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層協商視域下的公民文化素質建設

林頤

摘 要：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是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獨特優勢。協商民主的精髓在于突出作為社會主體的人民對社會公共事務的積極參與，正所謂“商以求同，協以成事”。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強調，要積極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協商民主不僅要具有“廣泛性”，更應具有“多層性”，即體現在政黨協商、人大協商、政府協商、人民團體和社會組織協商以及基層協商等各方面。同時，協商民主制度的確立與切實發展還需要提升公民的主體意識、理性能力等方面基本素質。因此，要推進多層協商民主制度的發展還要加強公民文化素質建設，從而為這一制度的有效運轉提供必要的主體支持。

關鍵詞：協商民主；多層協商；公民文化素質

中圖分類號：D61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7）10-0068-04

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65周年紀念大會上曾強調，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是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獨特優勢，是中國共產黨的群眾路線在政治領域的重要體現。繼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后，2015年初，中共中央又印發了《關于加強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建設的意見》，進一步明確了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本質屬性和基本內涵。在2017年召開的兩會上，代表們就“協商民主”議題深入討論，強調發揮協商民主優勢，廣開言路、博采眾謀，對于推進我國“四個全面”的實現具有重要意義。當然，一種制度的確立與推行必須建立在作為社會主體的人民群眾對其進行充分認識和正確理解的基礎之上。因此，深入理解和把握協商民主概念，特別是充分認識中國特色協商民主制度的廣泛性、多層性特征，有助于加強人民群眾對我國現階段協商民主政治的理解和把握。同時，理論的最終意義在于指導實踐，因此，如何采取有效措施切實推進多層協商民主的發展成為關鍵的問題之一。要推進中國社會民主化發展，僅僅依靠某種合理化的制度建設還遠遠不夠，還必須加強現代化公民文化建設，從根本上提升公民參與社會的能力，才能切實推進協商民主機制的有效運轉，從而促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實現。

一、“協商民主”的理論內涵

協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又稱審議性民主、商議性民主、商談民主）理論自其產生之時便備受關注。當代重要的哲學家哈貝馬斯則在批判代議民主制的基礎上，提出了“商談民主”（即“協商民主”）的觀點。哈貝馬斯指出，西方國家長期以來所實行的代議制民主制的核心在于“投票”、選舉。相應地，這些實行代議民主制的國家始終標榜選舉民主才是民主精神的真正體現。哈貝馬斯強調，在代議民主制度下，民主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投票”行為，只要行使投票權就實現了對公共生活的積極參與，但事實上，民眾們忽視了選舉內容與其自身生活之間的相關程度，換句話說，其參與公共生活的話語權仍然為少數利益集團所操控。相比之下，哈貝馬斯認為，以公民參與討論為核心的商談民主（即“協商民主”）有利于避免公民受少數人迷惑，從而激發公民參與公共事務討論的熱情；同時，公民間通過積極協商，掌握彼此發展的相關動態，有利于就相關問題達成共識，優化決策內容，推進社會公平化發展，維護社會團結。

盡管不同學者對“協商民主”有不同的定義，但它主要體現為一種決策機制，這種決策的過程首先強調社會公民作為社會主體要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決策過程。包括投票、選舉在內的一系列公共事務都是與公民利益緊密相關的事務，因而公民的參與不能僅只通過“是/否”這樣的投票行為表達出來，還應當根據自身的偏好表達自身的意愿，從而體現公民的在場性。在這個意義上，協商民主可以有效地克服政治冷漠的出現，避免多數人的暴政。其次，協商民主還有利于緩解社會利益多元差異所帶來的矛盾。人類社會本身就是由多種不同的利益群體構成的，社會的多元性既推進社會的多樣化發展形態，也容易導致社會沖突的發生。從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而言，特別是近代以來興起的自由主義傳統，由于重新確立了“人”在社會中的主體地位而具有革命性，但另一方面，它作為近代資本主義發展的產物，由于強調自由競爭，因而不可避免會激化不同個體（或者特殊利益群體）之間的矛盾。相比之下，“協商民主”形式則有利于緩解自由民主給社會造成的緊張矛盾?！皡f商”本身就包含了對社會多元化發展、利益主體多元性的承認，但它又揚棄了自由民主的尖銳性，而為協調諸多個體利益提供了合法性溝通渠道，從而有利于社會共同價值的發展。第三，協商民主作為一種程序，主要體現為商討或者表達意見的活動。按照哈貝馬斯的觀點，現代社會主要體現在以主體間性為基礎的社會交往活動之中，這恰恰體現了以“商談”“討論”為主要表現形式的“協商民主”的重要內涵。換句話說，民主作為一種過程既要賦予每個社會主體參與討論的權利，也要為有效實現參與活動提供良好的溝通渠道和討論平臺。通過這種商討活動，使每一個社會主體相互協調，最終推進整個社會合理化發展。最后，協商民主體現為一種價值，其目的在于實現某種公共的“善”?！吧鐣贝嬖诘囊饬x就是要統籌多方利益予以整合，從而推進某種共同價值的發展。自由主義傳統激發了個體向上發展的能力，但對整個社會的合理化發展卻容易產生某種消極性；共和主義傳統為社會的發展構建了某種公共價值，但這種普遍利益主要停留于道德的層面。相比之下，協商民主卻有力地彌合了自由主義與共和主義之間的分歧。公民就是在商討的過程中就某個問題達成共識，構建適合其生存的合理社會形態。因此，協商民主不僅有利于規范公民行為，提高公民文化素質，而且參與協商的過程本身就是實現共同價值的過程，因而避免了共同價值的理想化，有力地推進了社會共同價值的實現。

