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與文化：作為城市公共空間的茶館
——基于民國南京古雄鎮的實證研究

孫緒芹，吳秋怡

（1.南京體育學院體育產業與休閑學院；2.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江蘇南京 210046）

由于政治、經濟、文化的轉型，社會基本價值取向發生了很大變化，在各種矛盾與摩擦中，社會內部原有的守望、互助、互信、互利的紐帶被不同程度地割裂，全球化、后工業化時代背景下的社會逐漸面臨著公共信任斷層、公共精神匱乏、公共意識淡薄、公共空間變窄、公共生活失序的基本事實，出現了“我們如何在一起”的時代思考。

“我們如何在一起”的道德追問，演化為“我們如何在一起”的倫理追尋，最后演變為一場關于人類文明前途的信念危機：“我們能否在一起？”面對當前的現狀，如何引導我們社會從地理意義上的“在一起”到文化意義上的“在一起”是重要的時代命題?，F代社會需要以茶館為代表的城市公共空間，為公共生活提供豐富的場域，提供地理意義上的“在一起”和文化意義上的“在一起”。城市公共空間是城市文化最有力的體現，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注到近代中國城市里的公共空間和公共生活。

1 茶館對于城市公共空間的政治功能

霍夫斯泰德在《文化與組織》一書中提到，每個民族、每個國家都有自己內在的文化密碼。不同的文化密碼對應著不同的公共空間需求。公共空間和公共生活是地方文化的強烈表達，由于存在不同文化背景的影響，不同國家中存在著不同偏好的城市公共空間類型。

以中國、歐洲和美國為例，呈現出不同的功能。王笛筆下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茶館，與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密切相關。在《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1900-1950》的作者王笛看來，茶館扮演了復雜的社會角色，是宗族、職業、社會等各種組織用作聚會、解決糾紛之地。哈貝馬斯筆下18世紀歐洲的咖啡館，代表著理想之境：自由、平等、開放、包容。在那里，社會分層暫時消弭，每個人都可以自由進入和退出、平等地參與公共討論。Duis筆下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美國城市的酒吧，上演著城市民眾豐富多彩的公共生活，每個人自由結交朋友、談論生活和工作中的點滴。

茶館的政治功能由來已久，明清時期達到頂峰。茶館因有公共活動場所的性質，因此明清時代，人們還選擇茶館來解決日常社會生活的糾紛，即所謂的“吃講茶”。當事人雙方和調解者到茶館邊喝茶、邊談判，若調解成功，由中間人向雙方茶杯各斟三下茶，謂之“鳳凰三點頭”，各自喝下，表明都認可談判結果，然后由理虧方出資，問題得到解決；如若不成，則要訴之武力，茶館就要受損。在浙江，城鄉一般糾紛，往往到茶館，由地方頭面人物主持，邊喝茶邊談判，俗稱“吃講茶”。

在民國時期，對于傳統的南京市民而言，茶館依然是城市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公共場域，因此也有“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的說法。根據1935年南京市商會同業會的分類統計，南京各類茶館總數近300家，這樣的數量在當時的中國可以說是名列前茅了。南京市古雄鎮現隸屬于南京市雨花臺區板橋新城，在民國時期是著名的模范鎮，宋美齡曾多次到訪古雄鎮。古雄鎮延續著茶館的政治、文化傳統，有多家在當地居民生活中影響廣泛的茶館。

茶館對于城市公共空間而言存在重要的政治價值，在社區治理過程中發揮場域價值。筆者在南京市板橋新城古雄社區進行調研的過程中發現，當地民國時期的當地糾紛，都與茶館記憶息息相關。據地方志編修者吳正華老師、古雄當地居民吳在炳回憶，民國繁盛時期的古雄老街上有不少茶館，最有名的四家茶館各具特色，分別是謝家茶館、陳老二家茶館、毛家茶館和王興名家茶館。古雄人將其視為解決鄰里沖突和糾紛的場所，稱為“茶館講理”或“獻茶賠禮”。在不需要政府機構辦事人員介入的情況下，通過古雄德高望重的鄉紳主持，從中調節矛盾與沖突。

“茶館講理”或“獻茶賠禮”成為民國時期古雄居民社區治理的重要途徑。吳正華老師介紹道，現在有人情世故方面爭執不清的問題大家優先會到社區居委會里進行協調，以前民國時期就慣常在幾個熱鬧的茶館協調。民國時期的南京，居民之間發生了沖突，一般是不到法庭上打官司的，居民更傾向于到茶館去評理。據吳老師描述，“茶館講理”或“獻茶賠禮”的程序如下：首先，沖突的甲方乙方選擇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充當調解員。在古雄，一般從最有影響力的戴氏家族中選取調解員。其次，由沖突的甲乙雙方各自陳述各自的道理。再次，在茶館中的茶客們紛紛說幾句自己的觀點。茶客們說好之后，由這位調解員進行評判并提出建議和解的方案。最后，由理虧的一方端茶賠禮道歉，并賠一部戲。

