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造謠、傳謠行為刑法規制研究

摘 要 隨著互聯網的深入與發展，人們的言行打破了時間與空間的限制，超越以往規模。但隨之而來的網絡造謠、傳謠行為更加難以掌控，催生了“網絡推手”。故，本文主要分析網絡造謠、傳謠行為的刑法規制，認為應當完善有關罪名，進一步推進關于網絡的刑事法律體系，促進社會和諧穩定。

關鍵詞 網絡 傳謠 造謠 刑法

作者簡介：馮建新，山東正鑒律師事務所。

中圖分類號：D924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8.06.337

微信、微博、qq等社交軟件的廣泛應用，使得當前造謠、傳謠行為更加普遍。嚴重損害公民合法權益，危害國家社會安定。雖然我國對網絡造謠等行為已經制定了有關法律法規，但無孔不入的社會腐敗行為所造成的惡劣影響仍舊不斷上漲。有必要深入研究網絡造謠、傳謠的刑法規制，完善有關法律法規。

一、概述網絡造謠、傳謠行為

網絡造謠與傳統造謠之間存在區別，但二者之間的淵源又決定著其概念離不開普通造謠、傳謠的概念。因此，在論述網絡造謠前，應了解“造謠”行為的基本含義。

傳統意義的造謠行為泛指損害他人的事實或語言，為達到某種目的肆意偽造事實，妖言惑眾，若情節較為嚴重，將構成刑事犯罪，我國《刑法》中對造謠行為有明確的條文規定。但網絡造謠并未形成一個具體的罪名，更不具備規范的法學概念。該專有名詞是法律界學者在傳統造謠概念基礎上進行歸納而得來的。

可以說，網絡造謠是互聯網深入發展的產物，一種新型具有危害性質的網絡行為。其無傳播事實，憑空捏造，包含個人郵箱、公眾區域、社交軟件等等網絡空間。主要內容為突發事件主要人員的惡意攻擊，無事實偽造，顛覆傳統等 。

網絡造謠具有如下特點：

第一，其行為主體較為復雜。計算機網絡技術的發展，任何職業、年齡、身份均能夠通過網絡開展造謠行為。甚至包括個人、敵對勢力。在個人角度而言，造謠行為主要表現為發泄情緒，例如展示自我的故意杜撰，或對社會發泄不滿情緒。例如2012年“艾滋病針管”造謠事件，便是發泄情緒的造謠行為。一些企業為取得某種利益，利用造謠、傳謠手段惡意中傷競爭對手，詆毀同行。例如“搶鹽風波”造謠事件，便是不法企業利用網絡推手，惡意傳播偽造事實來擴大自己的市場，嚴重影響社會秩序，擾亂社會和諧。

第二，網絡造謠具有不可控的特點?；ヂ摼W的發展促使當前步入大數據時代，信息正以ZB、MB的儲量不斷上漲，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傳播。當網絡中出現某引起大眾眼球的信息，將在網絡上迅速蔓延，難以控制。

第三，后果較為廣泛。由于當前各種社交軟件的普及，尤其微信的使用者大量增加后，網絡造謠、傳謠行為便與日俱增，造成一種多米諾骨牌的連鎖反應。表現為受眾的廣泛性，以及危害的廣泛性。例如“肉松是棉花”的謠言，使得眾多買家減少對肉松的購買，甚至對蛋糕店產生疑惑，后澄清為企業間的惡意競爭。再比如某高中教學秩序，學生毆打教師或教師毆打學生等視頻，對教師、學生、校園的影響不是一朝一夕便能夠消除的。

二、關于網絡造謠、傳謠行為的現狀分析

（一）規制現狀

當前謠言的傳播跨越了國家、語言、種族的大規?，F象，甚至可以一夜之間傳播至全球網絡用戶中。顯然較比傳統造謠、傳謠行為而言，其危害更加嚴重。在某種意義來講，網絡造謠可謂是謠言發展的新階段。

在已有造謠行為中，北京市朝陽區法院對“秦火火”的造謠行為做出了一審判決，以誹謗罪判處其有期徒刑2年。以尋釁滋事罪判處有期徒刑1年零6個月，最終決定執行3年。其是自司法解釋出臺以來，第一個以“網絡造謠”罪判處的造謠者?？梢?，自“秦火火”事件后，我國將有較長一段時間對互聯網健康提出新規制，新要求。

