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美種族主義何去何從

王義桅

種族主義是指憑借膚色、血緣等似是而非的種族特征肆意剝奪一部分社會成員的權利，并為建立一種所謂“優等種族”統治“劣等種族”的秩序體系提供合法性依據的社會思潮，是人類發展史上產生的最丑惡的觀念之一。近年來，難民危機、旨在實現結果平等的逆向歧視和甚囂塵上的民粹主義運動，為種族主義提供了“借尸還魂”的重要條件。2017年，美國弗吉尼亞州夏洛茨維爾市發生的騷亂、波蘭獨立日大游行中呈現的種族主義色彩，提醒我們種族主義并未消亡，值得我們高度警惕。

【摘要】種族主義在當代已經演變為鼓吹“文化間差異的絕對化”的文化性種族主義，其在當代歐美國家的興起同難民危機、逆向歧視和民粹運動等背景環境息息相關。歐美種族主義未來將會受到來自政治體制內的更多制衡與約束，但同時其激發的身份政治熱潮可能帶來新的社會不穩定因素。

【關鍵詞】種族主義 多元文化主義 新種族主義 【中圖分類號】D07 【文獻標識碼】A

種族主義是人類發展史上產生的最丑惡的觀念之一，其憑借膚色、血緣等似是而非的種族特征肆意剝奪一部分社會成員的權利，并為建立一種所謂“優等種族”統治“劣等種族”的秩序體系提供合法性依據。自聯合國1965年通過《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以來，任何以生物特征為基礎的種族間不平等論述都不再被視為合理，但這并不意味著種族主義的消亡。

2017年我們見證了諸多帶有種族主義色彩的事件：1月27日，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行政命令，要求在120天內限制難民入境美國，在90天內限制七個伊斯蘭教國家人口進入美國，并無限期禁止敘利亞難民進入美國；8月12日，在美國弗吉尼亞州夏洛茨維爾市，圍繞南北戰爭時期南軍李將軍銅像的拆除問題，白人至上主義群體和反種族主義群體間發生沖突；11月11日，波蘭獨立日大游行中出現具有反猶和反伊斯蘭成分的歌曲，并且一些游行者手持暗含白人至上主義的旗幟。通過這些代表性事件，我們發現種族主義在一些西方民眾中依舊有市場，而且有些種族主義行為似乎并不符合種族主義的經典界定。因此，必須理清種族主義在當代面臨的新環境，進而對種族主義的新手段有所認識，對其帶來的新危機有所察覺，并把握住其未來發展的新動向。

種族主義沉渣泛起的新環境：難民危機、逆向歧視與民粹運動

法國思想家塔吉耶夫（Pierre-Andre Taguieff）在《種族主義源流》一書中，對種族主義思潮的當代發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當代種族主義已經從基于生物進化論和不平等主義兩大基本特征的生物性種族主義，發展為鼓吹“文化間差異的絕對化”的文化性種族主義。因此，戰后西方國家普遍實施的文化多元主義所主張的差別權和文化相對論，反而變相成為種族主義的工具。在此基礎上，種族主義和民族主義實現了合流，形成的種族民族主義既不需要“種族”概念的存在，也不需要設定優劣種族的等級規范，成為一種“沒有種族的種族主義”或“新種族主義”。

近年來，“有利”的環境因素為種族主義提供了借尸還魂的重要基礎，包括持續多年的國際難民危機、旨在實現結果平等的逆向歧視和甚囂塵上的民粹主義運動。

當代西方國家所談之難民問題，是指2010年以來因“阿拉伯之春”、“伊斯蘭國”崛起、敘利亞危機等中東北非地區的政治與社會動蕩而導致的人口外遷。2015年春夏，大量難民開始涌入歐洲，當年涌入歐洲的難民總數達100萬之巨，導致難民危機的真正爆發。對于歐洲各國來說，難民危機的棘手之處在于：首先，難民的數量十分巨大；其次，抵達歐洲并提交難民申請的移民中，有部分屬于不符合難民條件的經濟移民。難民潮帶來的巨大道義與社會經濟壓力已經顯現，直接表現為一些中東歐國家拒絕難民安置配額，并以關閉邊境的方式拒絕穆斯林難民入境。如匈牙利青年民主主義聯盟領袖巴耶爾便聳人聽聞地將穆斯林難民種族化，視其為陰謀改變歐洲宗教與民族構成的種族武器；匈牙利首相歐爾班則直接給穆斯林難民貼上帶來恐怖主義和潛在犯罪人口的標簽。對于美國而言，久治不愈的非法移民問題也在2016年總統競選期間持續發酵。特朗普總統上任伊始，最先兌現的承諾便是簽署限制難民入境的行政命令，而其為了治理美墨邊境的非法移民，推動建設邊境隔離墻、投入大量資金建設增強相關移民法案的執法力量。2017年上半年，美國移民及邊界執法局逮捕了41318人，比去年同期增長36%。特朗普對非法移民和難民的零容忍態度，一方面有助于解決一些移民帶來的犯罪問題，但另一方面也惡化了美國國內原本就十分緊張的種族關系，美國執法部門帶著有色眼鏡懷疑、騷擾拉丁裔、黑人和亞裔的事件發生更加頻繁。

