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有企業改革的真正方向：主人翁意識與企業家精神的結合

國企的生產資料公有制特征并不能保證其社會主義屬性

資本主義文明中也有平等的要素，突出地體現為人作為資本自我復制一自我繁殖所利用之對象的平等，即等價物意義上的平等，因而這種平等的本質是同質與物化。社會主義意義上的平等是富于覺悟的，這種覺悟的平等不但能如實地承認個體問的差異，更能構成一種充分尊重個體差異又超越個體差異之絕對性的共同體。生產資料公有制正是這種平等品質在經濟領域極重要的體現形式。

從某種意義上說，單純的公有制并不足以保證經濟社會的社會主義性質，如蘇聯長期實行的全民所有制，本身并不能夠保證蘇聯經濟一社會的社會主義性質。其核心之處，尚不在于西方經濟學意義上所謂的“所有者懸置”，即因所有人都是所有者而造成無人實際行使所有權一一這只觸及此問題的表層維度；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在這種體制下形成的帶有明顯官僚等級制特征的人與人之間的依附性關系，并沒有因為生產資料的公有制而取消，在某種程度上甚至是強化了。而當公有制被界定成是由國家代表所有人民來行使所有者權益的時候，即公有制被化約為國有制的時候，這一問題便更顯突出：生產資料所有意義上的平等本身不能夠保證人和人關系的平等，人和人關系的不平等所導致的各種壓迫性、依附性的關系不斷固化，會導向某種支配性的、奴役性的整體社會關系的塑造。

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國有企業的生產資料公有制特征并不能夠保證它的社會主義屬性，單純的生產資料公有制同樣可以指向國家資本主義，這是列寧在推行“新經濟政策”時已經明了的事實（這一階段蘇俄-蘇聯的公有制企業是以德國的國有企業和國有經濟為學習對象的，德國所發展的“有組織的資本主義”正是國家資本主義頗有生命力的體現形態）。當然，這并不意味著生產資料公有制不是社會主義的核心特征，也不意味著社會主義國家要弱化公有制，而是說，單純經濟意義上的公有制還不足以保證社會主義的性質。

對當下的中國社會而言，在生產資料公有制這個維度上，絲毫不應弱化，而要大大加強才是。即以北歐國家的標準為參照，公有制成分在其整體國民經濟中的比重較之當下的中國要高得多。在中國當下的學術思想界乃至政府系統，一個頗為吊詭的現象是：大量在政治理念上支持以北歐國家為典范的民主社會主義的人群，在經濟領域中卻支持進一步的去國有化和私有化。顯然，這一人群所使用的邏輯是不統一的。如果北歐的民主社會主義是中國所應學習效仿乃至追求的一種理想制度，那么參考挪威、瑞典、芬蘭的國有企業占其國民經濟的比例（根據2013年世界貿易組織國別經濟成分信息數據，分別為72%、68%和56%），對照當下中國國有經濟在全國工業資產總額中不足30%、在全國企業總資產中甚至不足20%的現實，則進一步提升（而絕非降低）國有企業在整體經濟中的占比才是正道！

國有企業的問題與解決之道

盡管國有企業本身并不等同于社會主義企業，但是國有企業的存在是社會主義原則在生產資料領域的體現。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主義企業有兩重含義：第一，其生產資料是公有的，因而能夠保證生產資料所有者之間的經濟地位的平等，即人與物關系的平等；第二，企業的員工和管理者作為企業的主人翁參與到企業的決策、管理、運行、經營的方方面面，因而不存在依附性、壓迫性的人和人的關系，在人和人的關系上同樣是平等的。

以此觀照，國有企業基本可以保證第一條，即人和物的關系可以表現為相對平等的關系。但這種人和物關系的平等并非直接對應于人和人關系的平等。而人和人關系的真正平等，必然意味著平等與覺悟這兩種品質的有機結合。

