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紹升哲學思想的主要貢獻及其歷史意義

徐 忻

（中國計量大學人文與外語學院，浙江杭州 310018）

1 彭紹升哲學思想概述

彭紹升（1740-1796），字允初，號尺木，又號二林居士、知歸子，法名際清。于清代初年出身于蘇州有第一望族之稱的長洲縣彭氏家族，其家族素有科舉世家、積善世家的美譽。乾隆二十六年，舉進士，但是卻辭官不做?；丶液笞x宋明理學、學道家之術，二十九歲時讀佛書，歸心佛法，提倡凈土實修，自號“知歸子”。彭紹升通曉宋明理學，精于古籍古文，在皈依佛門后又精研了各類佛典，取得了豐富的學術成就，留下了大量的佛學理論著作。同時，彭紹升積極將佛家“因果報應”、“六道輪回”，以及儒家的“達則兼濟天下”的理論付諸于實踐，非常關心民生和慈善事業，為弱勢人群提供了實實在在的幫助，也在民間厚植了佛教的群眾基礎。

2 彭紹升哲學思想的主要貢獻

2.1 大力倡導儒釋融合

彭紹升早年歷經科舉考試的磨難和坎坷，顯現出淡薄功名的性格特點?；丶乙院?，彭紹升專心于儒學，“讀宋明諸老先生書，始毅然以圣人為必可學而至”[1]。后來又入道家，不久又轉而歸心佛學，可以說，他的思想經歷了儒釋道三家，最終提出了“以釋混儒”、“舍欲言理”的學術主張。在彭紹升的佛學思想中，調和儒釋是其精華所在。彭紹升在讀宋明理學時，以程顥、陸九淵、王陽明等人“證之佛氏，往往而合”[2]，找到了儒學與佛學的相通之處，并為此專作《一乘決疑論》，以先破諸人排佛之說，再立自己儒佛相通之見。他通過論證儒釋皆講禮義、儒佛皆講因果、儒佛出世與入世相通，形成了兼有佛學意愿與入世關懷的思想體系，在秉持儒家思想的同時，通過舉“近取會”以周窮乏，舉“潤族田”以贍貧族等入世的方式，把佛學思想帶入現實社會。

2.2 取得豐富學術成就

彭紹升才華甚高，著作頗豐，在儒釋兩界都有深入的研究和獨到的見解，其佛學著作主要有《二林居集》、《一行居集》、《念佛警策》、《凈土圣賢錄》、《居士傳》、《善女人傳》等，都為弘揚佛法、開示信眾等都起了重要的作用。與此同時，彭紹升的儒學功底也是相當了得，其所著《讀陸子書》、《讀王子書》、《論語集注疑》等文章也說明，他并沒有因為皈依佛教而荒廢儒學，且對陸王之學尤其偏好。值得注意的是，彭紹升在涉及人物事狀的學術著作中，體現了獨到的史學編撰思想，記載方法十分科學而簡明，頗得史法，能夠廣泛搜集利用資料、深入采訪當地群眾、注重口述材料的獲取。如彭紹升所著《二林居集》中，有關大臣的事狀記載十分詳實扼要，頗有太史公的風采，以至于后世的一些史學著作對彭紹升的書籍內容和風格多有借鑒。如江藩的《宋學淵源記》，就是在彭紹升《二林居集》的有關記載基礎上寫成的。

2.3 積極投身慈善事業

與一般佛教居士不同，彭紹升并未因皈依佛門而“淪心禪寂，獨善其身”[3]，反而更加關注民生事業，成為當時江南地區著名的慈善家。彭紹升在長輩創立的惜字會和放生會的基礎上，又根據實際需要創立了為貧人施舍棺木的施棺會和為寡婦提供救助的恤嫠會。到了乾隆四十二年，彭紹升將惜字會、放生會、施棺會、恤嫠會四大善會整合為近取堂，在原來各會職能的基礎上，兼行施予僧人飯食、刊刻佛經、施醫施藥等善舉，成為了一個綜合性的慈善組織。在近取堂之外，彭紹升對困難人群還提供了一系列諸如“平糶”、修橋、筑路以及收埋無名尸骨臨時救濟措施，既顯示了彭紹升借助佛教因果報應說，積德行善的佛家思想，又體現了他“達則兼濟天下”的儒家情懷。除了惠及公眾，彭紹升還仿照范仲淹義莊制度，設立了面向彭氏宗族的救助機構“潤族田”，用于保障族人生活，這也充分體現了彭紹升作為一名理學家，其內心根深蒂固的宗族觀念。

