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風起于青萍之末”
——論葛亮短篇小說的敘事特色

鄭露露 施 威

南京信息工程大學法政學院

一、葛亮短篇小說的內涵與主旨

談及葛亮，人們首先會提到他深厚的家學淵源，太舅公是陳獨秀，祖父是著名藝術史家葛康俞，叔公是中國“原子彈之父”鄧稼先……其次，才會注意到他的作家身份。而這樣的成長背景也讓葛亮擁有同輩作家中罕見的人文積淀。這些人在動蕩時代下的人生軌跡，一方面豐富了葛亮的創作土壤，其長篇小說《北鳶》就以外祖父母為原型，講述了民國時代波瀾壯闊的歷史風云，曾獲“亞洲周刊2016年全國華人十大小說”獎。另一方面，造就了葛亮認知世界的不同面向，能夠對下層平民的生活與命運產生一種自然的關照。

葛亮的短篇小說繼承并創新了傳統現實主義文學的美學風格，在他的作品中，我們看不到在當今消費主義潮流的影響下，文學創作中普遍出現的對欲望、對奇情怪事的感官刺激追求。而是素樸的文字之下人物順其自然或任勞任怨的生活常態，粗看如散文般隨意日常，卻處處貼人心肺，讓人不由得心酸與感動。精神有疾病的阿霞為了家人、為了生活努力工作，卻又為世俗不容的悲劇人生；生活在南京市中心的洪才一家的家庭瑣事；杜雨潔與聶傳慶的愛情故事；阿德這類滯港人員的艱難生存；于叔叔在市場經濟浪潮下的沉浮一生；外公與外婆之間的相濡以沫等等。正如“大風起于青萍之末”，葛亮筆下的那些平凡甚至邊緣性的小人物，他們的人生表面上恰似這“青萍之末”一般，微小無聲，但總能觸及現實深處以及人性中最根本、最柔軟的地方，迸發出“大風”的力量。

葛亮曾說：“平凡本身有著獨立的審美價值。我們身邊，當下微小的現實生活，也有很多可書寫的東西。問題不在于生活本身如何，而在于你怎樣去表達?！币虼?，葛亮的短篇小說試圖尋找一種文學敘事方式，發掘常情之下那些我們不曾察覺的人性之光或人性之暗，讓人物身上最細微和羸弱的部分潛入我們的內心。

二、葛亮短篇小說敘事特色

（一）內容呈現方式

1.本土語言的運用

葛亮作為南京籍香港作家，他欣賞南方文化里世俗的審美、輕盈的同時也務實的作風。對于文學與語言承載的關系問題，葛亮曾以韓邦慶的上海話作品《海上花》為例，“若我們將《海上花》使用的語言改成普通話，其韻味必將大大減少，它在文學史的地位也不會似今天這樣?！辈还苁菍懩暇┻€是香港，葛亮都能夠在作品中適當地使用方言，甚至連俗話也絲毫不避諱，凸顯出一種地方的鮮活感、真實感。正如華萊士·馬丁所說：“俗語和成見反映著共同的文化態度，從而就提供了證據，表明作者如實地再現了這個世界?！盵1]

作為“南京遺少”的葛亮對地道的南京話有一種天然的親切感，因此在南京敘事中，葛亮對南京方言信手拈來，運用自如。在《于叔叔傳》中，“媽媽”看見毛果拿著于叔叔刮膩子的大刀亂跑時說：“看到了吧，這孩子其實厭（調皮）得很”；當毛果在飯桌上問東問西時又說：“你這孩子怎么突然變得這么韶（話多）”，“厭”和“韶”都是南京方言，生動再現了少年毛果調皮卻又天真活潑的形象，若是換成“調皮”“話多”這種普通的字眼，其效果便可見一斑了。又如《洪生》：“食堂里的師傅掂了大勺出來了。大叫一聲：‘娘的’，喝退了狗?？戳丝次业耐?，說：‘毀了’。說著一把將那狗腿揪過來，在狗耳朵上揪一撮毛，燎了火就往我傷口上貼?！边@一段真是令人拍案叫絕的簡潔與犀利，畫面感相當強烈，將當時的緊急情況和食堂師傅的干脆利落再現到讀者面前，生活氣息濃厚而有親和力。