難民危機使西方國家政府面臨移民準入和種族融合的窘境，而一些不合理的反種族歧視措施則可能導致“逆向歧視”，反而加劇了種族關系的緊張。美國自廢除種族隔離以來，為了糾正種族主義制度下長期形成的以種族劃分的階層界限，主張實施“平權政策”，或者稱為“肯定性行動”（affirmative action）。其主張在教育和就業層面照顧少數族裔和特殊群體，但在實踐中往往被簡單處理為定額制，即要確保在最終的結果中形成包括各個種族的固定分配比例。這種種族因素占據重要地位的社會資源分配制度，致使白人以及優秀的少數族裔成員在社會中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獲得與其他族裔同等的教育機會與職位，因而被認為是傳統種族歧視的逆向重現。2017年，美國司法部開始對包括哈佛大學在內的常春藤名校涉嫌依據種族配額歧視亞裔學生進行調查，這一行動可以被視為特朗普總統為消除“逆向歧視”、回報中下層白人選民而做出的努力，但消除因激進的種族補償政策而產生的“逆向歧視”，尚需時日。

此外，難民與非法移民的涌入、歧視性的平權法案為右翼民粹主義運動提供了實施政治動員的資本，也帶來了民粹主義運動背景領導人的涌現，比如法國國民陣線的勒龐（Marine Le Pen）繼承其父親的政治衣缽，將國民陣線改造成反移民、反歐盟但支持民主制和法國民族國家體制的新型右翼政黨，獲得了飽受移民問題困擾的法國南部民眾的廣泛支持。endprint

種族主義工具化的新危機：從文化種族主義到生物種族主義的回潮

盡管種族主義已經進入以文化差異替代種族優劣的階段，但作為政治斗爭工具使用的文化種族主義，在民粹主義運動的支持者群體中，依舊存在退回到生物性種族主義層面的危險。

撕開生物性種族主義禁忌的是美國夏洛茨維爾市的種族主義騷亂。就其發生而言，夏洛茨維爾騷亂不過是重演了美國歷史上間歇發生的種族騷亂劇本，但其特殊性又不容忽視。更為嚴重的是，美國政府在同期批準特赦了被右翼視為英雄的亞利桑那州馬里科帕郡前警長喬·阿爾帕約。阿爾帕約以敵視拉美裔聞名于世，其在任期間不僅用惡劣的條件關押非法移民，而且默許其警員按種族特征緝拿無證移民，涉嫌種族騷擾，并最終被法院判定有罪。特朗普特赦阿爾帕約的行為，變相支持了美國國內的種族仇恨團體，鼓勵其突破現有政治禁忌、重返生物性種族主義的老路。

歐洲在這一問題上并不比美國好多少。難民危機的加劇，使歐洲本土白人族群越來越需要訴諸簡單粗暴的種族主義話語、展示種族主義標志和參與極右翼游行，以發泄其對多元文化主義移民政策日積月累的怨怒。如波蘭的獨立日游行，逐年演變為一場右翼極端思想的大展示，甚至在2017年演變成一場種族主義情緒的宣泄。

種族主義思潮未來的新動向：走出種族對立的身份政治框架，任重而道遠

種族主義思潮的未來發展趨勢既呈現出希望，也存在危機。一方面，當前席卷歐美的新種族主義思潮與民粹運動依舊是在現有體制內部行動，表現為一種體制內的變革力量，因而其不可避免地受到制衡，其觀念和政治綱領也不得不尋求妥協以獲得最終實施，因而種族主義思潮在短期內的破壞力是可控的；另一方面，種族主義以身份政治的面孔出現后，其同具體的政治與經濟利益相聯系，成為政客相互攻訐和為利益分配政策的合法性背書的工具，這又使其成為了社會矛盾的制造者。

