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區治理的內生力面向探討

徐建宇 紀曉嵐

摘 要：在當前關于城市社區治理微觀基礎的探討中，研究者往往傾向于圍繞政府權力、社會資源介入等外向力進行分析，卻較少關注城市社區治理的內生力。然而，城市社區實現有效治理的關鍵在于激發社區內生的治理力量，盤活社區內在的各種關系，以社區自治推進社區治理。實踐中，城市社區治理的內生力具體表現為社區居民的自組織能力，它能夠在社區自組織的形成和行動中將其組織成員的身份、關系和能力嵌入日常生活、集體行動和社區輿論等具體的治理實踐層面，并推動城市社區實現可持續的良性治理。

關鍵詞：內生力；日常生活；集體行動；社區輿論

中圖分類號：C912.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0751（2018）05-0074-06

發揮社區居民的主體性作用，實現“社區人治理社區事”是城市社區治理的根本目標。在外向力指向的社會資源和政府支持有限的前提下，城市社區治理需要更多地依靠社區自身蘊含的內生力，即通過社區自組織有效整合、釋放社區內在力量，從而實現社區治理的現代轉向。目前，學界圍繞城市社區治理內生力面向的深入研究還不充分，如何在社區管理活動中激發社區內生的治理力量，成為亟待解決的現實問題。

一、社區自治的本質：治理的內生力面向

隨著我國城鎮化進程的不斷加快，城市社區建設在取得階段性成績的同時，也面臨著許多治理難題，比如社區組織發育不足、社區居民參與度不高以及社區性公共活動缺乏吸引力等，這些問題直接影響到城市社區治理的有效性。對城市社區治理內生力進行探討的目的和價值正是為了應對當前城市社區治理的上述困境。

在關于城市社區治理內生力問題的現有研究中，目前主要存在三種分析框架：第一種分析框架強調社區要以政府為主導，并在與政府、社會組織等外向力量的結合中強化社區自身的自治基礎，整合內部治理力量。第二種分析框架主張在社區治理的微觀層面加快推進社區“去行政化”“去代理化”轉型，同時培育社區群眾力量，使其成為社區治理力量的重要補充。第三種分析框架則倡導要從社區的社會資本、社區共同體精神和社區文化等方面激活社區內部能量，以此形成社區新動力來推動社區治理。三種分析框架都是從“元治理”和“多元共治”這兩條主線對社區治理的內生力進行考察，并嘗試通過明確政社關系來厘清不同社區治理主體之間的行動邊界。但是，上述三種主張有著共同的不足，即不信任“社區自主自治”的可能性，均未擺脫國家—社會研究范式的局限。最近，有學者主張用社區“微治理”來盤活治理內生力以創新社區自治模式。①一些西方學者也持類似觀點，認為要將社區治理的過程置于社區實踐的結構框架內以突破過往研究的限制。②這種認識在本質上都是希望通過強化社區自治來達成行動共識以彌合社區治理過程中的各種張力，最終實現社區的有效治理。但是，對社區自治實踐發生的本質——社區治理的內生力面向，學界仍缺乏專門的具體研究。

事實上，隨著城市社區單位制的逐步瓦解，同一社區居民不再擁有共同的組織身份，這種轉變在一段時間內削弱了社區居民的內在向心力和身份認同感，許多城市社區面臨“組織衰敗”的危機。當城市社區的居民對所居住的社區缺乏情感歸屬與認同時，就需要大量的活動類、公益慈善類、維權類、居民自治類社區社會組織將處于原子化的社區居民進行組織化聯結，以期在社區組織再構中形成一種“微治理”機制③，并以此實現城市社區自主性治理。而這種以社區自治為旨趣的“微治理”何以可能，其重要的支撐基礎就是城市社區治理的內生力。因此，本研究從城市社區生活出發，結合上海梅隴三村“綠主婦議事會”（以下簡稱“綠主婦”）這一社區自組織有效參與社區治理的經驗來詮釋社區治理的內生力，并在研究中以社區自組織為軸，圍繞日常生活、集體行動和社區輿論集中討論社區治理內生力的現實面向，以期具體回答社區自組織如何通過社區治理的內生力實現社區良性治理這一問題。