3 彭紹升哲學思想對于后世的歷史意義

3.1 有力地推動了文化融合

清朝統治時期，民族融合、民族交往的力度不斷加大，程度不斷加深。民族的融合必然帶來文化的融合，在這個時期，佛教以潤物細無聲的方式滲透到中國文化之中，得到了上至皇帝貴族，下至普通百姓的認同。以彭紹升為代表的主張儒釋融合的學者，在推動儒釋調和方面，也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以最被儒者所詬病的出世思想為抓手，不但在理論上主張佛教與儒學一樣具有入世思想，而且還通過各項實實在在的慈善活動將佛教的入世思想付諸實踐。在這個過程中，盡管彭紹升所做善行的目的是為了“與會弟子及受助之人皆盡回向同生西方凈土”，是出世的，但它通過扶貧濟弱產生的社會效果卻是入世的，從而使佛學思想具備了強大的民意基礎，與儒、道一起構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內容。

3.2 為后世留下豐富史料

彭紹升出身名門望族，從小飽讀圣賢書，辭官后又先后改習道家，研讀佛書，其學問融合儒釋道三家，作品范圍也廣泛，不僅有佛教著作《無量壽經起信論》，《一乘決疑論》，《居士傳》，《善女人傳》等，還著有儒學典籍《二林居集》二十四卷，道教書籍《關帝全書》。這些著作對清代學術具有十分重要的影響，成為后世文人著書立傳的重要參考材料。如，儒學典籍《二林居集》對于江藩的《宋學淵源記》和阮元的《儒林傳稿》具有深遠影響，是后者得以成書的基礎資料。又如《居士傳》和《善女人傳》在首開宗教為信徒立傳的先河，反映了佛教對當時社會的強大影響，也為后人提供了有益的借鑒。以上種種，無不反映出彭紹升在學術著作上的巨大成就，以至于梁啟超曾專門為此評論：“佛學為晚清思想界一伏流，并由居士為主導，而彭紹升則是開此股伏流的最早的居士?！盵4]這不僅是對彭紹升的贊賞，也體現了他的著作對于清代思想文化的影響。

3.3 以實際行動勸導人心向善

彭紹升以畢生精力堅持行善，對彭氏家族的后人也產生了積極的示范作用。彭紹升死后，彭氏家族涌現出彭希洛、彭祝華、彭蘊章、彭翊、彭慰高、彭福保等人也積極繼承彭紹升的遺愿，熱心于公益事業。當時的“吳門第一善人”潘曾沂也受到彭紹升行善思想影響，效仿彭紹升在災荒之年以“平糶”的形式向救濟災民。后人曾這樣描述彭紹升與潘曾沂二人：“潘公一生行為作事，說之不盡，大約與當年彭四少爺（彭紹升）先生相像，早年看破紅塵，長齋奉佛?！盵5]同時，彭紹升對于當時其從事慈善事業的領路人袁黃十分敬重，面對當時世人對袁黃的非難，旗幟鮮明地予以駁斥：“或疑了凡喜以禍福因果導人，為不知德本，予竊非之?！剂朔残惺?，其始蓋亦因欣羨而生趨向者，乃其后遂若饑食渴飲之不可缺焉。何其誠也！”[6]以自己的影響力和公信力為袁黃正名，在當時社會營造了鼓勵人們多行善、行真善的良好風氣。

4 結束語

綜上所述，在彭紹升那里，歸心凈土的出世思想與關懷民生疾苦的入世思想是并行不悖的。這里面，既包含了他早年受儒家思想熏陶而形成的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感，也是佛教在本土化進程中由出世轉向入世的精神在他身上的體現。彭紹升儒釋融合的思想從理論上消除了歷史上由來已久的儒釋之間存在的出世與入世的隔閡，并以自己熱衷公益的實際舉動予以了充分的驗證，是佛教中國化的踐行者。因此，我們對于彭紹升的佛學思想與慈善活動應該聯系起來看，而不應分割開來看。因為他從事慈善事業的根本目的是為了踐行他的佛學思想，為的是使受助之人及其自己皆盡回向西方同生凈土。兩者的關系是思想決定行動，而不是并列，更不是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