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良及其超越：毛澤東早期教育思想的歷史邏輯

【摘 要】“教育救國”論是近現代中國先驅人物在探索救國救民的過程中，面對社會矛盾和時代挑戰進行積極回應的產物。在種種救國主張中，青年毛澤東傾向于教育救國的道路并努力付之于實現。但在經歷了一系列的探索和實踐后，毛澤東最終深刻認識到，僅僅針對教育領域進行改革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中國民族的深重危機。在經過對當時先后涌入中國的各種社會思潮進行仔細甄別之后，毛澤東最終選擇了馬克思主義，并使之成為堅定不移的終身信仰。之后，他成了“革命救國”論的忠實擁護者。但他并沒有因此而輕視教育的社會作用，相反，他更加重視教育對革命的促進作用，親自創辦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所干部學?！献孕薮髮W。這是一所以改造舊社會、建設新社會為己任的，且為培育較高理論造詣和實干能力的人才的新型學校。

【關鍵詞】教育救國;毛澤東教育思想

一、《盛世危言》及其早期維新派“教育救國”思想的影響

少年時期的毛澤東就已經酷愛讀書。他經常去外祖家（湘鄉唐家沱）借書，并從其表兄那里借到了對其后思想成長產生了重要影響的進步書籍：《盛世危言》和《新民叢報》。其中十幾年前就已經出版的《盛世危言》對當時毛澤東的觸動非常之大，從書中他第一次接觸到了教育救國論?！妒⑹牢Ｑ浴返淖髡呤枪偕锑嵱^應。這部署是一部系統介紹西方的書籍，體現了一種全新的維新思維。在這本書中貫穿著鄭觀應“富強救國”的主題，宣揚“中體西用”的改良主張，書中指出中國要改變落后挨打任人欺凌的局面就必須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上全面進行西方資本主義式的改良。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他對于教育在改變中國命運所能起到的巨大作用的強調，他在書中把教育與一個國家強盛聯系起來，并將關于教育的各篇論述位列全書體例的首位。

盡管《盛世危言》到毛澤東手里時已經離出版時間過去十幾年了，而且鄭觀應的改良主張經歷了1898年戊戌變法的失敗已宣告破產，但是對于“孤處山村的少年毛澤東來說，這本一二十年前出版的書，無疑具有頓開茅塞，耳目一新的感覺和意義?！?[1]特別是書中所體現出來的通過教育來使國家富強從而達到救國目的思想對毛澤東來講是一種政治啟蒙，他開始把小我同國家民族命運這個大我聯系起來，他開始擔心國家民族的前途和命運，第一次開始為國家民族而操心。

1910年，毛澤東考入湘鄉縣立東山高等小學堂，這是一所半新式的學堂，盡管在里面還要繼續讀經書，但學校也教授一些諸如自然科學等的“新學”。此后，毛澤東開始大量接觸新思想。次年，毛澤東又來到更大的中心城市長沙，入讀省中學堂。在這里他接觸到更多的新思想。后又當過短暫的軍人。1913年，毛澤東考入湖南第四師范學校。1910-1917年，是毛澤東“教育救國”思想發展的重要時期?！敖逃葒备牧贾髁x思想的眾倡導者當中，對毛澤東影響最大的是維新派代表人物梁啟超。無論是梁啟超撰寫文章的內容，還是他的文風，毛澤東都非常喜歡。梁啟超主編的《新民叢報》，毛澤東是讀了又讀，直到可以背出來。他甚至還仿效梁啟超的文風，并從梁啟超的“任公”號給自己取名為“子任”。毛澤東對梁啟超的“新民說”特別認可?！靶旅裾f”指出，若想實現中國的近代化，應當首先實現中國人的近代化，“改良人心風俗”，造就新人。造就新人，當然是要通過教育的手段，這是典型的“教育救國”方案。這些思想對青年毛澤東的沖擊很大，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到了1918年創立新民學會時，還提出學會的宗旨是為了“改良人心風俗”，以造就新國民以及有開拓能力之材。

因此，在“教育救國”思想的影響下，毛澤東在選擇人生職業時，經過反復考慮最終選擇了教師這一職業，報考師范院校，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他的導師楊昌濟是除梁啟超之外對他的“教育救國”思想影響極大的又一人?？梢哉f，楊昌濟本人的言傳身教不僅僅成為當時毛澤東堅定地走“教育救國”道路的榜樣，而且還成為了毛澤東“教育救國”思想的理論來源之一。首先，楊昌濟強調教育對改造社會的根本作用，認為“無善良之教育，則不能有善良之政治?！?[2]他還特別指出：“欲救國家之危亡，舍從事國民之教育，別無他法?！?[3]這一觀點實際上是和鄭觀應一致的。所以當毛澤東了解到導師的這一觀點時候，他一定是感到強烈的共鳴，對老師的這一觀點予以積極地回應：“言世界改良進步者，皆知經自教育普及使人民咸有知識始?！?[4]其次，就具體的教育理念而言，楊昌濟在堅持德、智、體全面發展的前提下，又特別強調德育的作用，專門編寫了《論語類鈔》以儒家的完美人格和曾國藩事例來勉勵學生，鼓勵學生振奮精神，做一個品德高尚的人，努力為國家、為社會做一番有益的事業。從早期毛澤東重視倫理道德革命以及圣賢救世的思想就可以看出楊昌濟的影響。

