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學生人格特質、社會支持與主觀幸福感的關系研究

郭麗娜

摘要：以北京一所中學549名中學生為被試，采用問卷調查法和訪談法探討中學生主觀幸福感與人格特質、社會支持的關系。研究發現：（1）中學生的主觀幸福感、正性情感及負性情感在年級、家庭撫養、是否班干部上差異顯著，在性別上無顯著差異；（2）中學生大五人格、社會支持與主觀幸福感相關顯著，并且大五人格、社會支持可以很好地預測其主觀幸福感；（3）中學生的社會支持在大五人格外傾性、開放性、友善性、神經質和主觀幸福感之間均起部分中介作用。

關鍵詞：主觀幸福感；人格特質；社會支持；中介作用

一、問題提出

本研究試圖探討人格特質、社會支持與主觀幸福感之間的關系，從而了解人格對主觀幸福感影響的內在機制，并確定人格是如何通過社會主持影響主觀幸福感的。本研究有助于對主觀幸福感產生機制的了解，為中學開展心理健康教育，提高學生主觀幸福感水平提供必要的理論指導。

二、研究對象及方法

（一）被試的選取

本研究對北京市某中學初、高中學生以班級為單位進行團體施測。正式測量共發放問卷594份，回收594份，回收率100%。對收回的問卷進行篩查，剔除無效問卷，共回收有效問卷549份，回收率92.4%?；厥蘸髮柧礓浫牒驼?，得出研究對象的基本情況如表1所示。

（二）研究工具

1、青少年主觀幸福感量表

主觀幸福感量表采用張興貴2003編制的生活滿意度量表和E D Diener等人編制的快樂感量表。其中，生活滿意度量表包括學校、學業、友誼、家庭、環境和自由滿意度6個維度共36個項目，量表采用7級計分制，每個測驗項目最低分為1分，最高分為7分，得分介于0-252分之間，分數越高，表面生活滿意度越高。該量表的內部一致性新都介于0.87-0.93之間，總量表和各分量表的間隔一月的穩定性新都介于0.80-0.85之間。探索性因素分析研究發現，6個因素的方法累積貢獻率為49.54%，結構效度良好?？鞓犯杏烧郧楦泻拓撔郧楦薪M成，分別有6個和8個項目；每個項目最低分為1分，最高分為7分，分數越高，說明正性情感或負性情感體驗越強烈，已有研究表明，該量表具有較好的信度和效度。

2、社會支持評定量表

采用肖水源編制的社會支持評定量表（SSRS），共10個條目，評分為4個維度，即客觀支持、主觀支持、對支持的利用度和總分?？紤]到中學生的實際情況，對量表中的一些項目進行了修改，第4、6、7題中的“同事”改為“同學”，第5、6、7題中的“夫妻”改為“戀人”，同時刪去第5題中“女兒”一欄；對修改后的量表進行了小樣本相隔3周的重測，結果表明，10個項目的相關系數為0.71-0.92之間，重測信度較好。

3、大五人格簡式量表

該量表以Costa等人（1992）的大五人格簡式量表（NEO Five-Factor Inventory NEO-FFI）為基礎進行修訂。各因子由12個項目構成，共有60個項目，每個項目有5個等級，從“十分不贊同”到“十分贊同”。五個維度的內部一致性信度分別為0.86，0.81，0.77，0.68，0.73。

（三）統計方法

本研究采用SPSS19.0軟件分析數據，主要采用描述統計、配對樣本T檢驗、方差分析、回歸分析、中介分析等。

三、研究假設

1. 中學生主觀幸福感存在人口學差異。

2.主觀幸福感、社會支持、人格特質各指標存在顯著相關。3.將社會支持作為中介變量所建立的模型可接受。

四、研究結果

（一）中學生主觀幸福感的基本狀況描述

1、中學生主觀幸福感及各個維度在年級上的差異

年級因素在中學生主觀幸福感總分上比較發現，初二年級>1+3年級>初一年級>高一年級>高二年級；經多重比較分析，年級差異顯著（p<0.05），初中各年級主觀幸福感總分顯著高于高中各年級（p<0.05），初一與初二年級主觀幸福感總分差異顯著（p<0.05），1+3年級與初一、二年級主觀幸福感總分差異不顯著（p>0.05），高中年級間主觀幸福感總分差異不顯著（p>0.05）；初一年級正性情感得分顯著低于初二南極，且差異顯著（p<0.05），初二年級正性情感得分顯著高于初一、高一和高二學生（p<0.05），其他年級間正性情感得分差異不顯著（p>0.05）；初二學生負性情感顯著低于初一和高二學生（p<0.05），其他年級間負性情感差異不顯著（p>0.05）。

