尿液可溶性CD163對IgA腎病臨床預后的預測價值研究

田炯 李秀秀 趙杰 周芹 王慧萍 陳江華

中國成人慢性腎臟病的發病率為10.8%[1]。IgA腎?。↖gAN）是全球范圍內最常見的腎小球疾病，其占腎小球疾病的發病率在不同地區差異較大，有報道稱中東地區為5%，歐洲地區為10%～35%，中國和日本地區可高達50%[2]。在起病10～20年內，約20%IgAN患者會進展為終末期腎臟?。‥SRD）[3]。IgAN是一種異質性較大的疾病，臨床表現跨度很大，輕者表現為鏡下血尿、無癥狀性蛋白尿，重者可表現為急進性腎炎，腎功能快速惡化進入ESRD。IgAN的病理表現也多樣，可表現為程度不一的系膜細胞增生、內皮細胞增生、新月體形成、小管間質炎癥細胞浸潤和纖維化、血管炎等。2009年頒布的IgAN牛津分型認為系膜細胞增生、毛細血管內細胞增生、節段粘連或硬化、間質纖維化或腎小管萎縮是影響IgAN預后的獨立危險因素[4]，但細胞性或細胞纖維性新月體并未被納入影響預后的獨立危險因素之中；2016年更新的牛津分型認為新月體也是影響IgAN預后的獨立危險因素[5]。

巨噬細胞是構成腎小球新月體最重要的炎癥細胞類型，它的浸潤與IgAN的不良預后相關[6]。Mantovani等[7]提出將巨噬細胞分為M1、M2a、M2b及M2c 4種亞型，誘導型一氧化氮合酶（iNOS）、CD206、CD163 分別是M1、M2a、M2c型巨噬細胞表面的生物標志物。各個巨噬細胞也是各有分工，M1型促進炎癥的發生，M2a型參與修復及促進纖維化，M2b型參與免疫應答，M2c型參與抗炎及促纖維化等[8]。本研究旨在探討尿液可溶性巨噬細胞生物標志物CD163（sCD163）對IgAN臨床預后的預測價值，現報道如下。

1 對象和方法

1.1 對象 選取2012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在本院腎臟病中心住院治療并隨訪3年以上的原發性IgAN患者78例，排除紫癜性腎炎、狼瘡性腎炎、乙型肝炎病毒相關性腎炎、感染、腫瘤及繼發性IgAN患者。其中男38 例，女 40 例；年齡 16～70（38.95±13.84）歲。

1.2 方法

1.2.1 臨床與病理數據采集 臨床數據采集包括一般人口學資料；腎臟穿刺時及隨訪終點時的平均動脈壓（MAP）、尿蛋白肌酐比、血肌酐、估算的腎小球濾過率（eGFR），以及隨訪時間內免疫抑制劑與腎素-血管經張素系統（RAS）阻斷劑使用情況。病理數據采集包括腎臟穿刺時的新版牛津分型的5種病理類型。腎臟終點被定義為ESRD或eGFR下降＞50%或血肌酐翻倍。

1.2.2 sCD163檢測 留取腎臟穿刺當天尿液5ml，尿液標本以2 000r/min速度離心10min，去除尿沉渣，取其中1ml尿上清液檢測尿肌酐濃度；其余標本分裝后置于-80℃冰箱內保存待測。尿液sCD163濃度檢測采用雙抗體夾心ELISA法（Human sCD163 DuoSet ELISA,USA,R&D Systems，DY1607），具體檢測方法按說明書進行；尿液sCD163水平以尿sCD163濃度與尿肌酐濃度的比值表示。

1.3 觀察指標 （1）根據病理檢查腎小球中新月體的百分比將患者分為3組：C0組：無新月體形成；C1組：新月體百分比＜25%；C2組：新月體百分比≥25%[5]。比較3組患者性別、年齡、隨訪時間及腎臟穿刺時的MAP、尿蛋白肌酐比、血肌酐、eGFR；（2）比較 3 組患者尿液sCD163水平；（3）分析患者尿液sCD163水平與腎臟穿刺時的MAP、尿蛋白肌酐比、血肌酐、eGFR及腎小球新月體百分比的相關性；（4）以尿液sCD163水平＜1.03為尿液sCD163低水平組，尿液sCD163水平≥1.03為尿液sCD163高水平組，比較兩組患者治療時免疫抑制劑、RAS阻斷劑使用情況及臨床預后情況。

1.4 統計學處理 應用SPSS 20.0統計軟件；計量資料以表示，組間比較采用方差分析，兩兩比較采用SNK檢驗；計數資料以頻數和構成比表示，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相關性分析采用Pearson相關；腎臟生存分析采用Kaplan-Meier法繪制生存曲線，生存率的比較采用log-rank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3組患者性別、年齡、隨訪時間及腎臟穿刺時的MAP、尿蛋白肌酐比、血肌酐、eGFR比較 見表1。