二、內生力的日常生活面向：從繁到簡的轉換

社區日常生活面向是社區治理內生力的現實基礎。當現代社會工業化和市場化的力量使日常生活與城市社區諸要素在開放性的耦合中變得愈加繁雜和不確定時，尤其是當日常生活構成社區治理的全部內容時，社區中自發產生的旨在解決社區日常生活復雜性的內生性力量開始成為城市社區治理的邏輯起點和行動支撐。在面對各種各樣的生活問題時，社區內生力的現實面向傾向于采取組織性行動降低這種復雜性，并在化繁為簡中追求將社區日常生活內化為共同體意義上直接、自覺和能動的生活關系。

1.共同行動策略：行動簡化與身份激活

城市社區基于住房空間特征和日常生活聯系形成了一種“居住共同體”以應對社區生活的各種問題，而這種“居住共同體”成為社區內生力面向日常生活的分析單位和主體性基礎。但是，城市社區碎片化的現實使得社區居民在復雜問題上難以取得共識，更難以形成集體認同感，這加大了社區治理的難度。因此，聚焦和形塑涉及社區居民日常生活內容的共同行動是簡化社區復雜性問題的切入點?，F實中，共同行動的基礎往往是社區居民自發圍繞日常生活問題（尤其是影響社區居民日常生活的倒逼式問題）而形成的一致性行動意向。比如，因居民與物業公司存在矛盾，梅隴三村小區一度垃圾遍地，居民日常生活因此受到極大影響，垃圾問題很快演變成社區公共問題，這倒逼社區居民不得不尋求解決辦法。但是，社區生活垃圾問題的背后是一條繁雜的問題鏈，即居民與業委會、居民與物業公司以及居民與居委會之間長久積累的各種矛盾和不信任。解決問題的關鍵是社區居民要借助自身的共同行動簡化不同主體之間的復雜關系，率先打破社區問題停滯不決的僵局。實踐證明，由社區居民中的積極分子自發成立的“綠主婦”，積極號召全體居民開展一系列垃圾減量活動，并因此成了梅隴三村從“垃圾村”變成“花園社區”的關鍵性力量。在這個過程中，社區居民尤其是其中的積極分子，采取的共同行動激發了居民自我動員的潛在性意愿，凝聚了社區居民內在的主動性力量，并由此盤活了社區治理的內生力。

社會變革無法僅僅在宏觀尺度上得以實現，微觀的人的態度的改變無論好壞，都一定是所有變革的內在組成部分。④當前城市社區治理變革不會一蹴而就，但隨著社區居民對日常生活的關注和干預，居民微行動的持續性積累已經在自行地影響著社區治理的關系和社區生活的局面，而且一種充滿變革意義的深遠力量也在這個過程中悄然形成。在此，我們還需要看到，共同的身份是共同行動的前提和基礎。社區自組織賦予參與的居民以共同的組織身份，并以此凝結共識，進而重新激活社區居民之間原本陌生、松散的內生性社會關系，其目的就是要以自身身份、態度的轉變以及面向日常生活細節的切實行動將居民潛在的關系和意愿轉化為一致性行動。在這樣的實踐過程中，社區居民主動解決問題的能力得到培育和鍛煉，進而帶來社區整體生活狀態的改變，最終社區實現從封閉單一的居住空間向開放多樣的鄰里空間的轉變。

2.組織功能拓展：問題介入與價值整合

“綠主婦”的實踐表明依靠組織來挽救社區認同危機是一種積極、有效的嘗試。以社區內生力為基礎的自組織具有自身獨特的組織功能，即通過自組織的各種活動，實現社區自我治理能力的培育、行動力量的凝聚以及治理目標和相關主體權責邊界的明確，同時在賦予參與者以共同身份的過程中強化社區的價值認同。居民自發成立的社區組織蘊含一種天然的開放性和包容性，在組織共同目標的引導下能最大限度地縮小不同居民因職業、收入、受教育程度等方面差異帶來的不平等。這樣的組織特性是社區自組織能吸收不同成員以及進行組織功能拓展的重要基礎，也是社區內生力得以不斷釋放的重要動力。其中，每個社區自組織都是以支持其行動的某一群體為基礎來盤活社區內生力的，這是問題介入者的力量來源。介入者不斷參與社區問題解決的過程同時也是社區治理內生力得以整合和統籌的過程。因此，社區問題介入者的角色確立是社區自組織實現功能定位的重要基礎?！熬G主婦”的特殊性在于其組織成員以女性居民為主，當其將社區自治工作的突破口放在女性居民上時，其所秉承“一個主婦牽手一個家庭，一個家庭帶動一個樓道，一個樓道輻射整個小區”的行動理念就迸發出強大的內生性能量。正是這一口號激發了“綠主婦”成員的集體認同感，鼓舞著社區女性居民積極介入社區事務，并將居民的主觀感受和自我價值判斷融入自組織的行動理念，最終在社區形成某種價值共同體。

