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自動投案”的司法適用

摘 要 從《刑法》第六十七條的立法本意看，自首的設置目的在于引導和鼓勵犯罪分子主動投案，減少司法機關的負擔和司法成本，提高訴訟效率，從而實現預防和懲治犯罪的雙重目的。在司法實踐中，認定自首應當同時具備“自動投案”和“如實供述”兩個條件，自動投案屬于前置條件。因此，在司法實踐中準確審查和認定“自動投案”具有重要的實踐指導意義，認定“自動投案”，應當遵循主客觀相統一的原則，并結合法律及相關司法解釋予以準確適用。

關鍵詞 “自動投案” 前置條件 司法適用

作者簡介：李超，天津市西青區人民檢察院公訴部檢察官助理。

中圖分類號：D926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8.10.343

《刑法》第六十七條規定了自首情節的法律適用問題，相應的《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細化了對自首相關問題的解釋。從立法精神來看，自首的設置無疑是為了引導和鼓勵犯罪分子主動、自愿投案，給犯罪分子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同時也減少了司法機關訴累，對于預防和懲治犯罪具有積極的效用。結合《刑法》第六十七條的規定及相關司法解釋，自首的認定需要滿足兩個條件，一個是自動投案，第二是如實供述。在一般的刑事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到案后認罪且穩定供述主要犯罪事實的，即可滿足“如實供述”的條件，從而可以被適用法定的從輕處罰。而具有自首情節的案件中，《刑法》第六十七條規定的“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意味著犯罪嫌疑人可以被判處低于法定最低刑的刑罰。因此，從功利角度看，犯罪嫌疑人傾向于積極追求對自首情節的認定。鑒于犯罪嫌疑人自動投案后卻不如實供述或者翻供的不能認定為自首，因此可以認為“自動投案”是認定自首的前提條件。自動投案的意義，從法律評價的角度而言是對犯罪分子認罪悔罪態度、社會危險性的考察，從刑罰的角度而言是對犯罪分子貫徹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的體現。因此，準確認定自動投案，可以實現刑事案件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雙贏。

一、基本案情

犯罪嫌疑人李某醉酒后駕駛轎車在小河邊與被害人王某駕駛的小貨車發生剮蹭。為解決車輛賠償問題，被害人王某喊來其女兒、女婿幫助解決此事。在協商車損賠償過程中，犯罪嫌疑人李某與被害人王某發生口角，繼而動手毆打了被害人王某，致王某鼻骨骨折。到場的王某女兒、女婿見此狀后撥打110報警，并將李某圍住。后犯罪嫌疑人李某被到場民警當場抓獲。在偵查階段及檢察機關審查起訴階段，犯罪嫌疑人李某均就犯罪事實如實供述并多次辯稱自己知道對方報警，希望民警解決雙方糾紛，并沒有逃跑意愿。而被害人王某一方則稱當時三人將李某圍住，李某沒有逃跑的條件，不能逃跑。

二、對于本案犯罪嫌疑人李某能否認定為自動投案，有兩種分歧意見

第一種意見，犯罪嫌疑人李某不能認定為自動投案。從客觀形式看，李某屬于明知他人報警而在現場等候型的自首，但深入審查其“現場等待”的主觀因素及現場案發環境，李某并不具備主動投案的主動性和自愿性，李某系被被害人一方的三人圍困住，根本不具備逃跑條件，屬于不能逃，因此不能認定為“現場等待”，應當論為被被害人一方現場控制人身自由。

第二種意見，犯罪嫌疑人能夠認定為自動投案。無論是從主觀還是客觀上，李某都屬于明知他人報警而在現場等候型的自首，應當認定具備自動投案的情節。雖然在被害人一方報警后，被害人一方稱將李某圍困住，但是李某身強力壯，被害人一方人數雖多，但并不具有十足的把握能限制住李某的人身自由。并且現場案發環境為開放空間，李某的逃跑方向四面八方，被害人一方的三人并不能完全堵截并阻擋李某逃跑。因此李某并非是完全不能逃，而是能逃而不逃，應當認定為明知他人報警而在現場等候。