現有刑法中對一般的造謠行為規制較為清晰，可分為兩種類型。第一種為針對特定個人、商業、商品的謠言規制，罪名為誹謗罪、侮辱罪，以及損害商業名譽、商品聲譽的行為。刑法規制中主要針對特定的公司與企業，以及企業的特定商品聲譽。第二種為非特定個人、企業、產品等的謠言規制。主要以編造、故意傳播偽造信息的罪名，旨在嚴懲危害社會正常秩序的行為 。

針對該罪名體系加以分析，可見其存在一個漏洞，即針對非特定個人、企業的謠言，無論該后果有多嚴重，只要存在屬實消息，便無法施行刑法中的規制。例如“廣元橘子”事件。

當前，我國針對該類行為的主要依據為《治安管理處罰法》中所標注的。這一條款的出現，也恰恰意味著我國對于網絡造謠、傳謠事件的法律空缺。

（二）對于該行為所制定的刑法規定價值取向

我國《憲法》明確表示：“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然而言論自由是我國公民的基本權利之一，在憲法角度看，理應受到法律的保護。但是，權利是有邊界的，刑法在對網絡造謠行為規制過程中，應站在《憲法》角度來看，保持一致。

在刑法學角度而言，當前刑法在對網絡造謠行為進行規制時，將侵害客體分成了兩個類型，即公民人格尊嚴與名譽，以及我國的國家性質。當然，網絡造謠行為的日漸頻繁，其后果嚴重影響著社會的安定。當前國家刑法并不能降低該行為的危害后果。有必要將客體納入考慮范圍內，針對必要權利予以保護，超出界定行為處于刑事處罰。

（三）規制欠缺

2013年我國頒布的《關于辦理利用信息網絡……誹謗……解釋》（以下簡稱解釋）中，對網絡造謠進行了明確的表述。法律的發展往往滯后于社會發展，當前司法實踐中對網絡造謠事件的執行尺度存在較大差異?！督忉尅返某雠_為網絡空間解決了一定的刑法認定問題，同樣統一了執行尺度，以及法律操作。但飛速發展的網絡信息技術，仍舊使得法律存在一定滯后性，規制問題較為突出 。

1.立法主體?！督忉尅返男ЯH為國家最好司法機關就法律適用問題做出一定描述，但其效力無法與刑法規制相比擬。甚至有觀點指出，《解釋》存在違法行為，不符合我國《憲法》的規定。童之偉認為，《解釋》存在越權行為，內容無效。我國對法律條文進行規定的執行者，僅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做出。而《解釋》只能適用法律有關的問題，不能涉及實體性問題。筆者認為該觀點存在一定問題，但正是這種爭議，才凸顯出當前對網絡造謠行為的立法主體的缺乏之問題。

2.立法內容。我國刑法對網絡造謠行為進行規制時，既要保證公民的言論自由權限，又要嚴懲危害社會穩定的造謠行為。因此，才出現內容缺失現象。維護公民自由言論的權利，現有刑法對入罪標準存在模糊狀態，無法明確界定何種言論為犯罪行為。在《解釋》中第二條規定，若同一誹謗信息實際點擊率與瀏覽次數達到5000次以上，或被轉發500次以上，便被認定為“情節嚴重”。但對該數字的解釋仍有待探討。雖然該規定仍舊存在缺陷，卻為“言論犯罪”提供了良好的借鑒指標。

另一方面，刑法中對網絡造謠的客體限定過于簡單。當前信息威懾力十分強大，謠言對社會的危害堪比“原子彈”。原有刑法中所指明的課題范圍無法與當前社會相適應。網絡空間雖是虛擬的，但所造成的后果是現實的。就該事實而言，網絡造謠行為的客體范圍仍舊需要深入研究。

三、網絡造謠、傳謠行為刑法規制的完善

（一）網絡造謠行為規制的經驗分析

雖然網絡信息技術迅猛發展，網絡空間成為人們生活的第二個空間，但眾多西方國家對網絡造謠行為的規制具有很多值得借鑒之處。對我國關于網絡造謠、傳謠行為刑法規制具有借鑒意義。

美國誕生了第一臺計算機，是網絡信息的鼻祖，當然其網絡犯罪也位居世界首位。但其對網絡犯罪實行了嚴格的管理，所出臺的有關法律共一百多部，旨在為每一位公民提供安全的網絡空間。美國政府對網絡犯罪的制裁十分嚴格。隨著Facebook等社交軟件的盛行，美國網絡謠言的傳播速度猛然翻倍。2006年，美國一女子不堪網友辱罵，對其提起訴訟，并獲賠1130萬美元。2011年，美國某女子發帖稱某公司存在欺詐行為，該公司對其提起訴訟，并要求賠償1000萬美元，最終法院判處其承擔250萬美元的賠償?？梢?，美國在制裁網絡造謠行為的嚴格程度。