二、中國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多層化建設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不僅將“協商民主”確立為當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重要形式，而且強調要“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協商民主作為我國社會主義民主的重要組成部分應當具有“廣泛性”特征，它應當體現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但是應該如何理解協商民主所具有的“多層性”特征這是值得特別說明的。根據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構建程序合理、環節完整的協商民主體系，拓寬國家政權機關、政協組織、黨派團體、基層組織、社會組織的協商渠道。深入開展立法協商、行政協商、民主協商、參政協商、社會協商。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建立健全決策咨詢制度”。2015年初，中共中央印發的《關于加強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建設的意見》對新形勢下開展政黨協商、人大協商、政府協商、政協協商、人民團體協商、基層協商、社會組織協商等內容做了詳細說明[1]。

第一，協商民主制度在我國的重要體現在于“政黨協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我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黨制度的優勢在于堅持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這種協商主要有兩種基本方式：第一種是中國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的協商，主要采取民主協商會、小范圍談心會、座談會等形式。第二種是中國共產黨在人民政協同各民主黨派和各界代表人士的協商，主要采取政協全體會議、常務委員會會議、常務委員專題座談會、各專門委員會會議等形式。前者體現了政黨之間的政治協商，具有高層次、高頻率、小范圍的特點；后者則體現了更大范圍內的政治協商[2]。

第二，協商民主體現在國家制度層面，它有力地擴展了國家政權機關的溝通渠道。我國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人民代表大會重要職能體現在人民代表的選舉工作、人民代表大會對事關國家發展的重大問題的審議決議以及人事任免等方面。而協商民主制度的確立進一步補充和完善了選舉民主制度，特別是在人民代表大會就相關問題的票決之前的協商過程可以發揮積極作用。

第三，協商民主體現在政府層面，這主要是在依法治國的原則之下，圍繞有效推進科學民主依法決策，不斷增強決策透明度和公眾參與度，從而有效解決好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推進政府職能轉變，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和水平。政府要不斷完善自身建設，為各方參與協商、共商國是創造有利條件；同時，政府要及時做好信息公開工作，改善政務咨詢程序，提升反饋意見、解決問題的效率，實現向服務型政府轉變。

第四，協商民主體現在政協協商方面，這主要是從人民政協以及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的方面突出其圍繞黨和國家工作全局所發揮的積極作用方面。參政議政是人民政協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的基本職能，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方面，就社會生活各方面存在的問題以及人民群眾普遍關心的問題，人民政協代表進行協商討論，并且向中國共產黨和國家機關提出意見和建議。另一方面，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還要積極參加國家政權、領導人選舉等問題的協商，以發揮其在國家政治和社會生活中的參政議政作用。

第五，協商民主體現在人民團體等社會組織方面。協商民主最重要的特征就在于為公民提供了參與社會公共活動的良好平臺，相比較于選舉民主，協商民主的優越性應當通過發展公共領域體現出來。隨著現代社會科學技術水平的不斷提高，社會輿論、宣傳工具也在不斷增多，因而包括電視、廣播、網絡等媒介在內的大眾文化傳播工具為協商民主的發展提供了很好的幫助。運用這些社會輿論，一方面有利于加強對國家、社會民主狀況的監督，另一方面，為公民積極參與公共文化生活提供了良好渠道，可以促進民主的發展。

