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要對比分析明治維新與戊戌變法成敗原因

【摘 要】十九世紀下半葉，中國和日本兩個東亞的封建國家，幾乎在同一時期，面對著相似的情景——西方殖民國家的堅船利炮迫使他們打開了國門，從此兩國分別進行了試圖救國家于危難之間的改革運動，日本的明治維新和中國的戊戌變法，而兩個兩國的歷史也從此開始轉折，面對著截然不同的結局：中國一敗涂地，日本卻漸漸的強大了起來，直到后來從被殖民國家轉而加入到殖民國家之中。面對這種差異，筆者希望能從當時的政治制度、變法主體、歷史背景等角度對其原因進行分析，以更好的理解兩個國家改革的不同結局，并通過認識當時中國的不足以及日本發展過程中的優勢與經驗，以達到吸取過往經驗教訓，促進未來的更好發展的目的。

【關鍵詞】戊戌變法;明治維新;政治集團;變法主體;國際背景

一、兩國舊政治集團的穩定性比較

19世紀的日本處在德川幕府時期，最后一個幕府時代，舊的利益集團為了使得天皇、將軍、大名、武士成為既得利益者，一直采用門第制和世襲制。這意味著將軍在名義上是天皇的軍事代表，然而在實際上卻擁有著和君主一樣的權利，且可以世襲，而天皇僅僅作為承擔著一些單調的禮儀職能的宗教領袖和精神領袖。大名才是地方利益集團的核心，武士則成為了維護利益集團的重要支撐力量。對武士階層而言，他們嚴格按照身份等級分享政治和經濟的權力與權益，這意味著，即是下層武士才能出眾，也很難獲得更高的權力和地位，這種一成不變的權利分配方式，在經濟水平較低，經濟較為穩定的時期勉強可以維系，然一旦經濟快速發展，則下層武士的固定收入將難以維系生活，在此情況下，向來作為維系日本利益集團的核心的“忠”會出現動搖，此時，下層武士就會成為推翻舊的“幕藩”體制的主要力量。

除此之外，這個體制意味著“農工商”階層將被永遠的排除在外，若生于農家，則終身為農，世世代代為農，永遠的父業子承，導致他們整體階層對于幕藩體制的抱持著一種強烈的不滿情緒，然而也正由于他們被長期排除于權力中心之外，所以他們的不滿與反抗難以起到強有力的效果。

然而隨著利益集團內部的下層武士和被排除于權力中心之外的“農工商”階層的不滿的逐漸累積，他們就會逐漸成為倒幕的主要力量，給倒幕運動以巨大支持。

與之相比，對于中國而言，戊戌變法前的中國的利益集團的構筑方式一直是以世襲制為主，輔以科舉制和捐官制。滿族入關之后，為了保持滿洲貴族在統治上的優勢政治地位，同時拉攏蒙古的各部落，保持政權力量的強大，清政府一直對于滿蒙貴族實行世襲制，同時為了籠絡社會各界的學子士人，清政府又實行科舉制，通過八股取士選拔社會精英人才為政府效力，同時緩解利益集團外的學子士人的不滿情緒，使他們有機會躋身于統治階層，分享政治權利，這其實穩定了清政府的統治基礎，因為它“有效的擴大了王權的統治基礎，緩和了社會矛盾，為中國儒家社會的‘超穩定結構起到了內在的支撐作用”。[1] 除此之外，后期的清政府為了緩解財政問題，實行了“捐官制”，這雖然使清政府內部更加腐敗，但確實穩固了清政府的統治基礎，因為它給下層的工商業者以參與政治的機會，尤其是在清朝后期隨著新興的工商業階層的不斷崛起，力量的不斷增強，“捐官制”有效的緩和了統治階層和新興工商業界層之間的矛盾，使他們與政府之間的聯合愈加緊密，不會依靠自身的經濟實力向政府發難。

對于近代以前兩國政治制度穩定性的差異而言，早就有學者對其進行了分析?！皩嵭惺酪u、門閥制， 使得有才能的下級武士不能進入高層，在幕末，則促使下級武士走向與舊政治制度決裂，為倒幕維新創造了必要條件;而中國的科舉制度則將全國各地、各民族的地主和土地權力、商業資本、高利貸資本三位一體的代表人物（也包括被統治階級中的優秀人才） 吸收到中央政府中來，加強了專制統治，統治者利用這一制度成功地鉗制了眾多讀書人的思想。這使清政府統治下的社會各界很難分化出較為有力的群體來反抗清政府推動改革?！?[2]

