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中國鄉村文化自覺探析

徐晶晶 雷家軍

（1.浙江農林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浙江 杭州 311300）

新時代工業化、信息化、全球化深入發展，深刻地改變著文化的傳播速度和交往廣度，不同文化交流、碰撞、沖突加劇。鄉村文化由一種占主導地位的文化模式向另一種文化模式的轉型并不是常態，無論是自覺或不自覺的轉型都建立在文化理念、價值體系發生整體性、根本性轉變的基礎之上，我們結合歷史與現狀對鄉村文化的自覺路徑展開了初步探討。

一、傳統與現代維度的自覺

隨著時間的推移，鄉村文化在城市與農村、全球化與本土化等諸多張力中不斷變遷，為回應歷史挑戰，鄉村文化面臨著現代化轉型的壓力，而在鄉村社會的“原風景”中承載著歷史記憶，能夠為生活在多元文化場域的人們帶來歸屬感，如何做到既傳承又重構是鄉村文化主體面臨的雙重挑戰。

“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發展過程中”[1]（P305），封建社會鄉村文化系統自身演化也伴隨著失序的狀態。隨著農業生產技術水平的提高，物質財富逐漸豐富，鄉村社會開始有了文化自覺的訴求?；蕶嘀褂诳h，鄉村文化與行政力量的關系較為松散，聚合群體的理論與經驗，形成統一的意向，需要相應的社會組織形式。村落組織形式利用鄉規民約將農民聯合起來，用以疏通溝渠灌溉田地，修建祠堂舉行祭祖儀式，建立簡單的武裝防止外部力量的不正當侵擾。鄉規民約雖不具備法律效力，但其輿論聲勢能夠將鄉村社會的異質性因素轉化為同質性力量，成為推進個體合作的重要動力。流傳于鄉間的“八卦”和“五行”之說、以柔克剛的理論都從側面印證了“弱者”在依從和順應規律之時并不是消極被動的，鄉村文化通過自主調節將來自自然和社會的多重外部壓力進行合理消解。傳統鄉村文化的自覺發展不是在外來文化強勢影響下的被迫轉型，而是立足于鄉村文化的內部矛盾而展開的自我調整，具有顯著的內生性和自主性。

文化具有一定的超穩定性結構，在不受外在因素影響之時鄉村文化以無意識的狀態獨立自在的發展，如魚于水，毫無知覺。而在遇到外部文化力量沖擊之時，鄉村文化主體則會面臨文化傳承的路徑選擇問題，曾經的文化無意識則轉變為文化的自覺。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將鄉村社會從集體模式和高強度的政治管理體制之中解放出來，為避免鄉村社會成為文化孤島，文化主體開始主動探尋了解市場需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激發了農業生產的內在潛力，以滿足內需為目標的傳統糊口型農業開始向更高層次的外向發展型農業轉變。城鄉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推動食品消費結構的優化，為回應市場需求，農民們由以往傳統糧食作物種植開始向高附加值的經濟作物種植調整。技術型農民運用互聯網、物流業務探索現代農業經營模式，在延長產業鏈的同時融合創新農產品的加工形式。鄉村文化賴以生存發展的客觀環境發生了變化，鄉村與城市、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多重文化張力在鄉村地區集聚，原本自我演進的鄉村文化環境在外部文化的沖擊下失去平衡，人地關系疏離，傳統農耕生活方式發生了改變，鄉村建筑、民間技藝、鄉規民約等傳統文化形態面臨著變遷。