表1 3組患者性別、年齡、隨訪時間及腎臟穿刺時的MAP、尿蛋白肌酐比、血肌酐、eGFR比較

由表1可見，3組患者性別、年齡、隨訪時間、腎臟穿刺時的MAP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均P＞0.05），腎臟穿刺時的尿蛋白肌酐比、血肌酐、eGFR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均P＜0.05），與C0、C1組比較，C2組患者尿蛋白肌酐比、血肌酐較高，eGFR較低（均 P＜0.05）。

2.2 3組患者尿液sCD163水平比較 C0、C1、C2組患者尿液 sCD163 水平分別為 0.57±0.67、0.69±0.76、5.67±7.49，3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C2組患者尿液sCD163水平高于C0、C1組患者（均P＜0.05）。

2.3 患者尿液sCD163水平與腎臟穿刺時的MAP、尿蛋白肌酐比、血肌酐、eGFR的相關性分析 尿液sCD163水平與腎臟穿刺時的MAP、尿蛋白肌酐比、血肌酐、eGFR的相關系數r值分別為0.014（P＞0.05）、0.787（P＜0.05）、0.271（P＜0.05）、-0.299（P＜0.05），尿液sCD163水平與尿蛋白肌酐比、血肌酐呈正相關，與eGFR呈負相關。

2.4 患者尿液sCD163水平與腎小球新月體百分比的相關性分析 見圖1。

圖1 尿液sCD163水平與腎小球新月體百分比的散點圖

由圖1可見，尿液sCD163水平與腎小球新月體百分比呈正相關（r=0.217，P＜0.05）。

2.5 尿液sCD163高水平組與低水平組患者治療時免疫抑制劑、RAS阻斷劑使用情況比較 見表2。

表2 尿液sCD163高水平組與低水平組患者治療時免疫抑制劑、RAS阻斷劑使用情況比較[例（%）]

由表2可見，尿液sCD163高水平組患者治療時免疫抑制劑使用率高于低水平組患者（P＜0.05），而RAS阻斷劑使用率比較兩組無統計學差異（P＞0.05）。

2.6 尿液sCD163高水平組與低水平組患者臨床預后情況比較 以發生腎臟終點事件為預后結局，兩組患者腎臟生存曲線比較見圖2。

由圖2可見，尿液sCD163高水平組患者的腎臟生存率低于低水平組患者（84.35%vs 98.18%，P＜0.05）。

圖2 尿液sCD163高水平組與低水平組患者腎臟生存曲線比較

3 討論

CD163是由含有9個B型清道夫受體（SRCR）結構域的胞外段、1個跨膜片段和1個胞質尾區組成的一種含半胱氨酸的SRCR，具有清除機體游離Hb的重要作用[9]。CD163是僅在單核-巨噬細胞膜上發現的分子，具有較高的細胞表達特異性[10]。CD163是M2c型巨噬細胞表面的特異性生物標志物，其可作為良好的巨噬細胞活動性指標。CD163不僅存在于細胞膜表面，在血清、組織液等中也有發現，稱為sCD163。Moller等[11]通過質譜研究發現sCD163的結構覆蓋了CD163在膜外結構的94%，提示sCD163是由細胞膜上的 CD163脫落而成的。由于其在巨噬細胞表面的高度特異性，作為一種反應炎癥細胞活動性及腎小球炎癥的生物標志物，sCD163目前已獲得廣泛關注[6]。關于sCD163的生物作用還尚不明確，但在炎癥及巨噬細胞活動時，sCD163的水平將顯著提高，這可能與由一種金屬蛋白酶介導的，在細胞膜表面產生分裂作用相關[12]。

O′Reilly等[13]發現尿液sCD163與活動性血管炎密切相關。本研究結果顯示尿液sCD163與毛細血管內皮細胞增生及細胞性或細胞纖維性新月體具有相關性，且與腎小球新月體百分比呈正相關。這提示尿液sCD163是一個較好的反映腎臟活動性病理表現的指標。有研究發現，在新月體性IgAN腎小球及腎小管間質中浸潤的CD163陽性巨噬細胞比無新月體形成的IgAN多，同時，他們發現CD163陽性的巨噬細胞與新月體百分比呈正相關，與eGFR呈負相關[14]。本研究結果與該之相符，也發現尿液中的sCD163與血肌酐、尿蛋白肌酐比呈正相關，與eGFR呈負相關。此外，本研究發現高尿液sCD163水平患者治療時更傾向于使用免疫抑制劑。以上均提示尿液sCD163可提示IgAN的嚴重程度，且尿液sCD163是一種無創性指標。在＞3年的隨訪時間中，78例患者共出現終點事件5例，低于文獻報道的終點事件發生率，可能與本研究患者的免疫抑制劑使用率較高有關。即使是這樣，生存曲線仍提示高尿液sCD163水平患者具有較低生存率。這提示尿液sCD163與IgAN不良預后有關。

綜上所述，尿液sCD163可作為一種無創性生物標志物用于預測IgAN的臨床預后，IgAN患者高尿液sCD163提示腎臟預后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