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后的桂北災荒與桂北武裝起義

唐軍富

（八路軍桂林辦事處紀念館，廣西 桂林 541001）

在影響中國歷史長河向前發展的各項要素中，災荒應當說是一個重要的緣因。在中國歷史上，持續不斷的農民革命運動，其背景幾乎都有災荒的誘因。同樣，在新民主主義時期中共領導的各地武裝起義中，大多有災荒的影響。中共籌劃的桂北武裝起義也毫不例外。1945年8月桂北光復至1947年7月，可以說是中共領導的桂北武裝起義的準備時期?？箲饎倮?，中共桂北地方黨組織根據中共中央和中共廣西省工委的指示，一方面爭取和平，防止內戰，另一方面深入城鎮鄉村，為武裝起義做細致的組織發動工作。隨著全面內戰的爆發和人民解放軍的戰略反攻，以及桂北一帶社會、階級矛盾的激化，中共在桂北發動武裝起義的時機成熟。在促使桂北武裝起義的時機成熟各種因素中，抗戰勝利后桂北一帶頻繁而慘烈的災荒，無疑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

一、持續的災荒，導致社會秩序混亂，為桂北武裝起義爆發的提供了客觀條件。

對于武裝起義或者革命運動而言，其爆發之地不是隨便選擇的，而是各種外在的、內在的主客觀因素的綜合考慮。換句話說，只有爆發之地各項要素具備，武裝起義或革命運動才有可能在當地發生。作為解放戰爭時期中共領導的廣西各地武裝起義的重要組成部分的桂北武裝起義，就是因為桂北各地，特別是靈川、全縣、灌陽三縣，具備發動武裝起義的有利條件。而抗戰勝利后持續的災荒，在某種程度上，是中共選擇在桂北發動武裝起義所考慮的客觀條件之一。

侵華日軍自1944年第二次入侵廣西后，桂北淪陷近一年之久。日本侵略者在桂北的燒殺搶掠，無惡不作，給桂北人民的生命財產帶來了深重的災難。據史料記載：全縣在淪陷前有36萬余人，戰后只剩下29萬余人。靈川縣淪陷前有13萬余人，戰后僅剩下1萬余人。灌陽縣在淪陷期間，被日寇殺害2077人，受傷5469人，染病死亡2371人，財物損失83億多元。日軍對桂北各縣的掠奪與破壞，以及勞動力、糧食、農具、耕牛的損失，使抗戰勝利后，桂北各地的勞動力、工具等匱乏，極大地制約了糧食生產耕播。同時，日軍敗退，“桂北全縣，興安一帶，當收復國軍過境時，對軍糧補給，亦至繁重?！睂е隆懊耖g多數已無余糧?！盵1]這些因素，為抗戰后的桂北的嚴重災荒埋下了伏筆。

抗戰勝利后，光復后桂北千瘡百孔，廣大的農村一片凄慘景象。歷經劫難的桂北人民迫切希望休養生息，恢復經濟。然而，從1945年開始，桂北各地發生嚴重水、旱、蟲災害，糧食減產。靈川在1945年發生旱災，1946年初又遭蟲害，稻谷收成比正常年份減少78%。1946年，灌陽“春季山洪爆發”導致“禾苗多被淹壞，”進入夏季，遭逆風肆掠，又生“白穗蟲災，禾苗被蝕無收?！盵2]整個灌陽縣90%以上的土地受災，有的村莊顆粒無收。興安縣也連遭2次水災、旱災及風災，蟲害。糧食減產達正常年份的79%。1946年夏秋兩季，廣西各縣遭蟲災，尤以桂北的“靈川、興安、全縣、灌陽等縣所受蟲災最甚，白穗滿田，顆粒無收?！盵3]嚴重的自然災害使桂北各縣在1946年出現了空前未有的大饑荒。全縣（全州縣）光復時有人口29萬，饑民則有8萬多人，8600人因饑餓死亡。靈川饑民8萬5千人，占全縣總人口的70%。興安有饑民萬余人。死亡率最高的是公路兩旁的鄉村，平均每村差不多三分之一的人死亡，多數因饑餓而死。之所以公路沿線饑死者多，與前述的侵占桂北的日軍搶掠和光復時國民黨軍隊強征軍糧有著密切的關系，因為無論日軍的搶掠還是國民黨軍隊的強征軍糧，首當其沖的是公路沿線的村莊，因而遭受的損失更為嚴重，也更容易挨饑餓的威脅。繼水旱蟲風災之后，接踵而來的是大規模傳染疾病的流行，從1946 年春夏起, 瘧疾、天花、霍亂等傳染病席卷桂北各地。灌陽縣因瘧疾流行, 1300人死亡。靈川縣災民中，50%患有瘧疾。全縣(全州縣)的患病人數達9萬多人，從1946年3月到7月，該縣因患病而死亡的人數逐月增加，共有22571人病死。其中萬一鄉仁山村原有56人，死亡52人，一個小屯子的村民全部死光。

