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王文治面面觀

李潔非

提

起太平天國，一般容易想到一群使槍弄棍的農民暴眾，似乎很難與“文教”二字聯系起來。其實，文教是太平天國特別重要且極反映其特點的側面。中國農民起義里，擁有自己文教方面方針、政策和制度的，太平天國乃獨一個。在以前，各方面或都已達最高水準的李自成大順軍，雖有吸收知識分子之舉，但若論形成自己的文教方針、政策和制度，未之聞也。故而太平天國與文教的關系頗值得考詳。

太平天國文化建設的意識很強。起事之初，即對此一方面寄予特別重視。其突出標志，是歷法的研究與制訂。在中國政治文化里，歷法除開“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亦即關乎科學和生產、生活的一面，也關乎權力歸屬與興替。帝王易姓受命，必頒新歷，以改正朔。過往農民起義多因文化能力不足，而無視此環節，只好默默沿用舊歷，蓋未聽說有自己動手創改新歷之事。獨太平天國一旦起事，即刻改元，隨之馬上著手研制新歷，表明彼等對于文物文治有著超強的自覺。太平天國于辛亥年1851正月于武宣東鄉建國，此同時亦為其建元日，即太平天國元年。當時，新歷猶未制備，但立棄清朝年號，并將“辛亥”改稱“辛開”，以“開”字寓其開國之意，以后俱稱“太平天國某年”。然后，緊鑼密鼓加快新歷研創，至遲于第二年伊始就頒行了全新的《天歷》。此有壬子二年新刻《幼學詩》卷端《旨準頒行詔書總目》中出現《頒行歷書》為證。同時清方賽尚阿的奏報也證實，正月二十八日清兵從戰場“撿回逆書一本，居然妄改正朔，實屬罪大惡極”。 綜合判斷，《天歷》的推出當在 1851年年末至1852年年初之間。不但神速，且有極大創新，取消閏月，變陰歷為陽歷，逢單月三十一日、逢雙月三十日，是為中國行陽歷之始。

還有諸多太平天國在意文治的跡象。如《太平禮制》的厘定，對自王以下至司馬各級官爵稱謂，以及相關者親屬稱謂，均一一作繁瑣規定，辛開元年始頒，戊午八年又加修訂。雖是等級森嚴的符號，但從講究文治而言卻給人深刻印象，比于梁山忠義堂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座次之論，自是禮飭樂備。又如《欽定敬避字樣》，從避諱角度改字和造字，形成用字規范，以往農民起義軍皆未有此制度。文化制度之細密，乃至體現于公文和書信往還的規格，上級對下級、下級對上級或者平級之間，稱謂、用語、書寫格式乃至信函封套正反面樣式，皆有固定規范、樣式。更不必說，還有極著名的對圖書出版的嚴格管控。太平天國大概是中國歷史上首個實行圖書出版全面官控的政權。雖然秦代和漢初有“挾書”禁令，但紙張尚未發明，書籍的撰寫、流傳均甚有限，社會實際并無什么出版業可言，“挾書”禁令的裁制對象，主要不過是舊撰陳編。從這意義上說，明確規定一切新書必經官方審查批準方能合法出版，或推而廣之，文化產品要取得官方核準方可生產、投放社會，這種政策蓋自太平天國始。

太平天國極為重視文化，是肯定的。然而，文教在太平天國卻又陷入一種矛盾處境。一方面，它被高度重視，另一方面，文教并不繁榮，反而處在低陋粗鄙狀態。原因是，重視既不等同于也不意味著褒獎和鼓勵。

太平天國之重視，更偏于管制，甚至是扼殺。在這種情況下，愈予重視，文教反而愈見低迷。這與它以革命勢力自命分不開。它對歷史及其遺產，慣于站在批判和反對者立場，視為“妖物”。戰場上“殺妖”，在文教領域則以蕩除“妖物”為己任。這不能不使它強烈表現出反文化傾向。眾所周知，太平天國對舊文物厲行焚毀政策，所到逢書必燒，對廟宇碑刻亦盡予搗毀。除太平天國官方欽定的二三十種有限官方書籍外，禁讀任何書籍，否則罪以死論，以致幼天王洪天貴福偶欲讀書，亦只有行偷窺之事。禁書之外，太平天國亦盡力擯棄其他文化形式，比如禁止個人從事文學創作，禁止演劇等文化娛樂活動。太平刑律明言，“編造歌謠及以凡情歪例編成詩文”“聚人演戲”一類事情，都將“斬首不留”。

