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紀波蘭漢學的漢語聲母特征分析——以“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的拉丁注音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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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紀波蘭漢學的漢語聲母特征分析——以“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的拉丁注音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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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廈門大學 海外教育學院，福建 廈門 361102；2．華沙大學 語言學系，波蘭 華沙 999038）

波蘭傳教士卜彌格（Michel Boym）對“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的碑文翻譯為我們提供了一套完善的漢字拉丁注音方案。目前，學界針對卜彌格的拉丁注音方案的專門研究較少，文章試圖通過對卜彌格的碑文拉丁翻譯文本的漢語語音系統整理，將之與羅明堅、利瑪竇和金尼閣等三個早期漢學家拼音方案的聲母系統對比，根據其間的異同之處分析卜彌格對漢語語音特征的認識，進而研究17世紀波蘭漢學中的漢語語音特征。

卜彌格；波蘭漢學；漢語特征；注音方案；聲母系統；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

一 引言

在早期西方的漢學體系中，漢語拼音方案所來源的漢語注音系統并非是單源性的，而是具有多源性質。如果對漢字注音方案的發展過程完全不了解，閱讀早期的西方漢學文獻就會存在一定困難。同時，在漢語國際傳播的過程中，也需要關注漢語教學的國別化問題，而漢語教學國別化的主要途徑就是要研究漢語與異域各地語言的“歸化”特征，只有這樣，才能夠在語言本體內揭示語言之間的特征差異，揭示語言習得偏誤的國別化內在因素，早期耶穌會士的記錄資料，為我們留下了寶貴的線索。鑒于此，就需要關注歷史上的各種漢語注音方案，其中卜彌格（Michel Boym，1612–1659）的拉丁文注音方案就非常值得關注。

卜彌格是一位波蘭傳教士，1644年來中國開始傳教士工作，同時研究中國的語言、文化、地理等，17世紀50年代后回到歐洲。在華期間，他在漢語語音方面的最大貢獻就是對“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下文簡稱“大秦景教碑”）的碑文所作的拉丁文逐字注音，1667年發表在他的老師基歇爾（Athanasius Kircher，1602-1680）的《中國圖說》一書中，后來風行歐洲，普遍用于拼寫中國的人名、地名等。

迄止目前，學術界較多關注卜彌格有關植物學、地理學、中醫的著作，西方學界對大秦景教碑的研究也有一些介紹，比如James Legge（1888）、Henri Havret（1895）、Charles Aiken（1902）、Lionel Giles（1917、1918、1920、1920）、Rufus Suter（1938）、Paul Pelliot（1996）、Antonio Ammassari（2003、2003）、Timothy Billings（2004）、Max Deeg（2007）、Jacques Gernet（2007）、Michael Keevak（2008）等。國內學界則有馮承鈞（1936）、岑仲勉（1957）、羅香林（1966）、朱謙之（1993）、耿昇（1999）、林悟殊（2003、2011）等，主要關注大秦景教碑的歷史及其內容。

從語言學角度，對卜彌格“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的碑文注音進行專門研究的，僅有譚慧穎（2008）和董海櫻（2011）等，其中，董海櫻（2011：98）歸納出了“卜彌格漢語官話聲韻母拼合表”，不過由于其研究的主旨并非是卜彌格的碑文拉丁注音，所以與他提出的拼音方案存在一定差別。譚慧穎（2008）的研究比較具體，她從卜彌格所提出的漢語語音方案里歸納出其韻母系統，并與金尼閣以及明末官話的擬音進行比較。在我們看來，目前對卜彌格的碑文拉丁語注音研究明顯不足，難以充分顯示其意義與價值。本文擬通過研究其碑文拉丁語注音的聲母系統的特征，弄清卜彌格漢字注音文本的學術價值，分析卜彌格如何站在類型學的對比立場看待17世紀漢語的語音特征，同時也試圖分析他和歐洲本土學者在漢語注音的特征研究方面的關系。

二 卜彌格的注音系統整理

卜彌格對“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的研究共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用拉丁文字母找出逐字注音；第二部分是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的逐字解譯，把碑文逐字翻譯成拉丁文, 這兩部分字的順序相同；第三部分是對碑文的拉丁文全文翻譯。在翻譯整個碑文的過程中，卜彌格基本按照拉丁文的句型、句法去翻譯、造句，因為只有這樣，歐洲的讀者才能夠理解大秦景教碑的內容。

