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東國家政治發展的新變化及其影響

王林聰

內容提要 在經歷了劇烈的政治動蕩后，中東國家在政治治理、政治參與、政治抗爭、政治思潮等方面出現了許多新變化。在一些國家，自上而下尋求變革的勢頭正在加強；而在另一些國家，隨著政治轉型受挫，“強人政治”回歸，這既顯示了中東政治發展中獨特的“鐘擺效應”，也反映了避亂求治，重塑政治權威，提供有效政治權威供給的現實需要，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相關國家的政教關系、軍政關系、族群或教派關系。然而，中東“強人政治”的回歸及其治理方式，究竟能否破解現階段中東國家發展等諸多問題，仍有待觀察。

關鍵詞 中東國家；政治發展；強人政治；政治權威

DOI： 10.19422/j.cnki.ddsj.2018.10.010

中東政治發展的

新變化和新動向

在經歷多年中東變局的洗禮之后，伴隨著劇烈的政治和社會動蕩，許多中東國家發生了政權傾覆或政權更迭，曾經主導中東政壇的政治強人統治受到普遍質疑，并啟動了以民主轉型為目標的政治發展道路的新探索。然而，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發以來，民主轉型在中東許多國家受挫，相反，“政治強人”重回政壇之勢尤為明顯。與此同時，在摩洛哥、沙特阿拉伯、阿聯酋等國，變革勢頭有所加強。這些新變化揭示了中東政治發展的復雜性和多樣性，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政治發展道路的再定位，集中反映在政治治理、政治參與、政治抗爭以及政治思潮等方面。

一、在政治治理方式上，強調集權而非分權成為近期中東國家的一個重要趨勢

中東劇變初期，一些伊斯蘭政治力量登上阿拉伯國家政治舞臺，成為21世紀中東政治發展中備受矚目的事件。然而，隨著中東國家動蕩的持續和政治轉型的受挫，伊斯蘭政治力量在政治舞臺上的“光環”逐漸消失，“政治擺鐘效應”顯現，以世俗力量為代表的“強人政治”回歸權壇。這種變化一方面是對伊斯蘭政治力量在中東政壇中的“取代”，另一方面是對國家政治持續動蕩的“回應”。其中，最為典型的是埃及政局的變化。在經歷了2011年“一·二五革命”劇烈的政治動蕩之后，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推翻了代表穆斯林兄弟會的穆爾西政權，不僅實現了“強人政治”的回歸，也使軍人重新回到了埃及政壇的核心位置。

實際上，“強人政治”的回歸反映了政治治理方式的選擇——重塑政治權威，強調權力集中而非分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掌控局勢的需要。例如，土耳其在經過2016年“七·一五”未遂政變之后，政治權力的集中成為一種趨勢。在2017年修改憲法之后，土耳其確立了總統制的權力架構，削弱了大國民議會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此后，2018年6月24日，經議會選舉和總統選舉，土耳其基本上完成了從議會制向總統制的政治過渡。

伴隨著這一過程，中東國家的軍政關系呈現出截然不同的變化。在許多阿拉伯國家（如埃及、敘利亞），經歷了激烈的動蕩之后，軍人重新回到國家政治生活的中心，軍隊的地位整體上升，成為國家政治發展進程中的關鍵力量。相反，在土耳其，經過數次修改憲法，尤其是2016年“七·一五”未遂政變之后的全面軍事改革，軍政關系出現重大變化，軍隊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逐步下降，延續了半個多世紀的“軍人監國、文官執政”權力運行模式遂宣告終結。

與此同時，由摩洛哥、沙特阿拉伯、阿聯酋等推動的自上而下的變革勢頭正在加強。新一輪變革以沙特阿拉伯穆罕默德·薩勒曼王子為代表，顯示了政治“新生代”在中東舞臺的崛起，他刮起的改革新風，既為其合法性積累資本，也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國內部分民眾（如阿拉伯女性）的訴求。例如，沙特從允許女性駕駛機動車到允許現場觀看體育比賽等，減少了對女性參與社會活動的限制。

二、從政治參與看，民眾對于民主選舉的態度及其參選行為呈現較大的差異

在土耳其，民眾政治參與的熱情度較高；相反，在埃及、突尼斯、伊拉克和黎巴嫩，本國民眾則表現出一定程度的政治冷漠。

2018年6月24日，在提前舉行的土耳其大選（總統選舉和大國民議會選舉）中，民眾投票率很高，顯示了較強的政治參與意愿。根據土耳其官方統計，土耳其民眾投票率高達86.2%（在總統選舉中，埃爾多安得票率為52.59%，主要對手共和人民黨候選人因杰得票率為30.64%）。顯然，高投票率無疑為埃爾多安執政以及政府在未來推動改革增強了合法性和正當性。