太平天國對文化之禁錮，創下了到那時為止的歷史之最。它將文教事業，根本視為自身意識形態的獨存、獨大與張揚，根本視為思想精神控制的工具。此意識之鮮明，以當時來看，相當超前以至“先進”。蓋中國古代，國家從風化角度對于書籍、劇目的禁毀雖時有之，亦有以“忤逆”或民族沖突等為由興治文字獄者，但對民間普通及日常文化活動、現象加以勒束以至禁絕的做法，輒聞所未聞。不單沒有這種政策，連其思路亦不存在。例如明太祖朱元璋，不喜孟子言論，但其所為亦止于委員刪削《孟子》，規定在國家考試采用官方版本，舍此之外，并未勒令世上只許《孟子節文》存在而將完整之《孟子》從民間徹底掃除。我們現在知道，對于文化的嚴格掌控，事關“文化領導權”；此一權力，乃集約化政治要著之一。太平天國雖不曾提出“文化領導權”理論，但它的實際辦法，卻是對過往文化領導權的極大突破。從世界范圍講，約摸再過六七十年，人們始能得見相近的思路。

在二十世紀中國，將本國舊文化視為糟粕予以唾棄，乃一大潮流。而我們有把握說，洪秀全雖距“現代史”還有半個世紀之遙，但已早早彈起了此調。彼之矛頭不止對準孔孟，比孔孟更早的古文化，同樣為其滌蕩對象。例如定都天京后，他曾撥冗親刪《詩經》：

天王詔曰：咨爾史臣，萬樣更新。詩韻一部，足啟文明。今特詔左史右史，將朕發出詩韻一部，遵朕所改，將其中一切鬼話、妖怪話、妖語、邪語，一概刪除凈盡，只留真話、正話，抄得好好繳進，候朕披閱刊刻。欽此?！对娊洝凡恢篂槲覈膶W第一經典，某種意義上，也是三代精神文明之薈萃。洪秀全開刀《詩經》，首當其沖的一點，是從拜上帝教的角度不容它繼續稱“經”（《詩經》原名《詩》，因為經過了孔子整理，后世尊為“五經”之一），而為之更名《詩韻》。其次，與削隳《詩經》地位同時他還指出，《詩經》內容夾雜許多糟粕，即所謂“鬼話、妖怪話、妖語、邪語”，凡此都要“一概刪除凈盡”，只留下他所謂“真話、正話”亦即無害的內容。復次，為何這份三千年前的文化遺產，斷不能容它保持舊貌，非得加以破壞？原由他也講得很清楚，亦即刻下他正領導著一場“萬樣更新”的革命，而《詩經》此書在中國的地位，“足啟文明”，絕不能仍其舊貌，必須讓它符合、順應新的時代。試看他通過親刪《詩經》體現出的文化批判意識，是否相當先進？如今我們所諳熟的古為今用、推陳出新，取其精華、棄其糟粕一類思路，他可以說都捷足先登了。只可惜這部經他手訂和改名的《詩韻》似未付梓（其時彼云“候朕披閱刊刻”），不然我們極愿一睹其容。