整個“大秦景教碑”的中文格式非常明晰，碑文共分成30欄。在對大秦景教碑進行研究工作前，卜彌格首先將碑文的中文全文從左到右分為29行，每行從上到下根據漢字的順序標出序號。每一行由45到61個漢字組成，全文一共列有1783個漢字。在完成分行和編號以后，卜彌格對碑文逐字做了比較系統的拉丁文注音。

這里需要說明的是，卜彌格在對大秦景教碑做拉丁文注音的時候，也出現了一些類似手民之誤的問題。我們發現，如果把碑文與卜彌格提出的拉丁文注音進行對照，存在一些遺漏現象：

一是漏注現象。對照碑文原文，可見第5欄第29“kim?”（境）后缺一個“ch?”（之）字的注音，碑文原文為“制八境之度”；第10欄2“cyě”（七）后缺一個“yuě”（月）字的注音，碑文原文為“貞觀十有二年秋七月”；第19欄第11“chi?”（政）后少一個字“y”（以）的拉丁文，碑文原文為“披八政以黜陟幽明”；第22欄第7“ch?”（之）后少一個“??n”（從）字的注音，碑文原文為“肅宗俾之從邁”；第29欄第34“cyě”（七）后少“gě”（日）的注音。

二是多注現象。對照碑文原文，可見第 11欄第14多了一個字的注音“kuì”（國）；第25 欄第33“kem”（更）后多了一個字的注音“cyên”（前）。

根據卜彌格所做的拉丁文注音，我們對卜彌格注音系統進行了較為全面的分析研究，歸納出一份卜彌格注音表。

卜彌格注音系統聲韻拼合表 表1

Cc‘??‘chch‘fghkk‘lmnng afa ai?ay?‘aychayhayk‘aylaymaynay am?amchamfamhamkamlammamnam an?an?‘anfanhanmannanngan ao?aochaohaokao ece?echech‘egekenge eamleam eaoleao emcemgemkemnem encenchengenhenngen euceucheufeuheuk‘euleu icychifihikik‘ili/lymi iahiakia iaikiay iamcyamhiamkiam iaocyaohiaokiaomiao iecyekieliemienie iencyen?yenhienkienlienmiennien ieucyeuhieukieulieunieu im(ym)cim/cymchimch‘imhimkimlimmimnym incynchinch‘inginhinkinmin iogiohiokiolionio iucyugiuhiukiuk‘iuliunyu iue?yuekiue iuencyuenhiuenkiuen ium iungiunkiun o?ochofohokolomongo oahoa oamchoamhoam oefoehoe oeihoey oenhoen oi on ouhou u?uchufuhukulu uai uamkuam uankuan uekue uenchuenfuenmuen ueigueykuey ui?uymuynuy umcumc‘um?umchumfumhumkumlummumnum un?unchunlun uokuo uom uonmuon lh

（續表1）

pp‘qstt‘vx?? apataxa aisaytayt‘ay ampamtamt‘amvam/uamxam anpanp‘ansantanvanxan?an aopaosaotaoxao epesetexe eam eao emsemtem ensenven/uenxen euseuxeu ipisyxiy iaya iai iamsyamyam iaosiaoyao iepiesyetieye ienpiensyentient‘ienyen ieusyeu/sieuyeu im(ym)pimp‘imsymtymximym inpinsynxinyn ioyo iusiu/syuyu iueyue iuensyuensiuen?yuenyuen iumyum iunsiunyun oposot‘oxoo oa oam oe oeipoey oen oipoy onpon ou upusutuxuu/uu uaiuay uamquamuam uan uexueue uenpuenquenuen ueiquey uisuyxuy?uy/?uiui umsumtumt‘um unsuntunt‘unxun uoquo uomquom uonquonuon lh

