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研究的基本現狀與述評

張思杰

(西藏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西藏 拉薩 850000)

1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背景及意義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基于我國宏觀經濟出現新情況，從而需要轉變宏觀經濟政策而提出。2015年以來，我國經濟發展中總供給與總需求出現周期性不均衡，經濟結構分化日趨明顯。為適應這種變化，總書記于年末在第11次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上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確立為我國的宏觀經濟政策導向，指出我國政府迫切需要在繼續優化需求側管理的同時，改善供給側環境、優化供給側機制，以穩步加強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新動力。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強調供給與需求并重，是適應和引領經濟新常態的重要戰略舉措，在加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工作力度的同時，加強對其理論界的研究，對于有效解決我國長期存在的經濟結構不合理、發展方式落后等問題具有重要意義。

2 研究方法及數據來源

本研究采用文獻資料法，通過使用目前中國最大的連續動態更新的期刊全文數據庫，即CNKI數據庫，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關鍵詞進行精確檢索，期刊來源為核心期刊，共查閱到了2015年-2017年3年來的文獻近140篇，并在閱讀后剔除不相關文獻近60篇，深入分析剩下的近80篇文獻，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研究現狀及未來發展趨勢進行了系統分析和述評。

3 研究綜述

中央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時間尚短，其發展仍處于起步階段，并且該項改革屬于長期戰略任務，其效果的顯現需要經歷一個漫長的歷史進程。相應地，國內學者對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探索同樣處于初級階段，目前的研究現狀大致如下：一是研究焦點大多聚集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基礎，并提出宏觀上的路徑選擇以及針對各個不同行業的改革建議，這反映出研究視角相對較窄；二是相關研究論文的刊物主要集中于經濟類期刊，但在核心期刊上發表的論文數量還不充裕，并且未形成集中研究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核心期刊群或作者群?？傮w而言，國內學術界關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研究逐漸形成了濃厚的學術氛圍，呈現出高度發展的態勢。至此，筆者將從以下三個方面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研究的基本情況進行梳理。

3.1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淵源

國內外經濟學界對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基礎一直存在著激烈爭論。一部分學者認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來源于西方供給學派，主張新自由主義的思路；一部分學者認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來源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另一部分學者則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從“供給側”視角研究經濟并穩定經濟的波動，主張“新供給經濟學”。

賈康，蘇京春(2016)從新供給經濟學角度進行分析，指出現階段我國供給側改革是遵循歷史發展的邏輯，而絕非對薩伊定律或里根經濟學的復辟或套用；王聲嘯(2016)認為，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偏向于經濟結構調整，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分析解決我國供需錯配問題的最適宜理論；趙鵬(2016)提出，供給學派理論的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可部分借鑒，而我們更多的是需要分享改革開放的成果，而非減少社會福利；許夢博，李世斌(2016)基于馬克思主義再生產理論，強調社會總產品的有效供給，認為有效供給不僅決定需求，還能創造需求。

筆者認為，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面臨的是經濟增速下行、供給升級創新不足、中等收入陷阱以及“劉易斯拐點”等挑戰，迫切需要對以往經濟發展模式和當前經濟結構現狀進行審視。我們可以借鑒分析西方經濟學中的一些諸如發展經濟學理論等成熟的經濟理論，為改革提供全面新穎的理論視角，依據我國目前所處的經濟環境，從而更好地指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實踐，真正解決我國所面臨的重大經濟問題和矛盾。

3.2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必要性

林毅夫(2017)認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彰顯了我國制度的優越性；唐秀華，王海飛(2017)認為，推進新常態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助于優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供需結構；張卓元(2017)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適應我國經濟轉型的主動選擇；廖清成，馮志峰(2016)認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有效化解經濟社會發展矛盾的制度性創新；劉琳琳(2016)認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僅有利于促進企業核心競爭力的提升，而且有助于轉變我國發展模式以增強經濟的發展內生動力；顧慧瓊(2016)認為，有效的結構性改革能夠逐步破除在當前世界經濟發展疲軟下的中國企業發展所遇到的各類瓶頸。

筆者認為，在經濟發展新常態下，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順應了社會發展規律，改革的必要性極其顯著，能夠真正解決我國有效需求不足、有效供給受約束等供需失衡問題。