第六，協商民主體現在基層民主方面。協商民主在我國不僅體現在國家的層面、政黨政治的層面，更體現在社會層面。新中國自其建立起來就始終重視人民群眾對國家建設與社會發展具有的重要作用。當代中國在推動社會政治改革的過程中，始終以群眾路線為基礎，這也為協商民主奠定了重要基礎。人民群眾的利益關系到整個國家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而協商民主恰恰為充分發揮公民在社會上的主體作用提供了重要的溝通渠道。

三、當代中國發展多層協商民主要注重公民文化素質建設

在從理論上理解“協商民主”的本質內涵，特別是對當代中國發展多層協商民主制度有了深刻認識之后，接下來最為關鍵的問題就在于如何發展協商民主制度。筆者認為，協商民主制度的確立對當代中國民主政治的發展提供了必要的制度保證，但要真正確保這一合理化制度發揮積極作用還必須提高相應的社會主體的公民文化水平。

（一）提升公民文化素質水平的必要性

協商民主制度的確立及其在社會各個層面的順利開展是與公民文化素質水平緊密相關的。一種制度能否在社會中充分發揮其作用，還需要有能夠運用這種政治工具、參與社會協商的社會主體，因而它對相應的公民主體的理性能力和公民素質有較高的要求。從當前社會發展的現實而言，實際上包括一些發達國家在內的許多國家的普通民眾的公民理性能力尚顯不足。這主要是存在以下幾方面原因。

其一，社會經濟的發展創造出物質財富的同時，也增加了社會的復雜程度，但由于許多人缺少相應的文化素質能力，因而在應對日趨復雜的社會生產和生活方面倍感焦慮。以我國當代社會建設為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繁榮極大地調動了社會各階層人民的生產積極性，并且為人民群眾追求財富提供了多種多樣的途徑，人們在追求自我發展的同時在客觀上增加了社會的復雜程度。從社會交往關系的角度來說，新的利益群體和組織的出現勢必給社會增加新的環節；而這些新的環節從社會生產的角度來說又構成某一社會生產部門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同一生產部門或者生產領域中，這些生產節點彼此之間形成復雜的競爭關系；而在某一生產鏈中，這些生產節點同其前一節點、后一節點之間又形成緊密關系，某一節點的缺失都可能對整個生產鏈造成影響。因此，如何恰當處理好不同生產節點之間的關系，換句話說，如何正確處理好不同生產者之間的競爭關系，這既關系到生產者自身的利益，也事關整個社會的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因而這就需要“協商民主”制度為其提供有利的溝通渠道，更需要具有相應文化能力的公民能夠運用這種公共討論的工具、程序，為社會經濟建設建言獻策。

其二，囿于國民整體教育水平的限制，社會大眾的公民理性能力尚顯不足。美國學者喬·薩托利就認為，“隨著政治日趨復雜，知識——認知能力和控制力——也會越來越成問題……我們正在陷入‘知識危機”[3]。而科恩則提出，“公民必須在智能上有所準備，以便擔負管理時所必須完成的任務”[4]。協商民主制度的確立及其運用需要公民具有一系列政治文化基礎知識儲備。然而，當代社會諸多國家在這方面對公民相關文化素質的培養和教育并不完善。以我國為例，自新中國建立之初，我國就已經建立起一套基本的教育體制，注重對青少年德、智、體、美、勞等諸多方面的培養。但隨著社會經濟建設的發展，大多數人更為重視理科建設，而對事關公民素質發展文史類基礎學科建設重視不夠?！皩W好數理化，走遍全天下”這是當時教育學科發展不平衡的生動寫照。另一方面，在培養公民文化素質的過程中，以往人們更為重視知識傳授的方式，而相對忽視了社會實踐活動可能對公民主體文化素質培養具有的積極作用。這種教育方式逐漸養成了公民被動獲取知識的習慣，在某種程度上抑制了公民根據自身情況積極獲取相關知識、在與他者的交流溝通中汲取知識的意識。從這個方面而言，在當代中國社會發展民主政治的新時期，相應調整學科布局，改善公民素質培養的教育方式，加強公民主體意識建設，培養公民理性思考的精神，從而提高公民文化水平，將對我國協商民主制度的進一步發展產生重要作用。

