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中共對“七七”事變的紀念
——以陜甘寧邊區為中心

耿東旭

(西北師范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蘭州 730070)

“七七”事變作為中國全面抗戰的起點，具有極高的歷史意義。共產黨在抗戰時期每年均要紀念“七七”事變，其目的則是為了動員民眾參與抗戰、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等。目前，學術界對“七七”事變紀念的研究論文主要有馮攀的《抗戰時期國民政府七七事變紀念活動研究》[1]，主要論述了抗戰時期國民政府“七七”事變紀念制度的確立與發展、紀念方式、紀念主題、特點及其社會功能。展召飛的《延安“七七抗戰五周年紀念”活動研究》[2]從紀念過程、活動價值、歷史意義等方面對1942年7月的中共抗戰五周年紀念活動進行了整理和探討。徐冰的《“七七”事變紀念活動研究》[3]則論述了“七七”事變紀念制度的形成與發展、歷史作用及現實啟示，但文章篇幅較短。因此，關于中共在抗戰時期舉辦的“七七”事變紀念活動的研究還不夠深入，本文以《新中華報》《解放日報》為主要材料，對抗戰時期中共在陜甘寧邊區舉辦的“七七”事變紀念活動加以論述。

一、“七七”事變紀念的方式

“七七”事變是中華民族進行全面抗戰的開始。7月中旬，中共派周恩來等人同國民黨進行談判，并向蔣介石遞交《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宣言提出迅速發動全民族抗戰、實行民權政治、改善人民生活等主張，希望國民黨能予實行[4]。9月23日，蔣介石在談話中正式承認中共在全國的合法地位，國共合作正式形成。此后整個抗戰期間，中共對“七七”事變紀念格外重視，在陜甘寧邊區更是開展了大量與之相關的紀念活動，其紀念方式主要包括以下三種。

(一)報刊宣傳

作為刊載新聞與時事評論的傳播媒介，可以反映社會輿論的報紙受到了中共的重視。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注意到的那樣：“報紙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黨的綱領路線、方針政策、工作任務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廣泛地同群眾見面”，通過報紙能夠“加強黨和群眾的聯系”[5]。在抗戰時期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各種新聞媒體均不發達，報紙便成為當時社會最重要、影響力最大、傳播范圍最廣的一種新聞載體。報刊的宣傳作用也受到中共的青睞。在此期間，中共在陜甘寧邊區創辦了一些有重要意義的報紙，如《新中華報》《解放日報》等。在每年“七七”事變紀念時，這些報紙便刊發大量的社論、宣傳和紀念性文章，主要宣傳抗日形勢，中共的主張以及八路軍、新四軍在前線的英勇戰績等。這些都充分展現了報刊的政治導向和引導社會輿論的功能。

《解放日報》每逢“七七”事變紀念日，均會發表一篇以“七七”事變為主題的社論。社論是最為重要的新聞評論和輿論工具，是報紙的靈魂與旗幟，體現報紙的方向。社論主要針對當前的重大事件、重大問題或重大紀念活動來表明編輯部的立場、態度和意見，因此有鮮明的針對性和高度的指導性?！督夥湃請蟆纷鳛辄h的機關報，是黨和人民的重要喉舌，在抗戰時期每年均發表“七七”紀念社論，表明了黨對于“七七”事變的高度重視。除了社論之外，《解放日報》還在“七七”事變紀念日開辟專欄和特刊，這些專欄和特刊登載了大量由共產黨人、國民黨人、民主黨派人士及無黨派人士撰寫的關于紀念“七七”事變和全面抗戰的文章，體裁包括詩歌、散文、敘事等多種類型。據徐冰統計，1939年至1945年，《新中華報》《解放日報》共刊發關于“七七”事變的紀念文章達到192篇[3]。

(二)紀念大會

紀念大會是中共向邊區民眾宣傳抗戰局勢及黨的思想主張的重要形式之一。通過這種方式，可促成邊區群眾對“七七”事變的集體記憶，激發民眾的抗戰情懷和對抗戰勝利的信心，達到動員群眾的效果。紀念大會是在中共中央的統一領導下進行的，聲勢頗為浩大。紀念大會可以分為延安市各界紀念大會和地方各縣紀念大會兩種。

