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蒙古舞劇、音樂劇音樂創作面面觀

（內蒙古自治區藝術研究院 呼和浩特 010010）

今年是改革開放的第四十個年頭，40年在歷史長河中只是短暫的一瞬，而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上，在內蒙古自治區藝術發展史上，卻是濃重的一筆。它開創了草原文化藝術展示自我的巨大空間，記錄了改革開放的春風給草原文化藝術領域帶來的巨大變化。這一時期，一些藝術門類的創作煥發出勃勃生機，一些藝術品種從無到有填補了空白。作為舞臺藝術領域中大型多聲部音樂創作的重頭戲——內蒙古舞劇、音樂劇的音樂創作，自然反映出改革開放的累累碩果。

在改革開放之前，內蒙古老一代的音樂家、舞蹈家們，一直在努力追求屬于內蒙古草原自己的舞劇和舞劇音樂藝術。1963年自第一部大型民族舞劇《烏蘭?！罚ǘ耪字?、明太作曲）上演，開啟了內蒙古舞劇創作的先河。但之后創作的舞劇能成功上演的卻是寥寥無幾。特別是20世紀60年代到改革開放前的1978年，舞劇創作幾乎陷于停頓。臨近改革開放之時出現的準舞劇《白色源流》（辛滬光作曲）可以說是一顆耀眼的明星，成為這一階段的收官之作。

斗轉星移，改革像一股春風，催放著內蒙古舞臺藝術的百花。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的40年間，內蒙古舞劇、音樂劇的創作有了長足的進步，作品無論從數量上還是質量上，都獲得了驕人的業績。內蒙古本土的作曲家和重金聘請的區外知名作曲家們，也都為舞劇、音樂劇的音樂創作作出了自己的努力，累累碩果給了我們在這一領域的話語權。

下面從四個方面談一些粗略的想法。

一、舞劇音樂創作的基本情況

改革開放40年來，內蒙古舞劇、音樂劇的創作與建國以后到改革開放之前的近30年相比，無論從作品的數量上還是質量上，都有了較大的變化。內蒙古自治區從首府到各個盟市都加大了舞劇、音樂劇的創作力度。以在舞臺上成功上演的舞劇為例，從改革開放初期的1979年，內蒙古歌舞團的舞劇《達那巴拉》（杜兆植、明太作曲）起，到20世紀末，陸續有呼倫貝爾歌舞團的1982年創作的舞劇《呼倫與貝爾》（楚倫布和、樸正龍作曲）；烏蘭察布盟歌舞團1985年創作的舞劇《東歸的大雁》（熱西嘎瓦、郭子杰、關勇作曲）；鄂爾多斯歌舞團1987年創作的舞劇《森吉德瑪》（北京：王竹林，內蒙古：桑潔、瑪希作曲）；赤峰市歌舞團1997年創作的舞劇《太陽契丹》（李志祥作曲）；呼和浩特市歌舞團1999年創作的舞劇《香溪情》（湖北：龔國富，內蒙古：崔逢春作曲）等大型舞劇出現?？缛?1世紀之后的近20年，內蒙古的舞劇創作又有了更大的進展，幾乎每年都有舞劇出現。據不完全統計，這一時期有包頭歌舞團2004年創作的舞劇《額吉》（耿升、奚鋼作曲）；內蒙古民族歌舞劇院2009年創作的舞劇《諾恩吉雅》（三寶、段澤興作曲）；通遼歌舞團2011年創作的舞劇《安代魂》（段澤興、王瑞林作曲）；錫林郭勒盟歌舞團2012年創作的《草原記憶》（北京：張朝作曲）；察右中旗烏蘭牧騎2013年創作的舞劇《白駿馬》（呂學東作曲）。近兩年來的創作更加豐富，有通遼歌舞團2014年創作的舞劇《天上的風》（北京：黃霖、那日森作曲）；鄂爾多斯市東勝區歌舞團2015年創作的舞劇《不落的太陽》（達楞巴雅爾作曲）；內蒙古民族藝術劇院2016年創作的舞劇《我的貝勒格人生》（上海：鐘建龍作曲）；鄂爾多斯歌舞團2016年創作的舞劇《庫布齊》（查干作曲）；內蒙古藝術學院2017年創作的舞劇《草原英雄小姐妹》（北京：三寶作曲）。其中比較突出的是鄂爾多斯歌舞團創作的舞劇《森吉德瑪》和錫盟歌舞團創作的舞劇《草原記憶》，獲得眾多獎項并應邀到全國各地演出，為內蒙古自治區爭得了榮譽。

表格1： 舞劇音樂創作的基本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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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音樂劇音樂創作的基本情況