基于這兩方面因素的考慮，在當代中國處于社會轉型的重要時期，我們有必要更加重視公民文化素質建設，塑造出新形勢下具有健康人格的公民主體，以便為當代中國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的建立與開展提供必要的支持與保證。

（二）加強公民文化素質建設

協商民主作為當代中國民主政治的重要形式，既體現為一種靜態的制度架構，也是一種動態的規范社會運行的有效機制。切實發展協商民主，不僅要求公民具有一定的文化素質水平，從而更好地參與協商，也能促進公民在參與協商的過程中繼續學習。因此，對公民相關文化素質的培養應當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首先，要培養公民的主體意識。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建立的題中之意就在于維護公民的基本權益，協商民主作為一種制度和商討的程序確立下來就體現了對公民主體地位的尊重。因此，要切實發展協商民主，更要進一步培養公民的主體意識。換句話說，以實現人民根本利益為基本原則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從制度層面維護公民的主體地位，而要使這一制度有效運轉還需要提高公民的自我主體意識。加強公民自身主體意識首先要加強公民的權利意識，增強公民履行法律義務的責任意識。特別是在當代中國依法治國的前提下，公民既要尊重自我權利，又要在相應條件下學會運用自己的合法權利以維護自身的利益。提高公民的權利意識，既有利于自身價值的實現，也是對他人權利的尊重，更有利于規范社會的秩序，促進社會和諧有序的發展。與此同時，公民在提高自身權利意識的同時，更要履行相關的義務。合理運用合法權利、勇于承擔相關責任，這是一個公民成熟人格的體現，更體現了公民作為社會主體的價值。另一方面，對公民主體意識的培養還有利于促進社會公平公正地發展，消除排斥民主、平等的專制殘余。換句話說，積極培養公民的主體意識，提高公民自身的修養，完善公民自身的建設，有利于加強公民對于社會執法、行政部門的監督，從而通過提高社會軟實力，有效避免濫用權力、貪污腐敗等惡劣現象的滋生。因此，培養公民的主體意識，是發展社會主義協商制度的必然要求，同時，這也有助于消除專制殘余。

其次，加強對公民學習能力的培養。協商民主的重要特性體現在“協商”方面，“協商”本身就是在尊重彼此的基礎上，以達成某種合理化共識為目標的一種相互商討、相互學習的過程。因此，發展協商民主，一是要繼續秉承以往通過知識傳授的方式，加強公民文化素質建設的良好傳統，從而提高公民的學習能力。以我國大中小學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為例，雖然這種加強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設的方式較為保守，但它針對青少年剛剛接觸社會、對外部世界的認知尚不完善、對社會事務的駕馭能力較為薄弱等具體特點，通過教師、書籍等方式直接或者間接傳授有關社會發展、政治制度、歷史文化等方面的知識，這種教育方式能夠使青少年獲得大量社會科學方面的基礎知識，這為其日后走向社會成長為真正的社會公民而具有相應的公民能力奠定了重要基礎。一般地說，個體在其青少年階段所養成的基本行為習慣以及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都將對其日后的發展產生重要影響。因此，當前我國學校教育在著力提高學生自然科學研究能力的同時，也絕不能忽視社會科學研究能力的培養，甚至要特別重視對于學生人文素養的培養。二是，可以通過參與日常公共事務的方式，在實踐活動中培養公民意識，加強公民文化素質建設?！白x萬卷書，行萬里路”，從教師、書本等中介獲取知識、積累知識固然重要，但日常生活中的實踐活動對于人們相關能力的培養更為重要。參加社會實踐活動，可以激發主體的能動性，不僅可以把以往的理論應用到現實活動中，同時，具體的實踐活動也將鍛煉主體面對具體問題時的應對能力、決策能力，以冷靜的態度正視問題、分析問題，從而選擇恰當的策略解決問題。社會公共生活中存在的問題也是如此，例如，從青少年階段開始就加強年輕人在學校等組織范圍內對于相應的公共問題的討論活動，這有利于培養青少年關注社會生活的熱情，更有利于培養青少年善于思考、與他人合理溝通以尋求解決相關問題的恰當方式的能力；而對于已經有相關社會閱歷的成年人而言，也應當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積極加強這部分人對相關社會公共事務的討論活動的參與，以便其在切實地與他人商討的過程中形成自身獨立思考的能力、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再次，發展協商民主，加強公民文化素質建設，還要注重發展社會協商倫理。簡言之，“協商”就是不同思想觀點相互碰撞、相互融合的過程?？梢?，協商的過程既要求公民敢于表達自身的異議，又要兼顧共同利益，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做出妥協。因此，發展協商民主制度要求公民要具備一定的協商倫理。例如，應培養公民的責任意識。社會公共事務既是社會的，又是個人的，它關系到個人未來的生活境遇與發展，因此，公民應當發揮責任意識，積極參與協商。再比如，應培養公民的審慎精神。協商民主之“協商”的本意就包含有“審慎”地參與討論的含義。公民要提高自身的主體意識、積極參與討論，就社會相關問題建言獻策，但這絕不意味著毫無根據、任意評論，相反，協商民主是要求公民以審慎的態度，發揮自身的理性能力，提出問題、發表見解，甚至予以解答。此外，還應當培養公民的寬容精神。協商討論的過程就是要在多元化中尋求適合社會可持續發展的積極對策，在協商的過程中，利益各方難免會由于彼此差異而產生矛盾，這種情況就要求各方能夠從社會大局、長遠利益的角度出發，相互包容、相互協調?？傊?，協商倫理體系的完善也將為這種模式的民主政治發展提供幫助。

