理念,即“一個不少,兩個正好,三個不多”。從衡量經濟發展維度的三個指標來看,全國經濟發展的總體水平處于中等層次,但是存在地區間的差異。從衡量社會發展維度的三個指標來看,我國的發展在地區間存在著嚴重的不平衡。主要表現為,小學畢業生學率、乳兒死亡率、社會保障率、平均受教育年限系性別比這一系列指標在極大值和極小值上存在著較大的差距。
回歸分析
最對數據的基本情況進行簡單的了解和分析之后,筆者以總和生育率作為因變量,將其他九項指標作為自變量,同時進入回歸模型。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