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宋代家訓的生態詩學內涵

蔡麗平

湖南汽車工程職業學院

生態詩學在學術界被廣泛認可的概念為“關于文學與生態之間關系的各種立場、觀點、思想和理論”①。這種以文學形式闡述生態觀點的作品自古有之，《道德經》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論語》的“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莊子》的“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群生不夭”、《荀子》的“奄、箱、魚、鱉、鰍、殖以時別，一而成群”……類似之例在此不予贅述，以上皆說明，文學本身具有和生命本源共振的特性，可以進行綠色生態美學的審視和解讀。

一、以“兼顧人與世界和自我”為界定標準的宋代家訓生態詩學概念和對象

根據上文“生態詩學”的概念，我們將“宋代家訓生態詩學”定義為“宋代家訓詩學與生態之間關系的各種立場、觀點、思想和理論”。尤為值得強調的是，此處的“生態”，采用的是廣義概念，即兼顧人與世界和自我。在常規的生態詩學中，認為其研究對象往往局限于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如當前曹瑞娟等學者就把宋代具有一定生態意蘊的詩歌分為“山水詩、田園詩、時節詩和詠物詩”②四類。然而早在古希臘時期，智者派哲學家普羅泰戈拉就指出“人是萬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雹垴R克思亦提出了“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是“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④的觀點。在中國傳統文化生態觀中，人本身亦屬于生態范疇。如《周易·序卦傳》關于“天地、萬物、男女、夫婦、父子、君臣、上下和禮儀”六個階段的記載，明晰了以宇宙秩序作為依據進而產生的“有所錯”的生態人倫建立順序。南朝《文心雕龍》從原道篇開始就指出“人文之元，肇自太極”，將生態哲學進一步與本于人心的人文相融合。唐《通典》從“得時氣之和”“感天地和氣”的角度，闡述了詩樂養生、食飲健體的重要性，這也是符合宇宙根本即生態原則的體現。當代我國著名生態學家馬世駿等亦認為，作為生態主體的人，和其他種群之間存在著聯系共生的關系，生活在社會、自然等“復合生態系統”之中。而家訓施受雙方均為人，所以無論是系統思想、內容分類，還是語言使用的研究結合點，以下都將從人與世界的外在生態、人與自我的內在生態兩個方面來論述。其中，外在生態指生命有機個體生存空間以外各種條件的總和，包括山川河流等物理角度的自然生態和治國理家等結構角度的社會生態。內在生態指生命有機個體生存空間以內各種條件的總和，包括血肉筋骨等生理角度的肉體生態和三觀信仰等文化角度的精神生態。

二、以“天人合一”為核心的宋代哲學生態觀與生態倫理精神

宋代哲學生態觀與生態倫理精神若以一言蔽之，可曰“天人合一”。此論最早見于《莊子德充符》的闡述：“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從相對論的角度，闡述了事物的“畢同畢異”性。漢代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陰陽義》中亦言蒼天也具有喜怒哀樂的心情變化，與人相符，因此“以類合之，天人一也?！笨梢娫诠爬系闹袊?，先人很早就認識到“道”即規律，在它的統攝下，天地萬物同源共生。因此自然和人之間具有緊密有機的聯系，前者的本性和變化影響決定了后者要與其不斷跟進、保持協調。至宋代，隨著“中國古代最為精致和完備的理論體系”——理學的高度發展，“天人合一”這一古老的整體論哲學觀念被注入了新鮮血液，呈現出不同于以往時代的顯著特色。

在天人觀上，宋人認為人與萬物都是陰陽之氣所生，人類只是自然物中之一種。張載明確提出了“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盈天地皆氣”的觀點（《正蒙·乾稱篇》）。程顥更是認為“天人一也，更不分別”，將“天人合一”視為無需論證的自然之理。朱熹也說：“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雖本意為闡述良知，但體現了他對于人心和天心相連甚至相代的思想。這些著名理學家的理論對于上文采用“生態”的宏觀概念，發揮了極大的指導和支撐作用。

