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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所羅門之歌》看莫里森對非裔美國文學的繼承與超越

2018-10-24 02:03盧旭晨趙亞珉閆麗芳
安徽文學·下半月 2018年12期
關鍵詞:所羅門之歌所羅門美國黑人

盧旭晨 趙亞珉 閆麗芳

南京信息工程大學文學院

一、引言

美國黑人文學的緣起和發展無不與美國黑人的命運息息相關。長期的根深蒂固的種族歧視使得廣大黑人作家自覺擔負起了爭取黑人權利、改善黑人待遇、提高黑人地位的神圣職責。面臨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的雙重壓迫,美國黑人女性作家的創作具有了其獨特性:既反對種族歧視,尋求社會平等地位;又反對性別歧視,呼吁女性獨立自主。艾麗斯·沃克就是其中的優秀代表,她也是美國歷史上首位獲得普利策獎的黑人女作家,其獲獎作品《紫色》堪稱女性文學經典,為后來的女性文學創作提供了方向。在異族文化的壓力和非洲黑人傳統文化的缺失的雙重壓力下,黑人男性作家理查德·賴特和在其影響下走上文學之路的拉爾夫·埃里森,則把追求社會地位平等和自我身份認同兩大主題普遍滲透于其創作之中。作為當代美國杰出小說家的托尼·莫里森,1993年成為第一位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美國黑人作家,更是致力于保護和弘揚黑人文化。其作品始終以表現和探索黑人的歷史、命運和精神世界為主題[1],在繼承美國黑人文學中性別和種族兩大傳統主題的基礎上,又融入非洲的神話、歌謠、傳說等,賦予其作品更深廣的內涵,實現了自己的超越,其代表作《所羅門之歌》即是一個恰當的例子。

二、莫里森之前美國黑人文學的特點

(一)女性作家的普遍性別書寫

艾麗斯·沃克小說《紫色》的主人公是美國鄉下的一個黑人女孩——茜莉。她命運悲慘,卻不屈從于命運,她努力學習縫紉,憑借自己的手藝開店,仿佛破繭成蝶,獲得了真正的自由獨立,也實現了自我價值。

小說《紫色》全面揭示了在種族和性別的雙重歧視下,社會對黑人女性物質和精神上的極度桎梏,表達了女性對實現自我價值的渴望與追求,深刻反映了作者的女權主義思想。

(二)男性作家的普遍種族書寫

理查德·賴特是美國黑人文學的先驅之一,其代表作《土生子》由于揭示種族問題的根源是美國制度的不平等性,一度引發社會熱議。

《土生子》以20世紀30年代初的種族隔離為時代背景,講述芝加哥的黑人青年比格·托馬斯出于對白人的懼怕而失手殺人,事情敗露后被捕入獄,被處以電刑的悲慘命運。

比格是心理扭曲的殺人犯,也是種族歧視的受害者。對白人又恨又怕的畸形心理導致他走上自我毀滅之路。但究其根本,白人社會長期對黑人的壓迫才是比格犯罪的源頭。賴特借此書揭示了種族歧視對美國黑人的迫害,深刻剖析了黑人犯罪活動與社會制度的潛在關系。

與《土生子》相比,拉爾夫·埃里森的長篇小說《看不見的人》可稱為一部自我身份追尋之書。

與比格的“自毀之路”相反,《看不見的人》是關于人生被毀的自述,主人公是一個出身貧寒但有遠大抱負的無名黑人青年。因極度渴望獲得白人主流社會的認可,他極力迎合白人當權者的喜好,卻既不為白人接受,還被同族的黑人同胞所拋棄。主人公在社會的黑暗與無情中獲得了成長,最終醒悟,自己從始至終是一個“看不見的人”,根本沒有真正的自我。

小說《看不見的人》的不同之處在于它將主人公個體的心理成長作為主線,通過描寫主人公的悲慘境遇來反映美國社會中黑人種族所面臨的普遍性問題,即自我身份的追尋和認同。

三、莫里森的繼承

(一)性別主題的繼承

與艾麗斯·沃克相比,托妮·莫里森在《所羅門之歌》中雖反常地將男性設置為主角,但女性角色仍占有一席之地。她借由男性的視角書寫女性的悲哀,側面放大男權社會下女性壓抑的精神世界?!端_門之歌》雖繼承性別主題,卻不拘泥于傳統,為社會構建和諧的兩性關系提出了新的思考。莫里森的性別書寫主要圍繞三個女人展開:懦弱的露絲、偏執的哈格爾和獨立的派拉特。

露絲是主人公奶娃的母親,麥肯的妻子。她幼年喪母,父親是一位在當地具有聲望的醫生。她被父親禁閉家中,從小與世隔絕,完全喪失社會交往能力。她的婚姻并非出于愛情,而是麥肯對名利的貪婪。她始終是家中最弱小的角色,被父親禁閉,被丈夫冷落,被兒子唾棄。對這一切,她毫無發言權,凡事逆來順受,默默忍受父權制家庭的壓抑。她是一個完全被物化的女性,雖然表面光鮮,物質生活優渥,但喪失了獨立自主性,淪為男性的附屬品。

哈格爾是奶娃的情人,派拉特的孫女。受家庭的溺愛,她形成了自私、任性和依賴的心理。她全身心地愛著奶娃,可是奶娃卻無情將她拋棄。她崩潰不已,轉而試圖殺害奶娃,最后在對愛的絕望中死去。她病態的行為和扭曲的心理反映出她對奶娃的過分依賴,她順從男權社會對女性的支配,并將依附于男性的女性形象內化成為自我認知,從而導致她在愛中迷失自我。

