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如何批判現實
——兼論《我不是藥神》給國產電影的啟示

龔自強

[內容提要]《我不是藥神》觸及重癥患者的生命創傷，借鑒、糅合了大量類型片元素，給予當下現實以直接的批判，以票房和口碑的雙“豐收”成為中國電影史上的又一力作?！段也皇撬幧瘛返某晒τ谥袊娪皢⑹绢H多。本文著重“電影如何批判現實”的問題進行探討，一方面總結《我不是藥神》在批判現實層面的經驗教訓，另一方面也對中國電影的未來做一展望，希圖中國電影能夠在電影藝術質量提升的基礎上更多聚焦當下現實，從而產生更多批判現實或與現實對話的力作。

2018年7月注定屬于電影《我不是藥神》（以下簡稱《藥神》）。在電影口碑與市場甚難兼顧的當下，這個依據真人真事改編、關涉底層重癥患者的片子不脛而走，硬是獲得了口碑與票房的雙豐收。與之前口碑與票房俱佳的電影如《戰狼2》相比，《藥神》的題材明顯晦暗沉重。電影所具有的批判性鋒芒使得它與當下中國時刻躍動的現實有了最為直接的交鋒。中國底層民眾，尤其是罹患重癥的中國底層民眾第一次全方位進入觀眾的視線。中國底層民眾長期壓抑的心聲終于得到一定程度上的釋放?！端幧瘛芬虼苏鞣擞^眾，征服了票房。

《藥神》的成功，首先在于其所表現的底層重癥患者看病難這一社會現實的確普遍存在，并給億萬家庭帶去不可消除的痛苦體驗。由此打開的批判向度，比它已經揭開的批判內容要豐富得多?！端幧瘛肪劢沟氖蔷哂信及l性的重癥。沒有人可以保證自己或家人、朋友永遠不會罹患重癥。每一個人都要面臨生死問題，因此每一個觀眾才能從這種感同身受的痛苦體驗或聯想中感到《藥神》的有心關懷，這讓它的每一個有力的批判都成為對于觀眾的有力撫慰。在這個意義上，《藥神》無疑直面了最為基礎的現實，也對現實做了最為犀利的批判。圍繞程勇販賣印度仿制藥而“逐漸顯影”的廣大現實，只要直陳出來，就是犀利的批判?！端幧瘛窡o疑是一個勇敢的作品。

一個問題隨之而來：這樣痛陳現實的電影是如何通過電影的審查機制的？時至今日，如果還有人將國產電影質量難以提升的原因統統（或在很大程度上）歸結為電影審查機制的限制的話，那就是過于簡單的推斷，甚至就是為電影創造力的孱弱推卸責任。在追捧“流量明星”“顏值”當道的今天，我們看到的更多是國產電影創作本身的薄弱與問題百出，而非電影審查機制的阻礙作用。批判現實并非就為審查機制所不容，關鍵還是要看這種批判是否能夠與電影藝術的錘煉、打磨融為一體。當前國產電影的主要問題還是在于質量或品質不過硬。就我國電影業的現狀來看，批判現實的力作不是在被禁錮，而是被呼喚和期待?！端幧瘛芳词沁@樣的呼喚和期待中出現的成功作品。而《藥神》的大獲成功也帶給國產電影諸多的啟示。

一、立住人物形象：批判性展開的基礎

《藥神》根據現實中“藥俠”陸勇的真人真事改編而成。但比之于陸勇，電影中的程勇顯然經歷了一番典型化的塑造?，F實中的陸勇“藥俠”的封號頗有些民間俠義的意味，但距離“神”的境界還有距離。從“藥俠”到“藥神”，影片中程勇的形象被升華得近乎完美，盡管起初他也只是一個平凡普通甚至潦倒的中年男人。程勇從為自己到為病人，從自私到無私，完成了從人到神的升格。某種程度上，這是影片的一個片眼。這種令人懾服的靈魂蛻變，可以讓人從平凡中頓悟偉大。影片只要真實地表現出這種令人折服的靈魂劇變過程，便可說成功了一半。因為從這種驚心動魄的靈魂蛻變及人生變化之中，我們得以真正進入一部電影的內部，明了其對于世界的真實態度。程勇的蛻變可見這部電影的態度，它是關注人的疾苦的，它是關懷社會的，它也最終是關注人的靈魂的。未知死，焉知生？這部主題頗為沉重的電影卻帶來一股充滿力量的暖流，就是因為它是觸及靈魂的。