延安市各界紀念大會的召開時間由于氣候等原因并不統一，但根據資料來看，大部分紀念時間是在下午①。為召開紀念大會，一般都會做許多準備工作，比如選擇的空間要足夠大，要能夠容納許多人，1939年、1940年、1943年是在文化溝大操場，1941年是在南市廣場，1942年是在南郊廣場，1944年、1945年是在新市場。

會場的布置是十分隆重的，如1939年大操場上“搭起了一座青草的門樓，主席臺上向天立著兩個大字‘七七’，中間橫懸一塊紅布，上面白字寫著‘延安各界民眾紀念抗戰二周年追悼陣亡將士大會’，臺前陳列著許多美麗的花圈”[6]。1940年大會場的主席臺上“懸著抗戰三周年紀念大會的橫聯”“孫中山先生，蔣委員長，毛澤東同志和朱德司令四幅大油畫像，面對著會場”“主席臺的兩旁掛著白色的挽聯”[7]。1942年“追悼左權同志和陣亡將士的挽聯、花圈，分懸主席臺兩旁，共數百件”“國旗及總理遺像高懸主席臺中央，旁邊林森主席、蔣委員長肖像，再旁邊毛澤東同志、朱德司令肖像”[8]。肅穆的會場布置，渲染了紀念大會莊嚴的氣氛，使人民感受到紀念大會的重要意義。

延安市各界紀念大會的召開過程一般分為以下幾個部分：第一，鳴炮；第二，向抗戰英烈致敬；第三，中共中央的代表發表講話；第四，其他代表發言；第五，討論致蔣委員長和全國將士的慰問電報內容；第六，散會。1942年是抗日戰爭的轉折點，也是抗戰五周年，因此“七七”事變紀念活動規模最大，可為一例?！傍Q炮開會后，主席團在鼓掌聲中登臺，總主席邊府林主席領導向國旗及總理遺像暨陣亡將士行三鞠躬禮，恭讀總理遺囑及祭文畢，哀樂隨之低回四起，繼為殉國烈士默念三分鐘，會場頓時寂然無聲”“繼即開會致詞，朱總司令等分別講話畢，日本在華共產主義者同盟暨反戰同盟代表大山同志繼起報告日本戰士反戰的情形”，再由“晉西北士紳參觀團向毛主席、朱總司令獻旗獻詞”“繼由通過致蔣委員長暨全國將士電及八路軍新四軍全體將士電后，在呼口號中散會”[8]。

陜甘寧邊區各縣政府響應黨中央的號召，也為堅定群眾的抗戰信心，在“七七”事變周年紀念日時，也舉辦各界紀念大會。各縣各界紀念大會通常由縣委領導進行。就其參與人數而言，數量較多。以1939年為例，當時延長縣有數百人參會，安塞縣有1000多人，安定縣一區便有600余人[9]，慶陽分區有1000多人[10]，關中分區1000多人[11]，三邊分區更是達到了3000人[12]。各縣紀念會一般在會上由大會主席報告目前戰爭形勢，并且向前方將士致慰問電，如1939年舉行抗戰兩周年紀念大會時，慶環分區大會主席陳仁祺便向群眾作了《目前政治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報告，延長縣各界紀念大會以“大會的名義，致函前方浴血抗戰的將士，表示慰問與敬意”[9]。

(三)群眾紀念活動

抗戰時期，中共認識到抗戰的偉力來自于人民群眾。毛澤東同志在《論持久戰》中曾言：中國“已經不是完全的封建國家，已經有了資本主義，有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有了已經覺悟或正在覺悟的廣大人民”[13]。因此，中共始終把群眾根本利益放在首位，始終與群眾同呼吸、共命運?？箲饡r期，中共通過在陜甘寧邊區每年的“七七”事變紀念活動，不僅調動社會各階級參與抗戰，而且使自己的政治主張通過紀念活動為廣大民眾所了解，從而鞏固了中共的領導地位。

在中共的領導下，抗戰時期，每年的“七七”事變紀念日，邊區廣大群眾經常有組織地張貼標語口號、舉辦文藝或聯歡晚會、緬懷抗戰英烈等。如1942年“七七”事變紀念時，魯迅藝術學院突擊排出《大掃蕩》活報，音樂部演大合唱《好日子》，民歌合唱《七月里在邊區》，麥新的《抗戰五周年進行曲》《毛澤東同志進行曲》《追悼左權同志》，演出戲劇《我們的指揮部》《軍民之間》《民兵》《三光政策》，美術部創作宣傳畫42幅，在文化俱樂部展出三天，并出版油印《七七畫報》[14]等。在“七七” 事變紀念日晚上，一般都有晚會，而且觀看的民眾甚多，如1939年，關中分區“晚會游藝節目，觀眾擁擠異常，直至深夜，始行散會”[11]。在中共的感召下，邊區廣大民眾基于民族大義，匯集在中共的旗幟之下，積極支持抗戰，為抗戰的勝利作出了極大的貢獻。