故可以得出結論：日本的德川幕府的既得利益集團是存在內部分化的，下層武士作為主要力量對改革予以支持，德川幕府的同時本身就存在著諸多隱患和不穩定因素，故后期可以推翻幕府統治，進行維新變法;然而清朝政府雖然腐敗，但通過世襲制、科舉制和捐官制，牢牢的將舊貴族、社會精英人才和新興工商業階層籠絡在一起，維持了統治的穩定性，保證統治集團內部不會分化出有力的群體來推動改革。

二、明治維新與戊戌變法的國內環境對比

首先，中國在戊戌變法時自然經濟才初初開始解體，解體進程遠不及日本的經濟解體進程，與此同時，中國統治階級內不得分化也不像日本當時那樣劇烈，故而中國的維新勢力要遠遠弱于日本，然而與維新勢力相對的保守、投機勢力較之日本卻仍然十分強大。中國沒有西南雄藩那樣強大而愿意改革的地方勢力，清朝中央政府的統治又通過世襲制、科舉制和捐官制的維系遠遠比德川政府穩固的多，除此之外，中國的統治體制決定了中國的改革與日本的改革不同，很難推向更高、更深的層次?！爸袊刂麟A級革新派、洋務派乃至于維新派如果得不到最高統治者的支持，都很難有所作為，低層次改革也很難為高層次改革創造充足的條件;而日本半獨立的諸藩能夠推行同中央政府相抵觸的藩政改革，由此進一步加強它們對幕府的半獨立地位，當某些藩的下級武士改革派掌握藩政實權后，其所在藩就成為倒幕的根據地，這是日本近代低層次改革迅速推向高層次改革的一個重要條件?！?[3]

三、明治維新與戊戌變法的變法執行主體對比

“兩國維新派雖然同屬統治階級中下層，但前者與地方實力派的密切聯系和社會實踐的鍛煉都遠不及后者。日本維新派以豪農、豪商和手工業者為社會基礎，具有雄厚的經濟實力，重視并巧妙地利用了民眾的反抗力量，而中國維新派卻只能從統治集團內部尋求并不可靠的支持，并且輕視民眾，因而陷于孤立境地。在實際的政治斗爭中，中國維新勢力疏于政務，黯于世事，缺少謀略，而日本維新派精明強干，長于韜略?！?[4]

在明治維新中，明治政府先通過較為和緩的方式處置了幕府以及佐幕諸藩，對于有才能的舊幕府官吏也選擇將其留任，后又通過了“五條誓約”安撫了各較有實力的藩的情緒，并在西南雄藩的幫助下，完成了“奉還版籍”，成功架空了諸藩的權力，隨后，政府又開始“廢藩置縣”迫使諸藩交出全部權力，至此日本政府完成統一。后來面對華族士族坐食俸祿的現象，政府財政不堪重負，就開始廢除士族的身份特權，實施“四民平等”，又以“征兵制”代替“世襲武士制”，逐漸爭取到了廣大人民的支持?？v觀日本整個改革維新的過程，可以看出其中頗有一些合縱連橫的意味，先聯合能聯合的，對抗不能聯合的，積攢實力，再在一步一步瓦解敵對勢力，最后收民心，以實現政權的穩定，并組成了新的利益集團。

而且在日本，將軍名義上是天皇的軍事代表，需要終于天皇，即是實質上士農工商各階層和大名都終于將軍，但全體的日本國民都有向天皇盡忠的義務，所以天皇的權威和幕府的權威在對抗過程中，天皇權威占據很大的優勢，乃至于明治政府可以依靠天皇的權威為對封建特權階層的打擊披上一層神圣的外衣。尤其是當幕府統治下的日本陷入困境，幕府的權威大跌后。

而與之相比，以康有為為首的維新派在進行戊戌變法時就顯得格外急躁和粗暴了。

康有為等人認為，國家受制于教育不行，而教育又受制于八股取士，故他們多次上書勸說光緒帝廢除科舉制，他們天真的希望能夠憑借光緒帝的一紙詔書就廢除持續百年的科舉制，但卻由于缺乏政治實踐，沒有考慮到如若科舉制被真的被廢止，那么求學多年天下學子的負面情緒應該如何紓解，也并沒有出臺相應配套的人才選拔機制幫助緩沖，同時頑固派對此大加利用，在社會上大肆渲染，營造了極為不利的社會輿論，這使社會中大部分與八股科舉考試利益相關的士人直接站到了改革變法的對立面，康有為等人一瞬間就失去了社會中學子的廣泛支持，為變法增添了很大的阻力。

