鏡像錯位

張亞琳

摘要：娜拉自誕生之日，就被全世界女性奉為學習榜樣。五四時期，啟蒙者們高度重視娜拉精神，塑造了一批“中國式娜拉”，以此來促進中國的女性解放和個人解放。其中，《傷逝》中的子君形象最引人關注，被看做是娜拉在中國的鏡像。本文試圖從娜拉和子君所處的不同的權力話語體系，她們出走的不同動因，以及出走后不同的命運走向三方面，分析娜拉形象在子君身上發生的嬗變。

關鍵詞：娜拉 子君 女性反抗

1879年，挪威戲劇家易卜生創造了傳世名作《玩偶之家》，其中的女主人公娜拉以“砰”地一聲關門，震撼了全世界讀者的心，成為了文學史上不朽的形象;1918年，《新青年》推出“易卜生專號”，對易卜生主義給予了充分的關注和高度的評價，并把娜拉奉為女性解放的先鋒楷模，從而在五四新青年中掀起一股曠日持久的“娜拉熱”，在許多人心中種下一個“娜拉情結”。作家們以飽滿的熱情，紛紛書寫自己心目中的娜拉。一時間，中國文壇佳作頻出，其中尤為注目的是魯迅唯一一篇愛情題材小說——《傷逝》。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子君常常被拿來與娜拉作比較，被稱為“中國的娜拉”，其大膽離家出走的行為亦被稱為“娜拉出走”的延續。然而，當我們再次回歸文本，以更深微的文學眼光去比較娜拉與子君的形象時就會發現，子君之于娜拉，絕不是一個單純的鏡像投射，而是在中國特殊的文化語境和社會背景中發生了嬗變，烙上了深深的“中國印記”;娜拉精神也沒有被完整移植到子君身上，而是在魯迅的反復思考和深沉憂慮下消解、轉化，被賦予了一種可感知的歷史真實。

一、不同的權利話語體系下的女性反抗及角色定位

易卜生創作《玩偶之家》時，挪威已經擺脫了瑞典在政治、經濟上的壓迫，資本主義獲得了充足的發展空間，婦女解放運動也日益高漲，女性意識隨之覺醒。他筆下的娜拉，是以男女平等這一價值觀作為支點，對現代男權社會發起的挑戰。娜拉嫁給海爾茂之后，主動扮演著賢妻良母的角色，在海爾茂病危之時，她不惜違法來挽救丈夫的生命，此后更是節衣縮食、精打細算，獨自承擔還債的重任，從不向丈夫吐露其中的艱辛。同時，海爾茂控制著家中的經濟支配權，一切生活開銷都要經過他的批準，娜拉對此也從無怨言，她深深沉醉在幸福安定的家庭生活中，安心棲息在丈夫的羽翼之下，做他親愛的“小松鼠”、“小鳥兒”。然而當娜拉偽造簽名借錢的事情敗露時，海爾茂立刻擺出一副大男子主義的姿態，不但沒有表現出丈夫對妻子應有的感激和包容，反而對娜拉大加指責、惡言相向。娜拉仿佛從一場困頓的夢中醒來，丈夫的反應讓她意識到，自己作為女性的聲音長期遭到男性霸權的無情閹割，使得自己在婚姻中陷入一種尷尬的失語狀態，往日的親切與溫柔不過是男性居高臨下、自以為是的憐憫與同情。所以，她堅決地站在女性立場上，對海爾茂說：我是一個和你（男人）一樣的人！這是最具權威性的女性話語，它不僅僅是對海爾茂一個男人的控訴，而是對以男性話語為主導的整個社會機制的質疑和顛覆。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娜拉的行動得到了女權主義者的肯定和擁護，她也被視為女性自覺、女性解放的先鋒。