總體上，太平軍給人“沒有文化的軍隊”之印象。普通士兵，文盲甚多。高級領導人“不知書”也能占到一多半，例如楊秀清、蕭朝貴、李秀成、陳玉成等，或洪氏宗親中除洪仁玕外的絕大多數人。李秀成親筆所書供狀，可謂太平天國以上形象一個直觀顯現。里面錯別字連連，如不糾訂，頗難卒讀，當時曾氏幕僚特于進呈之前以紅筆就其中顯著者逐字更正。那么在此現實中，天王的“反文化”舉措，大家內心是歡迎擁護，抑或不以為然？答案極可能并非前者，而是后者。蓋人所謂“富足”，從來落實在兩個方面，一為物質，一為精神。從本能來講，人于精神貧瘠的不堪，并不較物質受窮為弱。愈是“不知書”、少文化，對精神世界豐美的渴望與企羨，反而愈大。我們從一些很小的細節，似可揣知太平天國那些 “不知書”者對文化皆有強烈向往。比如李秀成之弟明成，富禮賜在忠王府逗留時，曾于晚飯前“見王弟在那里臨池習字”。這類致力于提高文化修養的情形，在太平天國上層應非個別。從李秀成《親供》看，錯別字雖多，字跡卻頗熟練，且敘述流暢、條理清晰，作者對于習文顯然有所潛心研修。前面我們曾說，楊秀清勸諫洪秀全時，滿口仁義道德，表明他日常頗愿求知問學，以增智識。甚至天王親生的兒子洪天貴福，也難耐誘惑，偷偷去讀他老子燒掉封禁的書籍。應該說，洪秀全的反智主義，不合其追隨者意愿。從武昌起，我們就知道楊秀清在就文化政策抗爭，到了天京，又提出舊書不能一概禁毀，包括儒家經典在內，都應在刪改之后允許出版、以供閱讀。這樣的分歧顯然一直存在。文教在太平天國，很大程度上表現為一個人與整個國家的對立。天王本人，因自身經歷不堪回首，與舊文化苦大仇深而深惡痛絕，但旁人輒多系“高玉寶”，內心往往藏有“我要讀書”的吶喊。飽漢不知餓漢饑，天王的文化政策，頗難辭此尷尬。設若洪秀全是在一個文化較發達厚重的國度，銳意變革，事情可當別論。而在太平天國，人們無從忽視一種巨大的矛盾：一面，它大革文化之命，毫不容情掃除拜上帝教以外的文化；另一面，它充斥著千千萬萬目不識丁的文盲，這些人，或在反智主義鼓動下益形無知和愚昧，肆意損毀字紙而毫不知惜，或雖為自己少文無知而暗懷羞慚、渴望讀學，卻又被各種文化封鎖禁閉捆住手腳、嗷嗷待哺。

然而，在遍布“高寶玉”的現實下反文化，并非太平天國文教最離奇之處。比這更不可解的，是它一面不掩對文化的嫌厭，一面又極重文化的功用。揆之常情，人往往于所愛者欲其生，于所恨者欲其死。洪秀全卻非這樣，他表現出來的是一種古怪的背反。對文化這同一件事，他一邊極盡毀壞之能事，一邊又念茲在茲、視為經國大業，而緊抓不放。此一背反情形，當時清方人士注意不到，一味渲染前者，諸記津津樂道于太平天國如何污損文物、粗鄙少文，對其自身文教建設上的孜于講求，卻視而不見。這一來是偏見使然，二來則尤緣于清朝上下認識不到洪秀全身上寄寓著中國歷史和未來的怎樣一種潛能。

因而以下我們所談重點，將轉到通常印象較淺的太平天國文教“成就”，看看它具體有哪些“作為”。

之前我們已舉出一些例子，來證明太平天國對文化的看重。不過，僅此還不足以觸碰其文化觀念的核心。它并非為重視而重視，或者說，重視不是簡單地表示對文化的推崇。太平天國看重文化，乃出乎非常明確的目的：對部眾或臣民做精神馴化。圍繞這一目的，它對文化采取兩種極端化態度——如果有助于此，文化將被珍若拱璧；否則，棄如敝履。易言之，完全取決于“功用”。我們知道，中國過去也曾有過文脈衰微的時期，蒙古人便是極好的例子。彼入主中原，相當長一段時間，斯文掃地、九儒十丐。仁宗皇慶二年（1313年），詔以明年開科?！遁z耕錄》記此事時說：“太宗即位之十年戊戌，開舉選……則國朝科舉之設已筆於此。寥寥七十余年，而普顏篤皇帝克不墜祖宗之令典，尊號曰仁，不亦宜乎？”這幾句話，看起來是對仁宗歌功頌德，但細琢磨，反而是莫大諷刺。所謂“太宗即位之十年戊戌，開舉選”，指窩闊臺1238年針對漢人為奴者搞過一次科舉，之后轉眼七十七年過去，蒙古統治者竟將這事扔在一邊，再也不予理會。這是中國自有科舉以來，從未有過的一段漫長空白。為什么？莫非蒙古統治者對文化懷有一種仇恨心理嗎？其實談不上，只是因為草原部落不解風騷，覺得禮樂教化純屬余贅：“自國家混一以來，凡言科舉者，聞者莫不笑迂闊以為不急之務?！碧教靽某霭l點就截然不同了，它對文化大張撻伐和掃殄的行徑，不是出于輕蔑，恰恰是深知禮樂教化陶冶作用深刻，出于重視而加抑裁。所以，同樣有“抑文”表現，蒙元與太平天國背后所持認識礙然有別。前者不解風騷、漫不經心，后者如臨大敵、惕厲以對。說到“九儒十丐”，本是入元的宋遺民，因風雅墜地所作憤世語，但他們可以對蒙元統治者如此輕蔑文治而酸溜溜，卻并不能指責這些“胡虜”搞過文字獄、對文化加以迫害，元代文人地位卑微、窮困潦倒不假，別的卻還談不上。太平天國則不然，它明確將文化劃分出“有毒”和“無毒”，區別對待，有所扼殺的同時，也大張旗鼓有所建構。