因此，這個影片能否立得住，全看程勇，可貴的是程勇的形象立住了，這就給了影片一個堅實的基礎?，F實批判性的展開便具有了可能性。作為一個中年離異的男人，程勇這一形象一出場就交代一定的社會現實：販賣印度神油生意慘淡的小店主，常年拖欠房租，為給孩子買一雙球鞋面露難色，面臨前妻將孩子帶出國的風險，急需一筆錢給生重病的父親治病……徐崢主演的一系列影片都有一個幾乎固定化的人物情境設置，最初都飽受中年危機的折磨，但每每都借助一個反轉式的“回答”，在徹底釋放喜劇戲謔能量的同時，將影片導向一種“真善美”的正當軌道?！端幧瘛穼⒅心晡C從夫妻情感破裂進一步擴展，頹勢全方位覆蓋了程勇的生活，眼看就要崩潰。在他身上，社會階層的固化及置身于底層所承擔的生存壓力初步顯影?，F實的矛盾被觸目地呈現出來。

電影《我不是藥神》劇照

反轉的契機來了。白血病患者呂受益拖著病弱的身體討好式地找到程勇，請求其幫忙去印度購買格列衛的仿制藥。程勇迫于經濟的壓力而答應，卻意外地借販賣仿制藥而掙到第一筆錢，就此販賣仿制藥一發而不可收拾。程勇也因為掙錢而結識了越來越多的病友，從而打開了一個全新的世界。那是一個更加黑暗的世界，那居然是一個比他所置身的底層更其底層的世界。每一分裝到程勇腰包的錢都來自一個可能正在瀕臨破產的家庭，這讓他不能不在改善自身經濟境況的同時，時時遭受內心的劇烈碰撞。同時，走私販賣仿制藥是非法的行為，加之張長林的要挾，隨著錢的遞增，程勇越來越恐懼，最終在現實面前不得不妥協，圍繞著他而組建的販賣仿制藥的小集團也宣告解散。

自此之后，影片就變換了格調。如果說之前的部分可算是喜劇電影的話，之后的部分就很有些悲劇的意味了。程勇偶發的販賣格列衛仿制藥的行為，不期然牽引出的卻是中國社會最為暗淡的現實之一。如此數量巨大的重癥患者對格列衛仿制藥有巨大的需求量，且已經形成嚴重的依賴。但高價的格列衛正版藥他們又絕對吃不起。程勇以為自己與病友進行的是一場商業行為，有買有賣，公平買賣，但直到他在呂受益死后猛然覺醒，決定再次出山販賣格列衛仿制藥時，他才痛徹地明白：他和病友之間根本不是什么商業行為，而是一種救與被救的情義關系。在這里，電影的批判性其實已經溢于言表。人們大可以就此追問：為什么病友必須購買格列衛仿制藥？為什么格列衛正版藥那么貴？為什么除了程勇，沒有任何人可以真正幫到那些病友？每一個問題都有千萬鈞的分量，都不啻于對于我們社會的鞭打與拷問。程勇無疑也經歷了這樣的鞭打與拷問，放棄小我的個人私利當然痛苦，但在更為巨大的社會痛苦與“災難”面前，他人性中偉大的一面終于覺醒。程勇人格的蛻變就發生在決定再次“販賣”格列衛仿制藥但不以之牟利的那一刻，而當他決定在藥價升高的情況下自己倒貼錢便宜賣給病友的時候，他則已經開始了由人到神的轉變。他販賣仿制藥的行為也就此沖破法與情的對立，成為一種民心所向的善舉。當法與情的對立解除，當小人物的內心裝滿了世人，當挽救世人生命的努力將程勇等幾個人再次凝聚起來的時候，電影無疑進入感人至深的部分。程勇救人的行為越感人至深、越偉大，就越說明社會在救治重癥患者時的缺位之觸目驚心。只有面臨徹底黑暗的現實之時，批判才可以被包容，被正視，被認真對待，也才能最終形成效力。某種程度上，程勇人性的閃光處，正是社會的黯淡處，也正是批判現實的發力點。