災荒給桂北各地社會經濟和人民生活帶來嚴重影響，大批農民傾家蕩產，廣大群眾全賴草根樹皮為生，窮苦度日。災荒使土地兼并之風日盛，成為土地集中的杠桿，也使高利貸剝削嚴重。一些自耕農為了生存，被迫低價出賣自己少得可憐的耕地，地主乘機大量兼并土地，使桂北一帶的大量土地迅速集中到地主的手中。例如，1947年全縣大西江鄉一位大地主占有耕地3000多畝，其中2500多畝是抗戰后桂北災荒中從農民手中賤價掠奪來的。在灌陽縣，地主富農僅占全縣總人口的8%，卻占有70%左右的耕地。貧苦農民約占總人口的70%，只占有少得可憐的耕地或者根本無地。同時，地主豪紳趁人之危，進行高利盤剝。農民借地主的債，利率為本金的一倍至二倍。在全縣，春荒時農民向地主借谷一擔，秋收后則要還本息五擔之多。同時，嚴重的災荒造成國民黨廣西桂系在桂北苦心經營的農村基層組織遭到破壞。因為鄉村實現經費獨立，鄉長、村長由選舉產生，縣政府只給予適當的補助。災荒使鄉村賦稅銳減，經費困難，影響到鄉村行政人員的生活。收入的減少使一些選出鄉長不肯上任，甚至有的村長為生活所迫，不得不外出逃荒討飯，從而極大地削弱了國民黨廣西桂系對農村的控制力。

在嚴重災荒之下，桂北各地處于人心浮動和社會動蕩之中。受災和失地的農戶除了淪為雇農外，更多的是失業，成為饑民和流民。這為中共領導的桂北武裝起義的發動提供了客觀的外在條件。1947年4月，在中共廣西省工委為發動武裝起義而舉行的準備會議上，之所以確定將桂北列為廣西全省武裝起義的戰略之地。其中一個重要考量就是 “災荒嚴重，”桂北各縣“許多老百姓去年十一月就沒有米吃了?！盵4]針對桂北災荒引起饑民眾多，農民失地及高利貸剝削嚴重等情況，桂北武裝起義爆發之初，起義隊伍提出“反對納糧納稅，向政府要飯吃?！薄皬氐讓崿F耕者有其田及減租減息！”等口號。起義軍采取的首要行動就是破倉分糧。靈川起義部隊占領靈田鄉后，將國民黨靈田鄉公所糧庫的幾千斤面粉和大米全部分給了貧苦農民。全（縣）灌（陽）起義部隊則將當地大地主的糧倉打開，讓周邊的饑民來分糧。起義隊伍的口號和破倉分糧的行動，贏得了人民群眾的支持與擁護，隊伍得到了發展和壯大。而災荒導致的國民黨廣西桂系的鄉村基層組織的渙散，非常有利于桂北武裝起義的秘密準備和突然發動。就連國民黨廣西桂系的官員也承認災荒是桂北武裝起義爆發的原因之一。國民黨廣西第八行署專員陳恩元就認為：“桂北不幸，災禍頻仍，自光復以迄于今，凋敝日甚……老弱死于溝壑，杰驁乘機思逞，亂機之伏已非一日?！盵5]陳恩元的話可以說是災荒與桂北武裝起義之間關系的最好注腳。