相反，在動蕩后的大部分阿拉伯國家中，較低的選舉投票率則是一種普遍現象。這種“政治冷漠”的背后實際上反映了選民對現狀的不滿。對于政治參與持消極態度，表明選民對現階段“選舉民主”的疑慮。2018年3月26日，埃及舉行總統選舉，共有2425萬選民參加投票，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贏得約2184萬張選票（他的對手、埃及明日黨領導人穆薩·穆斯塔法·穆薩獲得65萬余張選票）。盡管塞西得票率高達97%，但此次選舉的投票率僅為41.05%，遠低于預期。2018年5月6日，突尼斯舉行中東變局以來的首次地方選舉，投票率僅有35.6%。同日，黎巴嫩九年來首次舉行議會選舉，但投票率也僅為49%。[1]許多政黨希望通過高投票率來提振信心、擊敗對手的愿望落空。

三、民生問題成為政治抗爭的核心議題

以民生需求為核心議題的政治抗爭時有發生，成為中東變局以來考驗政府執政能力的關鍵。中東變局是因民生問題而促發，并形成了以爭取民主和改善民生為主要目標的地區性社會政治抗爭運動。但時至今日，盲目的民主追求逐漸趨淡，改善民生的訴求愈加強烈，成為政治抗爭的核心議題。

2018年1月，成百上千的民眾走上了突尼斯首都的街道，高喊“工作，自由，尊嚴”，紀念“阿拉伯之春”七周年。正如阿拉伯社會活動家海因姆·蓋斯米所言，“我們成功地贏得了自由、言論、集會、抗議等權利，但我們仍然在尋找工作和尊嚴”。[2]突尼斯通貨膨脹率高企，民眾苦不堪言，此次抗議示威活動從首都突尼斯市開始，很快蔓延至突尼斯全國十多個省份。同樣，2017年底至2018年初，因不滿通貨膨脹不斷上升，伊朗民眾發起了席卷全國的抗議風暴，要求政府改變民生困境。美國對伊朗制裁的不斷升級，也引發了伊朗民眾對于政府不能迅速扭轉困境的不滿。2018年6月，因新稅法和削減公共開支，約旦爆發了大規模的民眾示威運動，并迫使約旦首相穆爾基辭職，約旦國王不得不下令重組政府，最后通過沙特阿拉伯等海灣國家提供的25億美元經濟援助才緩解了經濟危機。

四、政治思潮的深刻變化反映了兩種截然相反的新動向

一方面，極端主義思潮及其影響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直接威脅到意識形態安全和國家安全。例如，“伊斯蘭國”極端組織的主張及其行動，既是一種影響廣泛的極端思想潮流，又是一系列具體的政治實踐，它對中東現存政權構成直接威脅，這股思潮的泛濫還對伊斯蘭教及其信眾的安全造成了直接威脅，并危及相關國家的意識形態安全。

另一方面，去極端化和反對伊斯蘭極端主義的力度也在逐步加強，并上升到了國家行為的高度。2015年1月，埃及總統塞西在埃及艾茲哈爾大學發表演講，提出艾茲哈爾大學的使命就是要反對極端主義，正確宣講伊斯蘭教，堅守中道。塞西還提出“革新宗教”的主張，即倡導“匡正伊斯蘭話語”。[3]這并非要改變伊斯蘭教，而是要剔除附著在伊斯蘭教上的歪曲成分，讓伊斯蘭話語真正回到堅持和平、寬容、中道的正確軌道上來，摒棄極端主義和暴力行為。沙特國王薩勒曼·本·阿卜杜勒-阿齊茲·阿勒沙特也強調，“極端主義、恐怖主義和文化沖突是伊斯蘭國家面臨的主要挑戰”。[4] 2017年6月，塞西總統再度強調“匡正伊斯蘭話語”是打擊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的關鍵。[5]許多中東國家政要和宗教精英紛紛譴責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表達了對去極端化的強烈意愿。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東政治思潮變化中，民族分離主義傾向有所上升，以庫爾德問題為典型的地區獨立傾向對伊拉克、土耳其、敘利亞、伊朗等國在不同程度上構成了挑戰或威脅。與此同時，教派認同和教派主義不斷削弱國家認同，瓦解國家的凝聚力；部落意識和部落主義的增強正在解構利比亞等國的完整性。凡此種種，這些復雜的思想運動及其實踐深刻影響著中東國家的政治和社會發展進程。

中東政治發展新變化

的原因

中東政治發展新變化的背后實際上揭示了需求與供給的內在關聯。盡管中東各國國情差異甚大，但經歷了中東地區的劇烈動蕩之后，許多國家面臨著如何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完整、政治安全和社會安全的挑戰，更面臨著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的巨大威脅。于是，在動蕩紛亂的中東地區，強有力的政府成為解決難題的必要條件。