本文同意第二種意見，犯罪嫌疑人李某明知他人報警，具備逃跑條件而不逃跑，應當認定為在現場等候，為自動投案。

從以上兩種意見中，我們可以看出兩者的根本區別在于自動投案所要求的主動性和自愿性的主客觀是否一致，即犯罪嫌疑人明知他人報警后在現場等候的主客觀狀態為”能逃而不逃”還是“不能逃“。在本案中，犯罪嫌疑人李某自認為“能逃而不能逃”，屬于自動投案，且到案后如實供述，應當定自首。而被害人王某一方則認為李某屬于“不能逃”，不具備自動投案的條件，不能認定為自首。根據1998年4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自動投案是指犯罪事實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機關發覺或者雖然被發覺，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訊問、未被采取強制措施時，主動、直接向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投案。無論是從司法實踐還是該解釋來看，作為一種司法評價，自動投案的認定都是從司法機關的角度出發，而非從被害人或者證人角度來看待 。本案中的兩種意見的分析路徑大致可以概括為主客觀相結合的路徑。從主觀來看，兩種意見都認為犯罪嫌疑人李某對他人報警具有主觀明知的態度；從客觀來看，兩種意見都認可犯罪嫌疑人李某具有在現場等待的行為。作為自首情節的前提條件，雖然自動投案是一種司法評價，但是這種評價卻不是司法人員拋卻客觀事實而做出的感情評價。這種司法評價必須也要秉承著“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的原則，與對待犯罪事實一樣，嚴格依據客觀依據，嚴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則。因此，這就要求司法人員在審查自動投案時，應當遵循主客觀統一的原則，并結合法律及相關司法解釋予以準確適用。

三、李某具有主動投案的主客觀條件

犯罪分子對其行為性質的辯解并不影響司法人員對其犯罪行為的審查認定。犯罪分子對于犯罪行為的供述可分為對客觀犯罪事實的供述、對犯罪行為性質的主觀心理的供述。對于這兩種供述，司法人員應當區別開來。根據2004年3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被告人對行為性質的辯解是否影響自首成立問題的批復》，被告人對行為性質的辯解不影響自首的成立。這意味著司法人員在審查自首情節，尤其是審查自動投案時，不能僅依據嫌疑人歸案后供述的自動投案情節，而是應當依據案件事實的主客觀方面，綜合歸案環境、嫌疑人到案后的穩定供述以及被害人陳述、到案經過等證據全面把握認定。

在客觀方面，李某具備自動投案的客觀條件，從其客觀行為來看，李某具有投案的行為。犯罪分子被抓現行或者被在場人員扭送至公安機關的情形下，犯罪分子沒有絲毫的行動自由度，在這種情況下，即使犯罪分子具有投案的主觀意愿，但由于其喪失了投案的主動性，并不能認定為投案。在本案中，李某具有一定的行動自由度。李某面對優勢并不明顯的被害人一方，且處于開放可逃跑的案發環境中，其面臨兩種選擇：抗拒抓捕并逃跑，或者主動投案并如實供述。從本案來看，被害人一方報警可視為啟動了司法程序，李某對于被害人一方的報警內容、報警對象是明確知曉的，即對他人報警主觀明知。在此前提下，李某能逃而不逃，應當認定為投案。

從主觀方面，李某具備自動投案的主觀條件。首先從犯罪嫌疑人李某的多次穩定供述及到案經過、抓獲經過來看，李某在被害人一方報警后，主動提出等候民警解決雙方糾紛，體現出其將自己置于司法控制下的主動性。其次，李某對于被害人一方報警沒有表示勸阻或者抵制，而且到案后如實交代主要犯罪事實，體現出其投案的自愿性。

統觀本案，遵從主客觀相一致原則，李某既有自動投案的主觀意愿，又有自動投案的客觀行為，且對其認定為自動投案符合立法目的，在《刑法》第六十七條及相關司法解釋中也能找到正當性依據。因此，李某的行為屬于自動投案，并如實供述了自己的罪行，成立自首，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注釋：

楊旭.淺析自動投案的審查與認定.中國檢察官.2012（6）.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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