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激勵型環境規制與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研究

李君　吳學花

[提要] 本文以重度污染型制造行業為樣本，采用SBM方向性距離函數和Luenberger生產率指標測度2003～2015年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并運用面板數據模型分析市場激勵型環境規制對重度污染型行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研究表明：市場激勵型環境規制的影響具有時滯性，滯后一期的環境規制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為負，滯后兩期的影響則為正;所有制結構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負向影響明顯;外商投資結構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印證了污染避難假說。

關鍵詞：市場激勵型環境規制;重度污染型制造行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制造業轉型升級與碳效率優化的耦合研究”（編號：15BJY076）

中圖分類號：F426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8年11月12日

一、引言

目前，中國制造業面臨著來自國際和國內的雙重壓力。對外，由于中國勞動力成本提高較快和技術創新水平提高較慢，制造業不得不面對其他發展中國家中低端制造的分流和發達國家高端制造回流的雙重壓力;對內，則面臨著環境污染和資源約束的壓力，綠色發展勢在必行。在此背景下，不斷提升中國制造業的生產效率尤其是綠色生產效率是擺脫當前困境的有效途徑。因此，本文采用考慮環境與能源因素后的綠色全要素生產率（GTFP）來考察中國制造業綠色發展效率。

環境規制是影響經濟綠色發展的重要因素。環境規制的工具主要包含命令控制型、市場激勵型和公眾參與型三種規制工具。其中，市場激勵型環境規制（MIER）包括排污費制度、可交易許可證和政府補貼等方式。目前，排污費是中國MIER中最為成熟的方式。2018年環境稅開始取代排污費，并正式征收，此時研究和評估實施多年的排污費對GTFP的影響也更具有意義。由于數據可得性和某些環保規定的區域異質性，國內關于MIER的研究集中于省際層面，基于行業研究較少。

制造業是生產性污染的最重要來源，據各行業的污染排放強度，制造業可分為重度污染型行業、中度污染型行業和輕度污染型行業，其中重度污染型行業又是污染來源的重中之重，如何提升這些行業的綠色生產效率，對于中國走綠色和高效并進的道路具有重要的意義。因此，本文選取重度污染型行業為研究對象，運用SBM-Luenberger方法測度GTFP并運用面板數據模型分析MIER對GTFP的影響。

二、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測算

本文運用SBM-Luenberger方法測度GTFP，測度的LTFP分解為LPEC、LPTP、LSEC和LTPEC。上述五個指標大于0表示生產率提高，純技術效率提高，技術進步，規模效率提高和技術規模報酬不變。因LTPSC沒有經濟意義，故不對它進行分析。

（一）指標選取與行業選取。產出分為期望產出與非期望產出。期望產出為工業總產值;非期望產出選取工業廢水排放量和工業廢氣排放量。投入包括資本、勞動和能源;資本是以1998年的固定資產凈值平均余額為初期資本存量，據陳詩一（2011）運用的PIM方法得出資產存量序列;勞動是平均從業人員人數;能源是能源消費總量。

本文根據李玲（2011）的分類方法對制造業28個兩位數行業分類。首先將各行業單位產值的污染物排放量數據進行線性標準化并等權加和平均，得到各行業的污染排放強度，再據此分類。其中，重度污染型行業包括農副食品加工業（13），食品制造業（14），飲料制造業（15），紡織業（17），造紙及紙制品業（22），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25），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26），化學纖維制造業（28），非金屬礦物制品業（31），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32），有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33）等11個行業。

（二）測算結果。重度污染型行業的GTFP進行測算如下，四個指數是以2003年為基期的定基指數。從圖1中的曲線走勢可以看出，重度污染型行業的GTFP整體呈現上升趨勢，說明其綠色效率是在提升的。LPTP指數的趨勢與LTFP指數的趨勢大致相同且LPTP指數對LTFP指數的貢獻率相對較大，說明GTFP的增長主要依賴于技術進步。LSEC指數呈平穩增長趨勢，增長速度緩慢，這說明重度污染型行業規模效率在2003～2015年間改善幅度較小。LPEC指數呈下降，純技術效率惡化，說明由管理創新等影響因素給重度污染型行業的GTFP帶來負向影響。（圖1）