“茶館講理”或“獻茶賠禮”具有高度的認可，是民國時期古雄長期實踐的方式。茶館里甲乙雙方邀請來的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在茶客們的監督下，在習俗的引導下，盡可能地保證公平公正、不偏不倚。如果存在偏袒，這位老先生的聲譽可能會受到損害。在這樣的公共空間里，受眾茶客關注的甲乙雙方調解成功的可能性很高，雙方會根據調解員的建議進行和解。如果調解之后仍有所間隙，也鮮有發生暴力事件。即使有暴力沖突發生的可能性，也會在眾茶客的勸說下被制止。在民國時期的南京，政府對于這樣的“民事法庭”采取不予以干涉的態度。

王笛在《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1900-1950》中提到“吃講茶”會難以避免地引發斗毆，如1914年大觀茶園講茶失敗、1941年泗泉茶社講茶失敗等等。同治十一年（1872年）的上?！渡陥蟆吩涊d：上海城不但茶肆蟻聚，“吃講茶者亦呼朋引類，暮晨無休。此等半皆無賴游民，動輒爭毆，每至毀及碗盞器具。故凡大茶室皆有奉憲禁止講茶之牌，大書懸掛焉”。與文本描述不同的是，古雄現有的民國地方志檔案中沒有記錄過古雄鎮茶館曾發生如此惡性的斗毆事件。根據筆者的調研分析，古雄鎮茶館有序的講茶也許與傳統鄉鎮的倫理秩序有關，與熟人社會交往模式所孕育的習俗型信任相關。

習俗型信任是一種基于生活高于生活的特定聯結，在特地的地理、歷史、經濟、政治條件中形成。在倫理體系中，習俗型信任發揮著重要角色。在南京古雄鎮的文化背景下，“吃講茶”在當地井然有序地化解著家長里短的各類矛盾、為地方治理提供了重要的媒介。翟學偉在《中國人際關系的特質——本土的概念及其模式》中指出：“中國人際關系的基本模式是人緣、人情和人倫構成的三位（三維）一體，它們彼此包含并各有自身的功能。人緣平衡人們在人情和人倫操作中的各種心理。人情是傳統中國社會強調家族制度的直接體現。人倫是傳統倫理思想對人情的規定?！?/p>

民國時期，南京古雄鎮的茶館不僅具有充當民間“民事法庭”的政治功能，通過“茶館講理”或“獻茶賠禮”的方式實現良善地方治理。列維納斯指出，“共同體給予我們道德判斷和政治互動的持續性，最重要的是它使得每一個個體得以共生共在”，共同體的建構在每一個階段，對于如何從個體轉變為共生共在都具有深遠的意義。與此同時，民國時期的茶館還兼具喝茶會友、聽書看戲的文化功能。

2 茶館對于城市公共空間的文化功能

在討論中國想對缺乏特征明顯的城市文化時，牟復禮在《南京的變遷，1350-1400》中指出：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缺少通常與城市意識聯系在一起的視覺要素——市政廳、城鎮廣場以及公共紀念物。而且，這種情況造成的部分結果，就是城市的“共同特征未能發育”。羅威廉在《漢口：一個中國城市的沖突和社會：1796-1895》中寫道：在活動中心里，最重要的還是城中的茶館（茶坊、茶室）和酒店（酒坊、酒肆），這些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都非常適宜的理想聚會地在漢口各區都能找到，江岸、主要市場、居民區以及著名的后湖岸邊。

人類社會的社會形態都是一定的經濟、政治和思想文化的統一體。其中，經濟是基礎，是最終起決定作用的因素，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思想文化是一定經濟和政治的反映，并給予經濟和政治以巨大的影響。這三個方面相互影響和相互作用，推動人類社會不斷地發展和進步。

南京的茶館最先是產生在寺廟里，后來才逐漸普及開來。六朝時期，秦淮河兩岸的大小市上茶鋪已經很興盛，最初它們是人們休息飲茶的主要場所，而后逐漸形成各行各業人士聯系交往的場所，茶館就是在此基礎上產生了。從唐宋至明清時期，秦淮地區茶館遍布大街小巷，已經成為秦淮這塊繁華勝地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夫子廟是南京歷代茶館的集中地，也是我國舊時茶館的典型代表。

