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逸《楚辭章句》研究綜述

(長江大學文學院，湖北荊州434023)

隨著《楚辭》研究的開展，《楚辭章句》作為《楚辭》最早的注釋文本，越來越多的學者認識到它的價值，開始投入到《楚辭章句》的學術研究。一方面通過《楚辭章句》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楚辭》的內涵，另一方面《楚辭章句》也可以反映王逸本人文藝觀，從而幫助我們管窺漢朝的文學思想和當時的語言使用規則。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思想，任何時代的文學思想都會打上本時代的烙印，不同的時代背景下人們對同一作品的解讀會存在不同程度地偏差，個人的成長經歷和價值理念也會產生一定的影響，但這正是吸引文學研究者對《楚辭章句》孜孜以求的魅力所在。

一、王逸《楚辭章句》文獻學研究

《楚辭章句》由東漢王逸所著，距今已有幾千年，在流傳的過程中也出現了諸多版本。研究《楚辭章句》的不同版本，對于還原其原貌具有重要意義，楚辭學大家湯炳正很早就提出《楚辭章句》的版本需要整理。目前關于《楚辭章句》的文獻學研究中，黃靈庚先生取得了重要的學術成就，其研究成果也獲得了大多數學者的認可。

黃靈庚[1]的著作《楚辭章句疏證》對《楚辭章句》的流傳版本進行了細致而全面的梳理，在《楚辭章句》文獻學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王氏《楚辭章句》可以分為《文選》本系統、補注本系統和單行本系統，其中《文選》本有宋刻本影印《四部叢刊》本《六臣注文選》，韓國奎章閣本《六臣注文選》，清胡克家重刻宋淳熙本《文選》影印本李善注《文選》；補注本系統有汲古閣原本《楚辭補注》，明覆宋刻本影印《四部叢刊》本《楚辭補注》；單行本系統有北京圖書館藏明正德十三年(1518)吳郡黃省曾校、高第刊本，上海圖書館藏隆慶辛末歲(1571)豫章夫容館宋版重雕本，清乾隆十五年(1740)日人莊允益?？跻荨冻o章句》單行本，明萬歷十四年丙戌馮紹祖刊本和明萬歷十五年丁亥馮紹祖改刻本，鄧聲國[2]和馬駿鷹[3]也都基本認同。

關于不同時期，《楚辭章句》具體的某一版本的流傳也有學者進行相應的研究。羅劍波[4]指出在評點形態、所選評家及評點內容等方面，馮本范圍廣時間久，對后世產生了較大影響。李大明[5][6]探討今本在與六朝古本校正的過程中出現的一些錯誤，現在我們能看到的最早的《楚辭章句》刻本是明代的翻刻本，但其底本來自北宋，而這一版本與洪興祖作《楚辭補注》所用《章句》底本存在差異。葉志衡[7][8]通過對莊本與夫容館本的對比研究發現莊本的訛誤率大大低于夫容館本，特別在王逸注文部分，離“獨存王氏之舊”的目標更近，?？眱r值也更高，而且莊本對于校正國內所傳善本中的《楚辭》正文及了解《楚辭》語音的演變具有重要意義。

?？狈矫?，黃靈庚[9]認為我們可以依據唐宋類書中關于《楚辭》的零散記載校正《楚辭章句》。關于文章的名稱問題，王偉[10]在進一步研究的基礎上發現，李善等所見王逸《楚辭》著作之書名實為《楚辭注》而非《楚辭章句》。同時互校法在古典文獻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部分學者希望通過這一方法來還原王逸《楚辭章句》原貌。黃靈庚[11]從不同系統版本與《楚辭》原著以及楚地出土漢字之間互相校正。黃寶生[12]對于《楚辭章句》的訓釋結合其他文獻記載進行了評價和補充。馬駿鷹[13]以汲古閣原本《楚辭補注》為底本，參以筆者所見其余六種版本，對《漁父》一篇的王逸注解詳加?？?，列其同異，定其得失，以求恢復王注原貌。