改革開放雖有40年之久，然而內蒙古的音樂劇是近十年才起步，可以說是從無到有。內蒙古自治區與全國一樣，音樂劇的創作普遍起步較晚，在跨入21世紀之后，內蒙古的音樂劇才嶄露頭角，成為內蒙古舞臺藝術的重要一支。由于我們幾乎沒有音樂劇方面的專業演員，可以說基本上都是聲樂、舞蹈演員和舞蹈編導們在承載著這一任務，以致出現只能表演而不能現場真唱的尷尬局面。音樂的創作也多以樂隊錄音伴奏為出發點，樂隊與演員現場合作演出的較少。有人說：“音樂劇名稱是個筐，什么東西都往里裝”，旁白，朗誦，標語，口號，都可以塞進音樂劇里。因此說我們冠之為音樂劇的劇目，其實大部分是歌舞話劇，與音樂劇的標準還有一些不同，因而音樂的創作也還尚待改進。

以在舞臺上成功上演的音樂劇為例，我們看到，從改革開放后2009年創作的反映烏蘭夫同志革命歷史的音樂劇《馬頭琴響起的時候》成功上演之后，相繼有阿拉善盟歌舞團2013年創作的音樂劇《阿拉善傳奇》（斯琴朝克圖作曲）；額爾古納烏蘭牧騎2015年創作的音樂劇《額爾古納之戀》（瑙·巴格那作曲）；內蒙古軍區文工團2016年創作的音樂劇《相思樹》（王瑞林作曲）；包頭市演藝公司2016年創作的音樂劇《草原戀》（北京：劉彤作曲）；內蒙古民族藝術劇院2017年創作的音樂劇《草原英雄小姐妹》（上海：申林作曲）；內蒙古藝術學院2017年創作的音樂劇《蘇赫與白馬》（段澤興作曲）；準格爾旗烏蘭牧騎2017年創作的漫瀚調音樂劇《牽紅線》（北京：黃霖、那日森作曲）；鄂托克前旗烏蘭牧騎2018年創作的紅色音樂劇《石榴紅了》等大型音樂劇走上舞臺，許多劇目得到了國家藝術基金的支持，演出也越來越被廣大觀眾所接受。

表格2：音樂劇創作的基本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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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音樂的創作雖成果斐然但喜憂參半

1.投入不多，成果不少，選題準確，成活率高

可喜的是，我區在舞劇、音樂劇創作演出方面的投入，與經濟發達地區相比，資金的投入是不多的，但在各方面的努力下，舞劇和音樂劇作品都成功推向了舞臺。這一方面得益于我們特別具有較高藝術水準和豐厚的藝術底蘊的藝術表演團體和演職員，另一方面大部分舞劇音樂劇表現的題材、內容基本上是內蒙古最有特點，最接地氣的傳統與現實的故事，最易體現民族的風格、地區的特點，給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覺。像舞劇《森吉德瑪》和《草原記憶》這兩部作品，作品從劇本到音樂，以及綜合舞臺藝術都是較為成功的。前者是感人的家喻戶曉的蒙古族民間愛情故事；后者是現實中草原母親的博大胸襟和跨越民族的母愛的真實舞臺藝術，在當今時代，對于凈化人們的心靈和提高民族的道德標準與價值取向，都具有現實意義，充滿正能量，所以只要是在自治區內外演出，都能收到良好的反響。

2.總量不少，精品不多，重視慶典，難成經典

縱觀我區舞劇創作的局面，雖然在40年中有了一定的發展，但與全國其他地區相比，還是總量不多，在舞臺上演的只有十幾部，年均不到0.5部，“囊中存米清可數”（引陳毅詩詞），而能夠保留上演的更是鳳毛麟角。前面提到在這方面比較突出的是舞劇《森吉德瑪》和《草原記憶》，而其他劇目則逐漸淡出人們的視線，成為歷史的記憶。再看音樂劇的情況，它從無到有，經歷了艱難起步的階段。近十年尤其是近兩年，大家的創作積極性很高，在為數不多的8部音樂劇之中就有5部是近一二年內創作上演的，其中不乏基礎較好，音樂性強，受到業內外廣泛好評的劇目，但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能夠立得住、留得下、在內蒙古廣闊舞臺上演得開，觀眾能夠在舞臺上看到的劇目則不多。

究其原因，是因為這一方面是每每創作一部舞劇、音樂劇，都要趕任務、迎節慶，創作周期多則半年，少則兩三個月，很難保證藝術質量；另一方面，只要劇目上演，節慶一完，哪怕是只演出了一兩場，劇目的藝術壽命就幾乎到頭了。如果再遇上領導更迭，那就更是命運不濟，劇目刀槍入庫，馬放南山，再也無人問津，很少有反復修改，精雕細刻的機會。在這方面鄂爾多斯對舞劇《森吉德瑪》的修改、復排是一個值得點贊的做法。樹一個品牌，成一部經典是非常不容易的。他們修改、復排以后到全國各地巡演，收到了很好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如果我們選好題材，緊抓不放，數年磨一戲，不愁沒有經典出現。對于藝術資源如此厚重的內蒙古自治區來講，幾部舞劇、幾部音樂劇的排演是遠遠不夠的，我們需要更多更好的精品力作。