二、電影藝術品質的過硬：批判現實的重要支撐

立住的人物形象尤其是主人公形象是《藥神》批判性得以建立的必要支點，但電影批判性的達成還有賴于電影整體質量的完成度。影片本身的質量高低是批判是否有效、有力的一個重要支撐。簡單粗暴的批判之所以無力，甚至讓人反感，歸根結底在于影片質量的低劣?！端幧瘛分允且徊堪l人深省的批判現實的力作，除了程勇這個形象及其凝聚的“社會關系的總和”的助力之外，吸引觀眾的還在于影片的故事與敘事本身。詳略得當，跌宕起伏，意味深長的小細節分布其間等等，影片無疑有著扎實的敘事組織。類型因素穿插得當，感情分寸拿捏到位，敘事節奏恰到好處，情感節制而又隱忍，國產片就此顯示了令人欣喜的藝術功力。某種意義上，正是類型片元素與批判現實的有效結合，讓《藥神》最終成為一部現象級的電影。

遠不提好萊塢歷史悠久的類型片傳統與現實，近不提香港影壇盛極一時的警匪片，單看中國近些年來的影片，也不難發現類型片正在逐漸磨合完善，成為內地電影的主流。在這一股類型片浪潮之中，徐崢、寧浩二人可謂是票房青睞的翹楚。仔細研讀他們合作的電影，能夠發現他們對于類型片的理解之深，對于當前國內電影受眾及其需求的諳熟，以及他們想做好中國類型片的意愿。類型片有驅之不去的商業性，或者說，類型片就是商業性滲透、篩選、滋養的影片，總有某些固定的橋段經過商業法則的檢驗而成為必不可少的類型元素，只要有商業價值，這樣的類型元素就會不斷強化。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類型片對商業利潤的追求。這也是類型片常被人詬病的地方。但在現代電影工業中，電影的商業利潤總是追逐著觀眾的喜好而去。類型片對商業利潤的追求使其深諳觀眾的喜好。人類的心理、審美情趣、影像期待等有一些共同的結構模式，類型片著力發掘的就是這些共同的結構模式，并給予適當的強化表達。

一個地方的電影工業越發達，越成熟，其影片的類型化就越成型，越成熟。好萊塢現在的輝煌依然建立在其巨大的類型片基礎之上。我們可以說某些固定的橋段設置顯得生硬、老套，但只有觀眾才能告訴你它到底是不是應該被取消或更新。昂伯托·艾柯有言：“一部偉大電影和一部平庸電影的區別在于，后者有一些陳詞濫調，而前者則全部由陳詞濫調構成?！彼^“陳詞濫調”，其實也就是說類型片處處都存在著熟悉的橋段與模式化的痕跡。在互相借鑒、抄襲與創造性的處理之間，類型片無疑跳著某種危險的舞蹈。但電影工業的成熟、電影質量的提升與類型片的成熟和普及卻又存在著某種聯系。在這一意義上，面臨體量巨大的類型片遺產，當下中國電影的類型片探索道路一方面顯得無比逼仄，另一方面又確實前景無限。中國“特色”元素的類型片亟待發展壯大且發展的時機已經成熟?！端幧瘛氛浅霈F在這一重要的時間節點上，并注定將成為中國類型片歷史上的一個基石。

《藥神》由一個已經由市場證明的類型片團隊制作成。影片整體雖然沉重，雖然揭示了沉痛的現實，但卻將沉重與沉痛處理得容易被大眾感知和接受。究其原因就在于類型片元素的有力滲透。成熟的類型片一般都要糅合不同的類型片元素，從而形成跨類型的類型片，最大限度吸納不同的觀影者?！端幧瘛肪哂邢矂〉耐鈿?，影片的前半部分基本上是《泰 》式的喜劇風格的再現，甚至連程勇的中年危機都不乏相似之處。但它絕非單一喜劇，而是充滿了各種類型片元素，成功糅合了劇情片、喜劇片、刑偵片的元素。