各種對于國有企業存在之問題和弊端的批評意見，多集中于國有企業效率低下、天然不適合進入完全市場化競爭的領域。持此類意見者往往把國有企業的利潤主要解釋為由特殊的壟斷地位所致，不承認或（更確切地說）不愿承認國有企業可能在高度競爭化的市場環境中憑借自身力量成為優勝者。

對于此類意見的回應：第一，這種對國有企業的表述本身是很不客觀的，完全可以舉出諸多反例，如在機械制造領域和建筑工程領域有非常好的國有企業，它們從世界范圍看都有非常強的競爭力。第二，認為國有企業效率低，要看以何種參照系來對比衡量。將類似中石油、中石化這樣的超大型國企和中小規模的民營企業放在一起比較決策效率，是非?；闹嚨?，這種意義上的效率低下在更大程度上是與企業的規模和因為這個規模所形成的等級制度、漫長的決策鏈條一機制相關的，而這恰恰是傳統的帶有垂直科層化特征的各種類型、各種性質的企業所共有的特征。

自然，這樣的理論在某種層面上也觸到了現實：人是有私利和私欲的，而國有企業中人的私利和私欲，在一種嚴格監管的機制下顯然是受到壓抑的。正是基于這種現實，某些人將國有企業改革的路徑描繪為充分承認這種私利與私欲的合理性，進而鼓勵國有企業的管理層通過企業私有化形式轉變為企業所有者，承認其私利私欲并將其加倍放大，從而催生所謂的“企業家精神”。

這也可以部分地解釋，為何替國有企業辯護的呼聲在輿論上處在相對弱勢的地位：因為國有企業的機制確實壓抑著內部成員特別是管理層的私利私欲，而“企業家精神”在今天往往被表述為企業家這一群體的抱負、意愿、規劃、圖謀、利益訴求。依照這一邏輯，讓制度性地壓抑人的私利私欲的國有企業，和一個充分肯定乃至激勵人的私利私欲的企業進行競爭，前者會天然地處于下風。傳統國企給人留下的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缺乏能動性的印象，其實正是對上述情境的反映（盡管往往是流于表面且高度情緒化的反映）。如果不能走出將人的本質視作追求自利的“理性人”或“經濟人”的假設，就不可能真正擺脫這種邏輯的壓制與束縛。

要破除這種將人簡化為理性人、將理性簡化為工具理性乃至利益算計的迷信，根本在于要承認：第一，人的本質并不是恒常不變的，它總是與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相關并伴隨社會歷史情境的變化而呈現新的形態；第二，人的本質是極豐富復雜的，有著若干不同的維度，并始終包含著在不同維度間遷變跨越的可能。以自利為核心特征的“經濟人”，只是人的本質中伴隨著私有制的歷史條件而生成的、在資本主義的社會關系中極大強化的一個維度，這并非人本質的全部，在很大程度上甚至很難被描述成人的專有特征。事實上，這種意義上的“經濟人”更近于對人的動物性本能（如趨利避害、自我保全、欲望滿足等）的描述。但人之為人，恰恰在于，除了作為欲望動物之外，還會提“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边@樣的問題，還有超越動物本能的更高追求。即便是按照西方心理學中較為粗淺的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理性人”或“經濟人”也只符合低層次的生理需要與安全需要，而無法有效滿足這之上的情感與歸屬需要、尊重的需要，更談不上自我實現的需要。

如果說社會主義性質的企業在高度競爭性的市場環境中能夠體現出相對于私有企業的整體性優勢，那么根本就在于它能夠激發員工高度的主人翁意識和主體能動性，就是能讓自己的成員——從高級管理者到中層干部再到基層工作人員，都煥發出高度的覺悟。當他們以有覺悟的主人翁的態度參與企業的規劃、生產、經營、管理、組織的每一環節時，就能夠克服因抑制人的私利和私欲而帶來的效能低下、動力匱乏。在這種情況下，各種原本被描述為壓抑性的規則制度會轉化為人的自覺自律的體現。

