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夏衍譯介活動對抗戰劇作風格的影響

（湖南師范大學 文學院 410000）

一、 夏衍從事譯介活動的大時代背景

長期以來，夏衍在從事文學、戲劇研究時，已經清醒認知到我國戲劇發展在世界戲劇界處于滯后狀態，因此在研究過程中并沒有受民族國界局限，而是放眼全球，在專注自身文本創作的同時，也從未忽視對外國文學的研究和譯介。在20世紀初，世界的翻譯活動異?；钴S，這直接影響到了我國文學翻譯的繁榮，許多追求思想進步的文學青年紛紛投入到外國文學譯介活動中，夏衍也是其中重要的一員。由于在日留學期間受到日本左翼運動的影響，夏衍回國后，看到滿目瘡痍的祖國大地，迫切期望祖國能再次進行革命，于是譯介了大量的外國反戰作品豐富了我國抗戰文學的形式，是抗戰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抱著強烈的革命志向，夏衍在翻譯過程中對描述過往革命經歷的著作格外關注，一些描寫國外革命的理論和文化書籍，成為夏衍的首批翻譯對象，例如德國倍倍爾的《婦女與社會主義》、俄國高爾基的《母親》及大量的蘇聯文藝理論。但要論夏衍最早的譯介活動，還是在他日本留學期間翻譯了日本著名戲劇家菊池寬的《戲曲研究》。之所以選擇翻譯這部作品，很大一部分原因與夏衍的家庭教育有關，夏母很愛看戲，而夏衍從小便陪著母親看了許多出戲，潛移默化的家族影響，使夏衍在小小年紀就成為一位戲迷，對中國戲劇的美有超出同齡人的感悟。而在日本留學所帶來的學識增長，一些日本戲劇研究著作經夏衍之手，被翻譯成國文，傳入內地，這些譯介活動，為夏衍從專業角度從事戲劇研究打下了基礎。突出的文學戲劇貢獻和譯介水平，以及對文學救國的向往，使夏衍很快受到了左翼作家聯盟的關注，夏衍因此成為最早的左翼作家之一。1927—1933年是夏衍一生中翻譯活動最活躍的時期，僅以沈瑞先的名字翻譯出版的文藝作品和理論著作就有二十部以上，其中有關蘇聯的革命文藝作品與理論占了一半以上。除了翻譯蘇聯文學創作之外，夏衍還譯出了平林泰子、有島武郎、藤森成吉等日本早期普羅作家的作品。

二、夏衍譯介的日本文學作品

要談夏衍所譯的日本文學作品就避不開夏衍對菊池寬《戲曲研究》的翻譯，它不僅是夏衍譯介活動的開端，也是其戲劇生涯的起點。正是由于對這本戲劇理論著作的翻譯，夏衍才得以系統地學習了解戲劇創作的基本理論知識，這為夏衍日后走上戲劇道路提供了專業的理論基礎。另外，菊池寬本人是日本新現實主義的代表作家，夏衍在對其作品翻譯過程中也自然接受了其創作思想。菊池寬的文藝理論核心是“生活第一，藝術第二”，并將它作為自己的信條，在創作上他追求簡潔、精練的創作風格，主題都側重平凡的人生，表現平凡的小故事。菊池寬曾說過：“一向可以理解為藝術是平凡人平凡地觀察、平凡地生活的記錄?！彼淖髌纷⒅孛鑼懮鐣?，揭露社會矛盾?？v觀夏衍的戲劇創作，一慣側重表現現實生活，著重描寫“比較熟悉的一些平凡的人物和環境”，堅持“從社會任何一角現實事象，來描寫舊時代的變質和沒落，新時代的誕生和生長?！庇纱丝梢?，夏衍的創作理念和風格，都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菊池寬的影響。夏衍推崇新思潮派作家的作品，所以回國后，翻譯了菊池寬的短篇小說《敗北》及芥川龍之介的短篇小說《齒輪》，值得一提的是，此兩人并稱為日本新思潮派的“雙雄”。而在左聯成立前后的短短幾年間，夏衍翻譯出了不少優秀的日本小說劇集，例如金子洋文的小說集《地獄》、平林泰子的小說集《新婚》、《有島武郎集》、《在醫療室》，中野重治等人的小說集《初春的風》，以及藤森成吉的劇本集《犧牲》，在此基礎上，還翻譯了廚川北村《關于藝術價值的爭論》等著作及各類文藝雜志上的文藝理論、短篇小說和劇本。