在多元文化交流碰撞中鄉村文化或快或慢都發生了一系列的歷史嬗變，然而這并不意味著傳統鄉村文化會在現代沖擊中走向終結。相反，鄉村社會經過幾千年的歷史積淀在物質、制度、思想等各個領域都散發著傳統文化的光彩，成為鄉村社會在多元文化浪潮中保持獨立性的思想源泉。文化的傳承對文化的存續具有重要意義，中國作為四大文明古國中唯一持續發展至今的國家，依然沿著傳統的慣性向前滑行，為世界文化多樣性和人類文明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鴉片戰爭后以農耕文明為主的中國傳統社會雖然遭受了巨大的打擊，卻并未走向銷亡，而是以中華民族精神為支撐頑強地屹立于東方，并在改革開放的實踐中不斷探索、創新發展。新時代鄉村文化發展面臨多重困境與挑戰，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推動中國優秀傳統鄉村文化的創新發展，為世界文化的多樣性發展提供了獨特的中國樣本。延續傳統鄉村文化的基本內核，能夠讓鄉村文化在與多元文化的交流互動中彰顯本色，增進農民們對于新時代中國鄉村文化的信心。

鄉村社會猶如一個陳列著中國千年歷史記憶的博物館，記錄著傳統與現代、城市與鄉村、中國與世界在不同歷史時期的差異與沖突、融合與發展。憑借鄉村社會給予的歷史感、空間感與體驗感，重新審視鄉村文化過去、現在和未來的關系，能夠更加有效地挖掘出傳統鄉村文化中具有時代價值的文化因子。傳統鄉村文化作為一種生存方式，除了能夠為物質生產提供思想和技術支撐外，還具有一定的組織、協調、教化、凝聚等社會功效，能夠為現代化歷程中的人們帶來心靈撫慰。文化傳承并非簡單的文化復古，鄉村文化在與多元文化的交流互動中應不斷創新文化理念，從表象到內在對文化系統進行架構，實時加強文化體系的自覺更新。在發展、演變、傳承、創新中提升鄉村文化的影響力，探尋出符合鄉村文化獨特的發展演變路徑。但是對于鄉村文化的現代化考量也不應單一的以產業化為標準，過度強調產業會使鄉村文化與主流文化消費觀靠攏，一定程度上會干擾到鄉村文化的本真性。過度強調標準化、舞臺化會使鄉村文化產品從農民們的生活場域中剝離，使其歷史價值與鄉村文化的原生涵義相脫離，不利于鄉村文化的持續發展。

二、理論與實踐維度的自覺

理論與實踐是雙向互動、彼此促進的關系，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的鄉村文化建設理論為中國鄉村社會的革命與建設實踐提供著理論指導。理論的自覺引領著實踐的發展，深入探究鄉村文化的實踐進程能夠為鄉村文化的理論自覺提供現實依據。

隨著農業生產實踐的發展，鄉村文化積累了眾多具有地方性的鄉村文化知識，并匹配出適宜的農業生產方式。農民們會依據季節、氣候、土壤、溫度等生產條件靈活調節生產，因循地勢開墾農田、果園、林地，依據土壤實際狀況進行輪作、間種、休耕。有別于哲學、科學，傳統鄉村文化是一種非系統性、非理論化的文化形式，是憑借生產實踐經驗積淀的具有常識性的思維慣性。因缺乏數據統計、實驗設計等步驟，農業應用型知識也多停留在感性認識階段，對于農業知識成果的傳授也多憑借直觀感受，講求學習者的自我領悟能力。家國一體，封建宗法倫理得到了封建統治者的推崇和維護，鄉村文化實踐的發展受到君臣、父子、兄弟、夫妻等封建綱常倫理的約束。農民主體在不了解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的前提下，無法有效地發揮主觀能動性從而被社會歷史必然性所主宰，傳統鄉村文化呈現出自在發展的狀態。鴉片戰爭后鄉村文化經歷了漫長而又曲折的文化自省過程，直至五四新文化運動，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全新的政治文化選擇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鄉村社會帶來了一線生機。

