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資本主義發展遭遇困境

莊貴陽

生態主義思潮認為，人類要在求得自身生存和發展的同時，遵循自然生態規律和生態法則，保護生態環境。2017年，各國圍繞氣候問題展開激烈博弈，歐盟將重心轉移到內部、美國不顧世界經濟發展大趨勢以及國際社會的勸說宣布退出《巴黎協定》、澳大利亞在“華沙損失損害國際機制”聯席會議談判中主張刪除對于保護氣候脆弱的國家至關重要的兩項條款，這昭示了綠色資本主義的發展遭遇困境，為全球氣候行動帶來了緊迫感。

【摘要】2017年國際生態思潮有兩大動向值得關注：其一是缺乏道德指引的資本主義制度使得曾經美好的綠色資本主義發展遭遇困境，美國退出應對氣候變化的《巴黎協定》即為顯例；其二是國際間城市組織及城市聯盟發展壯大，在一定程度上跨越了國家主體間合作的障礙。這一形式雖然彌補了國家政府不作為的缺陷，但受困于一些國家的“零和博弈”狹隘思維，未來仍有諸多不確定因素。

【關鍵詞】綠色資本主義 《巴黎協定》 全球氣候治理 【中圖分類號】C912.67 【文獻標識碼】A

缺乏道德指引的資本主義制度使得曾經美好的綠色資本主義發展遭遇困境

目前，綠色增長模式及綠色經濟是國際上廣泛討論的一個新議題，有學者提出，綠色增長模式是資本主義的顛覆之作。一些西方政治家希望通過綠色革新，將現行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模式進行綠色轉型，以擺脫當前的發展困境，為資本主義的未來創新發展路徑。

為了尋找資本主義可持續發展的內涵，美國著名學者保羅·霍肯等人于2000年出版了《綠色資本主義》一書，首次提出將可獲利性、可操作性和可持續性的商業原則系統整合到綠色資本主義的理論基礎中，打造新一代兼顧經濟成本與生態效益的工業發展模式。綠色資本主義可謂資本主義的升級版本，是資本主義范式與生態學結合的產物，目的在于為資本主義的永續發展提供合理的解決方案。

綠色資本主義的支持者認為，新興的綠色經濟是當前資本主義制度的自然演進。這個制度的核心因素是獎勵稀缺性和效率驅動，都與綠色增長相兼容。以可再生能源發展為案例——盡管有反對氣候變化的爭論以及目前市場上化石燃料的低價格，但可再生能源仍在大規模迅速發展。聯合國報告的數據顯示，2015年是可再生能源投資創紀錄的一年，達到2860億美元，是化石能源投資的兩倍多。2017年4月，法蘭克福財經管理大學—聯合國環境署合作中心與彭博新能源財經發布了《2017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資趨勢報告》。報告顯示，以最少的投入獲得最大的收益，低成本驅動下，可再生能源裝機容量創新高，其投資前景大為可觀?？紤]到諸如此類的發展，可以說資本主義并不是靜態的。綠色增長并不是資本主義的終結，而是它在自我進化路徑上的自然延伸。

然而，批評者認為，綠色資本主義的狂熱者們極大地低估了我們所面對的全球生態崩潰的嚴重性。為了拯救人類，發達國家需要在2050年之前減少80%的溫室氣體排放。要實現這樣的目標，就需要將排放量較大、污染較重的行業關閉，導致經濟萎縮和就業流失。加之近年來世界經濟并不景氣，特別是英國脫歐、歐洲難民等問題，使得歐盟將重心轉移到了內部。而根據《巴黎協定》等文件的要求，發達國家每年需要為發展中國家提供1000億美元的資金支持，至2017年波恩氣候大會召開，“基礎四國”還在敦促發達國家盡快兌現這一承諾。美國商務部部長羅斯甚至認為，這一規定讓“美國經濟付出諸多代價，包括出口削減損失的3萬億美元、600萬個工業崗位和300萬個制造業崗位。這種規模的經濟大屠殺是不正義的”。這就解釋了不管如何抗議，世界上沒有任何資本主義政府會主動接受強制性的溫室氣體減排措施和資金承諾，這成為長久以來國際之間的博弈問題。