二、災荒救濟的腐敗，內戰的投入及通貨膨脹，激化了階級矛盾，構成了桂北武裝起義的群眾基礎。

從理論維度和歷史上正面事例的來說，災荒發生后，為防止社會秩序動亂，維護社會的穩定，作為整個社會群體中的統治階層，就需要通過一定的主動行為來規范控制脆弱的社會系統，通俗地說，就是采取各種賑災濟荒的措施，確保災民得到及時有效的救濟，最大限度減輕災荒對當地社會和民眾的影響。然而，縱觀國民黨廣西桂系在桂北、乃至整個廣西的救災行動，更多的是一種口號，而不是災民是否實實在在地得到恩惠。桂北的災情和災民的困苦不但沒有緩解，相反，國民黨廣西桂系不注重救濟幫助災民，而是緊緊跟隨國民黨蔣介石集團的反共政策，將主要精力投入到反共反人民的內戰之中。而且對民眾橫征暴斂，野蠻掠奪。再加上人為造成的通貨膨脹和救濟過程中的腐敗，以及當地一些官僚、地主、奸商趁機囤積糧食，牟取暴利，大發戰爭之財等等。所有這些，將災區苦難的災民推到了悲慘的境地，激化了社會矛盾，災民自發的起來開展反抗斗爭。其中最具標志性的事件就是震動廣西全省的全縣、灌陽爆發的搶米搶糧運動。

實事求是的說，災荒發生后，國民黨廣西桂系集團為維護統治秩序，采取了一些措施救濟災民。例如頒布糧荒救濟緊急辦法，成立廣西省救災運動委員會，主任委員由國民黨廣西省主席黃旭初擔任，在桂北各縣設立分會。善后救濟總署廣西分署也在桂北各縣設置事務所，與各縣救災運動委員會分會共同開展救濟災民的工作。然而，為了全力“剿共”和進行內戰，國民黨廣西桂系將大部分財政支出用于軍費，因而用在災區救濟的支出也就少得可憐。例如，1946年廣西縣市一級地方財政預算安排中，社會救濟支出為 25584萬元，僅占整個財政總支出的 1.2%；到1947年，所占比例雖略有提高，也只占財政總支出的1.77%。與此同時，為維持龐大的軍費開支，國民黨廣西桂系想法設法征收各種費用。如1947年10月，“以本省勘亂需費浩繁”為由，向各縣各團體及殷商富戶“征借緊急保安費?！盵6]還不顧災區民眾的苦難，強奪民糧，橫征苛捐雜稅。1946 年10月，廣西全省恢復田賦征借制度，如不按期繳納，則加征“滯納費”。更離譜的是，1947年11月，還發布命令追繳1941年以來欠交的田賦，包括1944年至1945年度，侵華日軍占領桂北等地期間的田糧賦稅也須補交。

在救災過程中, 貪贓枉法和腐敗，使桂北災荒的嚴重程度進一步加深。一些負責救濟的地方官員想方設法克扣賑款賑糧，大發災難財。靈川縣忠義鄉的副鄉長，就利用分發當地災民的救濟面粉的機會，每個災民少發四兩至六兩。1946年9月, 善后救濟總署廣西分署分配給資源縣救濟面粉200 石, 前來桂林領取的當地負責人將面粉領出后，私自賣出150石牟利，根本不管災民的死活。如此一來，救濟款和糧食到災民手中所剩無幾。最典型的例子是全縣永歲鄉，共發放賑濟糧3次，共39195斤，每個災民可以分得8斤半，但實際上災民到手的只有2斤1兩。救濟款和糧食下發到桂北各鄉鎮、村街后，鄉鎮和村街的管事者互相勾結，貪臟枉法，虛報冒領。一些官員懶政，怕辛苦不愿深入調查災民情況，做到精準救災，而是以鄉村為單位，將急賑的糧食平均攤分，鄉公所則不分貧富饑餓，一律發放，致使急需、真正的災民得不到救濟，不需救濟者反而獲利。