在1937年到1940年期間，他翻譯了三部揭露日本暴行與反對戰爭主題的抗戰文學作品：日本反戰作家在桂林創作的反戰劇《三兄弟》、石川達的長篇小說《未死的兵》以及與田漢合作編譯的《敵兵戰中日記》。其中，《三兄弟》講述的是一個貧困的工人與三個兒子的故事，展現了日本底層人民在殘酷戰爭現實下被激發出日益高漲的反戰情緒；《未死的兵》描寫的是日本部隊在攻陷中國上海、南京途中，幾名日本士兵隨著戰爭深入如何一步步喪失人性，變得殺人如麻，從而揭示日本侵華戰爭的非正義性和殘暴性；《敵兵戰中日記》是田漢和夏衍搜集、整理了戰中死亡日軍留下的書信筆記，而后翻譯而成的反戰作品。這三部作品給當時戰中的人民帶來了非凡的影響，在抗日戰爭的相持階段，戰事吃緊，大眾的心態有些消極迷茫，當時的抗戰文學也出現相對低迷的狀態。但在這種情勢下，夏衍選擇翻譯日本的反戰作品，把日本作家的反戰思想傳遞到國內，鼓舞民眾抗日信心，希望通過兩國人民統一的反戰思想和一致的反戰行動來保衛我國領土不受侵犯。不僅適時地配合了國民政府的抗日宣傳工作，也鼓舞了全民反戰的士氣。在當時的文壇和民眾間引起了強烈的反響，更是為他后來創作的抗戰劇作的現實主義風格埋下了種子。

三、抗戰時期的劇作風格

夏衍抗戰劇作風格的形成離不開其所處的時代環境和個人從事譯介活動的經歷，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時期，馬克思主義傳入日本，而當時經過“五四”運動洗禮的夏衍正好在日本留學。在留學期間閱讀了馬克思主義著作，具有了無產階級思想，他廣泛地閱讀了中西方的優秀文學作品，尤其是德國和日本的一些優秀現實主義作品，留學期間選擇譯介的文章也大多都是日本左翼文學的代表作品。這些經歷都直接影響了夏衍抗戰劇作風格的形成。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正處于被日軍侵略蹂躪的時期，舉國上下的愛國青年們紛紛用自己的方式捍衛祖國的尊嚴，此時的夏衍也投身到抗日救國的運動中。夏衍以“話劇抗戰”，其劇本創作目的就是為了配合當時政府宣傳抗戰救國，但反而言之，當時抗戰的大形勢也成就了那個時代的話劇家夏衍。受菊池寬的影響，夏衍所創作的話劇也是面向當時的平凡百姓，尤其是當時在抗戰期間飽受壓迫的貧苦大眾。因此他的話劇往往貼近現實，貼近大眾，他不寫達官貴人、才子佳人和異國傳奇，就寫活生生的現實，不被人關注的小人物。人民大眾在戰爭狀態下最真實的生活狀態，成為夏衍創作的主題。

其作品所體現出的真實感也來自于他對日本新現實主義作家們誠實的創作態度與對人性精神傳神刻畫的模仿，使其作品具有獨特的吸引力。首先，其描寫內容脫離了上層社會的奢靡生活，贏得了大眾共鳴。巧妙地將個人革命思想融入戲劇創作，適當增加了創作深度，更能引發大眾對時代的思考；寫作《一年間》是因為“寫這個劇本的時候……侵略者的侵略步伐正在我國湘鄂大地逐步深入，國民政府與敵多次正面作戰失敗的情況使上至統治階級，下至勞苦大眾，均對抗戰持悲觀情緒。如何從心理上扭轉大眾的悲觀情緒，成為創作動機……一位飛行員家庭在抗戰一年間的悲歡離合因此成為《一年間》的創作內容，其中最后一幕英雄飛行員尚在，英雄得子的歡喜結局在激發觀眾樂觀情緒方面更具有顯著作用；夏衍從事翻譯報社工作的經歷在《心防》男主人公身上得到真實體現：在戰爭狀態中所體現出的人性復雜面，面對親情與個人安逸生活的兩難抉擇，被戰爭放大，更為真實的體現出來。這些在和平年代戲劇創作中所沒有的創作題材，被夏衍積極把握，成為《心防》的主要內容。在創作《心防》時，夏衍表現出了強烈的創作使命感，他認為“自己所處的時代，使自己富有創作《心防》的義務”，夏衍的文學創作精神也在創作過程中得到升華；寫《法西斯細菌》從醫學角度、研究領域入手，將法西斯比擬成細菌，是醫學工作者必須與之戰斗的對象。當法西斯的“細菌”侵入研究領域，那些研究者“想要不問世事，潛心研究的夢想被打碎”于是，他確信著他所做的結論：“法西斯與科學不兩立”，并希望作品對于啟發醫學工作者的思想，激發革命斗志起到一定作用?！庇纱宋覀儾浑y得出結論：夏衍的抗戰劇因時代而生，為適應抗戰需要而作。與他所譯的日本左翼小說和反戰劇本一樣，每一部抗戰劇與當時的抗戰階段、戰爭步伐緊密相連，創作目的更是與當時的社會歷史事件密不可分，或傳達抗戰熱情、或針砭社會時弊、或反映大眾的抗戰心理。夏衍的抗戰劇猶如一股春風一掃“抗戰八股”在文藝界營造的陰霾之氣：普通社會角色成為戲劇主角，吸引了大眾關注；于真實抗戰進程相同的戲劇背景使夏衍抗戰劇的真實性上上到無以復加的地步；富有個性的人物主角，生動、故事感強的情節設置，更是增加了戲劇的客觀性。例如《一年間》中的愛廬、繡笙、明揚就都有較為鮮明的個性形成強烈的人物個性對比，使得劇本的戲劇沖突更真實；《法西斯細菌》中對趙安濤、靜子等非主角人物的描寫，雖然不具備飛行員角色或醫學研究者角色的典型意義，但也都是貼近現實生活的普通又平凡的知識分子或是社會底層的老百姓，這樣的角色設置會讓觀眾帶入感更強烈。