站在今天來看，卜彌格為研究早期漢語拉丁注音提供了一套比較完整的注音實踐方案。根據上面的注音聲韻拼合表的整理統計，在卜彌格的注音系統中，漢語聲母有25個（共24個聲母，再加1個零聲母），韻母49個，聲調有五類。其中漢語聲母用拉丁字母標示，包括：c、c‘、?、?‘、ch、ch‘、f、g、h、k、k‘、l、m、n、ng、p、p‘、q、s、t、t‘、v、x、?。關于該注音系統的聲母特點，波蘭漢學家愛德華?卡伊丹斯基（Edward Kajdański）研究后認為：“卜彌格用拉丁字母拼寫漢字有時并沒有遵照葡萄牙人制定的那些原則，例如他在一些地方總是用波蘭文常用的‘sz’和‘cz’來拼寫漢字，而不是按葡萄牙語的發音，用‘x’和‘ch’這些字母?！雹伲◥鄣氯A·卡伊丹斯基，2001：235）

三 卜彌格注音系統的聲母特征分析

對比上面表1中的注音整理情況，如果與早期傳教士羅明堅（1585-1588）、利瑪竇（1605）、金尼閣（1626）的三套注音方案相比，卜彌格的聲母系統在字母符號的選擇上并不完全一致。不過，早期的漢語注音方案之間聯系都比較密切，差異不是很大，要分析其中的漢語語音特征，根據譚慧穎（2008：129）的說法，比較有效的做法是從具有標志性的便于記憶的注音特征入手，而且聲母系統最具有標志性。卜彌格注音的聲母系統的差異并未涉及所有聲母，像p、m、f、n、 l、s 的用法都比較類似，而用法差異比較大的主要是 c、?、ch、g、x、z等。下面擬分別對卜彌格與早期漢學其他三套漢字的注音方案的聲母系統進行對比分析。

（一）[ts]/[ts‘]/[s]注音特征分析

擬音羅明堅（1585-1588）利瑪竇（1605）金尼閣（1626）卜彌格（1667） [ts]c, ?, ?czc(e,i)?(a,o,u)?c, ?s [ts‘]c, ?, ?czc‘ (e,i)?‘(a,o,u)?‘c,?,?‘s [s]s,sssss

羅氏注音系統中，發[ts]音有：則?e、姊?ci等，發[ts‘]音有：前?ien、草zau等, 發[s]音有：小siau等。利氏注音系統中，發[ts]音有：則cě、姊?ù、座?oò等，發[ts‘]音有：前?‘ien?、草?‘aò、藏?‘am等，發[s]音有：小siào、像siám等。金氏注音系統中，發[ts]音有：則cě、姊?ù、總?ùm等，發[ts‘]音有：前?‘ien?、草?‘aò、錯?‘ǒ等，發[s]音有：小siào、雪siuě等。卜氏注音系統中，發[ts]音有：則cě、字?ú、尊?uń/suń、總?um?/cum?/sum?等，發[ts‘]音有：前cyěn/cyên、財?‘a?、存?un?/s?n等，發[s]音有：謝syě、像sya?等。

可見，這里的四位傳教士都采用了拉丁字母注音，對此，應該特別關注漢語輔音的腭化現象。我們知道，在古典拉丁語中，最容易受到影響的就是舌根音c，根據譚慧穎（2008：77）所述，c音的通常演變過程是c(e,i)[k]→[t?]→[ts]→[s]([z])/[θ]。在意大利語中，c(e,i)的腭化一直停留在[t?]（即[?]）階段；葡萄牙語和法語則經過[t?]、[ts]，現在讀作[s]/[z]；西班牙語則經過[ts]、[tθ]變為[θ]；在波蘭語中，c音則發音為[ts]。早在16、17世紀，印歐語系的諸語言尚處于音變過程中，或者剛剛演變到現代音系不久，不過可以看出，16、17世紀的意大利語、法語、葡萄牙語、西班牙語、波蘭語等五種語言中，c音很可能曾經一直被讀作[ts]，所以，當時卜彌格選用了c音來表示[ts]音，這應該是一個比較準確的標注。

字母?則是c的一個變音，在羅曼語中表示[ts]音?，F代法語和葡萄牙語中都有?母，卻都改發成[s]音，波蘭語從來沒有?這一語音符號。在此，我們可以假設，卜彌格之所以也會用?母注音，應是他回羅馬要把碑文的拉丁注音說明帶給老師基歇爾，為了更好地表示這個讀音，于是他就采用了耶穌會士習慣使用的?母進行注音，因為其他幾位傳教士都用? 母表示[ts]或[ts‘]，比如羅明堅就用?c和z來表示漢語中的[ts]音，前者似乎可以理解成?或c的長音形式，后者則可算是一個典型的意大利式的注音（譚慧穎2008：79）。