除此以外，日本、英國、法國等對網絡造謠行為的規制也存在可取之處。例如日本核島大爆炸事件，日本總務省下達通知，要求各通信單位在保證正常報道的同時，有必要采取一定措施消除謠言，讓大眾獲取事實真相。然而我國卻因該事件導致人心惶惶，受到謠言的影響，發生“搶鹽風波” 。

在法國，眾多網民與記者自發建立有關軟件，將其所知道的事實，經過驗證后上傳至網絡，為民眾提供真實的消息。

在謠言治理的法律規制過程中，應借鑒外國優秀經驗，縮短我國立法、制定規制的時間。筆者認為，于網絡謠言的治理來看，應有嚴格的懲罰體系。鼓勵上傳、舉報行為，并對舉報者給予一定物質獎勵。其次，發動社會各界力量，成立專門的機構應對網絡謠言。鼓勵廣大民眾參與其中，為創建和諧的、安全的網絡環境貢獻一份力量。

（二）網絡造謠犯罪的定罪體系

網絡造謠行為多種多樣，無法以一項罪名進行概述。根據刑法的有關規定，雖涉及眾多罪名，卻均存在一定不合理之處。有必要對相關罪名進行分析，為網絡造謠行為構建完整的定罪體系。因此，筆者在參考眾多文獻、做出眾多調查后，將其歸納為以下幾類：

1.誹謗罪。該罪名是網絡謠言行為可能觸犯的法律界限之一，主要包括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行為人捏造事實，誹謗他人。與傳統造謠行為的差別主要體現在傳播途徑中，只要理性看待，一般均能夠準確認定。

在《網絡誹謗解釋》中，具體說明了關于該行為的認定標準，表示：在已經知道該事實為捏造的，但仍舊做出散布的行為。單從字面意思來看，單純的散布不屬于“捏造”行為，無法認定該罪名。但該種解釋過于形式主義，應結合有關保護法的法益來解釋，才能符合事實真相。誹謗罪行的根本在于傳播，捏造行為僅是犯罪的準備條件。假若自己捏造了事實，或無誹謗意圖的情況下，該信息自然泄露，或他人故意傳播，根據有無通謀，定為共犯或單獨定義誹謗罪 。

2.編造、故意傳播虛假信息罪。我國刑法修正案（九）中對網絡造謠行為新增一基本罪名，即編造、故意傳播虛假信息。刑法中將虛假信息分為爆炸、生化、放射威脅，以及險情、疫情、災情等。這樣，重大災情、疫情等危險信息將不再適用司法解釋范圍內，相應行為便不能被認定為編造，而只能成立編造、故意傳播虛假信息罪。

除此以外，對于虛假信息的解釋還應包括“誤導性”，即難以辨別真假。編造的恐怖信息應具有一定“恐怖性”，嚴重威脅社會安定，引發恐慌。例如某明星發布“想炸了建委”，人們不會因為一條微博而相信其會做出該行為，因此便不能成立“虛假信息罪”。

3.尋釁滋事罪。該罪名很難與網絡謠言相貼合，但出于處罰的需要，便將二者聯系在一起。學術界對該罪名的定義存在較大爭議，均表示出不符合常理的觀點。筆者認為，該罪名應直接與編造、傳播虛假信息罪合并，無單獨成立之必要。

四、結論

綜上所述，本文主要分析了網絡造謠、傳謠的基本概念，并對我國當前關于該方面的刑法規制進行了簡單的分析?？芍?，關于該行為刑法規制仍舊存在一些漏洞，與網絡信息的發展存在矛盾。有必要加以整改，繼續完善。

注釋：

宗乾進、黃子風、沈洪洲.基于性別視角的社交媒體用戶造謠傳謠和舉報謠言行為研究.現代情報.2017，37（7）.25-29+34.

劉憲權.網絡造謠、傳謠行為刑法規制體系的構建與完善.法學家.2016（6）.105-119+178-179.

尚勇.論尋釁滋事罪對網絡造謠、傳謠行為的合理規制.法制與社會.2016（10）.295-296.

張公典.編造、故意傳播虛假信息罪司法認定問題研究.西南政法大學.2016.

王燦.論我國網絡造謠行為的刑法適用.南昌大學.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