派拉特是奶娃的姑媽,麥肯的妹妹。莫里森賦予了派拉特理想化的女性形象。她堅強勇敢,同族的歧視,愛人的離別,親人的反目都未曾使她一蹶不振,逆境使她的內心蛻變得更加無畏;她獨立自強,靠自己釀酒賣酒為生;她淡泊名利,物質生活簡樸,精神追求豐富;她慷慨無私,給予弱者同情與幫助。派拉特的名字蘊含領航員之意,象征著派拉特對奶娃成長的向導作用。也正是在她的引導下,奶娃踏上尋根之旅,找回自己的非洲文化身份。

(二)種族主題再詮釋

《所羅門之歌》中的種族問題主要通過奶娃和吉他兩位男性角色的成長經歷來對比展開。情同手足的二人雖命運迥異,但他們的經歷都同樣揭示了美國白人統治社會下的種族歧視問題,以及美國黑人既痛苦又迷茫的生活狀態。小說繼承種族主題并將其延伸至精神層面,指出黑人同胞在追求平等自由的道路上,應不忘記傳承黑人文化。

吉他出身貧寒,兒時父親慘死在白人的鋸木廠,母親離家出走,他終日流浪街頭,不平等的境遇使他把對白人的怨恨埋藏心中。后來,他加入地下極端組織的“七日”,從此以愛黑人的名義濫殺無辜的白人,并漸漸失去理智。吉他扭曲的愛和偏激的行為雖然體現了黑人的覺醒,即對不平等社會的反抗和為獲得身份認同的努力,但這種狹隘極端的種族主義展現的是黑人的野蠻和暴戾,并不是自我追尋的正確道路。

奶娃生在富裕的中產階級黑人家庭,可是物質上的富足并不能彌補他精神上的匱乏。他痛恨父親的操控卻又無能為力,正如白人文化霸權下,黑人雖然憎惡白人主流文化,卻難逃被同化的命運。奶娃雖與吉他同處自我迷失的狀態,但慶幸的是,奶娃身邊的女性尤其是派拉特對他給予了耐心的引導和幫助。南方尋金之行也是奶娃尋根之旅,探索民族文化的過程啟發他建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指引他重返黑人的精神家園。

四、莫里森的超越

(一)非洲神話

神話凝聚著一個民族的信仰和價值觀,是超越現實的理想寄托,是特定歷史社會生活的縮影。即便人類早已步入科學時代,神話依然是人們心中民族精神的象征?!帮w翔”象征著自由與解放。[2]罪惡的黑奴制度下,被販賣到美國南方的黑人受到極為殘酷的奴役與壓迫。出于對種族主義的反抗和自由的向往,他們創造了黑人會飛的神話來作為精神寄托。

《所羅門之歌》中,莫里森不僅加入黑人會飛這一神話元素,而且還賦予飛翔更加廣泛的現實意義,如保險代理員因不堪經濟壓力,跳樓解脫的飛翔;父親麥肯順應白人主流文化,迷戀物質自由的飛翔;吉他憎恨并殺害白人,極端盲目的飛翔;奶娃追尋文化身份,精神升華的飛翔。

莫里森曾說:“黑人通過對飛翔的向往獲取自由的夢想,是我一生中所繼承的傳統的非洲民俗的一部分。通過飛翔獲取自由也是上天賜予我們的天賦之一,我不介意這看起來有多么的愚蠢?!彼晒Φ貙鹘y神話與現實困境巧妙結合,用“飛翔”的神話串聯起古老的歷史和無助的現實,展示了其廣博的文學視野,表達了對本民族傳統文化的忠誠和自信。

(二)傳統歌謠

傳統歌謠承載著對遙遠文明的記憶,也是民族精神的集中體現。小說《所羅門之歌》中,傳統歌謠對重建民族文化身份這一主題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它不僅推動著情節發展,實現首尾呼應,更深化了主人公奶娃的成長之路。

《所羅門之歌》原是《舊約》中一部歌頌愛情的詩歌,小說《所羅門之歌》則講述了奶娃的曾祖父黑人奴隸所羅門為逃脫奴役,獨自飛回遙遠的非洲的經歷。在小說中,這首歌共出現三次,出現的場景和作用雖各不相同,但都與奶娃的成長密切相關。[3]

第一次出現在小說的開篇,保險代理員史密斯先生欲在慈善醫院跳樓自殺時,派拉特用渾厚的低音唱起歌謠,給史密斯先生的飛翔增加了儀式感,也預示著主人公奶娃的出生;第二次出現在奶娃少年時期,他瞞著父親與姑姑派拉特一家親近,勞動中的姑媽和家人一齊唱起這首歌謠,此時這首歌象征著家庭和睦,也沖擊著奶娃的價值觀;最后一次出現在奶娃中年來到南方尋金,無意聽到孩子們在游戲時完整地哼唱這首歌。終于,他豁然開朗,身世之謎得以解開,他的精神也在尋根的過程中得到升華。

五、結語

1993年,托尼·莫里森憑借小說《所羅門之歌》,摘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桂冠,成為歷史上首位獲此殊榮的黑人女作家。她不僅繼承了以往黑人作家的傳統主題,又以知識女性的廣博知識和開闊視野,把狹隘的性別和種族主題提升到文化交流與溝通的層面[4],完成了非裔美國文學主題視閾的超越,也為后現代背景下的和諧中國建設提供了一定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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