在漢語、古拉丁文和波蘭語中，s母只有清音的讀法，而在現代意大利語、法語、葡萄牙語、西班牙語等四種語言中，s 音幾乎都有兩種讀法，即齒齦清擦音的s和齒齦濁擦音的z。由于16、17世紀拉丁文得到廣泛運用，故我們認為這四個方案采用的s表示的應該是[s]音。至于卜彌格究竟為何要選用s音表示[ts]/[ts‘]/[s]，估計是他在注音過程中也是受到了他的母語波蘭語的影響。

（二）[?]/[?‘]/[?]注音特征分析

擬音羅明堅（1585-1588）利瑪竇（1605）金尼閣（1626）卜彌格（1667） [?]c,cc(e,i)chchch [? ‘]c,cc(e,i)ch‘ch‘ch,ch‘ [?]sc(i)xxx

羅氏注音系統中，發[?]音有：戰 cen、知ci/ccy等，發[?‘]音有：城cin等, 發[?]音有：手scieu等。利氏注音系統中，發[?]音有：戰chén、知chī、者chè等，發[?‘]音有：城ch‘?m、臭ch‘éu等，發[?]音有：手xèu、少xào、山xan等。金氏注音系統中，發[?]音有：戰chén、知chī等，發[?‘]音有：城c‘him?、常ch‘am、成ch‘?m等，發[?]音有：手xeù、圣xi?、身xin?等。卜氏注音系統中，發[?]音有：知chī、者chè/chě等，發[?‘]音有：城chim?、常cham?、成chim?、尺ch‘é等，發[?]音有：山xan?、圣xi?/xim?、身xim?、授xeú等。

ch母在波蘭語中代表[x]，那卜彌格為何會選擇用ch、ch‘來表示[?]或[?‘]呢？我們或許可以從其他耶穌會士對他的影響中尋找比較合理的解釋。羅明堅、利瑪竇和金尼閣的注音都會受到各自母語的影響，我們看到，在意大利語中，c和cc表示[?]/[?‘]；葡萄牙語和西班牙語中，ch同樣表示[?]，所以卜氏應該是受其他傳教士語言的影響才決定采用ch來進行注音的。

羅明堅根據意大利語中的sc音標注了[?]音，利氏、金氏、卜氏三人也都選擇x，其實這算是葡萄牙語的讀法。波蘭語中明明有sz字母組合表示[?]音，那卜氏卻沒有按照他的母語波蘭語的讀法去拼寫這個音，根據我們的推測，其個中原因大概是耶穌會本身規模不大，而波蘭語的成員又不多，為了讓注音有更大的適用范圍，卜彌格才最終選擇利用x音來代表[?]音。

（三）[k]/[k‘]/[x]注音特征分析

擬音羅明堅（1585-1588）利瑪竇（1605）金尼閣（1626）卜彌格（1667） [k]c(a,o,u)ch(e,i)q(u)c(a,o,u)k(i)q(u)kc(a,o,u)k(i)q(u) [k‘]c(a,o,u)ch(e,i)q(u)c‘ (a,o,u)k‘ (i)q‘ (u)k‘c‘ (u)k‘ (i)q‘ (u) [x]h(a,e,o)c(u)g(u)sch(i)hhh

羅氏注音系統中，發[k]音有：改cai、家chia、怪quai等，發[k‘]音有：可co、巧chiau、曠quam等, 發[x]音有：好hau、花cua、湖gu、學schio等。利氏注音系統中，發[k]音有：改cài、家kiā、怪quái、古kù等，發[k‘]音有：可c‘ò、巧k‘iào、曠q‘uám等，發[x]音有：好haò、花hōa、湖h?、學hiǒ等。金氏注音系統中，發[k]音有：改kài、家kiā、怪kuái、孤kū等，發[k‘]音有：可k‘ò、巧k‘iào、曠k‘ua?、開k‘āi、口k‘èu等，發[x]音有：好hào、花hoā、湖h?、學hiǒ等。上面三家的注音選字基本一致，在卜氏注音系統中，發[k]音有：共cum?、功cum?/cum?、貢cum?、家kiā、歸quey等，發[k‘]音有：空c‘um?/cum?、可kò/kó、開k‘a?、口k‘eù、氣k‘í等，發[x]音有：好haó、花hoā、后heú、虛hiū等。