當廣西城鄉，特別是桂北各地普遍陷入災荒時，國民黨政府為支撐內戰，濫發貨幣，實行通貨膨脹政策。而國民黨桂系統治下的廣西，貨幣過多，幣制混亂。貨幣有桂鈔、金圓券、關金票等。造成廣西各地物價飛漲，經濟迅速惡化。以桂林市米價上漲情況為例，1945年7月桂林光復時，100市斤米價為法幣2000元，11月為5000元，1946年2月則跳到22000元，1947年1月是43300元，到1947年7月桂北武裝起義爆發時，100市斤米價達到驚人的10.86萬元，兩年的時間，桂林市的米價竟然漲了54.3倍。在暴漲的米價面前，桂北各縣的一些官僚、地主和奸商為牟取暴利，置饑腸轆轆的災民于不顧，大肆搶購糧食，運到桂林高價出賣。通貨膨脹、米價上漲，官僚、地主和奸商對糧食的囤積搶購，使災民在死亡線上掙扎。

萬般無奈的災民，為了活命，不得不自發組織起來斗爭，進行搶米搶糧。1946年2月22日，桂林市東江區災民5000余人到國民黨廣西省政府、桂林市政府請愿，要求救濟。1946年4月，國民黨全縣稅務局長蔣廷莊搶購到一批大米，準備偷偷運到桂林出賣以發橫財。運輸途中被饑民發現攔截，饑民要求評價出售。蔣廷莊倚仗權勢，叫來警察，企圖強行驅散阻攔的災民。結果激起了在現場的饑民的憤怒，大家一擁而上，將大米搶光，連維持秩序的警察也趁亂將米扛走。這是全縣饑民的第一次搶米運動。在隨后的5月，全縣饑民還開展了兩次搶米運動。1946年6月，灌陽縣的饑民在縣城南門阻止貪官、奸商外運糧食，并將船上滿載大米全部搶光。饑荒和災民的自發搶米風潮，充分顯示了桂北人民的抗爭精神，促進了桂北人民的覺醒，客觀上為即將到來的桂北武裝起義孕育了社會和民眾條件。

三、中共對搶米運動的領導，擴大了中共在桂北的影響力，為桂北武裝起義作了思想上、組織上的準備。

1946年4月至6月，桂北全縣、灌陽爆發的搶米運動，是桂北嚴重的災荒、腐敗、國民黨廣西桂系致力于內戰等多重因素疊加下，走投無路的民眾被迫的反抗。在這場搶米風潮中，中共桂北地下黨組織全力支持、領導饑民的搶米搶糧行動，將這場最初自發的搶米搶糧活動轉化為有組織、有計劃的群眾性的斗爭。與遍及廣西、以及國民黨統治區的群眾抗捐、抗糧、抗租的斗爭相呼應，構成了反對國民黨統治的第二條戰線。

全縣第一次搶米運動發生后，國民黨全縣縣政府下令縣城三街的街長逮捕搶米的饑民。中共全縣地方黨組織通過秘密控制和影響的省中、國中、桂師等校友會組成的聯合校友會，邀請三街的街長開會，表示對饑民搶米行動的堅決支持，會上成立“全縣人民救災委員會”，進步青年王新國為救災委員會主席。救災委員會下設宣傳、行動兩個組。宣傳組的負責人是中共黨員。救災委員會開展宣傳活動，組織饑民攔截糧食外運，在縣城張貼大量標語，提出“嚴懲發饑荒財的不法奸商”等口號。在強大的壓力下，國民黨全縣縣政府懲辦搶米饑民的命令不得不偃旗息鼓。然在此時，在國民黨廣西省政府任職的一位主任對救災委員會的警告置若罔聞，到全縣搶購糧食，存放在全縣上碼頭租的一間店面，準備外運?！叭h人民救災委員會”得知后，發動饑民前往店面，與之協商，希望低價出售救濟災民。后大批災民趕來，將店內的大米搶光。面對眾怒難犯的災民，前來制止的警察無能為力。全縣的第二次搶米斗爭取得了勝利。