因此，如果完整考察太平天國文治，但知其禁毀之事，是遠遠不夠的。我們目光，不能只盯住它十余年燒掉了多少書，也應該了解和關注它編撰過哪些新書。這并不只是關系著對它公正評價的問題，更主要的是，唯此方能透徹認識太平天國的價值取向。

固然，那個“旨準頒行詔書總目”里，品種寥寥可數，令人覺得慘淡。然而，細予寓目，你會注意到里面卻有《三字經》《幼學詩》《太平救世歌》這樣一些名目。誰都知道，《三字經》《千字文》《幼學瓊林》等乃明清蒙學讀物，每個幼童識字之始，皆從它們入手。上述太平天國官書數種，無疑是對舊蒙學的仿制和反其意用之。比如《三字經》，從名稱和樣式都一模一樣。這透露出一個重大信息，即太平天國高度重視幼兒教育，從孩子抓起，俾使他們自幼牢牢樹立和形成拜上帝教的思想認識。于茲尤應提及，天王洪秀全本教師出身，以前一直從事童蒙教育，加上對自己從小受教經歷刻骨銘心，故其從娃娃抓起的意識，極為強烈。太平天國兒童教育，制度如何我們雖不知詳，但《三字經》《幼學詩》《太平救世歌》等教材存在，說明這種教育應得相當有計劃地展開?！短骄仁栏琛肪硎?，有“本軍師嘗考天地未啟之初”字樣，顯出馮云山之手。另兩種作者不明，從文風推測，不排除洪秀全親撰的可能?！度纸洝方铚\顯的語言和朗朗上口的節奏，灌輸拜上帝教基本教義。其開篇如此：

皇上帝，造天地。造山海，萬物備。六日間，盡造成。

《幼學詩》則偏重拜上帝教箴誡和天條的宣講，從敬上帝、耶穌，歷經君道、臣道、父道、母道、子道、媳道……一直講到心、目、耳、口、手、足的行為規范。如其“妻道”曰：

妻道在三從，無違爾夫主。牝雞若司晨，自求家道苦。

借此可以看出，太平天國之于文化，并非它的敵人當時眾口一辭指控的惟有毀棄，而分明也試圖有所再造，雖然這種再造成色如何，另當別論?？傊?，太平天國也追求著自己的“文教方興”。它在這方面的諸般努力，除了我們此前談到的各點，還有一個壯舉，就是它居然建立了自己的科舉制度，并實際進行考試。

這是二千余年農民起義破天荒的事情?？婆e，是古代中國重要的制度創新。采取考試方式選用人材，今乃舉世通例，古代唯中國行之。不管它有多少弊端，從公平、平等競爭角度說，確實沒有更好的設置。所以，太平天國雖對舊文化幾乎一律取掃蕩態度，對科舉卻網開一面，實行拿來主義?？婆e時代以來，農民軍里出現有科名的人不算稀奇。黃巢以及洪秀全本人，都在科場上混過，李自成闖軍里舉人有好幾個。不過，過去此類人物，都是落草為寇前有過在當朝投考的經歷，而由農民軍親自開科取士，這是頭一遭。

劉成禺《太平天國戰史》稱，太平天國取士，早至初克武昌之時?！按笈e行鄉會試，一榜皆第。湖北興國州得第者三百余人。狀元興國州劉某……”但僅屬孤家獨說，至今尚查不到旁證。從情勢來論，武昌取士應無可能，當時太平軍駐城未足一月，清軍攻圍頗急。且除武昌孤城外，未能控制其他地區，又怎么“大舉行鄉會試”？不過，起意科舉始于武昌期間，卻有可能。佚名《太平野史》說：“迨克武昌，農工商民，率多歸之，而士人獨否。因翻然有開科舉之意。 ”