二、“七七”事變紀念的特點

抗戰時期，中共在陜甘寧邊區一共八次紀念“七七”事變，中共的紀念展現出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紀念活動的形式多種多樣?？箲饡r期，中共在陜甘寧邊區進行的“七七”事變紀念活動歷經了八年，每年的活動形式品類繁多。如前所述，抗戰時期紀念“七七”的主要活動有報刊宣傳、召開紀念會、群眾紀念等。除此以外，還有一些其他的形式，如進行演講，放映抗戰影片、演奏抗戰歌曲、開展覽會、獻旗等，活動方式靈活多樣。以1939年為例，中共領導的“七七”事變紀念活動，其方式包括貼標語、召開延安市各界紀念大會等，并且在紀念大會上黨政高層領導人進行演講，在會上公祭抗戰陣亡將士，舉行紀念晚會活動，慰問抗戰家屬和前線戰士[15]。在短短的一天內，采用如此多的方式來紀念“七七”抗戰周年，給人造成了強大的視覺和聽覺的沖擊，使人們不自覺地受到了氛圍的感染，有利于喚醒民眾的抗戰意識。

第二，紀念活動參與的主體廣泛。中共在陜甘寧邊區“七七”事變這個特殊紀念日時，參與紀念的主體十分廣泛，包括政治群體、文藝團體、士兵群體、宗教群體等。

政治群體是“七七”事變紀念的發起者、策劃者及組織者。參與“七七”事變紀念活動的政治群體的人數很多，如1939年“七七”事變二周年紀念活動時，在延安各界紀念大會，中共的高層領導人“林伯渠、高崗、滕代遠、譚政、肖勁光、謝覺哉”等十二人為大會主席團[15]。中共一部分高層領導人在“七七”事變紀念中在民眾中進行演講，其他人則在《解放日報》上發表紀念文章，中共參與紀念活動人數極多，充分展現出中共對于“七七”事變紀念的重視程度極高。

文藝團體是中共在抗戰時期進行宣傳工作的重要力量。文藝在抗戰時期的主要功效便是為戰爭、生產和教育服務，因此，在紀念“七七”事變時，文藝團體也積極貢獻出自己的力量。如1944年“七七”事變七周年紀念時，“延安市保安處秧歌隊在大眾合作社前廣場演出，吸引觀眾達兩千余人”“延大魯藝工作團在延安東區演出歌舞活報劇《敵后軍民團結打日本》”等[14]。

士兵群體是抗戰的主力軍。每年逢“七七”事變紀念時，中共都要對八路軍及新四軍一年來的戰績進行總結歸納，并將其戰果刊登在《新中華報》或《解放日報》上，以便邊區人民查閱。以1939年為例，據不完全統計，八路軍及新四軍共參加作戰次數達3219次，擊斃日軍72030人，擊斃偽軍15430人，俘獲日軍1339人，俘獲偽軍9615人[16]。由此可見，中共領導下的軍隊為抗戰做出的貢獻，士兵也是以這種戰斗的方式為“七七”事變紀念獻上自己的心意。

宗教群體也積極參與抗戰周年紀念活動。每年“七七”事變紀念時，各宗教團體雖然信仰不同，但他們懷著一顆虔誠之心，用本身特有的宗教儀式來為抗戰祈福。如1942年7月7日下午，全國回教同胞在“全國回教救國協會及該會十九省市分會一百卅余縣市支會領導下，分別于全國各地舉行宗教儀式，同時祈禱抗戰勝利”[17]。

第三，“七七”事變紀念的內容隨形勢變化而改變?？箲鸨l后，國際形勢發生極大變化，以英、法、美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奉行綏靖政策或中立政策，借以維護自身利益。因此，1937至1941年底，中共舉辦“七七”事變的紀念活動時，一直批判英、法的綏靖政策。而1941年底，爆發了珍珠港事件。1942年1月，美、英、蘇、中等26個國家和地區共同簽署《聯合國家共同宣言》，標志著中國的抗戰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此后，中、蘇、美、英在對日戰爭中加緊合作。在這種背景下，中共積極調整策略，對英、法、美等國家的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正義性進行肯定，對其戰績進行贊揚。