三、實證分析

（一）模型構建。以測度的LTFP指數為因變量，以估算的排污費與工業總產值的比率的滯后一期和滯后兩期為自變量，對MIER對重度污染型行業GTFP的影響進行實證分析。

其中，i代表行業，t代表年份，？著it代表誤差項。

2007年后，各省份排污費征收標準做出了不同調整，以每個省份各污染物排放量與全國各污染物排放量的比例作為權重，分別與各省份當年調整后的收費稅率進行相乘再相加，得到加權排污費收費系數，最后據《排污費征收標準及計算方法》得出排污費征收總額。本文選取5個控制變量：（1）技術水平（tech）：內部支出與工業總產值的比率;（2）規模結構（sech）：大中型工業企業工業總產值與全部工業總產值的比率;（3）所有制結構（ownership）：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工業總產值與全部工業總產值的比率;（4）外商投資結構（foreign）：外商投資企業工業總產值與全部工業總產值的比率;（5）資本產值比率（capital-output）：資本存量與工業總產值的比率。

（二）實證結果分析。運用stata14.0進行Hauseman檢驗，結果表明以固定效應模型估計參數。由回歸結果可以看出，MIER滯后一期的系數為負，滯后二期的系數為正，并且在統計上顯著，說明MIER對GTFP的影響在滯后一期的時候是負向的，在滯后二期的時候才會產生正向影響。MIER對GTFP有滯后效應。重度污染型行業短時期內不容易做出較快的反應，技術創新帶來的正向效應滯后且高排污費的收取會增加額外的成本，會產生負向效應。收取兩年后，企業為減少污染和排污費所進行的技術創新效應會顯現出來，產生了正向效應。（表1）

在控制變量中，技術水平和規模結構的系數不顯著。所有制結構的系數為負，且在統計上顯著，這印證了一些學者的結論，說明在回歸樣本期間，雖然國企改革一直持續且初見成效，規制減輕了能源的消耗和環境的污染，但由于改革力度和時滯性等原因，重度污染型行業的管理效率低和資源配置不合理等因素依舊存在，很難在GTFP的增長體現出來。外商投資結構的系數為負，在統計上顯著，這說明污染避難所假說在樣本期間可能成立，雖然近年來中國制造業勞動力成本逐漸提高，但由于水平依然較低和時滯性等因素，污染嚴重的外資企業和處于低端制造環節的企業依然比較多。資本-產值比率的系數為正，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資本密集程度對重度污染型行業GTFP的影響是正向的。

四、結論

根據本文實證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結論：第一，MIER對制造業中的重度污染型行業GTFP的影響具有時滯性，滯后一期影響為負，滯后二期影響為正;第二，在樣本期間，污染避難所假說適用于重度污染型行業的發展狀況;第三，在樣本期間，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由于資源配置不合理會抑制生產率的增長，政策效果尚未顯現出來;第四，資本密集程度對重度污染型行業GTFP的影響為正。

基于研究結論，提出建議：提高重度污染型制造行業的環境標準，促進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整合資源和要素配置，促進管理制度創新;減少外資進入制造業的重度污染型行業，鼓勵發展污染少且效益高的企業;根據各行業的污染特征和行業所處發展階段，制定差異化收費標準，促進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增長。

主要參考文獻：

[1]Porter，M.E.Americas Green Strategy[J].Scientific American，1991（4）.

[2]原毅軍，謝榮輝.FDI、環境規制與中國工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基于Luenberger指數的實證研究[J].國際貿易問題，2015（8）.

[3]李玲，陶鋒.污染密集型產業的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及影響因素——基于SBM方向性距離函數的實證分析[J].經濟學家，20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