馬克思主義推動傳統鄉村文化向社會主義升級，讓傳統的民本思想向以人為本的社會價值轉換，令大同社會的美好愿望向共產主義理想飛躍。但理論是具體的、歷史的，“必須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完全地恰當地統一起來，就是說，和民族的特點相結合，經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處，決不能主觀地公式地應用它?！盵1]（P707）馬克思主義認為農民是小私有者，具有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雙重屬性，批判農民階級發動斗爭是為了在內容或形式上恢復舊的所有制關系，認為“這一思潮在它以后的發展中變成了一種怯懦的悲嘆?！盵2]（P55）但是當農民們賴以生存的生產資料土地被剝奪，反抗情緒則會被激化，演化為參與社會革命的熱情。中國共產黨引導農民階級“不是維護他們目前的利益，而是維護他們將來的利益”[2]（P38），將城市無產階級視為他們的同盟者與領導者，自覺擔負起推翻資產階級制度的使命。通過資產階級革命消滅了封建制度，將農民們從封建依附關系中解放出來，實現了耕者有其田，為實現鄉村文化自覺奠定了社會基礎。

“問題是時代的格言，是表現時代自己內心狀態的最實際的呼聲?！盵3]（P203）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的發展推動理論與政策不斷走向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盵4]（P11）增進民生福祉、補齊民生短板、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是“保證全體人民在共建共享發展中有更多獲得感，不斷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盵4]（P23）的重要內容。實踐的需求推動鄉村政策由以往的碎片化、單一型向全面均衡、系統豐富的方向轉化，不斷打破城鄉二元結構的限制以實現鄉村與城市的平等對話，由政府規劃引導專業力量介入鄉村教育、文化、醫療等各個領域，將多元主體的現實利益與鄉村社會的發展目標有機結合，在明確各主體的功能與定位的同時加強各主體間的分工與協作，眾志成城合力推進鄉村社會實踐的全面發展，鄉村社會實踐的推進也成為鄉村文化建設理論走向自覺的重要動力。

隨著全球化與信息化的不斷發展，資本主義制度“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迫使它們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謂的文明”[5]（P35）。原本作為社會交往媒介的文化轉化為資本的文化，它們以金錢和產權為符號，以社會聲譽和知識產權為形式，制造著資本與權利的差異，成為劃分社會階層的標志。有別于具有侵略性、攻擊性的殖民文化和以競爭及效益優先的工業文化，鄉村文化是圍繞著農民們的自我生存所展開的，停留于最基本的生存層次，是一種自在而又和善的文化形式。不同于“一元主導”或“二元對立”的文化理念，鄉村文化沒有統一范式，具有多元化、包容性的特征，倡導以“求同”為基本的價值取向，以“異”的非對抗性質為基本前提，實現不同地域空間、不同生產方式文化的和諧共享。當然新時代中國鄉村文化是一種具有鮮明制度屬性的文化形式，馬克思主義理論、社會主義制度、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實踐是新時代中國鄉村文化的理論、制度與實踐優勢，對于理論、制度與實踐優勢的堅持與發展是新時代中國鄉村文化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優勢與特色。

三、時間與空間維度的自覺

新時代全球化與現代化以不可逆的態勢向前發展，鄉村社會就橫向空間維度而言由封閉走向了開放，就縱向時間維度而言由傳統向現代轉型，一橫一縱將鄉村社會擺在了一個生成文化自覺的坐標維度之上。

在時間維度上鄉村社會由傳統向現代轉型。傳統主導的文化形式具有一定的穩定性結構，很難通過內部批判產生全新的文化因素，即使其部分內容喪失了歷史的合理性，卻依然會停留于傳統文化的消極惰性之中。新時代鄉村社會在工業文明、信息技術、城市文化的強力沖擊下，新的文化因素強力注入鄉村系統之時，迫使鄉村文化進入了批判懷疑期。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賦予農民農業生產活動的自主權，農民作為個體可以在相對自由的環境中個性化發展。為踐行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農民們開始改變傳統的“土里刨食”形象，自主推動農業生產模式向經濟高效、產品安全、環境友好的模式轉型。在農業生產過程中不僅投入適量的技術型勞動力，還適時注入相應的資本，以保障農業生產的基礎設備購置。市場化讓農業生產不再是一個低效的產業，讓農民們擁有一份體面的收入，擁有實現鄉村文化自覺的資本與底氣。