民國時期，南京的茶館數量豐富，提供的文化服務也是多種多樣。據記載，夫子廟地區大小茶館幾十家。有名的茶館有問渠、迎水臺、萬全、大祿、雪園、奎光閣、新奇芳閣、永和園、六朝居、飲綠、市隱園、得月臺、義順、鴻福園、春河園、文鸞閣、天香閣、麒鳳閣、飛龍閣、天韻樓等。夫子廟的很多茶館都有一兩百年的歷史，有的還是戲茶廳，可以一邊品茗，一邊看戲。得月臺、迎水臺、萬全是文人雅集之區，飲茶之余，吟詩填詞，高談闊論，情趣盎然。民國時期，南京有兩處著名的湖，一處是玄武湖，另一處是有金陵第一勝跡之譽的莫愁湖。兩處的茶樓都很繁盛，茶客們喜歡在湖邊尋一處臨窗的茶座，泡上一杯茶，看岸邊美景、共享美好時光。

茶館是明清時代社會的縮影，形形色色的各色人等都抱著不同的目的到茶館喝茶，因而也就形成了形形色色的茶館飲茶文化。喝茶是一種休閑、放松，但到茶館僅僅喝茶是無法讓市民們滿足的，于是，伴隨喝茶、說書、演戲、講評書、彈詞，或賭博等在茶館興起，市民們邊喝茶邊看戲或邊聽說書、彈詞，或賭博等，使生活情趣和精神追求得到滿足。

據古雄當地居民戎榮林回憶，在茶館喝茶會友、聽書看戲是常有的事情。民國時期，古雄鎮上陳老二家茶館最有名，茶館里說的都是古書，如穆桂英掛帥等。當他還是一個小孩子的時候，特別喜歡到茶館邊上玩，有時候可以聽說書，有時候也可以看到皮影戲。講的精彩的時候，說書人有時候會停下來請茶客們付錢的，這時候小孩子們就都跑走了。

據古雄當地居民吳在炳回憶，在他小的時候，南京板橋一帶有很多茶館。一個茶館一般有七、八張八仙桌，在那邊的主要都是老爺子，每人一個小茶壺，大家坐著高談闊論，傳播四處聽來的各類消息。文化的治理性的實現與傳播通路的關系極為密切，茶館是當時重要的渠道。

茶館的種類繁多，有一類茶館是兼具說書、演唱的書場館，是人們娛樂的好場所。吳敬梓在《儒林外史》第二十四回記載到當時南京就有茶社千余處，有一條街就有30多處。南京的不少茶館不僅有點心供應，而且允許藝人在這里說書、賣唱，以招攬顧客，明末的著名說書藝人柳敬亭就曾經在這一帶說時書。乾隆年間，南京著名的茶肆“鴻福園”、“春和園”都設在夫子廟文星閣附近?！案鲹缓又畡?，日色亭午，坐客常滿?；驊{欄而觀水，或促膝以品泉?！辈桊^還供應瓜子、酥燒賣、春卷、水晶糕、豬肉燒賣等等。

茶館的城市公共空間為文化治理提供了可能性。文化治理是“經由文化的治理”，它一方面將文化領域視為“關乎規約、統治機制與知識型式之間的復雜叢結”，視為社會規約管理的一個獨特治理領域；另一方面，將文化視為具有社會治理功能和特征的治理工具，“通過制度安排，利用和借助文化的功能，克服與解決國家發展中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問題”，其主體是“政府和社會”，“政府發揮主導作用，社會參與共治”，通過“政府—市場—社會”各方在公共事務參與過程中的協商與共治，形成文化認同感和凝聚力，并以“合工具價值與目的價值為一體的價值取向”和實踐機制協調社會各方利益沖突，營造社會生活中和諧的行為關系。人們本是散落的珠子，文化是行動體系中的柔軟而又強韌的細絲，將珠子串起來成為良治社會。茶館通過文化生活的引導，促成居民從地理意義上的在一起到文化意義上的在一起。

3 結語

民國時期，茶館在城市公共空間中發揮著政治功能和文化功能。茶館的“茶館講理”或“獻茶賠禮”、茶館的文化公共生活促成的社會關系，如帕特蘭所描述的“良性循環會產生社會均衡，形成高水準的合作、信任、互惠、公民參與和集體福利”，并“使所有人受益”。

在高度復雜、高度不確定的社會中，實現人的共生共在是當今時代的重要命題?；卮稹叭藨斎绾紊睢钡牡赖伦穯柡汀拔覀內绾卧谝黄稹钡膫惱碜穼?，有賴于培育城市公共空間促進社區治理和文化治理，有賴于通過城市公共生活培養城市居民之間更為穩定的價值觀念、倫理道德和行為規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