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北大理課男的音樂情緣

吳剛

北大是一個神奇的地方，我在那里遭遇了古典音樂。

音樂與我，注定纏繞一生

這幾日大雪封門，難得工作上暫時清閑下來。哪兒也去不了，干脆躲在家里聽聽莫扎特，圍爐等雪化。

算起來我在海外已經度過了三十多個冬天了。離開祖國已久，對很多人和事的印象都模糊了，但有些記憶卻越來越明晰、越來越深刻。我生命里有許多的第一次都始于北大，且多少都與音樂相關，即便后來足跡遍及四大洲，燕園、音樂與我如同風、線與風箏，注定纏繞一生。

音樂一響起，便觸摸心靈

第一次聽交響樂是在北大燕南園57號馮友蘭先生家。記得那是四十多年前的一個下午，我去馮老先生家串門。馮友蘭先生的孫子馮岱是我的好朋友，他告訴我說有位親戚剛從海外帶回一張唱片，讓我一起聽聽，我說好。

音樂一起，我便再也回不去從前了。

我是聽著樣板戲和革命歌曲長大的，“文革”中跟小伙伴們一起偷偷唱過《外國民歌200首》，也基本都是些蘇俄民間小調。這張唱片是捷克作曲家德沃夏克的《自新大陸交響曲》，最先飄進我耳朵的偏偏還是第二樂章那段訴說著德沃夏克哀傷鄉愁和對伏爾塔瓦河畔故鄉無限思戀的《念故鄉》。

原來音樂可以如此直接觸摸人的心靈??！

那是得意張揚的青春時刻

雖然我一直對文科很感興趣，但考大學的時候，父母不愿我學文科，非逼著我考理科，還用那句“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的名言勸我。父親的專業是數學，母親是化學，我那時候叛逆，不愿走他們的老路，便選了物理，最后考上北大78級地球物理系，讀大氣物理專業。這么說來，我們家“數理化”就齊了。

那時的北大真是一個創造歷史的神奇之地。我第一次在校園里舉著火把通宵游行是1981年3月20日，因中國男排逆轉戰勝了南朝鮮隊，獲得了世界杯參賽權。那次電視現場直播因為中央電視臺衛星租用到期信號中斷，焦慮等待結果的同學們從收音機里得知中國隊轉敗為勝，激動地沖到校園里連夜歡慶。大家點著笤帚當火把，敲著臉盆當鑼鼓，在校園中游行，“團結起來振興中華”這個口號就是那時候叫出來的。

這個即興事件成了當時激勵全國人民奮進的時代契機。國內一批作曲家瞿希賢、谷建芬等來到北大采風，創作新曲，北大還與中央電視臺聯手舉行了一場名為“五月的鮮花”校園音樂會，并拍成音樂記錄片在電視臺播放。有一段歌詞至今我還記得很清楚：“我們是黃河的兒女，腳下的土地是我們的家。要在這里舉起旗幟，要在這里奮勇進發，團結起來振興中華?！?/p>

我第一次進人民大會堂是作為北大愛樂者合唱團的一員，參與北京高校合唱團在人民大會堂的演出。后來我去過無數劇院，但人民大會堂的音響效果到現在仍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記得演出前一天我們去走臺，萬人大禮堂里僅有寥寥幾個工作人員，當絢爛的五星頂燈亮起， 楊鴻年手中的指揮棒輕輕滑下，又猛然一收，我們這些年輕的合唱隊員的第一個合聲“啊”在空曠的大廳中回響，那情景令人振奮，至今仍歷歷在目，音猶在耳。

我們不僅在學校唱，在人民大會堂唱，還到大自然去唱，于是便有了我人生的第一次“刷夜”。那次，我叫上了一個手風琴拉得不錯的高中同學，還有中文系、計算機系、物理系、經濟系的幾個同學，一起去圓明園廢墟上點著篝火徹夜歌舞。我還和同學們一起平生第一次爬上尚未修繕的古長城，面對斷壁殘墻、清風皓月盡情歡唱。

現在回想，我們這代人后來無論在國內還是在海外都跟中國一起成長，大家合力把中國從一個封閉的社會變成今天世界經濟最有活力的地區。雖然我們青春已逝，但“團結起來振興中華”的確是在我們這代人的青春里實現的。

北大校園學習氣氛濃厚，同學們的大部分精力都在專業課學習上，大多過著兩點一線的簡單生活。但興趣的火種是壓抑不住的，我的文科情懷不但沒有消散，反而變得更為濃厚，不僅參加了校合唱團，還成為五四文學社中為數不多的理科生之一。

我第一次看大海，也是在北大讀書時。

1980年夏天，北京市團委組織了一次夏令營。北大去了十幾個學生，由中文系77級孟曉蘇帶隊，我也有幸位列其中。在夏令營里，我跟中央音樂學院歌劇系的學生劉克清、王憲生結為好友，一起在北戴河邊逐浪放歌。當時唱的是歌劇《波西米亞人》里男主人公魯道夫的詠嘆調《多么冰涼的小手》，引得同團的女生們頻頻側目，那是三個年輕人得意張揚的青春時刻。