在空間維度上鄉村社會由封閉走向開放。受地理環境與交通工具的限制，鄉村間的空間距離不遠，但是彼此間物質與信息的跨區域交流較少，農民們因循守舊、安土重遷，在較為狹窄的活動范圍內進行著無協作無交換的農業生產活動。從新航路開辟到文藝復興再到宗教改革，西方文化逐漸走向理性，封建農業文化的封閉性致使傳統鄉村文化對外部空間的文化革新毫無洞悉，鴉片戰爭后鄉村社會原本較為封閉的空間結構被打破，鄉村文化所依附的儒家道德信仰體系出現了危機。改革開放后城鎮化不斷發展，城市不僅在物理空間上不斷向鄉村延伸，侵蝕著鄉村土地及其自然資源，工業化的生產方式也在向鄉村漫延，市場經濟中的工具理性和經濟法則潛移默化地影響著鄉村文化。信息技術的普及、現代交通的便捷，鄉村社會由封閉走向開放，與外界貿易互動頻繁，鄉村文化不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開始逐步與外部空間構成了復雜的文化生態系統。

村落作為鄉村文化空間是承載著中國千年歷史記憶的物質載體，鄉村文化中蘊含著人們難以割舍的群體記憶。鄉村社會與外界相對隔離的狀態使得鄉村社會具有相對穩定的文化結構，在數千年的歷史中即使經歷了朝代的更迭、政權的變遷、民族的興衰、文化的交流與融合，始終未能被外來文化徹底同化，在跌宕起伏的社會歷史潮流中不斷傳承與再生。鄉村文化空間內蘊含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自我的三重關系，其中阡陌交錯、恬靜舒適的自然環境彰顯了鄉村文化天人合一的生態理念；簡約淳樸、睦鄰友善的鄉風民俗展現了鄉村文化交往理性中的人文關懷；安居樂業、知足常樂的生活態度突顯了鄉村文化自然和諧的生活方式。在一村一景、一村一韻的鄉村文化空間格局中蘊含著時間的運行軌跡，在鄉村文化的“原風景”中凝結著人們記憶深處的歸屬感，成為人類可以退守的精神家園。在農業文明、工業文明甚至后工業文明的空間雜糅中，立足于傳統鄉村文化的基本內核，才能在多元文化交流互動中彰顯本色。

文化具有共享性，不同時間、空間的文化資源彼此聚合、融合共在，構成了一個相互依賴、相互滲透的社會交往形式。隨著人們經濟技術水平不斷提高，社會組織理性化程度加強，控制自然的力量增強，但“被征服”的自然也在無聲地報復著人類，用以征服自然的技術轉化為超人的力量反噬著人類，讓人們感受到個體在機器時代的無力。不同地域、民族、國家、生產方式的文化主體間逐漸形成了一系列合乎理性、合乎社會發展需要的共同價值觀念。經濟增長與技術進步為人們提供更高品質的生活，是人類文明的重要內容，卻不是唯一的參數，把手段當做目的，把形式當做內容，開發者可能轉化為侵略者。相較于工業文明，農業文明以“自足”為特性，更加注重人文理性。農業生產不強調工業性的征服自然能力，注重培養人們尊重和適應自然的生存智慧，在工業化進程中農業生產持續性地為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提供產品、土地、資金和勞動力的保障。鄉村文化立足于現實的經濟基礎，在當今城市弊病頻出的時代，為人們尋獲人性教育提供途徑。鄉村文化的傳承與發展應結合鄉村社會發展實際，順應鄉村振興戰略中文化建設的公共性理路，以人類整體生存為價值依歸，表達出鄉村文化中的社會主義價值取向。在積極培育鄉村社會個體文化自覺的同時，喚醒沉睡于鄉民心中的集體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