在社區日常生活中作為治理主體的居民與作為治理客體的居民往往是相對意義的存在，兩者角色常隨社區事務的變化而轉換。在最有限的環境里，最微小的個體行動也蘊涵著潛在的無限性，因為有時某個人的一個行動甚至一句話，都足以改變局面。⑤由社區普通居民組成的“綠主婦”通過積極參與居民代表會議、小區事務聯席會、婦女代表會等自治性會議的一系列行動將其組織功能嵌入對社區所有居民共同生活問題的關注中，并以自組織的微行動來影響居民的態度和行為，由此實現社區自治行動價值鏈的整合。而正是社區自組織對社區所有居民共同生活問題的持續性關注有力消解了社區日常生活中居民關系碎片化和矛盾對立的程度，在這個過程中，成為問題介入者的社區意見領袖和精英分子對居民個體態度的轉變和行為的選擇有著直接的影響，這種影響力在解決社區公共問題時表現得更為直觀。以社區自組織為軸來激活治理內生力不僅體現了超越主客二元治理思維的理念優勢，也體現了治理主體與治理客體互構的新型社區治理關系。

三、內生力的集體行動面向：公共性與私性的平衡

城市社區公共生活是城市居民在社區居住空間內集聚的重要方式，但相互隔離的城市住宅模式以及社區自身對空間整體性與統一性的內在要求增加了居民之間聯系的困難程度。因此，城市社區治理需要借助社區居民集體行動來打破社區因居住空間隔離造成的公共生活困境。鑒于此，在探討城市社區內生力的集體行動面向時需要首先澄清三點事實：一是社區生活的公共性是基于社區居民私性的居住空間而存在的，因此城市社區中的集體行動天然地面臨著公共性與私性之間的張力；二是各種具體關系和社會資本的固有存在是城市社區治理內生力的關系基礎，其或積極或消極地影響著社區集體行動在公共性與私性之間的搖擺；三是美好社區生活的基礎和保障是社區公共性秩序的良性運行，這有賴于居民的集體行動力及其在社區公共事務中的參與程度。

1.公共性與私性的聯結要點：責任、回應和情感

通常情況下，城市社區內生力是社區潛在的能量，其迸發往往緣于居民對社區生活問題的集體性焦慮，尤其當社區治理難題久懸不解時，這種集體性焦慮會在社區中廣泛彌漫，并迫使社區居民開始反思自己對社區的責任以及尋找自我（私性）和社區（公共性）之間的聯結點。由此，社區居民發生從圍觀到參與的轉變，并開始傾向于以集體行動來回應社區問題，這也是彌合社區公共性與私性之間張力的重要契機。在持續的回應中，社區集體行動強化了個人之間的社會關系和對社區的責任感，情感上的溝通、理解和信任開始聯結起原本并不熟悉的個體，居民之間的認知及其對社區的認同開始形成。當責任、回應和情感統一于社區公共生活時，居民共同參與的集體行動就會打破社區生活中公共性與私性的隔閡。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指向社區治理難題時，源于社區內生力的集體行動能夠潛移默化地強化居民的自組織性，激發居民作為組織成員的身份感，提升社區生活的公共性，弱化居民個體行動的私性，從而使社區生活處于公共性與私性的均衡狀態。例如，在面對小區“停車難”問題時，同為社區居民的“綠主婦”成員雖然非常明白解決“停車難”問題的難處，但因“綠主婦”的組織身份，她們愿意擔負起解決問題的責任。于是，“綠主婦”把回應這件涉及社區公共生活的難事當成自己的事情，并通過組織性的集體行動介入這一社區難題解決的全過程。不同于公共權力的強制性，社區自組織在集體行動中往往將情感的共鳴演繹成對他人的影響力，用“老鄰居”“熱心阿姨”等身份將居民納入“有人情味”的社會關系網中。這一“情感治理”的結果是將社區的公共生活與居民的私人生活自然地納入社區的共同社會空間中，為社區公共生活的營造奠定了群眾基礎。