英國學者理查德·史密斯在其著作《綠色資本主義：一個不成功的經濟模式》中提到一個核心的問題，那就是資本主義的逐利性和利潤最大化決定了無論是否披著綠色的外衣，其自身發展的邏輯在本質上和機制上都與拯救地球有著不可調節的矛盾。綠色資本主義的理論家們普遍高估了“綠色”生產的潛力，低估了地球遭受生態危險的程度、范圍和速度，并提出“碳稅”“能源稅”等綠色補救措施是不能完全消除市場外部性的，資本主義的工業文明發展范式與可持續發展也不能全面兼容。綠色資本主義支持者們經常把技術突破當作一種信條。的確，技術進步會給我們帶來很多驚喜，但綠色技術奇跡不能拯救我們。當前缺乏道德指引的資本主義制度已經失去控制，再多的綠色修補也無濟于事。世界各國必須緊急做出深刻改變，構建超越工業文明的發展范式，才能防止全球變暖帶來的災難性后果。

綠色資本主義的最新注解：美國退出《巴黎協定》

紐約時間2017年6月1日，美國宣布退出《巴黎協議》，成為繼尼加拉瓜與敘利亞之后全球第三個明確拒絕加入對抗氣候變化陣營的國家。

近現代面臨的生態危機，是西方資本主義工業化國家大量生產和大量消費的方式所導致的，資本主義擴張性與自然資源有限性兩者的矛盾難以克服。誠然，當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優美的生態環境并不是資本主義帶來的，反而是通過對資本主義的制度缺陷進行綠色修補和產業轉移實現的。但以資本主義經濟為基礎和根本利益的資本主義政治對于這種綠色修補的容忍度是有限的，改造和限制資本的措施通常受到西方政黨制度下選民和利益群體的左右，難以成為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主流。

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退出應對氣候變化的《巴黎協定》即為顯例，這是對綠色資本主義的最新注解。特朗普在聲明中指出，《巴黎協定》對美國非?！安还健?。因此，他也違背了美國當初在《巴黎協議》中的承諾，既不會為發展中國家提供應對氣候變化的援助資金，也不會按照計劃削減碳排放量。

有關分析指出，特朗普退出《巴黎協定》的真實目的，是在美國優先的原則下，企圖利用發展美國的石油、煤炭等工業恢復美國經濟、擴大就業。近年來，美國經濟復蘇乏力，貧富差距加大導致國內矛盾叢生，反全球化力量大行其道。在美國自身難保的情況下，根本無暇顧及全球生態保護的利益。特朗普不顧世界經濟發展大趨勢以及國際社會的勸說，決意退出《巴黎協定》，實際上是資本主義制度下自我綠色調節局限性的最好注解。endprint

國際間城市組織及城市聯盟的發展壯大，在一定程度上跨越了國家主體間合作的障礙

毋庸置疑，美國只顧眼前、獨善其身的姿態，給全球氣候治理體系帶來了負面影響，動搖了各國自覺履約的信任基礎。發達國家雖然對美國的自私行為進行譴責，但在涉及自身利益之時，還是暴露了其狹隘性。

2017年初，英國媒體稱，“當美國上一次在氣候外交上打退堂鼓，即在前總統小布什任上拋棄有關二氧化碳排放的《京都議定書》的時候，歐洲曾擔負起了為阻止全球變暖的談判領導者的角色。目前歐盟又將率先進行立法，為實現在2030年前把碳排放削減40%的承諾而在成員國中分攤責任”。但是由于圍繞英國脫歐、對俄羅斯的能源依賴以及保護那些威脅歐盟自身共同政策的產業等問題的分歧，一些歐盟外交官擔心歐洲過于軟弱，無法以一己之力領導治理氣候變化的行動。

在2017年11月召開的波恩氣候談判中，發展中國家除要求發達國家兌現到2020年每年提供1000億美元氣候資金的承諾外，還要在2020年后加大資金支持力度。但部分發達國家卻聲稱，他們連落實2020年前的資金承諾都有困難，甚至主張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不應再實施“有區別的責任”，要履行“同等”義務。發達國家的這些要求看似“公平”，實則是在逃避全球責任，背棄承諾，威脅各國合作的根基。