關于《楚辭章句》的篇目數量問題，黃靈庚[14]分析漢代本有可能《楚辭章句》為十六卷本，但是絕無十七卷本存在，六朝時期流傳的王逸《楚辭章句》為十一卷本，《七諫章句》等五卷為東漢無名氏托名偽作，初唐始見《楚辭章句》十六卷本，五代、北宋初期始有《楚辭章句》十七卷本。在具體的篇目順序上，王偉[15]認為《楚辭章句》中古本的篇次與今本有所不同，古本《九章》等篇次應在《天問》之前。

關于《楚辭章句》在流傳的過程是否還是王逸所注原貌，也有不同學者進行過討論。王德華[16]認為《文選》本《楚辭章句》從尤刻本到補注本進行了一個增補的過程。力之[17]則指出《文選》本《楚辭章句》小序均非原貌而是節文，傳世《楚辭補注》中的19篇小序均為王逸原序，不存在所謂“增補”。

二、王逸與《楚辭章句》的作家作品研究

關于王逸對《楚辭》的注釋以及對王逸本人的探討，歷朝歷代都有學者進行研究。宋朝時，洪興祖在王逸《楚辭章句》的基礎上撰寫《楚辭補注》，對王逸的注釋進行了相應的補充。朱熹的《楚辭集注》則是在王逸對于屈原“忠君”的基礎上，增添其“愛國”的精神內涵。王逸對于屈原的身世及其精神內核的分析，獲得了大多數學者的認可。

因為王逸與屈原同為楚人，部分學者從這一角度分析王逸注釋楚辭的傾向和原因。季加寶[18]發現王逸與屈原因為相同郡望的地緣情結，相似的人生經歷且仕途坎坷，以及王逸自身的學術修養和人格水平形成了他注釋的原因。黃保靈[19]則是在時代背景的基礎上，特別是當時漢朝政壇氛圍以及漢朝對楚國文化的繼承上尋找影響王逸注釋楚辭的原因。趙曉東[20]則更為具體地強調王逸所處東漢中后期的政治形勢的影響。

《楚辭章句》是現在最早也是最完整的《楚辭》章句訓詁體著作，得以流傳至今，除了王逸對于屈原及《楚辭》嚴謹的學術研究價值外，其文學注釋和創作本身都具有獨特風格。為大部分學者所認可的就是帶有明顯漢儒色彩的政治道德性，這一點同樣體現于王逸的文藝觀。黃保靈[19]認為王逸的訓詁具有強烈的政治色彩，季加寶[18]相信《楚辭章句》在漢儒影響背景下，王逸注重挖掘《楚辭》的政治學意義，強調其諷諫美刺精神。孫光[21]承認王逸受經學思想影響，樹立了依托經義的闡釋理念，注釋以經學為原則，但具有明顯的注重現實的解讀傾向和樸素踏實的注釋作風。吳鑫鵬[22]和王則遠[23]看到了《楚辭章句》的“依經立義”的詩學闡釋方式以及孟子“知人論世”的創作方法。吳宇飛[24]也認為王逸受漢人“以義言《詩》”經學手法的影響，依經立義，雖然他更強調其文學性。黃祥福[25]的觀點為《楚辭章句》在史實的整理廓清和文字名物的訓詁方面具有濃厚的實證色彩。王德華[26]更為強調王逸對于“經學”的突破，具有一定思想新變以及更為關注現實。王寶利[27]歸納總結王逸的訓詁理念主要是：知人論世、信而有證、經世致用，從根本上講依舊沒有擺脫儒學的影響。