二、“五四”新文化運動與毛澤東平民主義教育思想的轉向

毛澤東“教育救國”思想是經歷了一個變化的過程的，特別是以“五四”新文化運動為風水嶺，他的“教育救國”思想呈現出兩個不同的階段。新文化運動以前，毛澤東“教育救國”思想是多呈現出圣賢救國的傾向，其教育是一種在儒家思想框架下的精英教育，而很少看到人民大眾的因素。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毛澤東教育救國思想的內容也相應發生了變化，愈來愈表現出對民眾作用的重視，其教育思想呈現出平民主義的傾向。

1915年前后，近代中國規模最大的思想啟蒙運動爆發，史稱新文化運動。其代表人物是陳獨秀、胡適、李大釗等。他們持激進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這是又比此前改良主義思想進步的思想，毛澤東是一個思維極其活躍的人，對于新的思想總是抱以極大的熱情，所以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人物的思想給青年毛澤東所帶來的啟發和沖擊可想而知。很快，他們便取代了維新思想家梁啟超和康有為，成為了毛澤東新的學習楷模。

毛澤東極為推崇陳獨秀在改造國民性問題上對倫理覺悟問題的觀點，即“倫理覺悟為吾人覺悟之最后覺悟”。[5] 同時，毛澤東還從李大釗的注重自我、強調改造國民性改造的自覺性思想中得到啟發。李大釗吸取了尼采和伯格森的主觀能動性，強烈反對只依賴英雄、賢哲來改造國民，認為“圣人既不足依，英雄亦莫可恃，昌學之責，匹夫而已?！?[6]這也就是說，李大釗把“教育救國”的主體擴展至普通民眾，而不僅僅限于精英階層。對此，毛澤東做了進一步的發揮：“宇宙之真理（即大本大源），各具于人人之心中” [7]。此后，毛澤東開始以更為開闊的眼光和思路看待社會，把眼界拓展到普通大眾，他對普通民眾的重視程度隨著他的實踐深入而不斷加深。

這一時期，在全國范圍內還流行著空想社會主義性質的工讀互助主義。毛澤東同樣對工讀互助主義抱有極大的熱情。工讀互助主義以建立“人人做工，人人讀書;各盡所能，各取所需” [8]的新世界為根本目標，以工讀結合作為改造社會達到理想世界的手段。盡管工讀互助主義是對新社會的一種設計，但實際上它是對理論與實踐相脫的教育制度弊端的批判，而這種教育制度的弊端恰恰就是我國傳統教育所具有的，也正是這種教育弊端造成了教育在應用方面的空疏。因此，在當時中國民族危機的背景下，主張通過工讀合一，培養“工學合一”的新型國民作為新社會的基礎的這種模式，與流行的“教育救國”思潮緊密結合起來，深受志士仁人的追捧。毛澤東本人一貫非常注重理論與實際、教育與實際二者之間的聯系，而工讀互助，是將二者打通、將理論聯系實際、教育聯通生活的一個很好的理想模式，因此毛澤東對其非常贊賞，在他看來，這樣的教育才是真教育，也只有這樣的教育才能真正改造社會、改造民眾，從而挽救國家。加之“新村主義”、“工讀互助”描繪的人人平等、互助友愛的圖景，這無疑也是毛澤東想急于把理想變為現實的原因。

1918年6月，在湖南一師畢業前夕，毛澤東邀請蔡和森等多個朋友一起在岳麓山下建立一個從事半耕半讀性質的工讀同志會。盡管這個工讀同志會在兩年半后還是以失敗告終，但在毛澤東的人生旅程中不能不留下深深的印記。

三、“以俄為師”與革命教育的開啟

早期毛澤東在探索救國救民真理的歷程中盡管經歷了從信仰維新派到信仰工讀互助主義等變化，但總得來看，其主要思想傾向是改良性質的“教育救國”。改良性質的“教育救國”終究囿于其局限性，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的民族危機，毛澤東最終拋棄了“教育救國”的主張，轉而信仰馬克思主義，并走上了革命道路。然而，毛澤東從一個篤信“教育救國”的人轉變為堅定的馬克思主義信仰者、走向革命經歷了一個相當艱難的探索過程。