在葛亮有關香港的短篇小說里，人物講的多是廣東話，敘事者的語言也多用單字，雖稍顯浮華，但與香港帶給人的整體感覺是一致的。在《阿德與史蒂夫》中，阿德要休息時順口就講：“投下投下（廣東話，休息的意思）”。老虎叔也基本上講香港話，“丟，呢個衰仔咁大頭蝦（衰仔：運氣不好的人；大頭蝦：粗心大意）”“衰仔，成夜沒返屋企，你知唔知你老母幾心急”……雖然是有些粗俗的粵語，卻將老虎叔魯莽而豪放的性格展現出來，富有香港市井氣息。

2.真實環境的細致建構

世界是由無數微小的事物拼接而成的，正是這些細小的東西才使得平凡生活變得有血有肉，因而一篇好的小說離不開細節環境的描繪。葛亮用點石成金般的才華、關懷和良知，深入民間，細致地梳理生活。為了在小說中建構真實的日常情景，葛亮從微小之處描繪生活，展現人情、人性，形成了一個巨大的張力場。

《洪才》中關于兩個少年養蠶的情節，“看那些小小的動物，安靜地將桑葉咬成一圈一圈的鋸齒形。它們的吃相，是有條理而優雅的。成洪才讓我閉上眼睛，聽它們吃的聲音。這聲音是綿密的沙沙聲，好像一張柔軟的紙，被輕輕地揉皺了，再慢慢地展開的聲音?！碑嬅嫒胛⑷肜?、由粗到細，孩子與蠶仿佛透過桑葉，親密對話?！肚偕分?，外公為轉移受病痛折磨的外婆的注意力，為她清唱《三家店》，“外公正唱到‘娘想兒來淚雙流。眼見得紅日墜落在西山后……’外婆便迷迷糊糊睡過去了，手還緊緊地攥著外公的手。外公的手是換過了，另一只手背上還看得見粉粉的指甲印子……外公還坐著，抬起頭來看著我，眼睛是渾濁的灰，眼角有些清亮的水跡?！蓖夤直成系闹讣子?，眼睛里渾濁的灰，眼角蕩起的水跡，種種細節讓人不禁為這種相濡以沫、不離不棄的情感動容。

不論是在地化的語言，還是真實描繪的情景，都是葛亮所建造的平凡世界的基礎。在地化的語言讓讀者從聽覺上自然地進入到葛亮所描繪的語言環境中，而場景的細致描繪則從視覺上讓讀者進入到葛亮精心架構的日常景象之中，故事人物形象也因此更加鮮活飽滿，讀者在雙重感官享受之中，身臨其境，產生一種平凡而真實的記憶與印象。

（二）情節構造方式

1.戲劇化情節的消解

葛亮的小說總是著眼于人生百態、人之常情，與傳統文學結構化的行文方式不同，葛亮喜歡平淡敘事，用白描的寫法描繪日常生活，他將文字構造為某種日常性元素的集合，以平和的方式去感知深藏于平淡生活表層之下的人情與人性，因此，會給人一種“融奇崛于平淡”的感覺。

葛亮曾專門去新移民的區域天水圍調查，人們慣性認為這是一個社會問題的高發區，但葛亮認為在我們看來跌宕起伏的東西，更多只是一種想象，對他們來說卻是很日常的，這甚至也不是一種苦中作樂的態度，而是一種自然而然的承擔力，這股力很自然地幫助人處理了人生中那些看似劇烈、不堪重負的部分，像彈簧一樣，被拉伸或擠壓到一定程度，卻有足夠的能力復原，讓多么痛苦跌宕的人生都能夠被自然而然地接受?！栋⒌屡c史蒂夫》便是一種日?；膶懽?，毛果與阿德的相遇、相識只是因為一場夜間籃球活動。而小說中任何一個人物的身份都本可以被處理得更傳奇，情節也可以表現得更起伏，但作者有意放棄很多傳奇的部分，沒有將隱瞞自己身份的打黑工青年和被父親禁閉在家中的啞女處理地更傳奇，而是利用白描推動內在敘事情節的發展，將人物本應劇烈的生活狀態放在一個自然而平靜的情節中展開，這種身處痛苦生活中卻又平淡到無所適從的生活節奏讓讀者初讀習以為常，繼而恍然大悟，為其中人性的掙扎感到震撼。