印歐語系里，在羅曼語族的諸語言中，像意大利語、法語、葡萄牙語、西班牙語，c在元音a、o、u前都發[k]，意大利語中在元音e和i之前須加上不發音的字母h，寫成ch，才發[k]。根據譚慧穎（2008：81），古典拉丁語（也就是教會拉丁語）中q的發音方法和c相同，表示[k]音，它的后面總有輔音u，其組合發[kw]音。對當時的傳教士而言，k字母發[k]音只用來拼寫外來語。羅明堅受到了其母語意大利語的影響，所以用c、ch、q來表示[k]和[k‘]。利瑪竇和卜彌格則選擇用c、k、q，而金尼閣只用一個對當時歐洲人較為陌生的[k]，不過這個音對中國人而言則很熟悉，符合中國人的發音習慣。在此，卜彌格選擇用c、k、q，究其原因，應是為了能夠符合歐洲各國傳教士的語言習慣。

現代羅曼系諸語言中都沒有h字母，但古典拉丁語中卻用h代表[x]，它與現代漢語拼音里的h很類似。從表1中所列來看，四位傳教士幾乎都選用了h母，只有羅明堅標記[x]音的方法顯得有點特殊，也比較復雜，他除了選擇用位于a、e、o之前的字母h之外，還選用了位于u元音之前的c、g 和在i前要使用sch。卜彌格選擇用h母來標注[x]，可能是因為它是古典拉丁語中的一個符號，也可能是因為當時他的母語波蘭語中也有h發[x]的語音現象。

（四）[?]音標注特征分析

擬音羅明堅（1585-1588）利瑪竇（1605）金尼閣（1626）卜彌格（1667） [?]g(e,i)g(e,i)j(o,u)jg(e,i)

羅氏注音系統中，發[?]音有：人ge、如giu等；利氏注音系統中，發[?]音有：人jǒ、如j?等；金氏注音系統中，發[?]音有：人jǔ、如j?等。卜氏注音系統中，發[?]音有：人gin?/ g?n、如gi?等，四家的注音選字一致。

對此，譚慧穎（2008：81、102-106）認為，利瑪竇用g標注前元音前的[?]，用j標注后元音的[?]，金尼閣選用j標注所有情況的[?]音。波蘭語中的g本身就可標注[g]音，而為了表示漢語中的卷舌濁擦音[?]，卜彌格所用的也是g。在葡萄牙語、西班牙語和法語中前元音之前的g母都發為[?]音，這就像法語中的j也發齒齦后濁擦音[?]一樣。

（五）[?]音標注特征分析

擬音羅明堅（1585-1588）利瑪竇（1605）金尼閣（1626）卜彌格（1667） [?]ng(a,o,u)ngh(e)nggng

羅氏注音系統中，發[?]音有：愛ngai、恩nghen等。利氏注音系統中，發[?]音有：愛ngái、恩gēn等；金氏注音系統中，發[?]音有：愛gái、恩gēn等；卜氏注音系統中，發[?]音有：暗ngan?/ngań、恩ngēn等。

印歐系諸語言中幾乎都沒有[?]音，但仍然還可以聽到一些與之相似的音。比如，波蘭語中tango（探戈舞）的發音是?t??ɡ?，angielka 發音是??????lka，聽感上很是相似?？梢?，羅曼系語言像波蘭語一樣，也會出現類似[?]的音（經常由n母跟g、k組成的），但在注音系統中并不是漢語中的[?]音。對此，譚慧穎（2008：82）說，“正因為本族語中缺少后鼻音這樣的音位，最初來到中國的西方人總有這樣一個印象，覺得中國人幾乎是在用鼻子說話。不過憑著優越的語言感知能力，早期來華傳教士在為這個有點異域風味[?]音尋找標記字母時，并未遇到什么麻煩”，耶穌會士就選擇使用英語中出現的軟顎鼻音ng來代表[?]音。這樣，為了彌補母語中沒有的這個發音，羅明堅、利瑪竇和卜彌格都采用了ng字母組合。金尼閣用g來表示[?]音，在他的方案中g也用來表示喉塞音[?]。關于如何區分g和ng，利瑪竇、羅明堅和卜彌格都用ng表示開口疑母字和部分開口影母字，用g母表示合口疑母字和個別的影母字，金尼閣則用g母同時表示利瑪竇等區分的ng和g的影疑母等字。（譚慧穎2008：84）