而在《上海屋檐下》中，為生存而不得不賣掉自己孩子的大學生；趙妻無時不在絮叨、抱怨；李陵碑失去了真實的人生，沉浸在酒精之中；彩玉為養育女兒，尋找生活的依靠，和自己丈夫的好友同居。面對出獄后的前夫匡復，內心備受煎熬；匡復面對這種“革命能夠保衛名族，卻無法保護自己妻兒”的現狀，開始對革命進行深層次思考，陷入革命悲觀主義情緒的中。是黃父和林葆珍為這悲愴的戲劇基調添加了戲劇色彩，為慘淡的“屋檐下”增添了一抹亮色。之前有學者把《上海屋檐下》的手法歸入美國流行的《街頭小景》street scenes型，然而真正給夏衍直接影響的還是日本左翼作家藤森成吉的《光明與黑暗》一劇，該劇由夏衍譯出，附在北新書局出版的《犧牲》后面。得此結論的原因在于：首先，人物角色的社會地位相同，同樣為戰爭背景下社會最底層的人民；其次、劇目的地點相同，同為樓房環境，且結局類似，這些地點和劇目人物的設置明顯是受了多年來從事日本左翼文學作品譯介活動的影響，這是在夏衍長期從事譯介活動和抗戰劇創作過程中一種必有的潛移默化的影響。其創新點在于：基于我國的抗戰實情和真實社會生活積極創造，將更多的中國元素和時代思考融入到劇目創作中去，成為夏衍抗戰劇獨樹一幟，與同時代的戲劇文學作品與眾不同之處。有人曾說：“夏衍的抗戰劇講述了我國戲劇的‘抗戰’歷程，代表了戲劇從形式走向現實、從固定走向靈活、從死氣沉沉到充滿活力的變革過程，在戲劇界的革命意義不可比擬，無以復加?！毕难芸箲饎∧軌蛞痍P注共鳴的原因，正是因為這些與觀看者具有相同身份和社會地位的小人物在劇目中的出現。同時，夏衍又將自己對社會變革的期望，對革命的思考融入這些小人物的思想中：“這種困難的生活還將持續多久，自己能否為改變自身的命運做些什么”，民族精神因此得到凝聚，民族感情被激發出來。這種以戰爭狀態下屬于最底層人民的困難人生成為夏衍抗戰劇的特色內容，在夏衍劇目中有普遍體現。

四、結語

正是由于夏衍的抗戰劇真正遵循了“從生活中來，到生活中去”的文藝創造宗旨，以社會底層小人物入戲，反應人民在不堪時代壓迫后，民族意識、民族精神被動的覺醒過程，并從作品中寄托對民族偉大復興的美好愿望，像燈塔一樣照耀著抗戰中的困苦眾生們。劇目中真實的戰爭背景賦予劇目強大的感染力和滲透力，才使夏衍的劇目的生命力無限延長，在當代背景下，依舊具有凝聚民族精神、啟發人民覺醒的作用。

總的來說，夏衍的抗戰劇作風格的形成和發展演變一方面離不開夏衍本人所經歷抗戰時代的大環境，身為共產黨員的政治訴求和為民族發聲爭取民族自由獨立而奮斗的因素決定了他選擇創作抗戰劇作的道路；另一方面與他個人的苦難經歷以及所接受的中西方教育和潛心鉆研的學術態度有關。他的才識和翻譯理論與外國文學作品的經歷，尤其是日本左翼文學作品的翻譯經歷，對他后期在抗戰時期的抗戰劇作風格產生了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