救災委員會加強對奸商倒賣糧食行為的監視。全縣的大地主、大惡霸蔣余蓀開了一間糧店，災荒期間，專門從事搶購糧食運到桂林高價出賣，因而是救災委員會重點關注對象。全縣二次搶米運動后，蔣余蓀表面上規規矩矩，暗地里將糧食偷運出全縣，大發饑荒財。1946年5月中旬，救災委員會偵知他有一車面粉運往桂林，便發動群眾在縣城的十字街將其阻攔，從而爆發了群眾規模最大的第三次搶米運動。蔣余蓀帶一批打手來嚇唬群眾，嚇唬不成，縣警察局派一隊警察前來鎮壓，抓走三名骨干成員，這使群眾的怒火更加高漲。在中共全縣地方黨組織的動員、領導下，一千多名饑民涌到國民黨全縣縣政府，要求放人。饑民用磚瓦與持槍的警察在縣政府大門對峙，最終迫使國民黨全縣縣政府釋放被捕人員，將蔣余蓀的面粉救濟災民，答應不追究搶米事件。

桂北的灌陽縣也是饑荒的重災區，災荒嚴重。然國民黨灌陽縣黨部書記長等貪官勾結奸商，搶購大批糧食外運。為此，中共灌陽縣地下黨多次召開會議，“確定了先阻，阻不住就搶的策略?！盵7]并組建外圍組織“灌陽工作委員會”。具體負責灌陽縣饑民的阻米、搶米運動。1946年6月12日，貪官、奸商裝了將近2萬多斤的三船大米，停泊在縣城南門碼頭準備外運牟利。中共灌陽縣地下黨得知后，秘密發動灌陽中學師生、縣城及附近的村莊的饑民封鎖碼頭，阻米外運。同時派饑民代表到國民黨縣政府請愿，提出阻米外運，救濟災民等要求。但國民黨縣政府不予理睬，還派出警察護衛米船，威脅封鎖碼頭的饑民和師生。饑民和師生怒不可遏，一擁而上，將三船大米全部搶光。

中共桂北地下黨組織領導的搶米斗爭，在民眾的支持下取得了勝利，這一勝利擴大了中共在桂北的影響力和號召力，造就了桂北武裝起義甫一爆發，民眾踴躍參加，隊伍發展迅速的社會心理支柱。這是因為搶米斗爭的勝利使桂北的一些災民不僅獲得了賴以生存的糧食，而且思想覺悟得到了提高，認識到中國共產黨是為民眾謀利益的，明白了阻米、搶米的勝利是“依靠自身力量所獲得的，” 而不是“什么菩薩、佛祖、財主、善人的‘恩賜’?！盵8]同時，阻米、搶米運動是順應民心所向的正義行動，得到社會輿論、地方各階層人士的同情、支持，以及民眾的擁護。因此，搶米斗爭結束后，國民黨桂林專署派人追查組織、領導搶米風潮的中共地下黨員和進步青年時，“地方人士以彼輩多優秀有為……多有從而愛護之?！盵9]陳恩元更是抱怨“全（縣）灌（陽）兩縣米案，政府處之從寬，而地方父老尤有微詞，對事實既不加以考察，對亂黨并欲加之庇護?！盵10]另外，更重要的方面就是：搶米運動豐富和鍛煉了中共桂北地下黨組織的斗爭經驗和組織動員群眾的能力，傳播了革命思想，這對后來桂北武裝起義的發動是一個難能可貴的實戰演練。就連國民黨桂林地方官員也認為中共在醞釀桂北武裝起義的過程中，全灌搶米運動是一個重要節點：“全灌兩縣先后發生阻米風潮，均由匪（共）黨利用時機從中鼓動饑民……演成混亂局面，幾至不可收拾”。[11]正是中共桂北地下黨組織的周密籌劃，策略得當，引導群眾的斗爭熱情，加強對搶米運動的領導，最終贏得了全（縣）甫灌（陽）搶米運動的成功?？梢哉f，全（縣）灌（陽）搶米運動是桂北武裝起義的真實預演和先聲。

總的說來，抗戰后的桂北嚴重的災荒，是自然和人為因素造成的。災荒引發的社會危機和動蕩、基層組織的渙散及搶米風潮，與中共領導的桂北武裝起義有著顯而易見的關聯。中共桂北地方黨組織在搶米運動中的成功領導和可圈可點的表現，無論是在思想上、組織上，還是干部隊伍上為桂北武裝起義準備了條件，而搶米運動中的成功，增強了其發動桂北武裝起義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