其一，維護穩定、發展經濟已經成為中東地區民眾的人心所向。在經歷了七年動蕩之后，中東國家付出了巨大代價，許多國家內部失序，局部失控，經濟發展或停滯或倒退。伴隨著人口快速增長，失業問題成為擺在各國面前的最大民生難題。在這種背景下，人心思穩、避亂求治的政治訴求越來越明顯，民眾厭倦了政治動蕩和黨派紛爭，關注的焦點從爭取自由轉向更為現實的民生問題的解決，因而對“選舉民主”越來越持懷疑態度。中東變局后，許多新政府，包括伊斯蘭政治力量在解決民生問題上束手無策或乏善可陳，無法兌現政治承諾，也沒能提供有效治理方案。在期待落空之后，面對動蕩無序的局面，民眾期盼強有力的領導力量能夠引導國家走上穩定和發展之路。

其二，地區層面和國內局勢持續動蕩，使得中東國家迫切需要穩定的秩序。由于西方的干涉，中東地區既有秩序和平衡被打破，戰亂國家遍布該地區，戰后重建舉步維艱。從阿富汗、伊拉克，到利比亞、敘利亞、也門，這種戰亂狀態形成了巨大的負效應。一是出現了20世紀后期以來最大的難民潮，直接給地區國家及歐洲多國造成巨大的經濟和社會負擔；二是持續的戰亂和無序狀態，加速了形形色色的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組織的崛起和蔓延，并且逐漸向地區化和國際化發展。這些“非國家行為體”直接挑戰主權國家的生存和發展，危害地區安全和國際安全。其中，以曾在伊拉克、敘利亞攻城略地、建立政權的“伊斯蘭國”極端組織最為典型，其在利比亞、埃及西奈半島割據一方，對抗政府，頻頻發動恐怖襲擊?？梢哉f，極端主義威脅和分裂傾向日益上升，嚴重損害了國家領土主權完整，維護國家政治安全已成為首要任務，這迫切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政府結束亂局，恢復秩序和發展。

其三，民主實踐在全球范圍內遇到挑戰，促使中東國家重新審視民主化道路問題。一方面，美國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等中東國家強制推行的所謂“民主”，頻頻遭遇水土不服，并造成了一系列問題，其中最突出的是“弱政府”無法促成國家發展的凝聚力。另一方面，民主實踐在西方遭遇危機。近年來，美歐的公投和選舉，對西方民主制度構成了嚴峻挑戰，出現了“民主的危機”。例如，歐洲民粹主義抬頭，右翼勢力和排外主義猖獗，英國的“脫歐”公投，西班牙加泰羅尼亞“獨立公投”等問題，讓中東國家政治精英和民眾重新審視發展道路選擇問題，思考符合本地實際的制度建設和發展路徑。

當前中東政治發展的突出問題是政治權威有效供給不足。實際上，“在所有政治供給中，政治權威是本質性的因素。因為如果沒有政治權威，政治體系就不復存在；沒有足夠的政治權威，政治體系也不能有效運行”。[6]自“阿拉伯之春”爆發以來，中東地區出現了一批弱政府、弱主權的“脆弱國家”（被西方稱為“失敗國家”），這從反面也說明了重塑權威、提高有效權威供給的必要性。

中東政治發展新變化

的影響

通過中東政治發展的新變化可以看出，維護政治安全已成為中東政治治理的首要任務和目標，解決民生問題被視為最重要的政治供給。因此，提供有效的政治供給成為中東國家政治發展的緊迫任務，它不僅是為了維護政治安全，更是為推進國家綜合發展提供強有力的動力和保障，而政治系統的運作離不開政治權威的有效供給。

中東政治發展究竟需要何種治理模式？提高政治權威有效供給、關注民生和提高民眾的政治參與應是題中之義。21世紀中東政治發展的一個重要現象是，無論是政治權威還是宗教權威都呈遞減的趨勢。權威的遞減與危機的遞增之間形成了反相關關系，社會問題的激化和民主轉型的啟動加速了這一進程。一方面，中東國家需要遏制專制主義，推動政治民主，滿足民眾的政治權利；另一方面，在現階段動蕩的中東地區，重塑權威和重構秩序更有利于實現有效治理。權威的衰落和秩序的缺失（或者說失序）構成中東政治體系運行的矛盾，但秩序的重構，的確需要一定的權威以及樹立共同遵守的規則。