2.集體行動的持續條件：工作項目化運作與群己互構公共空間

城市社區治理實現“自治共享”的關鍵是要將居民有序組織起來，要從過去自上而下的行政動員轉向以居民生活需求和優勢發揮為導向的自我組織動員。這一轉向意味著社區內生力指向的集體行動要保持動員上的可持續性，就要以社區公共性為基礎對居民個體私性進行有效激勵。其中，社區工作項目化運作是被實踐證明的有效激勵形式。社區要形成這種性質的激勵就要在社區公共性范疇內構建公共空間，并開展具有項目化特征和公眾吸引力的活動以聚集分散的社區內生力，以此保持集體行動的可持續性和社區自組織性的延續。同時，集體行動的持續要注重“互動共享性”，即參與者要能在集體行動的面向中共享某種文化、規范、思維和興趣等，并在自主性行動中自覺地開辟自我和群體互構的公共空間，由此強化社區集體性價值認同。另外，當社區內生力具化為社區自組織性時，集體行動的現實面向構建起以“信任—激勵—聲望”為核心的組織行動鏈，這表明居民參與社區集體行動是以信任和激勵為前提條件的，是以提升自身聲望為歸依的主動性參與，其參與程度主要取決于參與者對公共性和私性的態度、對他人的信任、激勵本身的吸引力以及他人對個體自身行為的影響等。實踐層面，社區自組織集體行動保持可持續性有兩個重要途徑：一是鼓勵居民參與工作的項目化運作，讓個體通過實踐參與改變自身態度。以社區環保項目運作為例，“綠主婦”利用環保達人評選和積分制來有效激勵居民參與，并通過開辟一平方米菜園和酵素坊等固定公共空間來組織居民開展環保集體行動，將環保陣地打造成能消解社區公共性與私性張力的公共空間；二是在群己互構公共空間的過程中主張居民的主體性地位和獨立性。社區自組織借助自身組織平臺，在主動與社區黨員骨干、業委會成員、樓組長和社區志愿者等其他社區內生性自治力量的共商共議中提升居民的自我價值、主人翁意識和自主行動力，從而強化其參與社區自治的主動性。社區工作項目化運作增強了居民的集體行動力，使其從純粹的情感聯結轉向社區生活共同體的營造。群己互構公共空間的營造過程也是自治互助性社區文化的培育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社區公共性與私性在他人與自我、集體與個人、社區與社會的互動中得以彌合，社區居民的情感歸屬感和價值認同感得到提升。

3.集體行動的框架整合：關鍵群體的過程—結構演繹

類似“綠主婦”的社區自組織從成立到具體運作通常需要依靠社區中積極分子、精英的行動力量才能構筑社區自治的基層社會網絡，并由此成為參與社區治理的關鍵群體。關鍵群體能夠在其他人不愿加入的情況下堅持開展動員活動，而且愿意付出必要的社會成本。在集體行動過程中，以動員居民參與為主要內容的行動框架成為社區關鍵群體以行動過程介入居民私人生活的結構性基礎?？蚣茉从趥€體之間共享的經歷，就框架整合來說，框架與更大尺度的價值（信仰）系統的關系以及框架與參與者的關聯性在其中較為關鍵：構建越強的關聯性，就越能放大框架的動員效能。⑥作為關鍵群體的社區自組織能利用共同的生活經歷等社區內生性元素將社區居民的利益、責任和情感聯結于同一社會空間中，從而形成一種關聯性，并借此凝聚社區參與者之間的行動聯系，強化社區公共空間與私人空間之間的統一性，同時將動員性行動置于社區認知覺醒、社區行動強化和社區敘事記憶的過程—結構框架內。

圍繞過程—結構的行動框架，社區自組織主要通過組織意義上的誘致性集體行動來整合社區治理的內生力。第一步是社區認知覺醒。為了提高集體動員的水平，集體行動要著眼于改變人們的問題意識。具體來講，就是要以社區公共生活在居民私性中的投射為行動切入口，以此幫助居民形成社區問題意識。以社區生活垃圾的源頭減量為例，“綠主婦”不僅向居民倡導綠色生活理念，還利用智能終端“零廢棄回收卡”對每戶家庭投送的塑料垃圾回收量進行記錄、跟蹤和管理，以此喚醒居民對該項問題的認知。第二步是社區行動強化，即在認知覺醒的基礎上，社區自組織傾向于利用一系列行動來強化行動框架，主要是在開展集體行動中結合居民的生活需求和自身優勢，通過制度化手段使居民的自主性行為嵌入集體行動中，形成社區居民之間互動的關系網絡和行動傳遞機制。第三步是社區敘事記憶，即引導居民將自身參與的行為活動轉化為行動的敘事記憶，這是自組織強化集體行動和社區生活中所蘊含的共同體意識的重要環節。社區自組織會利用自媒體、社區聯誼和社區評選等方式提高居民參與記憶的持續性，目的就是通過營造“美好回憶”來強化居民的集體行動意識。

