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人：余英時談“intellectual”的譯名

∷金其斌

近年來，從思想史和歷史的視角探討譯名的流變成為譯名研究關注的熱點?！癷ntellectual”的譯名探究即是一例。

眾所周知，“intellectual”目前的譯名“知識分子”一直為學界所詬病。方維規認為，中國從未有過一個公認的、真正能夠匹配西方那種具有文化職能和社會職能的intellectual概念，把“知識分子”與“intellectual”對應，只能是方枘圓鑿。（方維規：《概念的歷史分量》，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P349，393）

《現代漢語詞典》將“知識分子”界定為“具有較高文化水平、從事腦力勞動的人”，這一定義確實很難傳達“intellectual”在西方語境中熱心關懷公共事務，并以批判姿態介入實際社會政治活動、為社會正義辯護、批判社會不公的內涵。為“intellectual”找出一個恰如其分的譯名，一直為學界所關注。余英時提出用“知識人”代替“知識分子”，并多次闡述自己的這一主張。

2002年9月，在《士與中國文化》的新版序中，余英時提出了“知識人”這一譯名的由來：

“知識人”這個名詞也是借用“intellectual”的日譯?，F在收入本書，一切仍依漢文原稿，不作更改。但是十二年后的今天，我反而覺得“知識人”比“知識分子”更為適切。大約是一兩年前，我曾讀到一篇談“分子”的文章，可惜已忘了作者和出處，據作者的精到分析，把“人”變成“分子”會有意想不到的災難性的后果。所以我近來極力避免“知識分子”，而一律改用“知識人”。我想盡量恢復“intellectual”的“人”的尊嚴，對于中國古代的“士”更應如此。把孔、孟、老、莊一概稱之為“知識分子”似乎總不免感覺著有點兒別扭。但語言是“約定俗成”的，我只能求一己的心安，卻不敢奢望別人也同情我的感覺取向。（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P2）

余英時此處“忘了作者和出處”的談“分子”的文章，出自陳原：

人——不是一生下來就是“分子”的。當人變成分子的時候，是一個非常凄苦的過程。（陳原：《重返語詞的密林》，遼寧教育出版社，2002，P42）

聯想到“壞分子”“反革命分子”等說法，“知識分子”在其中確實顯得格格不入，異常尷尬。余英時同樣注意到了這一點。

2008年5月，余英時在“紐約讀書會”的一次講座中再次提到了這一話題，指出“知識分子”的火藥味：

我不太喜歡用“知識分子”一詞，因為這個詞充滿了火藥味，會使人聯想到“革命分子”或“反動分子”。所以，倡導用“知識人”一詞來概括受過大學教育、以傳播知識和闡釋知識為職業的階層，它的前身就是中國古代的“士”或士大夫階層。（傅鏗：《猶待隔年遲——記余英時先生的一次特別講座》，載《書屋》，2018年第12期，P24）

余英時以歷史學家的敏銳，指出中國古代的“士”毋寧更近于近代西方的“知識人”。無獨有偶，早期的英漢字典就將“intellectual”和中國文化中的“士”聯系起來。20世紀40年代出版的《求解作文兩用 英漢模范字典》，例證中就把“intellectual”翻譯成“智士”：the intellectuals of China，中國之智士。（張世鎏，平海瀾，厲志云等：《求解作文兩用英漢模范字典》，商務印書館，1947，P697）

2008年11月，余英時在接受《時代周報》創刊專訪時再次提到“分子”的暴力屬性：

講知識人等于中國人講讀書人一樣，講政治人、經濟人、文化人都可以，為什么不能用知識人呢？我的意思是人的地位要受到尊重，我要恢復人的尊嚴，因為語言是影響很大的東西，語言一定限制你的思想，用暴力語言，就是鼓動暴力。（李懷宇：《余英時：在這個時代，做一個有尊嚴的知識人》，載《時代周報》，2008年11月18日，C2版）

從“火藥味”到“暴力語言”，余英時一直在為“intellectual”所蘊含的人的尊嚴鼓與呼，同時也見證了他對“知識人”這一譯名的堅守與執著。

近年來，部分學者不珍惜羽毛，淪為學界笑柄，甚至讓“intellectual”一詞蒙辱，被拿來作為調侃的對象。針對學界屢見不鮮的剽竊案，陸谷孫先生戲稱善用“剪刀加糨糊”的文抄公為“因偷來個揪”（intellectual），對長于此道者不啻為當頭棒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