首先，當代歐美種族主義在難民危機與民粹運動的潮流下復蘇，體制性力量依舊能夠有效約束其影響。這一體制內約束包括選民的制約、政治體制內部力量權衡和文化多元主義政策在教育領域產生的長遠影響。選民的制約主要表現在議會民主體制盛行的歐洲?；趹K痛的歷史教訓，傳統種族主義并不是一個動員歐洲選民的有效路徑。即便存在荷蘭自由黨主席維爾德斯這樣以種族歧視和排外主義為噱頭的政客，但歐洲政治中的種族主義多以文化差異與沖突問題展現。奧地利人民黨在2017年10月大選中的勝利表明，反對非法移民但非極端排外與種族歧視，才是最符合歐洲當前民意的政治綱領。

政治體制內部力量權衡在美國表露無遺。特朗普在2017年初簽署的關于限制難民與七個伊斯蘭教國家人口入境的行政命令，便因在華盛頓州法院裁定違憲和多個州府的相應法律行動而陷于停滯，直到2017年6月才獲最高法院批準“部分實施”。此外，其撤銷奧巴馬醫療法案、修筑邊境隔離墻等涉嫌白人種族主義色彩的政策也屢屢受阻。在充滿爭議的特赦阿爾帕約事件發生后，共和黨也發表了對白人至上主義、新納粹主義等右翼仇恨組織的譴責。

文化多元主義政策雖然就其初衷而言并不成功，但的確使越來越多年輕人接受更加多元、寬容與平等的種族觀。夏洛茨維爾騷亂雖然與種族問題相關，但是并非種族間的暴亂。夏洛茨維爾并非有色人種聚居的地域，案件中也不存在明確的白人壓迫者與有色人種受害者的角色建構，反種族主義群體成分的多樣性使得夏洛茨維爾騷亂超越了種族斗爭的范疇。

其次，約束力量的存在，并不能掩蓋身份政治框架為種族對立所俘獲，并成為爭議性社會政策合法性來源的窘境。以種族、性別、宗教為代表的身份政治，原本是少數族群、受壓迫族群實現群體動員、獲得平等政治地位和應有權益的身份解放行為，但身份政治是一把雙刃劍：對獨特身份的追求會無限擴張到對偏向自身的有利社會安排的心安理得，身份政治活動及其話語框架，日漸成為各種圍繞身份特質而動員形成的社會群體間對抗、競爭的政治工具。

以種族為核心身份要素的身份政治框架，在不同時期為不同社會制度安排提供了合理性：美國對黑人與其他有色人種的排斥與種族隔離，是為種植園奴隸制或20世紀70年代之前白人群體獨享公民權利和社會權力的社會安排提供合法性依據；“平權政策”則以激進而僵化的結果平等形態，彌補種族主義對有色人種權益的長期損害；“單一民族理念”為法國對同時具有外來民族和種族屬性的羅姆人的驅逐政策提供了合法性依據。

此外，種族主義的這一身份政治功能早已具有全球治理意義：首先，其回避全球化背景下發達國家與社會作為利益分配的優勢一方所應負的責任，將關注點引向難民自身文化同東道國社會文化體系不相容的問題；其次，種族主義還被用來為一些全球性問題提出敷衍的解決方案，如用恐怖主義標簽將穆斯林群體污名化、用罪犯的標簽描述拉丁裔和羅姆人，以此為一些簡單粗暴的排外行為提供合法性。走出這種極端的身份政治框架，任重而道遠。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博導，國際事務研究所所長，歐盟研究中心主任；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博士生汪圣鈞對本文有重要貢獻）

【參考文獻】

① Etienne Balibar. Is There a “Neo-Racism” ？. in Race， Nation and Class： Ambiguous Identities. edited by Etienne Balibar and Immanuel Wallerstein. Verso， 1991.

② Les Back and John Solomos， eds. Theories of Race and Racism： A Reader. Psychology Press， 2000.

③Simona Rodat. Cultural Racism： A Conceptual Framework. RSP. No. 54. 2017.

④[法]皮埃爾-安德烈·塔吉耶夫著、高凌翰譯：《種族主義源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

責編/楊鵬峰 美編/李祥峰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