四、內生力的社區輿論面向：共在與共生的構建

社區輿論可理解為社區相當數量居民對某一問題公開表達的基本趨于一致的看法和意見，是居民對某一問題所持態度的集中體現。調研發現，社區輿論能夠成為影響社區治理過程和成效的重要內生力，它既是社區治理的內在動力，又是形塑社區治理中不同主體內在結構關系的一股力量。通過社區居民的話語表達和輿論的發生機制，社區輿論能夠激發社區治理的內生力，引導解決問題的行動面向。因此，與社區輿論共在的社區自組織，既需借助社區輿論來了解居民關注的社區議題，又需留意圍繞某一具體議題所形成的社區輿論。

1.社區居民的話語表達：三種邏輯的生成和社區生活敘事

社區輿論的主體是社區居民，但其異質性、原子化的特點使社區輿論的生成面臨無序化的困境，這就需要將社區居民的話語表達納入組織性的集體行動中，唯有如此，才能激發輿論的動員能力。當個體被納入特定組織時，組織成員的身份有利于擴展人際交往范圍，增強集體動員的感召力。既存的關系紐帶和群體親和力是居民有效參與社區集體行動的關鍵因素。同樣，在社區輿論形成過程中，社區居民的話語表達只有與集體行動共在才可能形成公眾意志，其中居民的話語表達主要圍繞“什么情境”“什么人”“做什么”三種邏輯展開。因社區自組織的成立緣于對社區治理問題的回應，所以其在回應過程中傾向于借助社區輿論的力量來影響居民的行動意愿，同時這也成為其營造社區輿論的行動情境。許多社區自組織的成員大部分是中老年人和家庭主婦，這一群體同時也是社區日常生活中形塑社區輿論的主要力量。從社區信息傳播主體的角度來看，他們是社區輿論的風向標，有足夠的閑暇時間傳播各種信息。社區自組織“做什么”的話語表達內容就是要陳述、描繪和展示自身有效參與社區治理的圖景。這是支撐和形塑社區公共輿論的行動基礎，也是社區自組織激發社區內生力的行動面向。

生活敘事是社區輿論的內核，也是社區內生力在生活層面的重要內容。因社區生活敘事主要是社區居民圍繞本社區日常生活細節進行的輿論營造，所以其結果是居民能在共同的生活敘事中形成和強化“自己人和自己社區”的認知和共同體信念。生活敘事能夠充分利用社區輿論將社區居民和社區事件置于同一討論話題中，這不僅能有效地將社區輿論與居民需求進行適時匹配和對接，還能構建社區輿論與居民需求彼此共在的互惠共生關系。尤其是社區自組織成員可以借助生活敘事來鑒別和擴展受眾需求，并形成對社區某項待解問題的導向性話語，這對于社區信息傳播和問題解決都有重要意義。

2.社區輿論的發生機制：話題策動、輿論導向與共識達成

任何問題都可能成為輿論話題，輿論話題是影響社區輿論的重要力量。圍繞社區治理，社區輿論有著自身特有的發生機制。這一發生機制以社區治理的內生力為驅動，是構建社區價值認同的行動依據。也就是說，社區輿論本身能為社區自組織的行動提供一種正當性的論述，反過來，社區自組織能為社區輿論的形塑和傳播提供相應的行動支撐，兩者形成一種實踐機制層面的共在與共生關系。通過由話題策動、輿論引導、共識達成等環節形成的輿論發生機制，社區自組織能夠逐漸成為社區的民意代表，促成社區集體認同的形成。話題策動源于社區自組織對社區事務的關注；輿論引導可理解為一種輿論層面的集體動員，其側重于用生活敘事和意見表達來策動社區居民參與共同行動，促使居民在共同行動中達成價值共識。社區輿論作為社區民意可理解為社區精神層面的內生力，對于推進當前社區生活的“共同體化”具有特殊作用。