政治權威的衰落和遞減，帶來的后果往往就是政治系統運作的無效。因為政治系統的功能衰減，必然導致挑戰政治權威的力量訴諸各種手段，填補權威真空，由此很容易出現政治動蕩和政權更迭?！鞍⒗骸北l后，中東多國政權更迭，政治強人的權威一落千丈，相關國家的政治轉型陷入巨大困境，許多國家甚至陷入無政府狀態。嚴重的失序導致政治系統的運作難以維系，有效權威供給不足的問題尤為突出。正是在這種背景下，重建政治權威迫在眉睫。因此，在一些中東國家，政治強人又逐漸回歸政治舞臺。

當前一些中東國家重新選擇“強人政治”的治理方式，被部分西方學者視為一種倒退。但在討論重塑政治權威和重構政治秩序問題時，需要強調的是，重建權威不是回到中東變局之前的“政治強人”的老路上，權力集中并不必然形成專制。穆爾西執政短短一年造成了埃及政治和社會的失序，塞西推翻穆爾西政府或許是一種強力糾錯，但其在2014年通過選舉當選總統并于2018年再次勝選，卻是在埃及2014年憲法框架內完成的。因此，在“一·二五革命”之后，埃及恐難再次出現長期當權的專制政府。所以，重塑權威和秩序并不是要阻止民主政治的發展，而是將民主的需求納入有序的、漸進的范圍，這符合中東國家實際的供給能力。重塑權威的目的在于實現“權威有效供給”，即塑造權威的能力、維護政治系統運作的能力、維護政治和社會治理的能力以及順應并滿足民眾訴求（民生和變革）的能力。

從政治學的視角看，權威最深厚的基礎存在于一定的社會經濟關系以及受經濟關系決定的社會關系中。權威和服從不是由人的主觀愿望確定的，而是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因此，權威是社會運行中普遍存在的一種現象，沒有權威就不可能有任何一致的行動。這里需要說明的是權威和權力的關系。權威被認為是正當的權力，并被視為正當的法則；而權力則是一種支配力、影響力和強制力。如果說權力是赤裸裸的，那么權威就是披上了合法與合理外衣的權力。因此，權威與權力之間存在著差異，兩者不能等同或替換。換言之，權威有其特定界限和范圍，其存在也有相應的條件。權威在現實世界中不是無限的或絕對的。作為政治系統中的權威，當它上升為一種絕對化、固定化的統治方式時，就演化為“權威主義”。從這個意義上說，尊重權威不等于支持專制；同樣，強調權威的重要性并不等于拋棄自由和民主建設。在政治系統中，若正義性下降、道德威望衰減、治理績效不斷遞減，權威必將衰竭，就會出現權威有效供給不足的情況，從而導致統治正當性和合法性危機。在這種情況下，重塑權威不是集中權力，而是重塑威望，提高權威的有效供給。

結 論

觀察和研究中東政治發展，需要超越簡單地劃分民主和專制的思維窠臼，需要分析其政治行為背后的邏輯依據，并從需求和供給的角度思考包括政治治理和政治轉型在內的中東政治發展進程。只有提高政治治理的能力，改變有效權威供給不足，才能形成有序的局面。在經歷了近八年的動蕩之后，中東國家政治發展的突出問題是權威供給不足，因此，重塑權威和重構秩序是當務之急。當前，政治強人的回歸及其治理方式究竟能否破解政治發展諸問題，仍然是未知數。中東國家的政治精英既要把握變革的時機，更要處理好發展、變革、民主的優先順序。避免因拒絕變革而引發民眾的反抗，同時又要防止因變革而引發混亂和失序。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西亞非洲研究所國際關系室主任，研究員）

（責任編輯：蘇童）

[1] Rayan El-Amine， “The Lebanese Elections and Their Consequences”， https：//www.merip.org/mero/mero061418.

[2] “Seven years since Tunisian revolution， hope turns to despair”， http：//www.middle-east-online.com/english/？id=86763.

[3] “Sisi urges Azhar， Awqaf to Confront Misleading Ideology Harming Islam，” http：//www.sis.gov.eg/En/Templates/Articles/tmpArticleNews.aspx？ArtID=86653#.VcxdK1uS3X4.

[4] “King Salman： Extremism， Clash of Cultures Are Main Challenges to Islamic Nation，” http：//english.aawsat.com/2017/03/article55368546/king-salman-extremism-clash-cultures-main-challenges-islamic-nation？relatedposts_hit=1&relatedposts;_origin=55368392&relatedposts;_position=0.

[5] “Reforming Religious Discourse Still Essential to Defeating Terrorism： Sisi，” http：//english.ahram.org.eg/NewsContent/1/64/271370/Egypt/Politics-/Reforming-religious-discourse-still-essential-to-d.aspx.

[6] 王滬寧：《新政治功能：體制供給與秩序供給》，載《上海社會科學院學術季刊》，1994年第2期，第7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