（六）[?]音標注特征分析

擬音羅明堅（1585-1588）利瑪竇（1605）金尼閣（1626）卜彌格（1667） [?]i,j,yi,j,yiy

i在教會拉丁語和其他印歐系諸語言中發音的差別并不大，幾乎都發[i]。其中，意大利語里，j一般是標記外來語的讀半元音[j]或齒齦后塞擦音[d?]，在法語和葡萄牙語中總是發成硬腭摩擦音[?]，在西班牙語中，會讀成舌根清擦音[x]，在波蘭語中j則發成硬顎無擦通音[j]。

在意大利語、葡萄牙語和法語中，y一般標記為外來語詞，發成元音[i]、前兩者還會發半元音[j]，而在西班牙語中，y母則經常會發成元音[i]或半元音[j]，在波蘭語中，y母發閉央不圓唇元音[i]，在古典拉丁語中y讀[i]，即與i相同。

羅明堅和利瑪竇基本都混用了i、j、y，較為系統的則是金尼閣和卜彌格的注音方案。前者決定選擇用一個元音i，后者則選擇用y。我們認為，金尼閣的選擇受到了中國人的影響，而卜彌格的選擇應該則是受到了古典拉丁語的影響。

四 卜彌格注音系統的“一音多號”與“一號多音”

早期傳教士的漢語注音方案在標注上有很多不同，金尼閣的注音幾乎是一音一號，而利瑪竇的注音方案會經常用多個字母表示同一個音，或者同一字母表示多個發音，從卜彌格的注音方案看，其標注也多有“一音多號”和“一號多音”的情況，從這一點看，卜彌格與利瑪竇的注音特征比較接近。

卜彌格方案的“一音多號”與“一號多音” 表2

一音多號一號多音 明末官話擬音卜彌格西文字母卜彌格 [ts]c, ?sc[ts]/[ts‘][k][s] [ts‘]c,? ,?‘s ?[ts]/[ts‘] [?‘]ch,ch‘ch[?]/ [?‘] [k]c(a,o,u)k(i)q(u)g[?-][?-] k[k-]/[k‘-] [k‘]c‘(u)k‘(i)q‘(u)q[k-]/[k‘-] s[s-] [ts-]/[ts‘-]

另外，根據卜彌格注音方案的聲母系統來看，卜彌格用m表示韻尾ng [?]，可惜出現 m，n混用的情況有：塵chim?，飯fam?，林lim?，龍lun?，命miń，亡va?。卜彌格注音系統中，齒齦鼻音n[n]與舌根鼻音m[?]不分，這可能與他的助手中國人陳安德誦讀碑文的時候所帶的方言語音特征有關；另外c除了有[ts-]/[ts‘-]，[k-]的讀法，偶爾也有發[s]的情況：僧ce?/cem?，祥cyam?/cyam；s除了標記[s]，也用來標記[ts-]/[ts‘-]：尊suń，作só，總sum?；[k-][k‘-]出現在u前有兩種標記方法，或用k，或用q，如：郭kuǒ，洪kum?，光kuām/kuam?/kuan?，貴kuey，國kuě，歸quey，廓quǒ，闊quǒ；g遇a，o，u要加上前元音 i，如潤giun?。在卜氏的注音系統中，[?]的標音也用g來表示，同時他的注音聲母系統中還混用v和u，出現了亡va?/ uam?、文uen?/uěn/uên/věn、望ua?/vám等注音現象；另外，q只出現在介音u前，例如：坤queń, 歸quey, 光quam?, 愧quéy。卜彌格注音系統中lh攝標注讀音[?]：二l?, 而l?, 耳lh’。為了彌補拉丁文字母的不足，卜氏加了“‘”符號表示送氣?？上в袝r出現省略，如成chim、常cham、出chǒ、長cha?/cham、臣chin、普pú、同t?m等。

五 結語

早期入華的傳教士羅明堅、利瑪竇等人所接觸的或許大多是南方地區的人士，其注音資料中難免會摻雜一些南方方言的語音特征，而且隨著耶穌會士傳教范圍的擴大與深入，第二批及其后入華的傳教士應該有更多的機會接觸到比較純正的北方漢語官話。從影響上看，卜彌格這套漢字拉丁化注音系統在17世紀發明創制的，后經漢學家認可，廣泛流傳于歐洲。在為漢語注音的多種拼音方案中，卜彌格的注音系統占據了非常主流的位置，值得學界關注和重視。