2、中學生主觀幸福感及各個維度的家庭撫養差異

家庭撫養因素在中學生主觀幸福感及各維度上差異顯著（p<0.05），經多重比較分析，父親單獨撫養的中學生顯著低于父母共同撫養及母親單獨撫養的學生主觀幸福感（p<0.05）。

3、中學生是否為班干部的主觀幸福感及各個維度的得分比較

班干部因素在中學生主觀幸福感及各維度上差異顯著，身為班干部的學生得分顯著高于非班干部學生（p<0.05）。

4、中學生性別因素的主觀幸福感及各維度的得分比較

性別因素在中學生主觀幸福感及各維度上差異不顯著（p>0.05）。

（二）中學生人格特質、社會支持與主觀幸福感的關系

1、相關分析

對不同人格特質、社會支持與主觀幸福感進行相關分析得知：大五人格的外傾性、開放性、友善性、嚴謹性與主觀幸福感總分及各維度有較高的正相關（p<0.01），神經質與主觀幸福感及其各維度有較高的負相關（p<0.01），社會支持總分及各維度與主觀幸福感有較高的正相關（p<0.01），如下表顯示。

2、回歸分析

使用多元線性回歸分析對人格特質、社會支持與主觀幸福感的關系進一步分析表明：以大五人格、社會支持及各維度為預測變量，以主觀幸福感為因變量進行分析，可以看出，該回歸方程有效（F=68.661，p<0.01），預測變量神經質、外傾性、開放性、友善性、嚴謹性、主觀支持、客觀支持與對支持的利用度進入回歸方程，回歸系數顯著，這說明大五人格和社會支持可以解釋主觀幸福感，解釋率為51.6%，結果表明，中學生大五人格和社會支持可以很好地預測其主觀幸福感。

3、中介分析

由上述所得各變量間的相關、回歸分析結果，可進行變量間的中介關系檢驗。以中學生大五人格各因子為自變量，社會支持總分為中介變量，中學生主觀幸福感總分為因變量，進行中介效應檢驗，結果如下圖所示。

中介模型（ mediation model）采用Hayes（2013）編寫的SPSS PROCESS 宏程序插件中的模型進行檢驗。其回歸系數的顯著性檢驗采用Bootstrap 方法（重復抽樣5000 次）進行參數估計。若95%偏差校正的置信區間（95% CI）不包含0，則表示變量的部分中介效應顯著。

Bootstrap 方法可以克服傳統的逐步檢驗法和Sobel 檢驗法在處理小樣本量，或者變量為非正態分布時統計效力不佳的缺點，并且能有效地解決變量可能存在的測量誤差及多重中介模型的問題（張涵，康飛，2016）。

五、討論

（一）中學生主觀幸福感的現狀

首先，從調查的結果來看，中學生的主觀幸福感較高，這與已有研究結果一致。研究者認為這是學生特殊的年齡特點和生活環境的產物。關于主觀幸福感的年齡差異研究發現，20歲左右是主觀幸福感的高峰期，隨后呈現下降的趨勢。其次，從身心特點來看，處于青少年期的中學生一方面逐步提升的自我意識已經發展，有著豐富而敏銳的自我體驗，而且勇于嘗試，可以敏銳地覺察到自己潛力的實現，體驗到自我成長和擴展；另一方面身體狀況多處于生命周期的最高點，精力比較充沛，健康水平也較高，從而主觀幸福感的整體水平也較高。而且，人們呢經濟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不僅能為青少年的健康發展提供充裕的物質支持，而且也能在精神上為青少年提供支持，如我國不斷建立的各種保護青少年的法律法規，充分保證青少年的各種權益；如由于家長對教育有了更多的認知，能為孩子創造一個相對自由和寬松的空間，子女也能較為充分的享受到父母的關愛和支持，從大的社會環境或小的家庭環境方面，都能為青少年的健康成長提供充分的物質保障和心理支持。