國有企業改革的真正方向：主人翁意識與企業家精神的結合

國有企業改革確實是必要的，但這個改革的路徑和方向不應是一般性地引入外來資本進行混合所有制嘗試：這種大而化之的混改只可能是浮于表面，當下中國國有經濟在整體國民經濟中的占比已經很低了，改變國有企業性質要極為慎重，至少不應再是鼓勵的方向。真正有內在合理性的國有企業改革方向在于，探索建立一種能夠更好地發揮全體員工的主人翁意識和主體性的完整機制，以有效激發參與者的覺悟，并且讓被激發的覺悟有效地貫徹體現到企業運行的方方面面。

2016年8月，周建明、鄢一龍、何建宇和白鋼一行前往洛陽的中信重工調研。在座談過程中，我們不但接觸了企業的中高層干部，而且和車間組長這樣的基層干部及技術工人的代表——“大工匠”進行了交流?！按蠊そ场笔窃诩夹g工人序列中成長起來的科學家和發明家，企業給他們提供了工作室和一些經費，可以團結一批技術尖子，以“大工匠工作室”為依托自主搞技術攻關和發明革新。和基層干部工人交流的一個極重要的感受是，他們真的有和企業同呼吸共命運的意識，覺得企業的命運就是自己的命運，確實是以主人翁的態度參與到這個企業命運共同體之中。正是這樣一批具有主人翁覺悟和主體精神的員工，使得中信重工這家國有企業更能體現出社會主義企業的性質。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一點。

如果說還有什么不足，那么就是中信重工的各級干部與員工（尤其是基層的代表）基本還是在自己所處的層面上考慮問題，他們的主體能動精神還沒有上升到整個公司層面。特別是還缺乏一種類似“鞍鋼憲法”式的制度設計和理論總結，即一種系統完整的調動發揮各級員工主人翁精神，使其全面參與企業工作一管理的機制，而這恰恰是未來國有企業改革發展最應著力的方向。只有具備這種機制，才能根本性地扭轉國有企業作為經濟主體參與市場競爭的弱勢地位（無論在經濟層面還是理論層面），進而才能“理直氣壯”地做大做強國有企業。

沿著這一思路前進，才會發現國有企業里黨組織的重要性，或者說，黨組織在企業中可以發揮重要作用。中信重工的黨員比例相當高，基本上所有的基層骨干都是黨員，車間主任一般也同時是車間黨小組組長。中國共產黨最根本的定位即是先鋒隊組織——一種具有高度覺悟的組織，黨組織激發企業各級員工的覺悟與主體性，本質正在于使之超越尋常庸碌的屬性，成為真正的先鋒隊成員。在這個意義上，國有企業改革與企業黨建是高度相關的，激發黨的各級組織特別是基層組織的活力，正是企業保持蓬勃生機的保障。

這些年來一種突出的輿論傾向是，在企業層面談“主人翁意識”的甚為稀有，取而代之的是對“企業家精神”的不斷強調。這種“企業家精神”把單個的企業家作為企業活力的源泉，將之視為企業唯一的主人翁，把企業活動視作其意志的延伸。這種個人主導乃至主宰式的“企業家精神”，將企業的其他參與者都視作企業家為實現自我價值加以利用的對象——工具，且不說它絕不應是社會主義性質的企業所追求的目標，就算在非公有制的企業中它也不是企業必然追求的目標。

例如，以互聯網企業為代表的新型企業，早已在實踐中以自己去中心化一扁平化的組織結構和企業文化揚棄了這種個人主義——獨狼式的“企業家”和“企業家精神”。而這批互聯網企業，盡管其所有制形式并非國有，但企業內部關系是較為平等的，員工的主人翁意識和主體精神構成了這類企業核心的價值觀，這是社會主義文明的核心品質超越單純的所有制在新的經濟形態中的體現，應引起高度重視！新時代的“鞍鋼憲法”應該充分汲取、吸收、借鑒這類對應于新經濟形態的企業實踐經驗，形成一種將主人翁意識和企業家精神有機結合起來的鮮活機制與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