如果細審《藥神》中幾個主要角色，也能發現他們幾乎就像普羅普意義上的“行動元”一樣，分別有其不同的、類型化的敘事功能，從而更大程度上提高了類型片的完成度。黃毛來自農村，屬于社會最底層，又頗有古代俠士風范。劉牧師則引人思考信仰與生命之間的關聯，為影片注入了宗教元素。呂受益則最為直觀地呈現了一個平靜的家庭如何為重癥壓垮的驚心過程，從而擊中人心的柔軟處。曹斌引入偵查、破案的懸疑橋段并引人思索法、情、政府、民間的復雜糾葛。張長林本身既是人們生活中惡勢力的直觀呈現，又是程勇人生中必要的一個坎，有西游故事中“難”的功能……每一個人物都有其類型化的成熟處理，從而也就能夠承載影片賦予其的類型化意義。甚至盡管劉思慧作為脫衣舞女與其重癥患者母親的身份之間缺乏必要的邏輯交待，但這一沖突的身份也使其在影片的類型化意義上、在程勇“神化”的過程中承擔了功能性的性別角色。

盡管《藥神》的成功依然沒有突破消費主義的邏輯，但可貴的是，它無疑喚起了社會對于現實的關注、思考與批判的熱情。從某種程度上說，《藥神》的社會批判性正是因為其作為一部成功的類型片引起了更大范圍的關注才實現的。但最終，《藥神》的社會批判性壓過了類型片的意義，成為社會關注的中心。

三、電影如何批判現實——《藥神》的經驗教訓

《藥神》在今年7月的大獲成功是一個意外，又實在不是一個意外。歸根結底，其成功的最主要原因還是在于其對現實的沉痛批判。最為當下的現實在這部電影中有了最為直接的呈現和批判，幾乎是一下子就點燃了大眾的觀影熱情。從而在擊中當下現實的同時，也提示出中國電影當前的一大問題：批判現實能力的薄弱。

當下，國產電影在批判現實時顯得無力?；蛘吒_切地說，難以在商業利潤與批判現實兩個方面獲得雙贏。當下，電影往往借重明星效應來帶動票房，而一些批判現實的力作，卻難以在市場上獲得成功。如果一個電影難以獲得觀眾的認可，它對現實的關注和批判也就難以對觀眾產生影響。而這對于現實而言又有何意義呢？對于一部電影來說，想要獲得批判現實的巨大能量，除了影片本身的取材與藝術性的考量之外，也需要盡可能地吸引觀眾的注意。這一方面是就成熟的電影市場而言的；另一方面，只有在巨大觀影人數的基礎上，電影才可更大范圍地發揮其批判性?！端幧瘛酚衅涿鞔_的商業性訴求，但它巧妙地在吸引觀眾與批判現實之間找到了一個平衡點。它關注觀眾的所思所想，既獲得了觀眾的熱烈關注，也無損其對現實的批判。在這個意義上，《藥神》堪稱一個榜樣。

《藥神》的成功提示了影片在追求自身質量的時候也要注重觀眾的訴求。它對類型片元素的借鑒也是基于這一訴求。從世界電影發展史的經驗來看，最能摸索到觀眾需求與訴求的影片選項正是類型片。類型片正是在對一代一代觀眾需求與訴求的仔細探查與篩選的基礎上逐漸確立起來的影片類型，基本上可以說回應了最為廣大的觀眾最為普遍的觀影訴求。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類型片是“讀者”的電影，而不是“作者”的電影。此處按下這一問題具體的復雜性不表，而關注它對讀者趣味的強調所能帶給我們的提示。