在自然態度觀上，宋人凸顯出了在自然中人的能力和重要地位。邵雍在《觀物外篇》說“如禽獸之聲，以其類而各能得其一，無所不能者人也”，這是對于人在宇宙萬物中超然靈之及至的高度評價。他甚至認為：“物為萬民生，人為萬物靈。人非物不活，物待人而興”（《接花吟》），我們可以理解為：物因人而生，人依物而存；物因人而有價，人依物而有位。雖然其出發點是人類中心主義，但也體現了人與其他生物相依相存、互相聯系的價值觀。

在觀物論上，宋人倡導了“萬物靜觀皆自得”的生態觀?！熬刻烊酥H”的強烈興味與心理傾向，理學家們對自然萬物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和獨特的觀照方式。他們重萬物生意的“觀物”并非純粹地觀察自然物，而是往往在對外物的觀察中體悟宇宙間的至理，給予了自然深厚的人文內涵。程顥認為，生命是天地萬物都稟賦的“大德”，也是萬物、特別是人架構在主客體之間溝通的橋梁。這種推物及人、推己及人，從事物到人心、從自然到人文的思維方式，在宋代興盛的詠梅詩、詠竹詩中得到大量體現。比興的背后即是比德，生態與文學在心、情和性的生生不息中，實現了水乳交融。

在道德觀上，宋人突出了儒家仁學的理想性。把“天人合一”逐漸地演變為“天道行而萬物順，圣德修而萬民化”的對人生最高境界——超越自我的一種理想和追求。為君，要“順時布政”“國家本仁義之用，達天地之和”⑤；為臣，要“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世繼絕學，為來世開太平”；為民，要“民吾同胞，物吾與也”。這種道德規范逐漸向中國文化其它領域滲透，最終統率并實現了人與世界、人與自我雙重的平衡。

在養生行文觀上，宋人提出了“元氣未分，混沌為一”的“元氣本體論”。以王充在對“精氣學說”繼承的基礎上，張載認為“太虛即氣”（《論衡·談天》），而這種氣構成了天地萬物，是一種本原和實體。人體內有氣，“氣聚而生，氣散則亡”，因此宋代上至皇親貴胄，下至百姓四民，均熱衷于養生。特別是在文人群體中，文壇的養生達人們甚至形成了地位、人數、詩作數量和質量都非?？捎^的前無古人的宋儒養生流派。文章內有氣，宋儒陳善、李庸等皆把氣作為文章四大要素之一，后者曾經明辭藻文采再華麗精妙的文章，如若缺乏了氣韻的個中味道，均難以稱為佳作。

在認識論上，宋人創新了“天道尚變”思想。王安石打破了董仲舒后一直占據哲學統治地位的“天不變，道亦不變”的思想，在辯證法的分析運用下，抨擊形而上學，認為“夫天下之事，其為變豈一乎哉”。也就是說不論是自然界，還是人類社會，都在“天道”的運行范圍之中。而“天道”的特性之一乃是變化，因此以上諸類都處于運動變化的過程中。對此陳旉有相同的看法，人要“順天地時利之宜，識陰陽消長之理”。在他看來，只認識生態環境不斷變化這一客觀規律并不夠，還要理解、順應、掌控和利用，進而讓生態系統保持平衡、不斷完善發展。在“天道尚變”的大前提下，人必須跟著天的節奏而行，“順天而效之”，如此方能做到天人合一。這種帶有“經世致用”鮮明特色的觀點，適用于天下一切事物，不僅統率了宋代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而且為王夫之等明清思想家打開了一扇精神大門，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后世影響。

三、結語

“自先秦開始，家訓詩作為家訓文化的文學載體”⑥，承擔了從上至下、從國至家、從君至民、從父至子的“以詩為教”的重要職能。宋代作為其鼎盛期，更是在家訓詩史中具有里程碑的代表性意義。因此將“宋代家訓詩”置于這種生態審視和解讀的視閾中，也是經過深思熟慮的?！疤烊撕弦弧闭軐W生態觀與生態倫理精神，為宋代生態詩學的長足發展提供了養料充足的土壤。不僅讓具有政治范式理念的家訓詩更加貼近生命存在，更能夠以社會的人文價值為基點，讓生態智慧滋養中華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充分發揮家訓詩的詩教功能，反哺當今人類生態文明的整體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