3.3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建議

林毅夫(2017)特別強調產業政策的重要性，提出了可以把周期政策和發展政策相結合的建議；張卓元(2017)提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關鍵是要進行各項政策的推動，首要任務是去產能，并注重增加人力資本的投入；吳敬璉(2017)認為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歸結起來即“主要靠市場，關鍵是效率”；厲以寧(2017)認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培育適應市場的主體，要增加就業和維持物價的基本穩定，并有效地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楊英杰(2017)認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要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短期和長期、減法和加法、供給和需求等四個方面的重大關系；韓文琰(2017)認為，我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要完善制度并建立健全機制；二要加大反腐力度并穩步改革行政性壟斷行為；三要處理好總量調控與結構調控的辯證關系；馮志峰(2016)，丁任重(2016)，王一鳴(2015)認為，供給側與需求側必須同時兼顧，二者必須保持動態平衡，才能助力經濟增長；廖清成，馮志峰(2016)提出應從“個人需求、生產要素、產業結構、制度管理和社會共享”五個層面進行突破入手；李稻葵(2015)認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以政府為主提供給老百姓最需要的公共產品，并通過改革加快產業的更新換代，同時依靠新興科技改良升級生產結構。

筆者認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實質是為了在新常態下解決我國發展的動力問題，其實施路徑既要抓好微觀上的舉措，又要把握好宏觀上的方向。

從微觀層面分析，根據AD-AS模型可知，可得到的勞動量增加、物質及人力資本提高、技術進步、預期價格水平下降等均會使總供給曲線即AS曲線右移。因此，要促進整個社會的有效供給：一是可增加有效勞動供給量；二是加大對人力資本的投入；三是提升創新能力；四是政府應適當控制物價水平，減緩物價上漲速度。

從宏觀角度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推進需要從多個維度進行綜合考量。一是堅持創新驅動的核心發展戰略；二是走“中國智造”的正確道路；三是聚焦于民生領域內諸多基礎設施建設的公共投資；四是營造健康穩定的金融發展環境；五是要健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法制體系。

4 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評價與思考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幾乎滲透到了三大產業中各個行業的發展，其影響力甚大。但任何經濟手段的實施必然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就當前中國經濟發展情況而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使得經濟保持健康持續發展的長效手段，其利遠大于弊。針對目前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實踐狀況和國內研究者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研究現狀，筆者提出了以下幾點愚見：

第一，要透析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含義。既要把握好政府和市場各自的角色，又要注重制度創新，還要將中央精神與地方實際有機結合起來，增加產品的有效供給、消化過剩產能、經濟實現“乘數效應”式的發展、消除財政金融風險以期為企業減負，即“加減乘除”四大法寶。

第二，要明確經濟長期增長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內在聯系。一般來講，勞動、資本和土地在經濟增長的前期發揮著較大的作用，到了經濟增長的中后期，科技、制度、信息則至關重要，要注重在不同發展時期對各大要素的配合使用以及創新組合。

第三，建立并健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考核體系。目前，對供給側改革的具體成效尚未有一個成熟公認的指標體系，我們可從諸如結構優化升級、經濟活力、創新力等關鍵方面來代表改革成效。

第四，發揮企業家精神與工匠精神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積極作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體對象就是企業，而企業的成功依賴于具有企業家精神的企業家，特別是在結構調整和制度變革中，企業家精神將發揮巨大的創造作用。同時，各行各業需要認真踐行“工匠精神”，它體現的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態度問題，是真正實現產業轉型升級的金鑰匙。因此，培育企業家精神和秉承工匠精神是中國經濟保持可持續增長的重要支撐。

第五，引入民族經濟學視角來審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民族經濟學是研究基于民族差別而產生的行為差別的經濟異質化傾向，以及對現有經濟模式帶來的利害關系，觀察其對經濟發展是支持還是掣肘。運用民族要素來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從而彌補民族地區特殊的非經濟因素對市場經濟的制約，進而實現民族地區更大的經濟福利。

綜上所述，我們應該辯證地看待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是一場持久的硬仗，但可以肯定的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大方向不可動搖，它是推動未來我國經濟均衡協調發展的持續動力，盡管在改革過程中必然會存在諸多潛在的不穩定因素，但中國當前仍需要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來解決長期的發展問題而非短期的宏觀調控問題，即我們需要的是具有中國特色的“供給學派”。這就要求我們必須要結合我國具體實際，并且要因地制宜地去推進這項改革，如對于西藏這個具有獨特經濟社會環境的地區，有大量常規產業很難進行有效開發，因此就要充分發揮高原產業的獨特優勢，利用其資源稟賦和比較優勢進行改革，做到供需雙側發力，在順利完成“三去一降一補”五大任務的同時，奮力開拓中國經濟發展的新空間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