除此之外，他們對于舊利益集團的分化瓦解措施也過分的激進，沒有做到很好的安撫，如光緒帝要求各省一個月內把各個部門的冗官冗員裁撤干凈，他本意是想要達到提高行政效率的目的，讓政府內部官員權責分明，事權專一，改變過去機構重疊，互相推諉的現象，然而，一舉裁撤所有冗員，意味著清朝官場中有相當數量的士人官員的利益被嚴重損害了，然而還不僅僅于此，與此同時，維新派又推進廢除旗人特權和裁撤綠營的政策，舊的利益集團中幾乎大部分人的利益都被康有為等人推出的政策損害，因此，在這些政策在向下推行的過程中，或是被執行變通，或是干脆被置之不理，不予執行。

但如果他們能聯合某些溫和派的又有權勢的重要官員，比如說張之洞或者李鴻章，他們也有可能憑借此獲得強大的力量，進而在于頑固派、守舊派的斗爭中取得優勢，但他們完全沒有這樣的意識，而是盲目樂觀的認為可以依靠一個本身缺少皇權威信的光緒帝實現改革變法。

然而光緒帝自登基后，一直未能掌握實權，一眾大臣依舊為慈禧馬首是瞻，光緒在政府中根本沒有足夠的權威，與此同時，因為中國對外的不斷失敗受辱，光緒作為名義上的政府代表，在百姓心中為此擔負主要責任，因此在民間也沒有足夠的威信。光緒帝對于無論統治集團內部或者外部均沒有足夠的權威，故無法對維新變法發揮很強的穩定功能。不能穩定舊的利益集團，逐步瓦解，又沒有足夠的新興利益集團可以聯合，本來在如此勢單力薄的情況下，理應穩步緩慢改革，然維新派自獲得光緒帝支持，就一路“激進”，貿然對所有的舊利益集團開戰，到處樹敵，四面楚歌，所以維新派很難逃脫變法失敗的命運。

四、明治維新與戊戌變法國際環境比較

除了本國內，舊的勢力集團的強大程度、變法主體對于變法的不同執行、變法時期本國的社會環境之外，當時的外部環境對于兩國成敗也有很大的影響。

“甲午戰爭后列強在華勢力與對華政治經濟軍事的控制力，都與明治維新時的日本不能相提并論，后者的外部環境是很有利的?！?[5]

日本的明治維新發生在19世紀60年代末，正值資本主義世界市場初步形成之時，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以積累資本、擴展海外市場、搶占原料產地為主，尚未進入掠奪殖民地的高潮時期，并且，此時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正瞄準地大物博的中國，集中了大部分注意力在中國身上，這使日本既有機會接觸更多的新鮮觀點，又給他們留有喘息的時間，供其自我發展，給他們提供了一個較為有利的國際環境。

而中國戊戌變法則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末展開，中國已經成為各國列強的主要瓜分對象，國內的統治階級一直試圖扼殺新生力量維護其封建統治，國外列強也不允許中國有成為強大國家的可能，所以中國的變法改革，面對的國內外的壓力巨大，再加之國內變法群體的無實權、無實踐經驗等因素，中國的戊戌變法必然以失敗告終。

五、結論

戴季陶先生在《日本論》中說過這樣一句話，“我勸中國人， 從今以后， 要切切實實的下一個研究日本的功夫”，“要曉得他的過去如何，方才曉得他的現在是從哪里來的。曉得他現在的真相，方才能夠推測他將來的趨向是怎樣的?！?[6]

當我們面對兩場幾乎同一時代的、懷抱著相似救亡目的，甚至連變法的具體措施都有所相仿，卻以截然不同的結局收場的改革運動時，我們必然需要探究其背后的深層次原因，而這種探究將會起到幫助我們“前事不忘，后事之師”的作用。

【參考文獻】

[1]高鐘：《廢科舉：中國儒家社會全面散構的多米諾骨牌》，《中國近代史》2005年第4期，第220頁。

[2]家駿、湯重南：《日中近代化比較》，東京，六興出版株式會社1988年版，第48— 50頁。

[3]丁日初、杜恂誠：《十九世紀中日資本主義現代化成敗原因》，《歷史研究》1983年第 1期，第87頁。

[4]李少軍：《近代中日比較研究綜述》，《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4期，第261-301頁。

[5]王曉秋：《近代中日啟示錄》，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 第118—129頁。

[6]戴季陶：《日本論》，九州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3頁。

作者簡介：孫培鑫（2000—），現就讀于北京理工大學法學專業，本科學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