正式肇始，乃在定鼎天京的當年。這在洪仁玕主持修撰的《欽定士階條例》，載之極明：

宏惟我天國振興文治，廑念武功，自癸好開科，以天王萬壽時舉行，旋移于幼主萬壽時，以每年十月初一日宏開天試，嗣復改為每歲三月初三日考文秀才，三月十三日考武秀才，五月初五日考文舉人，五月十五日考武舉人，各省皆然。于九月初九日考文進士翰林元甲，九月十九日考武進士等；又于每歲正月十五日試選各省提考舉人之官，洵至精至密，至

備至周。太平天國癸好年即陰歷癸丑年（1853年），將開科日期擇于洪秀全生日，后改在洪天貴福生日，又改為十月初一日，嗣后再加細化，將秀才、舉人、進士各級考試，分別置于年內不同月日。

開科以來，殆無一年虛度。由于征服的時間、范圍不一，各地登榜人數也參差不齊。以甲寅四年（1854年）為例，湖北、安徽兩地，文科分中舉人八百余名和七百余名。慣于“破舊”的太平天國，獨于科舉一事沿襲舊章，除殿試、會試改稱“天試”外，其余各級也稱縣試、郡試、省試、鄉試，功名亦作秀才、舉人、進士，“天試”頭甲前三名也稱狀元、榜眼、探花。洪仁玕到來后，提出“惟制度燦然一新，而名目仍然由舊”的問題，欲加以改革，擬“改秀才為秀士”、“改舉人為博士”、“改進士為達士”、“改翰林為國士”，武科秀才等則“改稱英士、猛士、壯士、威士”。新制度打算從甲子十四年（1864年）開始實行，但那一年偏偏政權傾覆，實際也只停留于紙面。

太平天國如此器重科考，簡又文先生認為與領導人心理有很大關聯：

緣天王本士人出身，在髫齔為花縣文童，但屢試不售，不能青一衿……不寧唯是，天朝領袖人物，自天王以下，如南王馮云山，北王韋昌輝，翼王石達開，豫王胡以晃，文臣盧賢拔、曾釗揚、何震川，以及末期之干王洪仁玕，皆科場失意之士，則此開科取士，玉尺量才，以雪憤吐氣之心理，殆普遍滿朝垂十余年而不已矣。

這自是一個淺顯的原由。洪秀全當年考場踉蹌不已，而今手握定奪取舍大權，特別有一番一吐積郁的心情，也是入情入理。人做其所看重之事，脫不開自我遭際的激發?！吧w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对姟啡倨?，大抵賢圣發憤之所為作也?！边@是太史公曲折訴說自己發憤撰《史記》的起因?！按蠓参锊坏闷淦絼t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比松咳缡?。歷史上大人物，顯身后為微賤時所嘗屈辱，加意找補的例子，遠近都有。洪秀全熱衷建科舉，李自成則無此動作，與他們個人經歷、人生體驗的不同，不能說沒有關系。

但這也只能作為賾探隱索來談。真正認識太平天國這一舉措的意義，不能僅及于此等層面。太平天國開科取士，如果只是一群考場失意者為自己心理療傷，過一把錄進士、選狀元的癮，未免可笑。其實，把太平天國文治思路通體審視一遍，便知道那是基于重大的意識形態原因。