最后，發展協商民主制度，加強公民文化素質建設，還體現在構建社會共同價值觀方面。協商民主體現為一種程序正義，除了強調公民的主體意識以外，它的最終目的是使社會主體達成共識，實現某種共同價值。正如前文涉及的，協商民主制度的確立反映了社會多元化發展的現實。正是要統籌社會的多方利益，在協調各方利益關系、滿足各方發展需求的前提下，促進社會整體的發展，才更加突出了“協商”的必要性。哈貝馬斯在分析當代社會發展問題時曾指出，“現代社會要靠三種不同的媒介來維系，即靠貨幣或市場、管理的力量或國家的行政管理，以及共同價值、規范和語言實現一體化。我們不能放棄這些媒介中的任何一種。但是，它們之間必須保持一種健康的均衡關系”[5]?？梢?，“共同價值”的建設對于公民參與協商具有重要的作用。從我國當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現實出發，當代中國正處在改革開放的關鍵時期，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在經濟、政治、文化等各項事業的建設中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仍然面臨巨大挑戰。因此，黨和國家號召人民要在新時期的社會建設中，“廣泛凝成共識、形成改革合力”，要“銳意進取，攻堅克難，譜寫改革開放偉大事業歷史新篇章，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不斷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勝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斗”[6]。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觀點。偉大的“中國夢”的確立從理論和實踐的雙層方面為當代中國人民的社會建設和艱苦奮斗構建了重要的精神支柱，為當代中國社會和十三億中國人的發展提供了共同的理想和信念支持。構建偉大的“中國夢”有利于實現中國社會團結，有利于凝聚所有中華兒女共同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宏偉目標。與此同時，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報告指出，“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二十四字表述”的提出，從現實的層面為當代中國社會公民參與建設的活動提供了實踐指導?？傊?，黨和國家在新時期為中國現代化建設提出的重要理念不僅有利于公民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念，也為當代中國的發展指明了方向。

綜上所述，發展協商民主制度首先要求作為社會主體的公民具有較高的公民意識和理性能力，因此，在當代中國社會發展協商民主政治的前提下，更要注重加強公民文化素質建設。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具有多層化特征，它是立足于社會各個層面的協商民主，因此，提升公民自身修養，既要注重提高公民的主體意識，培養公民的學習精神，又要完善社會協商倫理規范，并且為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制定指引人民繼續向前奮進的共同目標，只有這樣才能推進協商民主政治的有機運行，使其為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服務。

參考文獻：

[1]中共中央印發《關于加強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建設的意見》[EB/OL].[2017-05-06].http：//www.rmzxb.com.cn/zt/2015qglh/

gdxw/463933.shtml

[2]高建，佟德志.協商民主[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

[3][美]喬·薩托利.民主新論[M].馮克利，等譯.北京：東方出版社，1988.

[4][美]科恩.論民主[M].聶崇信，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

[5]郭官義.現實與對話倫理學——J.哈貝馬斯答郭官義問[J].哲學譯叢，1994（2）.

[6]中國共產黨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發布（全文）[EB/OL].http：//news.xinhuanet.com/house/tj/2013-11-14/c_11812151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