據我們的研究與分析，卜彌格漢語拉丁文注音系統主要以明末的漢語官話為描寫和研究對象，這一注音方案中共有聲母25個，韻母49個。卜彌格從實際的漢語語音出發，按官話的實際發音將漢語的聲母特征做了系統的描寫。如譚慧穎（2008）所論，利瑪竇的漢語注音方案受葡萄牙語的影響，羅明堅的方案則受意大利語的影響，金尼閣的方案與其他目的有異，主要是向中國人介紹西方的音素記音理論，試圖適應中國人的語音感知，而卜彌格則既受到其母語波蘭語的影響，也試圖面向歐洲具有更大的普適性。如果回顧漢語的拉丁化歷程，其實卜彌格并非為漢語注音的第一人，在他之前，羅明堅、利瑪竇和金尼格的注音系統為最初漢語制定了注音表，這是漢字拉丁注音的初創階段，不過羅氏和利氏的注音方案并未公開發表，直到1667年卜彌格設計了自己的拼音方案，可以說，卜彌格注音系統已形成比較成熟和完整的體系，提供了當時漢語語音系統的一個可資參考的框架。站在更為重要的漢學視角，系統梳理西方漢學家的漢語注音資料，因為傳教士多關注口語和時音，所以注音特點的揭示與整理可以為漢語語音史的發展演變提供一個信度頗高的平行語音參照系統，可以有效建構漢語的歷史樣貌及其演變規律。

從學術發展史看，考察17世紀的來華耶穌會傳教士，無論他們最初究竟是為了傳播宗教、窺伺中國，還是基于學術研究、個人興趣，都在客觀上促進了對中國各個方面研究的全面展開，在實質上推動了歐洲漢學的發展?？梢哉f，卜彌格不僅是波蘭第一個漢學家，在中國與波蘭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也是西方漢學研究對后世影響最大的先驅之一。他的漢語注音系統影響了當時的歐洲，并影響了西方公眾對漢語的了解和認識，對歐洲本土漢學的研究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包括法國雷慕沙在內的許多漢學家在內都是依據卜彌格的漢語注音方案來學習中文的，迄今仍然具有重要的學術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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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波）愛德華·卡伊丹斯基：《中國的使臣——卜彌格》，張振輝譯，鄭州: 大象出版社，2001年，235頁。通過對“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的卜彌格逐字拼音的研究，我們沒發現“sz”、“cz”波蘭語字母的出現，所以在此并不認同愛德華·卡伊丹斯基先生的觀點。

An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Initials in Polish Sinology in 17thCentury: Centered on the Phonetic Notation of “”

FANG Huan-hai1, Joanna WEGLARZ2and QIN Fang-fang1

(1. Overseas Education College,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361102, China; 2.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Warsaw University, Warsaw 999038, Poland)

The inscription of Polish missionary Michel Boym on “” provided us with a perfect phonetic scheme for Chinese characters. At present, there is less specialized research on the Latin phonetic notation of Michel Boym, and the paper tries to finish the Chinese phonetic system of the text of Michel Boym’s inscription, and compare it with the initials system of three early sinologists, such as Michele Ruggleri, Matteo Ricci and Nicolas Trigault. This paper also analyzes Michel Boym’s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phonetic features and then studies the Chinese phonetic features of Polish sinology in 17thcentury according to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Michel Boym; Polish sinology; Chinese character; phonetic notation; Consonant system;

H114

A

1000-1263(2018)02-0109-11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規劃項目“17-19世紀歐洲漢學視野中的漢語類型特征研究”（13YJAZH021）；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19世紀稀見英文期刊與漢語域外傳播研究”（15BYY052）；廈門大學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協同創新中心“歐洲的漢語傳播與華文跨境教育研究”（HGF04）

方環海，男，1968年生，江蘇沭陽人，博士，教授，孔子學院“新漢學計劃”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漢語文字學、西方漢學、國際漢語傳播等；Joanna W?glarz，女，1990年生，波蘭華沙人，碩士，研究方向為漢語國際教育；秦芳芳，女，1992年生，山西呂梁人，研究生，研究方向為漢語國際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