同時《詩經》作為五經之一，成為獨尊儒術的文人的重點研究對象，漢朝時的學術研究受詩學研究影響較大。趙曉東[20]研究發現了王逸引《詩》注《楚辭》，以說《詩》思維解《楚辭》的傾向。龔敏[28]則關注了王逸通過以《詩》釋《騷》，以兩漢詩經學來解釋《楚辭》，依《詩》取興。同時季家寶[29]進一步分析了漢儒說經的風氣下，王逸著重強調楚辭中“言志抒情”的創作情感。張宗剛[30]則更強調了《楚辭章句》中王逸通過韻文和《詩經》中的句子，使其具有一定的文學韻味。

聯系到當時漢代的實際現實，漢代陰陽五行極為盛行，劉祥[31]聯系這一點認為王逸對楚辭的陰陽闡釋十分全面，包括認識世界、宇宙生成、社會人生。徐利華[32]同樣觀察到了王逸通過陰陽五行說以自然現象比附社會人事，以此來闡釋《楚辭》中文學意象的傾向。

王逸《楚辭章句》中除了王逸本人的一篇擬作之外，最重要的文學作品是王逸的序文。其本身不僅具有極高的文學審美價值，且對于研究王逸的文藝觀也具有重要意義。吳宇飛[24]結合東漢中后期的政治形勢，指出王逸從經學觀念出發，以章句解《騷》，有著強烈的用世目的。王逸的批評推崇的是屈原的道德品質，而且是絕對的君臣之義的政治道德，得到了熊良智[33]的認可。張麗萍[34]和柳宏亞[35]同意王逸承襲了傳統經學文藝思想，但柳宏亞認為他已經試著超越傳統的經學思想。雷炳鋒[36][37]認為王逸的文學本質觀包括文學的本質在于言志、述志，但是這種志在某種程度上也是情，言志伴隨著抒情，抒發的是不同于司馬遷的憂憤之情。朱耀輝[38]認為王逸雖然在經學影響下但更注重的是從情感挖掘的角度來闡釋《楚辭章句》。鄧聲國[39]與雷炳鋒的觀點一樣，王逸更偏為言志抒情。陳松青[40]指出王逸在繼承楚辭的抒情傳統的基礎上，以審美的原則進行楚辭批評。

在王逸對以《離騷》《天問》為代表的屈原作品解讀方面，王逸對屈原形象的塑造是重點研究領域，大部分學者都認可王逸對于屈原研究的重要意義。史建橋[41]的關注重點是王逸對《天問》注重從政治環境和時代背景來解讀作者的創作意圖。羅佰方[42]認為王逸塑造了屈原的游仙形象，挖掘了屈原的內心世界的復雜矛盾。李慶[43]看到王逸《楚辭章句》中屈原的忠君形象，但這種忠君在某種程度上更是愛國，“忠”是屈原最重要的精神內核。日本學者田宮昌子[44]總結了王逸圍繞“登用”塑造了忠佞對立、忠賢之受難、孤高、不遇的屈原形象。王齊洲[45]認為王逸在漢儒影響下樹立了屈原光輝正面的形象，確立了后世的評價典范。

《楚辭章句》除了屈原的作品外還有很大數量的擬騷作品，這些作品同樣具有一定的研究價值。黃松毅[46]歸納了這些漢代的擬騷作品大多以賢人失志、忠君愛國、時命觀、遠游求仙為主題。楊思賢[47]把目光放在這些擬作反映了漢人對屈騷的理解上，部分作品將屈原打造成為忠君愛國、品德高潔的光輝形象，形成后世對屈原及其作品認識的基本標準。

關于《楚辭章句》中序文的作者，也引起過部分學者的爭議。林維純[48]認為《楚辭章句》的序非王逸作乃為劉向作。力之[49]反駁序文應當是王逸所作，序文的異議以及劉向作的觀點皆無法成立。力之[50]接著指出林維純關于劉向作序的觀點的錯誤性，前十五卷的序應當為王逸所作無誤。