而在國內，1937至1938年底，國共兩黨攜手共濟，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國共兩黨進入又一個“蜜月期”。因此，1938年，中共在紀念“七七”事變時積極肯定國民黨在正面戰場的貢獻。1939年以后，隨著汪偽政權的成立，以及國民黨掀起的三次反共摩擦，中共采取戰略調整，對國民黨一方面采取團結的態度，擴大和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積極動員群眾，鞏固和發展根據地的經濟、文化建設，另一方面對國民黨的反共摩擦提出斥責，中共既要維護民族統一戰線，又要抵制國民黨的反共行為。中共對于汪偽政權則是始終批評，對賣國求榮的偽政府一直抱批評態勢。

三、“七七”事變紀念活動的社會功能

“七七”事變是中國全面抗戰的開端。事變發生后，中國民族危機空前嚴重，中共以“七七”事變的紀念活動為切入點，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方針、路線，并切身實行，有效地將各個抗日力量集中起來，團結在自己周圍，從而成為抗戰的領導核心，中華民族的凝聚力逐漸加強，抗戰因此取得了最終勝利。

(一)通過紀念活動推動全民抗戰

中共之所以在抗戰期間高度重視對“七七”事變的紀念，主要是以此為契機，回顧抗戰的艱苦歷程，鼓舞民眾堅持抗戰勝利的信心，教育民眾，宣傳抗戰，以達到全民族抗戰的目的。中共鼓舞民眾的宣傳主要圍繞兩個主題進行：一是總結八路軍、新四軍的戰績；二是表明日本在戰爭中所面臨的種種困境。

為鼓舞民眾信心，在“七七”事變紀念時，中共在機關報上總要發表有關八路軍、新四軍在抗戰前線所取得的輝煌戰績，如1939年的《八路軍、新四軍抗戰兩年來的戰績》、1941年的《十八集團軍抗戰四周年戰績總結》等文章，借以堅定人民群眾堅持抗戰勝利的信心。此外，黨政軍各界人士也要刊登文章或發表演講，對中共戰績進行贊頌并對日本面臨的困境加以宣揚。如在抗戰兩周年紀念時，王稼祥曾對抗戰的政略與戰略進行分析，指出：“日本的兵力為防守其占領的點與線，已經相當分散”，而“我軍及我游擊隊在敵后非?；钴S”[18]。朱德也指出：“敵人對華北游擊戰爭的痛恨是可想而知的”“光對付一個八路軍，就用了他全部在華兵力的三分之一”“除了極少數漢奸外，現在已經沒有一個人懷疑中國抗戰勝利的前途”[19]。

中共的號召與宣傳得到了民眾的支持與相應，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經過中共的“七七”紀念宣傳，民眾的抗戰熱情得到極大地提升，并積極捐錢捐物，幫助抗戰家屬，堅持抗戰。如抗戰五周年之際，在延安市各界紀念大會上，延安市西區已“募捐一千五百元”“交籌備會，統一慰勞”，北區“北關鄉自動認捐二百五十元，北郊鄉三百五十元，文化鄉三百元”，后將籌集的錢款積極用以慰勞抗戰家屬[20]。

(二)抵制汪偽政權的反動活動

1939年2月，以汪精衛為首的親日投降派在南京另立中央，與日勾結。在“七七”事變時，汪偽政權也積極舉行紀念活動，但其言論主要是圍繞攻擊共產黨、國民政府、英美國家和宣頌近衛聲明進行的賣國行為。如抗戰四周年時，汪偽政客馮勁文聲稱：“這次戰爭的構成，是主戰者一方面內受共產黨的挾持，一方面外受歐美帝國主義者的煽動，以致局部的戰爭依然存在，全面和平，還未實現，坐使全國如水益深，如火益熱”[21]。

面對汪偽政權的反戰對日投降言論，中共積極進行駁斥與反擊，“七七”事變紀念也成為宣傳抵制汪偽政權的重要舞臺。如抗戰兩周年之際，毛澤東同志在《當前時局的最大危機》中對汪偽政權進行了強有力的回擊，他在文中稱：“戰則亡，不戰則存——這是一切投降主義者的言論”“我們要堅決斥責那些公開的汪精衛與暗藏的汪精衛輩制造反共空氣，挑撥國共摩擦，甚至再來挑動一次國共分裂與兩黨內戰的陰謀”，這種分裂陰謀的實質是汪精衛等投降派“出賣民族利益，圖謀少數人私利的整個計劃之表現”，一定會被人民揭穿的[22]。劉少奇發表文章稱：“加緊反對漢奸汪派，揭露妥協投降派的陰謀，反對任何對日妥協‘和平’的思想與活動”[23]。