在2009年聯合國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之前，國際氣候談判和履約的主體都是主權國家。由于哥本哈根氣候大會并未達成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全球減排協議，一些國際組織、城市、企業等非國家行為體自發行動起來，參與全球氣候行動，并逐漸發展成區域或全球性的城市氣候網絡。巴黎氣候峰會的召開，使城市參與氣候變化行動達到了一個階段性高峰，城市通過展示氣候行動，為全球應對氣候變化提供了經驗和信心。

為動員各大城市采取行動、共同提高政治意愿，推進聯合國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的長期戰略，在2014年的聯合國氣候峰會上，時任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發起成立“全球市長聯盟”（Compact of Mayors），試圖通過建立一個共同的平臺，把不同的城市聯盟聯合起來，展示城市集體行動的影響力，激勵更多的城市、企業等非國家行為主體參與到氣候行動中來。全球市長公約（Global Covenant of Mayors）是全球最大的致力于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間城市組織，最早可追溯到2008年成立的歐洲市長公約（EU Covenant of Mayors），旨在協助城市實現低碳發展，并且積極展示城市對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重要作用。2016年6月，歐盟主導的全球市長公約與獲得聯合國支持的全球市長聯盟合并，成立了全球市長氣候與能源盟約（Global Covenant of Mayors for Climate and Energy），目前有來自六大洲119國的7100多個城市參與，代表全球8%的人口。至2017年底，已有將近7500座城市加入這一聯盟。

雖然美國宣布退出《巴黎協議》，但美國前總統奧巴馬發布聲明：“美國民間已經選擇了低碳的未來，即便沒有美國政府的領導，盡管美國選擇加入了拒絕《巴黎協定》的小陣營，我相信，美國各州、城市、企業都會挺身而出，更加努力，捍衛地球的未來?！奔永Ｄ醽?、紐約和華盛頓三個州的人口和GDP均占全美國的五分之一，溫室氣體排放量約占美國的十分之一，三位州長明確表示，他們已經結成名為“美國氣候聯盟”的組織，三人擔任共同主席，號召其他各州參與，致力于維持美國對《巴黎協定》的承諾，更積極地應對氣候變化。2017年7月10日，350名美國市長參與了《全球市長氣候與能源盟約》的簽署。

在2017年波恩氣候大會召開期間，美國政府只派出了一支不到50人的小隊伍參加大會，而民間代表團中僅商界代表就有630余人，還包括以加州州長、俄勒岡州參議員、維吉尼亞州州長、達文波特市市長、匹斯伯格市市長等為代表的政界人士。他們在大會園區外建立了自己的美國館——“美國氣候行動中心”，并打出“我們還在”（WE ARE STILL IN）的標語，宣示著部分美國地方政府積極行動的意愿，試圖彌補美國政府在應對氣候變化上的不作為。

不僅如此，在波恩氣候大會期間，全球25個城市的市長于2017年11月12日先行承諾：為抗擊氣候變化，2050年之前將使各自城市碳排放量凈值降為“零”。這些城市分布于各大洲，從加納的阿克拉、英國的倫敦到巴西的里約熱內盧，共覆蓋1.5億人口。這些城市以盟約之力，共同應對全球氣候變化。

在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問題上，一些國家一直受困于“零和博弈”的狹隘思維。發達國家若沒有多一點的責任擔當，則全球氣候保護的目標實現無望。正如歐盟執委會副主席塞夫科維奇所說：“當市長們對一個低碳的未來存在共同愿景，并為此卷起袖子時，一些事情就會辦成?！钡捎诔鞘屑捌渎撁硕际亲韵露系淖园l行動，雖然展現了不斷壯大的力量，傳遞了積極的正能量，但終究代替不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下的國家主體，未來仍有諸多不確定因素。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研究員、博導，中國社會科學院生態文明研究智庫秘書長；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張靖對本文亦有貢獻）

【注：本文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創新工程重大專題項目“推進新時代中國特色生態文明建設與綠色發展戰略研究”（項目編號：2017YCXZD007）的研究成果】

【參考文獻】

①Paul Hawken， Amory Lovins， Hunter Lovins： Natural Capitalism： Creating the Next Industrial Revolution， Published October 12th 2000 by Back Bay Books.

②《全球25座城市誓言2050年實現“凈零碳排放”》，新華網，2017年11月14日。

③王學榮：《國外生態馬克思主義文明觀的基本路徑》，《科學社會主義》，2017年第5期。

責編/王妍卓 責編/李祥峰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