中國農民起義，對文人或知識分子的態度，很明顯走出了一條由不重視而逐漸重視的線條。在較原始狀態下，他們僅知打家劫舍、占山為王、搶壓寨夫人，但隨著時代發展，以及經驗教訓積累，也慢慢懂得還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其中包括抓知識分子隊伍建設。這種轉變，跟中國社會“文治觀念”上升，是保持同步的。宋代以降，右文抑武，武人地位打壓，文士地位抬高，謀事、成事以及之后國家治理，愈來愈倚賴文人官僚集團。我們看到農民起義也跟隨這種變化，開始有一些結構的改變。馮云山為拜上帝會訂“軍師制”，借鑒對象便是宋代水滸梁山的吳用。逮至元末朱元璋，農民軍終于顯出這方面的全新氣象。朱元璋比較明確意識到應該改變和脫離“江湖模式”，所到之處求賢訪智，不斷結交有學之人，因此獲益很大。朱元璋正式開科，雖在建國后，但爭天下時，卻也有相應類似舉措，惟限于條件未用考試制，而行舉薦制，多次下“薦賢令”。經他垂范，以后農民起義的佼佼者，便也留意于此。明末李自成與張獻忠，各為朱元璋模式與舊江湖模式的典型。大順軍著意引進李巖、牛金星等知識分子，委以信任，大西軍則基本保持草莽風范，結果大順軍摧枯拉朽、最終奪取紫禁城寶座，大西軍則東蕩西竄、趣味不脫子女玉帛。但李自成的敗亡，也在于并未徹底解決好“化武為文”問題，對劉宗敏等武夫的草莽習氣，制約乏術，以致明明占得帝都，卻讓煮熟的鴨子飛了。到洪秀全這兒，一方面歷史正反經驗教訓彰彰明甚，一方面他本身系儒子出身，見識自比朱元璋、李自成又有所精進。他雖未明言要總結農民軍的前車之鑒，但從一開始，很多做法便鮮明地針對著舊江湖的短板，例如禁取私財、禁近女色。蓋財與色，原是古來人們所以落草為寇的基本沖動，洪秀全卻將部曲與此隔絕。而他新思維里面最根本、最核心的一條，尤在狠抓意識形態，拜上帝教為此而創，《天條書》、禮拜制度、廣泛開展“講道理”活動、飯前贊美、夜半烹茶誦經，以及編撰《三字經》《幼學詩》《太平救世歌》等教材，都著眼于此。最終目的，就是使太平軍上下思想，高度集中和統一于國家基本意識形態。他大舉開科取士，深意在于打成一支服膺、忠于本教信仰和天王思想的文士隊伍，為政權奠定堅實的人才基礎。

洪秀全厲害之處何在？無論朱元璋或李自成，懂得文人和文治重要，是他們的進化；但都止于吸收和使用舊文人，不曾意識到還有一個改造問題，通過思想改造將舊文人轉變為切合自身政治需要的新文人。太平天國的認識毋庸置疑抵達了這個層次。太平天國開科取士，絕非使讀書人“職稱”從清朝授予變成天國授予那么簡單，而是有意識地作為專門的思想馴化過程。我們只要看看考試內容與題目，便一目了然：

其題則皆洪賊所命，悉出偽書中。某賊壽則稱某試，如東試題：“東風吹清好涼爽，他名禾子救饑荒。名說饑荒便是疾，乃埋世人水深長?！苯y觀偽書所言，大約此四語是頌揚東賊，即其偽銜中禾乃師贖病主之意。其曰東風即東王，圣神風謂能化物，他指東王，禾指稻米，疾猶之病，乃提曳意，賊謂牽馬為乃馬，故知為提挈埋世人，賊謂閻羅為紅眼睛蛇妖，利人餓死埋之地獄，水深長以比東賊救人功德，言閻羅妖以饑荒致世人皆病，利其死而埋之地下，東王以圣神風化解之，猶禾之能救饑，是能乃所埋之人，功德如水之深長也，故洪賊東賊，皆以秀名，合禾乃二字為一，正其禾王禾師乃埋之說。翼試題：“翼化如春潤”，美其安癅安慶之功。

為了解釋試題中的語義，張汝南頗費氣力，猶然有些佶屈聱牙，對于應試的學子來說，所賦詩文若想切中題旨，自更艱難。原因是，這些試題取自拜上帝會、太平天國歷史特有話語、典故和教義，答題人如不將官書讀熟讀透，根本不知所云。這恰系太平天國建科舉用意所在，借功名和進身為餌引，迫使學子加強學習，揣其教理、諳其話語，而漸自靈魂深處，幡然改為“新人”。順便一提，張繼庚還說他一直隱瞞著身份，“幸賊不知系讀書人，故得免受偽職，逼偽試等事”。由此看，科舉開張之后，對于讀書人赴試，是帶強制意味的?？梢娞教靽∈?，用如對知識分子“思想專政”的工具，樂意也罷，不樂意也罷，不由分說，一律驅以就試，以便經此過程令天下讀書人紛紛“入我彀中”。

羅爾綱 《太平天國史》也列舉了一些地方試題：

龔又村《自怡日記》則記庚申十年蘇州試題如下：

題為《同頂天父天兄綱?！?；二題《禾王作主救人善》……三題《能正天所親》。詩題《一統山河樂太平》。

并錄某個“中式者”亦即考中之人的詩歌答卷：

一統天朝界，山河萬重新。士民皆歡樂，咸頌太平春。

“中式”之文，亦有一例，見《太平野史》卷八。試卷作者佚，文長五百來字。摘以數行，姑窺其概：

皇矣上帝，神真無二也。夫猶是神也，得其真者，非獨一皇上帝而何。且自三代而下，神靈每操禍福之權，然偽妄者恒多，真正者恒少。自圣人出，去其偽而存其真，猶恐人不識至真者之果何屬也……