2.懸念敘事與“開放式”結尾

關注日常的情節敘事手法讓人在靜水流深中漸漸發現人性的幽暗或閃光點，而懸念敘事手法則以一種石破驚天的方式揭露人性，擊打人的靈魂。受希區柯克式電影以觀眾群體為主線，僅通過心理暗示吸引觀眾來達到懸疑緊張效果的敘事手法的影響，從《謎鴉》到《七聲》，葛亮不斷展現其深具懸疑感與高潮迭起的敘事本領，在寫作時也更加注意對謎面部分的關注，并有意摒棄“封閉式”結局，給讀者以敘事的空間。就像他本人所說：“我不期做一個‘謎’的破解者，只是盡力將謎面記錄下來?！?/p>

小說《不見》中，大齡剩女杜雨潔與離異鋼琴老師聶傳慶自然地走近，約會，到最后成為戀人。劇情本應是一個男才女貌的甜蜜愛情故事，但不斷出現的青春少女失蹤的報道和老實木訥的聶傳慶偶有的狠厲和陰鷙，都在逐漸引導讀者去揭開風平浪靜的現象背后那些不為人知的陰暗面。杜雨潔偶然在超市中發現聶傳慶在買女性生活用品，便懷疑他與別的女人有染，然后不斷地跟蹤與試探。在某天留宿聶傳慶家時，竟意外發現失蹤少女被聶傳慶囚禁于地洞中做性奴，原來聶傳慶的妻子與他離婚并嫁給了少女的父親也就是現任市長，聶傳慶便以這種變態扭曲的方式實施自己的報復。而這時，聶傳慶出現，杜雨潔被打暈……似定而不定的結局，令人局促不安但同時留給讀者巨大的想象空間，杜雨潔將來無非是死或者重蹈少女的覆轍，而這一切皆出自人心。

讀葛亮小說中的人物與讀張愛玲筆下的人物一樣，總會驚駭地發現人性的至善和至惡。葛亮用張愛玲《茉莉香片》中憂郁病態的聶傳慶來給小說男主人公命名，有明顯的致敬成分。雖然兩位主人公的身世背景不同，但他們都因為不可抗的因素，表面上看起來無害于世，實際上性格和心理都已經扭曲變態，最終做出傷害他人也毀滅自我的事情，共同讓“聶傳慶”成為病態人格的代名詞。不過，不同于張愛玲“反傳奇”、“反高潮”的藝術觀念，《不見》中的聶傳慶綁架市長女兒并囚禁為性奴等情節分明顯示出傳奇式的趣味。葛亮創作的意圖當然不可能只為了提醒人們小心世道人心，他更主要是想通過這樣一種懸念化的敘事和“開放式”的結尾，剝除日常事物中司空見慣的外殼，洞穿生活中殘酷的現實，露出其脆弱的本質。

（三）陌生化視角的運用

葛亮小說敘事的另一個重要特點就是采用了陌生化視角。文中許多地方都拋卻了先驗立場，打破了道德感的成見，打破了故事怎么講的成見。葛亮認為小說最有價值的地方就在于它的呈現意義，在于它的事實意義，因此葛亮在小說創作中不僅保持敘述的平穩，還借助“毛果”這一觀察視角，從不同面向觀察人物，進而使人物擺脫了那種非黑即白的“扁形”形象，而逐漸“圓形”、立體。

小說常把毛果作為“第三者”觀察視角，一方面，毛果作為“知識分子”，他中規中矩的人生與小說主要人物坎坷的生活狀態形成對照，產生了某種差異感。換句話說，毛果就像我們中的絕大多數人一樣，饒有興致地打量著那些身處平淡的生活里卻又戲劇性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另一方面，也維持了一種作為旁觀者的矜持距離，葛亮從不以高高在上的眼光對待筆下的小人物而是取一種平視的態度，真實地描述小人物的悲與歡、喜與樂、美與丑，人物因而具有一種呼之欲出的鮮活氣。智力有問題、與常人格格不入的阿霞也有善良動人的一面、熱心誠實的于叔叔也不免于流俗而墮落、在現實中人人喊打的“小三”也有值得人欣賞的地方、年屆90的阿婆也有其清明智慧的動人之處……葛亮不停地嘗試著讓毛果代替他傾聽，傾聽世道的復雜、人生的曲折、人性的幽微、人心的機變。