這里，以話題策動、輿論導向和共識達成為主要內容的社區輿論發生機制暗合了社區輿論中行動、組織與話語的三元整合，其所關注的是社區內不同要素如何利用社區內生力來整合社區輿論資源的問題。其中，行動是指自我動員和社區自組織的組織性行動，強調如何動員居民參與社區議題討論，形成共同的行動意向和愿景；組織指的是當社區內生力具化為社區自組織時，如何通過社區自組織的話題策動和輿論導向強化居民的自我組織性和參與性，影響社區居民的行動選擇和個體行為；話語指向社區輿論的表達內容和技術，尤其是社區輿論話語的選擇和建構過程，以及在輿論表達中通過激活社區內生力來構建社區話語—行動實踐系統的技術。伴隨著社區居民的日常生活實踐和集體行動，社區自組織利用三元整合將社區輿論從片段化轉向秩序化、專題化和方向化，并由此構建自身與社區輿論的共在共生關系。這既有利于拓展社區治理在時間與空間上的維度，又有利于提升居民對社區公共生活的共享感和認同感。

五、余論

社區治理內生力的核心是社區居民自組織的培育，這是由內而外實現社區良性治理的關鍵，也是理解城市社區生活共同體何以可能的主線。日常生活、集體行動和社區輿論是社區治理內生力的三個現實面向，三者之間并非各自獨立，而是在不同領域、不同階段存在著共同的發生邏輯和內在的聯結關系。另外，城市社區治理內生力的萌發離不開兩個基礎性條件：一是，隨著城市住宅產權改革，城市社區居民開始注重自己在居住空間方面的話語表達和生活價值追求，這是城市社區內生力面向的行動基礎；二是，目前城市社區治理面臨著集體行動無序化、治理主體缺失和資源整合低效等多方面困境，這些困境反過來又成為社區內生力的行動指向。正如本文所述，從城市社區治理的內生力層面去探尋新的社區治理模式，能消解、轉化社區治理中的一系列矛盾，尤其是充分發揮社區自組織的組織優勢和功能，能有效減輕基層政府和居委會的治理壓力，減少社區治理的成本和代價。需要強調的是，本文結合“綠主婦”組織運作的經驗來探討城市社區治理內生力的現實面向并不意味著社區治理內生力的其他方面（如內生力的運作機制、邏輯等）不重要，恰恰相反，要深刻理解城市社區治理的困境并不斷優化治理路徑仍需要對社區治理的內生力進行更為系統和深入的探討。

注釋

①參見寧華宗：《微治理：社區“開放空間”治理的實踐與反思》，《學習與實踐》2014年第12期；陳福平：《廈門社區“微治理”》，《決策》2015年第6期；黎昕等：《社區微治理：社區創新治理的重要載體》，《福建論壇》（人文社科版）2015年第9期；謝正富：《治理孵化器：社會工作視角下“微治理”實現機制探索》，《云南行政學院學報》2016年第1期；尹浩：《城市社區微治理的多維賦權機制研究》，《社會主義研究》2016年第5期。

②See Box R. C. Citizen Governance： Leading American Community into the 21st Century，Sage Publications Inc，1997， pp.12-26.

③See Hur M.H. Empowerment in Terms of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Exploring a Typology of the Process and Components across Disciplines.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2006， Vol.34， No.5， pp.523-540.

④[匈]阿格尼絲·赫勒：《日常生活》，衣俊卿譯，重慶出版社，1990年，第7頁。

⑤[德]漢娜·阿倫特：《人的境況》，王寅麗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9頁。

⑥See D.A.Snow， R.D.Benford. Ideology， Frame Resonance and Participant Mobilization. International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1988， No.1， pp.197-219.

責任編輯：翊 明

Abstract：In the current research on the microcosmic basis of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researchers tend to analyze the external forces of government power and social resource intervention， but pay less attention to the internal force of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However， the key to effective governance in urban communities is to stimulate the community′s endogenous governance forces， to invigorate the various relationships of the community， and to promote community governance by community autonomy. In reality， the internal force of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is embodied in the self-organizing ability of community residents. It can embed the identity， relationship and ability of its members into the concrete practice level of daily life， collective action and community public opinion in the formation and action of community self-organization， and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and good governance of urban communities.

Key words：endogenous force； daily life； collective action； community opin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