凡此種種，內容無非都是為《原道覺世訓》之類背書，或對天王、幼主歌功頌德而已。

總括一下，可提取出來兩個問題。其一，太平天國對文教重視不重視呢？答案是：重視。其二，文教在太平天國發展如何？答案是：基本不發展。如果“發展”是指文明在歷史基礎上的進化，則個別處有發展，例如歷法，其余不進反退，使歷史開倒車。

十余年內，從普羅層面看，文盲遍地狀況依舊。從精英層面看，思想又沒有一點活躍的跡象，甚至找不到思想情形的存在。雖然《資政新篇》透出充沛的思想活力，但它并非太平天國的造化，是洪仁玕入天京前在殖民地香港所得見識，洪秀全準其出版值得贊賞，然而實際影響微弱，幾乎為零。

從頭至尾，太平天國未曾造就和涌現自己思想文化方面的杰出人才和代表人物，除開《資政新篇》，也無任何學術上值得一提的著作。因為個人精神創造力與自主力，被壓至極弱，雖有個人名義的制作存在，例如科舉考試里的策、論，或《建天京于金陵論》一書所收何震川、吳容寬、鐘湘文、馮之

等人四十篇文章，但要么機械地重復洪秀全和其他太平天國官書話語，要么僅為諛言虛奉，難覓自我情思。

出版受到嚴厲管控。十多年間合法出版物，全部相加不過二三十種。文藝創作一片空白，除非有人認為科舉試卷里那種詩，可算“創作”；沒有小說，沒有詩歌，沒有戲??；膽敢試之，殺頭之罪。

沒有新聞事業?！顿Y政新篇》倒是曾經建議：“興各省新聞官，其官有職無權、性品誠實不阿者。官職不受眾官節制，亦不節制眾官，即賞罰亦不準眾官褒貶，專收十八省及萬方新聞篇有招牌圖記者，以資圣鑒?！蹦鞘呛槿诗\借鑒歐美，欲以新聞自由、獨立，移植天京。他初來乍到，何其天真。此議立遭洪秀全無情否決，理由是：“此策現不可行，恐招妖魔乘機反間，俟殺絕殘妖后行未遲也?！笔欠翊锰煜峦耆?，洪秀全有可能會允許新聞自由、新聞獨立呢？抬眼打量一下太平天國文教整體氣象與思路，我們礙難置信。

注釋：

（1）《尚書正義》卷二堯典，《十三經注疏》，頁251。

（2）《欽定剿平粵寇方略·一》卷十，頁 202。

（3）洪秀全《刪改詩韻詔》，《洪秀全集》，頁 186。

（4）富禮賜《天京游記》，《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六）》，頁 953。

（5）陶宗儀《輟耕錄》，中華書局，1997，頁 18。

（6）張之翰《西巖集》卷十二，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金至元-1204。

（7）《太平救世歌》，《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二）》，頁 239。

（8）《三字經》，同上書，頁 225。

（9）《幼學詩》，同上書，頁 233。

（10）簡又文《太平天國典制通考》，頁265。

（11）王文濡《太平天國野史》卷之八，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7，頁217。此書原名《太平野史》，寫本未刊，廣陵古籍刊印社將國民刊本影印出版時，改名《太平天國野史》；另外，原作者姓名佚，但廣陵社將作者署為王文濡，羅爾綱《太平天國史》卷三十三則誤為凌善清，實則此二人都只是為民國刊本作序，非作者。

（12）《欽定士階條例》，《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二）》，頁 548。

（13）羅爾綱《太平天國史》卷三十三，頁1306-1307。

（14）《欽定士階條例》，《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二）》，頁 548-549。

（15）《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一首》，《六臣注文選》卷四一，中華書局，2013，頁770-771。

（16）張汝南《金陵省難紀略》，《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四）》，頁721-722。

（17）《張繼庚遺稿》，同上書，頁 761。

（18）羅爾綱《太平天國史》卷三十三，頁1310。

（19）龔又村《自怡日記（選錄）》，《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第四冊，中華書局，1963，頁369。

（20）王文濡《太平天國野史》卷之八，頁219-220。

（21）洪仁玕《資政新篇》，《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二）》，頁 533。

（22）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