中國的電影市場目前來看也主要是“讀者”導向的，但奇怪的是，“讀者”對電影批判現實的訴求卻似乎得不到電影市場的傾聽與回應。近年來，中國影片熱衷的往往是特效、奇觀、IP、明星等要素，電影的工業化一直圍繞著這些虛浮之物而展開，事實上一直未能或很少能挖掘到當下中國現實所蘊含的巨大可能性?！坝跋裾Z言”具有直觀性、聲畫同步性和直接性，理應能夠與現實基本處于共振之中，從而對現實作最為直接犀利的呈現。但是，當前電影行業的主流卻依然未直面現實，依然缺少真正扎根中國現實的佳作。而就觀眾而言，這意味著當下電影的主流鮮少滿足他們對電影介入現實的訴求。電影難以獲得觀眾的好評便是意料之中。多年來，這不能不成為一個缺憾。而《藥神》的出現正是對觀眾訴求的一個有力的回應，也給其他電影提供了正面的參照。

《藥神》毅然決然放棄特效、IP、奇觀、明星等要素，依靠扎實的電影敘事、過硬的人物塑造與豐滿的細節經營等來支撐影片，并使得這一切在類型片的意義上最終互相支撐，成為一個渾然的藝術整體?！端幧瘛返臄⑹逻x擇了底層人物的視角，故事也因此產生了最為樸素的感染力，獲得了最大程度的共鳴，而批判現實的意味就此自然生發。批判現實并不意味著要將現實推向萬劫不復的絕境，站在極端的意義上訴說痛苦，然后站在痛苦的意義上表達批判，批判現實可能只是直陳現實而已，只要給予現實以最接近真實的呈現即可。當老太太對辦案警官曹斌說“我不想死，我想活著”時，關于生死的終極思考定會來到每一個觀影者的心頭，并給每個人以沉重一擊。當張長林將世界上的病歸結為“窮病”的時候，他無疑說出了某種刻骨的真實，從而引發人們關于階層與貧富差距的廣泛但也不乏悲哀的思考。當程勇幡然醒悟，重新為患者從印度帶回格列衛仿制藥的時候，他真的在那一刻近于“神”，然而程勇成為“藥神”的現實，難道不是某種更大意義上的現實批判嗎？人們自然可以由此生發無盡的聯想，而這些都是影片批判現實的力道所在。在這個意義上，批判現實于《藥神》而言更意味著一種社會責任感。已經有那么多遠離甚至逃避現實的影片充斥我們的生活世界，《藥神》只想簡單地講述現實中發生的那些沉痛的故事，這樣一個簡單的做法卻顯示了無限的擔當，也值得我們全部的敬意。

《藥神》批判現實的力度就在這些細節之中彰顯，可以肯定的是，這些滲透著人物“活的靈魂”的豐滿細節將會長久留存在人們心中，一再提醒人們對現實作批判性的思考。雖然電影比之于文學與現實有著更為直接、直觀的同一性可能，但電影作為一門藝術形式，依然只能與現實建立一種“間接”聯系，依然要保持一種必要的藝術“距離”。這意味著在批判現實之時，電影只能吶喊，無法真正地“行動”。魯迅在《南腔北調集·我怎么做起小說來》中自述其小說的取材時曾說：“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彪娪按篌w與文學一樣，其最大的意義可能也在于“引起療救的注意”。在真實——與現實同一——與否的意義上探討《藥神》的若干不合事實之處的做法并非不可取，只是意義不大，我們進入《藥神》的影像邏輯，受到一種批判現實的震撼與教益，并且由此覺到被喚醒的沉重，感到改變現實的緊迫與必要，這就已經足夠了。

盡管或許在最終的意義上，電影只能以電影的形式批判現實，盡管批判現實也不是電影唯一的訴求，但我們也仍希望中國電影能有現實批判的嗅覺與勇氣，將現實關懷作為自己的內在追求之一。必須再一次給予《藥神》掌聲，為其在電影批判現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與帶來的啟示。在其巨大的聲譽背后，中國電影批判現實的一脈有可能受到鼓舞與啟示而勃發，甚至可能形成立足、直面中國社會現實的類型電影。電影如何批判現實？相信中國未來的影片會給出更為豐富的解答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