其次，年級間的主觀幸福感存在顯著的性別差異，其中初中年級的主觀幸福感總分較高，初二年級為最高。對于不同年級所處的處境和特點不同，生活環境的變化對于青少年來說是一個重要的生活事件，對青少年的生活滿意度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初中學業壓力相比較高中年級比較輕，而初一學生由于新進入一所中學，還不能很好的適應初中的環境和生活，因此比初二學生體驗到更少的主觀幸福感和正性情感及更多的負性情感；1+3年級作為我校初、高中銜接的特殊年級，比高中年級體驗到了較高的主觀幸福感，這可能與我校在本年級無論從課程還是德育方面都給予了豐富的資源有關，學生在這個年級可以獲得更大的成長空間。初二學生經過初一一年的學習和沉淀后，逐步掌握了初中學習的方法，交往到更多的同伴，升學壓力也相對較小，所以有更大的主觀幸福感，體驗到更大的正性情感和更少的負性情感；高二學生即將面臨高考，因此主觀幸福感得分較低，而高二學生由于進入青年初期，個性漸趨封閉內隱，也更趨于理性和現實，因此體驗到更少的正性情感和較多的負性情感，需要對高二年級進行相關的教育和指導。

家庭撫養因素在中學生主觀幸福感及各維度上差異顯著，這與以往研究結果一致。單獨撫養的中學生顯著低于父母共同撫養及母親單獨撫養的學生主觀幸福感，說明父母對孩子的共同撫養能夠讓孩子感受到更大的主觀幸福感，而母親在孩子主觀幸福感的影響上遠遠大于父親的影響。這可能是因為母親作為孩子安全感的重要他人，從生活上能夠給予孩子更大的幸福感受，讓孩子從心底感受到滿足。

曾經做過班干部的學生相比較未做過班干部的學生，能夠體驗到更大的主觀幸福感和正性情感及更少的負性情感，這與預想也是一致的。做過班干部的學生一般具有較強的學習、組織能力，經常得到老師的表揚和同伴的肯定，因此不難理解會有較大的主觀幸福感和正性情感及更少的負性情感，而且現在學校一般會對班干部進行相關的培訓，而且學生也有更多與老師溝通的機會和渠道，因此會比未做過班干部的孩子更感到幸福。

調查發現中學生的主觀幸福感不存在顯著的性別差異，這與國內外一些研究結果一致。但總體來看，目前關于主觀幸福感的性別差異的研究無論在任何年齡群體都沒有得到很一致的結論。也許正如Fujita等所言，女性群體有著更多的極端情感體驗，但是由于女性在體驗到更多強烈的積極情感的同時也體驗到了更多更強烈的消極情感，兩者相互平衡，故從整體上來看，主觀幸福感沒有出現明顯的性別差異。具體原因仍需進一步的驗證。

（二）中學生人格特質、社會支持與主觀幸福感的關系情況

研究顯示，中學生人格特質、社會支持與主觀幸福感的相關顯著，外傾性、開放性、友善性、嚴謹性與主觀幸福感總分及各維度有較高的正相關，神經質與主觀幸福感及其各維度有較高的負相關，這與以往的研究結果相一致。對于人格與主觀幸福感的關系，Gray用氣質的差異來解釋，提出了情感易感性理論，該理論認為個體主觀幸福感的差異主要是由兩個基本的腦動力系統的差異造成的。Costa McCrae也用氣質的差異得出結論，認為外傾性、開放性、友善性、嚴謹性與神經質分別對積極和校級情感的敏感性不同，可能是由神經生理結構的特點所決定的。

中介效應檢驗發現，中學生的人格特質通過社會支持對主觀幸福感有預測作用。不同人格特質的個體獲得的社會支持不同，在社會中得到的支持也相對不同，對支持的利用度也不同，從而主觀幸福感也不同。外傾性高、開放性大、友善性強、嚴謹性高、神經質低的個體傾向于感知到更多來自家庭、朋友等的社會支持，形成良好的人際互動，進而體驗到比外傾性低、開放性小、友善性弱、嚴謹性低、神經質高的個體更高水平的主觀幸福感。社會支持的緩沖器模型認為：社會支持的緩沖作用經常通過人的內部認知系統起作用。因此，人格特質通過社會支持影響主觀幸福感。

六、不足與分析

本研究由于樣本的局限性，只從一所中學抽取學生，其推廣性還有待商榷；1+3年級由于是北京市試驗班級，因此人數較少；且本校初三學生由于備考壓力，未能獲得本年級的數據，如果能有對本校初三和1+3年級的數據進行比較研究，可能會有更多有益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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