3.忽略本土，依賴外援，追逐名家，缺乏自信

從舞劇、音樂劇音樂的創作方面來看，為打造精品，爭創佳績，各地都不惜重金聘請自治區外名作曲家執筆創作，這種天下人才為我所用的觀念，打破地域的限制，把創作任務送出去，把自治區外的高手請進來的做法，顯示了一定的胸懷和魄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補上音樂創作技術力量不足的短板，用得好還可以取得一些收獲，但用不好有時也會失去了草原風格的強勢。這些年在舞劇、音樂劇音樂的創作上，外請專家不少，如：錫盟歌舞團的舞劇《草原記憶》（北京：張朝作曲），內蒙古民族藝術劇院的舞劇《我的貝勒格人生》（上海：鐘建龍作曲）、內蒙古藝術學院的舞劇《草原英雄小姐妹》（北京：三寶作曲）。音樂劇中包頭歌舞團的音樂劇《草原戀》（北京：劉彤作曲），內蒙古民族藝術劇院的音樂劇《草原英雄小姐妹》（上海：申林作曲）等等。這些反映內蒙古地區歷史風貌，以蒙古族人物故事為題材的眾多作品的音樂創作上，對于沒有在內蒙古生活過，也不太了解蒙古族音樂的自治區外的作曲家們來說，很難把握好蒙古族音樂的風格，對于他們的創作也會增加極大的難度，況且他們一般創作任務較多，對該劇目投入的創作時間有限。我們不否定他們也許作曲技法很好，也許創作水平很高，但這遠遠不是我們想要的全部。當然，像三寶出身于蒙古族家庭，對蒙古族文化有一定的了解就好一些，其他就另當別論了，往往收獲了技巧丟失了風格。

在內蒙古土地上，還有一批勤奮努力的音樂創作人，在酬勞不及外請專家幾分之一或十幾分之一的情況下，也在努力為內蒙古的舞劇、音樂劇音樂創作貢獻著力量，承擔著大部分創作任務。往往“墻里開花墻外香”，一些不被自己人看好的創作，在自治區外卻反映蠻好。我們發現一些自治區內外專家合作打造的作品一般成功率更高。如：鄂爾多斯歌舞團的舞劇《森吉德瑪》，就是因為有內蒙古本土作曲家才為作品的風格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四、新征途上大有可為且任重道遠

1.既要新翻楊柳，也要老樹新花

40年來我區的舞劇、音樂劇音樂創作，就本土作曲家來說，應該是取得了一些進展，這表現在曲作者數量在增多、民族風格得到延續、創作技法也在不斷更新與成熟等多個方面。舞劇、音樂劇音樂創作是衡量一個地區乃至一個民族音樂創作水平的標尺之一，盡管其難度較大，但這個領域不是“可以有”，而是“必須有”。今天，需要內蒙古的新老作曲家共同努力，把我區舞劇、音樂劇音樂創作的重任擔起來。有外援更好，沒外援我們也能干。一方面對新創作計劃慎重立項，精選題材，不斷有新的舞劇、音樂劇出現；另一方面，對于初演效果就較好，有基礎有潛力的已上演作品，組織創作力量加工提高，修改完善，使昨日的投入發揮更大的效能。

2.加強新人培養，整合創作力量

目前，自治區能夠駕馭大型多聲部音樂創作的作曲家不多，大梁主要是由20世紀80年代那批在各大音樂院校進修深造學成歸來的作者挑，現在也都60歲上下了。由于他們去學習之前就有較多的創作實踐，帶著問題去學習，所以提高較快，加上實踐經驗較多，在工作中敢于放開手腳?，F在急需年輕一代走上舞臺，希望政府及藝術主管部門，給自治區新一代作曲家提供學習的機會，給他們一些創作項目，對他們的創作給予一定的關注，使他們能夠展示才能，逐漸擔當大任。只要自治區的新老作曲家聯合起來，共同努力，我們還是大有可為的。

3.宏觀制定規劃，各地分解落實

我們的文化主管部門應對自治區大型舞臺藝術創作有宏觀的規劃和短期的安排，組織有舞劇、音樂劇排練演出能力的地區和團體有針對性地進行創作，把創作任務分解到各地，均勻地發展，不追求速度，趕任務，只要求質量，創佳作，數年之后必是“滿園春色關不住，數支紅杏出墻來”。

綜上所述，內蒙古舞劇、音樂劇音樂創作在改革開放40年來，無論在作品的數量還是質量上，都有較大的提升與發展，音樂創作的人才隊伍逐漸形成。盡管與兄弟省份相比還存在較大差距，各地區、各盟市的發展也不平衡，但隨著國家舞臺藝術基金項目的實施與我區草原文化各項活動的有力推動，現在的局面一定會大有改觀。在各級政府與主管部門的正確領導下，在全區舞劇、音樂劇音樂的創作者與愛好者們的共同努力下，相信屬于我們內蒙古草原的舞劇、音樂劇會有更美好的春天。一定會為草原人民帶來更好的精神食糧，為民族文化強區的建設貢獻更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