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鑒學派與社會史研究的興起
——以布羅代爾《地中海與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為例

汪 妍

(蘇州大學社會學院，江蘇 蘇州 215000)

1 年鑒學派及其發展史

《地中海與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非常細致地論證了在地中海地區菲利普二世時代的歷史，在費爾南·布羅代爾眼中:地中海并不是一個沒有生氣的海洋,它是一個有著生命和激情的歷史人物。

《地中海與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用了非常多的篇幅講述了地中海地域的自然地理發展情況,比如季節、氣候、平原、島嶼、半島、高原、山脈、近海、遠洋，接著又討論了當地的文化生活和經濟社會狀況，例如水陸交通、商業貿易、各地的物產、民眾生活、文化方式、內外交往、城鎮、鄉村等,一直到最后討論了該地區在16世紀后期的政治史。布羅代爾將歷史分解為幾個不同的歷史時間，主要有地理時間，社會時間以及個人時間，進而又提出了它們互相之間共存、矛盾、互擾等復雜的關系，進而從中發現規律。作者在這種方法的基礎上又結合了社會學、地理學、歷史學、民族學、政治學、和經濟學等學科研究，將客觀與微觀巧妙結合，為人們展現了在菲利普二世時代地中海地區發展的全貌，并證明地中海地區并不是因為新航路的發展以及土耳其勢力的崛起而衰落。

20世紀70年代末年鑒學派被系統引入中國，對我們全面了解布羅代爾的學術成就和年鑒學派以及促進我國史學研究的發展有著重大意義。

2 社會史的興起

在學術界，對社會史描述(注意，是描述而非定義)較為貼切的：一是年鑒學派的第一代代表人物之一呂西安·費弗爾(Lucien Febvre，1878-1956)；二是英國史學家埃里克·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1917-)。在談到1929年創辦年鑒學派的標志性刊物的名稱《經濟和社會史年鑒》時，費弗爾特別談及“社會”這個修飾詞，他認為經濟和社會史并不存在，整個歷史是社會的歷史。

在史學方法上，新史學主張史學家要利用各方面的科學成果來豐富自己，反對將社會與自然相互割裂的現象，反對史學與其他科學的分離。

社會史研究就是在新史學的基礎上興起的，無論是理論還是方法，都有著新史學烙印。既然社會史是在對傳統史學的反叛中興起的，其研究方向在一個時期里必然趨向傳統史學中所忽視的人類活動的領域，即政治、軍事、外交、英雄人物以外的領域，也就是社會下層或廣大勞動者階層的歷史活動，普通人的社會日常生活的演變和發展。用年鑒學派的話來說，就是“從底層看歷史”。這就是為什么一些西方社會史學家的成果主要體現在對于社會下層的勞動群眾活動、婦女問題、家庭問題、社會組織、社會等級和社會階層問題以及社會不平等問題的研究上的原因。

隨著時代的發展，歷史學家對于社會史的研究在不斷深入，史學理論在不斷發展和深化的同時，歷史學家也在不斷改進史學方法。

社會史的研究首先非常重視對哲學、經濟學、社會人類學、心理學等學科新的觀念和方法的吸收。年鑒學派創始人布洛赫由于受心理學家呂西安·列維-布留爾(Lucien Levy-Brhul，1857-1939)的《原始思維》(The Primitive Consciousness)影響，以及受其研究心理學的密友莫里斯·阿爾布瓦克斯( Maurice Halbwachs，1877-1945)的《論集體記憶》(On Collective Memory)的影響，寫了《國王的神跡》(The Royal＇s Touch)一書，開創了“心態史”(History of Men Realities)這一史學研究的新方向。書中根據10-18世紀英法兩國長期存在的人們通過“國王的觸摸”治療一些疾病的習慣，認為這反映了人們對國王具有神性的一種信念。其研究的主題是一個時代人們的集體心態，即一種共同信念。他考察了這一心態的產生、發展和衰亡的過程及其歷史影響。與布洛赫一起開創了年鑒學派的費弗爾在心態史研究上也有開創之功。如今，心態史研究都是以社會某一群體的世界觀、態度、行為模式和集體潛意識為研究對象。再比如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湯普森，由于受法國結構主義文化人類學家列維一施特勞斯的影響，他關于19世紀歐洲許多鄉村中的游街形式、18世紀農民的消閑方式等著作本身，都可被視為很好的人類學研究成果。湯普森還十分重視哲學對史學的積極意義，十分推崇在英國有著悠久歷史的經驗主義，把歷史看成是一門經驗的科學，認為只有通過具體的歷史研究，通過具體的歷史經驗才能檢驗理論。強調研究問題必須從歷史事實出發，而不是從理論原則出發。