三、王逸《楚辭章句》語言學研究

《楚辭章句》是漢代的作品，其中保留了大量漢人的語言習慣和語言規范，這對研究漢代音義學衍變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鮑宗偉[51]將《楚辭章句》中2400多個復音詞切分出來，分析其中同義、類義、反義的雙音節詞。鞏玲[52]通過組成成分、語義構成、詞性構成幾個角度全面細致地分析了《楚辭章句》的偏正式雙音詞。朱舫[53]研究了《楚辭章句》中雙音詞的聯合式、偏正式、附加式與單純詞、動補式等多種構詞法。王寶利[54]通過王逸《楚辭章句》對聯綿詞的訓釋總結出聯綿詞的特性，無法分釋、靈活，能夠單用、重用、倒用。陳瑾[55]認為“獨離”在《楚辭章句》中非連綿詞可分開理解。欒玉皎[56]對其中的語言句式進行了兼語式、處置式、被動式分類研究，以及分析了無系詞判斷句和“為”字判斷句。

《楚辭章句》作為重要的訓釋體著作，很多學者將研究目光放在《楚辭章句》的訓詁學研究上，這一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豐碩成果。張麗萍[34]從整體體例上認為各篇都有序文，不分章每句訓詁，基本上以兩句為一單位，在第二句文字訓詁后串講釋義，同時以韻文釋義。曹建國[57]認為《楚辭章句》中與章句體例、散體注以及用韻情況不合的韻體注當系他人所為，其目的是為了補足王逸《楚辭章句》的缺佚。鄧聲國[58]分析《楚辭》中運用大量重言詞，進行解釋時注意運用義訓法的多種體例，隨文揭示語詞的意義。張侃[59]指出《章句》的注釋體例大多數采取每兩句為一單元進行串講，同時亂辭的注文用韻。王寶利[60]從聲訓用語、字形關系、語音學關系、語義學關系及其作用等方面探討《楚辭章句》的聲訓用例。鄧聲國[61]從語詞訓釋理據及王逸據文訓釋的方法討論了王逸對《楚辭章句》的訓釋。邵杰[62]基本總結出王逸的訓釋大體可包括單句釋義、八言韻體注、韻體注、散體注以及幾者之間并存的狀況。王則遠[23]歸納其在形式上主要包括三種：敘錄體式、訓釋講疏、八言句疏。漢學家白馬[63]指出了《楚辭章句》具有章句評注、節律評注、簡約評注三個特點。陳松青[64]分析王逸在注釋過程中運用八字句，多為韻語，講究文采，音韻諧美，具有一定文學審美價值。查屏球[65]注意到《楚辭章句》中的韻體注文具有相對獨立性，這樣的釋讀文字本身便具有文學性，是一種特殊的文學批評方式。

馬駿鷹[3]十分重視《楚辭章句》保留的大量訓詁學、音韻學資料，同時開創了楚語證楚辭的先河。黃仁瑄[66]相信《楚辭章句》對唐五代佛典的辯字以及釋義有著重要的文獻價值，同時可以對照校正《楚辭章句》中的一些錯誤。常貴梅[67]指出王逸《楚辭章句》中保留了許多東漢的新詞，它們可以彌補《漢語大詞典》中初始書證較實際產生年代晚的缺陷。葛文杰[68]研究證明王逸《楚辭章句》訓詁術語運用非常豐富，不同術語職能分工明確，同時這些術語能夠從不同的角度配合使用，用法日益完善，對研究漢代訓詁學而言具有重要文獻價值。

結語

關于《楚辭章句》已經取得一定階段的成果，部分學者嘗試從交叉學科的角度對其展開學術研究?！冻o章句》首先是在《楚辭》研究領域具有重要價值，但更多的青年學者投身到《楚辭章句》的研究中，還是因為其本身的學術價值和魅力。本文對《楚辭章句》的部分研究成果進行了綜述，從不同角度概括了學者當前的研究進度，希望對接下來展開《楚辭章句》的研究具有一定指導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