馬克思主義初到中國是20世紀初的事，當時它還只是作為西方文化眾多學說思潮之一而被簡單介紹到中國的，并沒有特別的地位。1917年的俄羅斯革命，特別是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及其革命勝利的指導思想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知識分子中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李大釗是中國第一個以公開發表文章的形式介紹俄國革命的人。[9] 1918年12月，他發表了《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勝利》，論述了十月革命的性質。1918年8月—1919年3月毛澤東入京籌劃赴法勤工儉學活動的同時，結識了這個中國當時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李大釗。受其影響，毛澤東開始認真地研讀李大釗的《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勝利》等關于俄國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基本學說的文章。不過，對于馬克思、列寧等主張的暴力革命和階級斗爭學說，當時的毛澤東是不贊同的。1920年2月，由于組織赴法勤工儉學之事，毛澤東第二次入京，后由京經滬返湘。此次行程歷時短短二個月的時間，但卻是青年毛澤東思想進行劇烈變動的關鍵期。對當時的情況，毛澤東曾這樣回憶到：“我第二次到北京時間，讀了許多關于俄國情況的書，同時熱烈地尋找當時中國所能見到用中文寫出的一些共產主義書籍?！?[10]其中包括柯卡普的《社會主義史》、考茨基的《階級斗爭》以及《共產黨宣言》。這些刊物與書籍對他轉向信仰馬克思、信仰共產主義產生過重要的影響。而此時毛澤東“教育救國”的實踐——工讀新村計劃流產，這些都使得毛澤東不得不對改良性質的“教育救國”方案產生懷疑。此外，他的同窗兼好友蔡和森也對毛澤東信仰馬克思、走向俄式革命道路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1920年冬，湖南封建軍閥的恃武亂政徹底擊碎了毛澤東殘存的改良救國最后一絲幻想。1921年1月1日至3日在新民學會長沙新年大會上，毛澤東明確地提出：“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即所謂勞農主義，用階級專政的方法，是可以預計效果的。故最宜采用?！?[11]可以看出，毛澤東此時已經完全拋棄了他最初的教育救國主張，完成了向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根本轉變，成為了一名徹底的馬克思主義者。

在信仰馬克思主義、成為一名共產黨員之后，毛澤東最先開始著手的事情還是教育。當然此時的他所從事的教育活動已經是具有革命性質的，教育要為革命服務，是為著傳播馬克思主義、培養革命干部的。正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下，毛澤東親手創辦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所干部學?！献孕薮髮W。

湖南自修大學不論是在辦學宗旨、教學內容上，還是在教學方法上，是兼并傳統書院和現代學校之長，但又不同于舊式書院和新式學堂，有其鮮明的特點。自修大學學友學習研究的書刊文章基本上屬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以及當時全國各地一些進步刊物。為破除傳統書生文弱的習慣，自修大學強調學友研究探討學術的同時，重視體力活動，以“圖腦力與體力之平均發展，并求知識勞動兩階級之接近” [12]，添置藝園、印刷、鐵工等設備，讓學員進行必要的體力勞動。這是此前“工讀新村精神“的繼承和發揚。

湖南自修大學開辦兩年多，儼然成為各省新設大學的典范。它革除了當時學校的流弊，進行了一系列新的教育制度的嘗試，并成為中國共產黨培養革命干部的先導。盡管湖南自修大學的主要目的是為無產階級革命培養新型的革命干部，以黨的工作為核心，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同時是一所造就以改造舊社會、建設新社會為己任的，且為培養有較高理論造詣和實干能力的人才的新型學校。

【參考文獻】

[1]楊春貴、李火林.哲學家毛澤東（M）.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4：11.

[2]楊昌濟.楊昌濟文集（M）.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43.

[3]楊昌濟.楊昌濟文集（M）.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46.

[4]曾珺.毛澤東詩傳（M）.北京：中國畫報出版社，2014：66.

[5]榮鐵生.中國近代史論文集（M）.鄭州：河南大學學報叢書，1986：292.

[6]李大釗.李大釗文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93.

[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上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212.

[8]孫培青主編.中國教育史（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389.

[9]1917年3月24日，李大釗在《甲寅》日刊發表《俄國革命之遠因近因》一文，這是他發表的第一篇關于俄國革命的文章。隨后，他又陸續發表了《面包與和平運動》、《俄國共和政府之成立及其政綱》、《自由與勝利》等文，甚至有撰寫《俄羅斯大革命史論》的念頭。十月革命爆發后，他于1918年7月在《言治》季刊上發表《法俄革命之比較觀》。（以上文章均收入《李大釗文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0][美]斯諾錄，汪衡譯.毛澤東自傳（M）.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1：35.

[11]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一）（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74.

[12]李桂林主編.中國教育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403.

作者簡介：曹詠萍，女，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博士，助理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馬克思主義解釋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