同時，為了與故事人物保持既不疏離也不過分親昵的適當距離，葛亮的小說創作又多讓毛果成為故事的參與者，在小說中來去自如，參與到人物的人生軌跡中，進行著與現實世界不盡相同的體驗。毛果身上顯然包含了作家葛亮個人的生活體驗，作者沒有在小說中直接評述什么，而是借毛果的話語或行為，幾近隱晦地表達自己的思想傾向。在《阿德與史蒂夫》中，毛果為了能夠及時地救助阿德，主動為僅有幾次照面的阿德輸血。這其實也融入了作者本人的感情，是對阿德這類人的深切同情與關懷。

三、葛亮短篇小說創作的藝術根源

從知識分子家庭成長出來的葛亮，其閱讀書目大部分是按照父母的口味與閱歷選擇提煉出來的。這一方面提高了他文學理解的門檻，同時也導致了文學敬畏所引發的某種猶豫，他的個人寫作欲望變得淡薄起來，這成了他到二十歲才開始創作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葛亮擁有更多文學的積淀，能夠有更長的時間看待世間百態，思考如何寫文學、如何使文學表現得更有價值。他逐漸發現平凡所具有的獨特審美性，并尋找文學表現生活的方式。

在語言表達上，葛亮對文字的邏輯感和格局感頗為迷戀。這得益于葛亮兒時經常閱讀《閱微草堂筆記》《耳新》之類的筆記體小說，其中充滿的民間與細膩的掌故感培養了葛亮對語言的審美與語感，讓他的短篇小說特別是《七聲》即使通篇大部分都使用對話式的白描也能夠充滿生活趣味，引人入勝。

在對文學中人性的立場和行文方式的處理上，葛亮受到了電影導演希區柯克和作家沈從文的影響。希區柯克認為駭人的東西不僅潛伏在只身獨處或者黑暗的時候，有時當我們和正派、善良的人相處時，也會感到孤獨、恐懼和無助，因此在電影表現上，他總是將不同尋常的事件放置到平常的生活場景之中，包括那些平和、從容、甚至充滿友愛的場景之中，從而一步步吸引觀眾注意力，朝他設定的方向前進。在葛亮小說中不止一次出現或使用過希區柯克的電影元素以及電影手法?！吨i鴉》的靈感來自希區柯克的經典作品《鳥》《物質生活》是對希區柯克電影《第三十九級臺階》的致敬，而希區柯克電影中的推理懸疑手法則在《龍舟》與《不見》的敘事中具體使用過。

顯然希區柯克主要影響了葛亮在表現人性時使用的文學技巧，但這種實驗性手法在葛亮小說創作的后期被逐漸淡化。實際上，葛亮大部分短篇小說從敘事態度到行文方式上，受沈從文影響的成分更大。沈從文多以自己家鄉的人與事為寫作對象，在散文、小說中訴說自己對家鄉的那份綿延不絕的熱愛。沈從文曾說：“千萬不要冷嘲”，他小說創作時總是貼近人物來寫，對待小說人物的態度也是平等的，不會因為世俗看來的“惡”而去完全丑化他們，更不會因為“善”而神話他們，只是真實地去記錄生活并用心感受人物的情感。因此，受其影響，葛亮在敘事態度上從來都是讓人物自己講話，不論是藏女英珠、手藝人尹叔叔，還是偷渡客阿德、智障少女阿霞……他都懷有同等的愛意，從不偏頗。葛亮有意降低自己的調子，很謙卑地敘述，只為了給予讀者和筆下人物足夠的自由，讓讀者真實地聽到小人物自己說話的聲音。另外，沈從文喜歡用散文化的筆觸進行小說創作，行文流暢、語句優美，情節上不會表現出明顯的起伏。沈從文在處理《丈夫》中嫖客、妓女、丈夫的關系時，并沒有設計緊張跌宕的戲劇化情節。這種用日常行為表現人性之真的散文化的行文方式建立了一種忘我的和諧，使得原本生活的樣子得以呈現，而人情之美、人性之真也隨之而顯現。葛亮受其影響，行文方式上很少安排戲劇化的情節，而是一種近乎白描的散文式的描寫。

日常的生活狀態以及與之相映的現實主義美學風范成為貫注葛亮寫作的內在基調和底色，而生命之強弱、人心之機變是葛亮小說的內核，從而形成當今年輕一代文壇中別具風貌的文學敘事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