綜合比較法也是社會史研究所推崇和提倡的重要的史學方法。自年鑒學派的布洛赫最先明確提出并使用歷史比較法以來，如今比較法已成為史學家們經常使用而有效的研究手段。1928年布洛赫在第六屆國際歷史學會議上宣讀了題為《對歐洲社會的歷史比較及其作用》(Pour Une Histoire Compare des Societes Europeennes)一文，對歷史比較作了完整論述。他認為：首先，比較是甄別史料真偽的重要手段，幾乎所有史料考證的背后都是一個比較問題；其次，比較是提出問題的重要途徑。如在他的早期著作《國王的神跡》中，他將英國和法國歷史上普遍存在的一種觀念作了比較。這種觀念認為，人們的一些疾病是由于國王的惡(King＇s Evil)所導致的，通過國王對患者的觸摸可以祛除這種疾病?？墒?，在英國“國王的觸摸”的習慣早已消失，而這一習慣所反映出的國王神圣的觀念一仍其舊。與此相反，在法國，查理十世時這一習慣消失了，這一習慣所反映的觀念也隨之不復存在了。是何原因導致這一差別呢？布洛赫沒有提供現成的答案。

社會史與傳統史學的區別還表現在研究單位的不同。傳統史學的主要研究單位是國家和民族，而社會史的研究單位則要比國家和民族要寬廣得多，也靈活得多，這是社會史所要表現的內容比較豐富所決定的。如布洛赫的《封建社會》是以整個歐洲為研究單位，但其眼光則是放在全球范圍。布羅代爾以地中海區域作為研究單位，為腓力二世時期的地中海寫了一本傳記《腓力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在書中，布羅代爾對于地中海的歷史分為三個發展層次：第一層是地理和氣候這樣一些自然環境，它在歷史進程中的變化緩慢，甚至幾乎沒有什么變化，或者要經歷數代人才能看到這種變化，但卻是歷史發展的最基層；第二層是經濟、國家、社會、文明等社會史它比第一層變化速度要快；第三層是“傳統歷史的部分”，是歷史的最表層。其后所寫的《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法蘭西的特性》等書也是循此理論考察大的歷史時代的。

總而言之，社會史的興起不僅為歷史學家們提供了一個全新的歷史研究視野，也不斷促使歷史學家改進史學理論以及史學方法。但是，社會史的研究仍處于探索階段，有許多工作需要做，其中如何界定“社會史”就是一個極其重要的任務。社會史的定義不是研究社會史的出發點，而是它的最終結果。歷史研究從來就是作為研究主體的人的思維與客觀事實之間的一個互動過程，在大多數情況下，這一過程表現為對史料的分析、甄別、理解?！吧鐣贰边@一概念的提出，其功效就在于它是我們開辟史學新領域的手段和工具。也就是說，沒有一個大家公認的社會史的定義并不影響我們對社會史的研究，因為通過對其興起的史學背景的考察，我們已經看到了它的研究方向。相信隨著社會史研究的廣泛、深入地展開，展現在人們面前的人類歷史將會更加豐富而多彩、全面而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