中共借助“七七”事變紀念，進行抗戰宣傳，對汪偽政府予以堅決地斥責，揭露了汪精衛之流的賣國投降的丑陋嘴臉，使國人認清了抗戰形勢，杜絕了投降的危險，使中國軍民更好地投入到抗日的浪潮中。

(三)維護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1937年9月23日，國共攜手共濟，成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但中共力量日益增強，國民黨日趨惶恐。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動方針。此后，在經濟上，國民黨對邊區進行封鎖；在軍事上，1939至1944年間掀起了三次大規模的反共摩擦；在文化上，多次發表反共言論，破壞國共團結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面對國民黨的反共行為，中共一方面采取強有力的反擊，表明與其作斗爭的決心，揭露國民政府的反共陰謀。如抗戰三周年時，《解放日報》發表《誰未執行諾言？》一文稱：“在國民黨中央再三頒布的各種防止異黨活動辦法和領導及方案等反共文件指意下，造成了全國反共空氣，于是平江慘案，確山慘案，圍攻八路軍、新四軍，侵占邊區等反共活動，不一而足，弄得人心惶惑和軍心動搖，都是由國民黨并未實行自己的諾言所致”[24]。另一方面則對國民政府采取團結政策，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缎轮腥A報》《解放日報》等刊物每年“七七”事變紀念時都要發表蔣介石關于抗戰的言論。中共在抗戰宣言上也稱要團結國民黨一致抗日，如抗戰四周年時，中共中央發表宣言稱：“中國共產黨再一次聲明：本黨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始終不變，愿與中國國民黨及一切愛國黨派一切愛國人民團結到底，為抗戰建國的共同目標而奮斗”[25]。此外，中共高層也經常發表團結抗戰的言論，指出要團結國民黨，共同抗日。如抗戰三周年時，朱德指出：“中華民族的軍隊又重新在國共合作的基礎上，堅強地團結起來，一致抗日，才取得了今日偉大的勝利”[26]。這是對國民黨抗戰的肯定，也為國共合作以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鞏固和發展奠定了基礎。

(四)提高了中共的威望

抗戰時期，紀念活動成為中共表達時局主張的一種途徑。通過對一些特殊人物、事件的紀念，中共向社會傳達了其政治主張的同時，也提高了自身形象，更讓全國人民對其的認同感得到加強。

當時，國際、國內形勢紛繁復雜，各種政治力量交織，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相互纏繞，如何處理這種緊張局勢，掌握政治上的主動性，擔負起抗戰建國的重任，是當時每個政黨都最關心的問題。中共能夠敏銳地觀察到時局的變化，并據此作出政策調整，并且提出“三三制”等一系列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策略，對“七七”事變以來的歷史經驗作出總結，同時對抗戰形勢充分把握，認識到抗戰的過程必將是曠日持久的，但其結果必定是中國戰勝日本，因此提出，如“堅持團結抗戰”“堅持實行三民主義”“堅持實行三三制” 一系列愛國口號，使黨的思想充分被全國各界人士所了解、認知和擁護。

綜上所述，抗戰時期，因“七七”事變具有獨特的意義，中共利用報刊宣傳、紀念大會、群眾紀念活動等方式對其進行紀念。中共舉辦的“七七”事變紀念活動形式多樣、內容不斷調適、參與群體廣泛。在戰略防御及相持階段，其成為教育和動員民眾、揭露汪偽政權賣國行徑、團結國民黨抗日、揭露日本吞并中國的野心、團結國民政府抗日的有力武器，到了戰略反攻階段，中共則通過“七七”事變紀念活動來表達建國主張。在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新的歷史時刻，回顧這段歷史，仍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它可以為中國的新時期舉辦的紀念活動及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提供借鑒。

注釋：

①紀念大會一般是在7月7日召開，除1938年在7月7日上午進行、1939年在傍晚進行的、1940年在下午、1943年因下雨改在9日下午進行的，其余年份均是在下午三點、四點或五點進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