多年以后，有一次在意大利米蘭的斯卡拉歌劇院，聆聽中國著名指揮湯沐海指揮羅西尼歌劇《奧賽羅》，在演出結束后的酒會上我竟與劉克清不期而遇，談起當年北戴河的海風、白浪和放歌，我倆都唏噓不已。風箏以為自己脫離母體日久，追求自由飄蕩，殊不知那根隱形的線猶在，才能牽絆出種種因緣際會。

一個小磚頭錄音機，聽得如癡如醉

20世紀80年代初，社會日益開放，校園氣氛也變得活潑起來。在北大的大飯廳，我第一次跳了交誼舞。當時的大飯廳（現在的百年大講堂）沒有桌子，一到周末，大家就在那里跳當時流行的三步四步舞。在施特勞斯的圓舞曲中，藍衣藍褲的少男少女翩翩起舞，真是饒有情趣。

同學中開始有人穿喇叭褲，聽鄧麗君的歌曲，但我聽的更多的還是古典音樂。自燕南園受德沃夏克啟蒙后，我就開始找一切機會接觸古典音樂?？歼M北大后我住在41樓，跟系里幾個愛樂的同學如張啟東、譚曉光都交往甚密，我們幾個手頭略微攢點錢，就跑去王府井八面槽買原版磁帶，商量好分別買不同的，回來互相交換著聽。

磁帶五元一盤，父親每月給我25元生活費，一兩個月能攢出一盤磁帶的錢。我買了個120元的小磚頭錄音機放在宿舍里，一遍一遍聽得如癡如醉。張啟東那時候癡迷指揮，經常晚上對著錄音機練習，仿佛面前是齊整的樂團，等待他發號施令，后來他如愿成為北大愛樂者合唱團的指揮之一，也不枉心中夢想。

我第一次聽國際著名交響樂團的演出也是在北大期間。1979年，小澤征爾攜波士頓交響樂團在紅塔禮堂演出，我和另外一個同學挖空心思到處弄票，費了很大力氣也一無所獲，于是早早就在紅塔禮堂門外癡癡地等他人退票，居然等到了，票拿在手里，心怦怦直跳，不敢相信這是真的。

那天的音樂更讓人難忘，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響曲》在小澤征爾那魔幻的指揮棒下，被演繹得深沉而絕望，尤其大號的聲音，在我耳邊縈繞許久。有位作家形容看過小澤征爾的演出后，“你從紅塔禮堂進去可能還是一個舊時代的人，出來時你已是一個新人?！?/p>

因為愛樂，我一生交到的朋友數不勝數

冬去暑來，近四十年過去了，我在青春里的音樂萌芽非但沒有在俗世中消逝，對音樂的熱情反而越來越濃厚?，F在有能力到金字塔尖去全球追星了，但我仍像那個在燕南園斗室里偷聽唱片的懵懂少年，不時為受到音樂的觸摸而顫抖、驚喜。今天，世界對中國的認識仍然片面，而音樂是宣揚中國文化的那個智慧的切入口，在工作之余，我投入了很多精力在中國音樂的海外推廣上。

這些年我一直在支持被多明戈譽為“近年來罕見的男高音”的中國男高音歌唱家范競馬。2014年5月，作為主要贊助人之一，我策劃了范競馬在紐約卡耐基音樂廳的“國風雅歌”音樂會。這些年，為了向全世界展示真正能夠代表中國文化和中國人文情懷的音樂，范競馬一直在推廣“國風雅歌”，由作曲家鄒野用西方古典音樂的表現手法改編，經范競馬用純正的美聲唱出，讓許許多多的歐美觀眾感到新奇和震撼。

因為愛樂，我這一生交到的朋友數不勝數。有一年去臺灣，一個朋友帶我去臺北101大樓的誠品書店參觀，他知道我喜歡音樂也喜歡旅游，專門給我推薦了一本叫《音符上的奧地利》的書，講的是古典音樂及相關音樂人和奧地利人文地理的關系，我很喜歡，當時就記住了作者的名字“劉雪楓”。后來，我隨范競馬的“國風雅歌”團隊去歐洲巡演，在奧地利林茨的多瑙河畔，我見到了“國風雅歌”藝術總監劉雪楓，突然想起那本書的作者名字，一問才知果然就是他。原來劉雪楓是北大79級歷史系畢業，只是我倆在學校時并不認識，隨著聊天話題的深入，我倆就此結為好友。后來，我跟隨劉雪楓在德國拜羅伊特聆聽瓦格納，在阿爾卑斯山脈的小山村參加舒伯特音樂節，在奧地利湖邊探訪馬勒的小屋，在俄羅斯的白樺林中探尋柴可夫斯基的蹤跡。離開北大三十年后，為了同一個夢想，兩個風箏在風中相遇，真可謂奇妙的緣分。

多年前在科羅拉多，歌唱家田浩江就和我相識了，他現在在教外國人唱中國藝術歌曲。2005年，譚盾和張藝謀在紐約大都會歌劇院合作了一場由多明戈主演的歌劇《秦始皇》，策劃排演的過程我也參與其中。和許許多多的北大愛樂人一樣，在維也納、在紐約、在普林斯頓、在耶魯、在休斯頓、在柏林、在德累斯頓……在世界各地，為將中國的音樂文化介紹給世界各國的朋友，我們作為幕后推手，盡己所能奉獻著心力。

風起，箏飛，因北大而在。一生都能與音樂同行，與北大結緣，幸甚至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