然而，在中國的歷史語境下，五四革命的首要任務是“人”的解放，五四啟蒙者關注的焦點不是男女關系的內部矛盾和不平等，而是子輩與父輩之間不可調和的沖突。他們將反抗矛頭對準了以父權為根基的舊有體制，與“父親”相對的“子女”都要努力爭取自己為“人”的權利。在這里，“兒子”和“女兒”的性別意識被有意無意地淡化了，他們基于對自由和獨立同樣的渴望，結成了最可靠最堅實的同盟，一起向父權宣戰。子君在出走時的最大阻礙不是來自以涓生為代表的男權文化，而是以父親為權利中心的封建家庭的瘋狂阻擾和無理干預。這就很自然地使人聯想到卓文君反抗其父卓王孫，祝英臺反抗其父祝員外，這些女性都義無反顧地站在了封建綱常倫理的對立面。子君盡管遺傳了這些女性的反抗因子，但在很大程度上來說，身處五四新思想的浪潮下，她的反抗行為依舊沒有擺脫傳統模式，其身份也仍然是與舊家庭決裂的“逆子”。娜拉的反抗實現了人和女人的雙重解放，而子君僅僅獲得了個人人身的自由，卻遠遠實現達到女性的精神自覺。眾多像子君一樣的五四女性，熱衷于沖決傳統，抗擊世俗，卻常常忘記把眼光收回，去關注女性自身價值，以及男女同盟內部可能出現的新的不平等現象。

二、不同的反抗動因驅使下的女性出走

正如前面所說，娜拉的出走代表了一種女性的“解放”，她從家庭狹隘的私人空間，大步邁進了社會的公共領域。在看到海爾茂虛偽、自私、無情的丑陋表演時，娜拉意識到，眼前這個男人并不愛自己，而只是把自己當做消遣的“玩偶”，繼續留在家庭中，早晚會在壓抑的泥沼中窒息。所以，她選擇主動出走，盡管海爾茂一再挽留，她卻依然決絕。娜拉如此堅決的深層原因在于，她不甘心在男女關系中處于弱勢地位，永遠地收斂起自己作為獨立女性的光芒。她說：首先我是一個人，一個跟你一樣的一個人——至少我要學做一個人。她作為個體的生命意識被喚醒，她迫切地想要成為社會群體中一個獨立的個體存在，而不是男人手中唯唯諾諾、唯命是從的玩物。娜拉將自己作為“妻子”、“母親”的身份統統拋棄，只為換來一個“人”的身份。正是這種對“人”的權利的追求，娜拉的出走才顯得格外震懾人心。

相比之下，子君從舊家庭的出走，則顯得很被動，帶有強烈的不徹底性。她從小生活在優越的家庭條件下，學習得是禮教之言，信奉的是父母之命，即便偶有不滿，也絕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直至以啟蒙者自居的涓生出現，她才開始重新打量自己的生活。更確切地說，愛情的降臨，涓生的誘導，給了她足夠的勇氣和過往的自己一刀兩斷?！拔沂俏易约旱?，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子君拼命捍衛的是自己“愛”的權利，她拼命想要成為一個完美的“女人”，而不像娜拉，爭取的是做和海爾茂一樣獨立的“人”的權利。恩格斯說：“婦女解放的第一個先決條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社會中去?！彼?，與娜拉的“解放”相比，子君的出走不過是一場“私奔”。子君從舊家庭中脫離，轉而投入另一個小家庭的封閉空間，她依附的對象由父親變成了丈夫，根本就沒有獲得真正意義上的解放。而子君的悲劇在于，她從未認識到這一點，只是自醉在“女性解放”的想象中，抱著“愛情至上”的單純信仰，企圖做革命的先行者，卻不小心扮演了犧牲者的角色。

三、不同的命運走向下的女性生存

1923年，魯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做了一篇名為《娜拉走后怎樣》的演講。在思想最為進步的女子高等院校，魯迅選擇這樣的題目是有其目的和意義的。他預設了娜拉的兩種命運結局：不是墮落，就是回來。意在表明，娜拉作為“夢醒者”，自會去尋一條生路，但她除了帶走一顆覺醒的心，其他什么也沒有，免不了要回到“夢境”中來。且不去評判魯迅的斷言是否正確，我們回過頭來，分析一下娜拉出走后可能遭遇的結局。我的看法是，挪威當時的社會條件是相對樂觀的，資本主義的發展需要大量的自由勞動力，女性地位也得到了應有的重視，所以娜拉可以找到一份養活自己的工作。就像劇中的林丹太太一樣，她在丈夫去世后，孤身一人在社會上謀生，雖然生活拮據，但也勉強過得去，甚至可以去銀行謀職位，說明女性找工作并非不可能的事。所以就誕生了除“墮落”和“回來”之外的第三條路，即一個人獨立生活。

但結合中國當時的實際狀況，我們就能明白魯迅的悲觀絕不是子虛烏有。假如子君出走之后，不是投靠涓生，而是自謀生路，結局可想而知。中國的婦女千百年來生活在“三從四德”的束縛下，背負著“父權”和“夫權”的雙重威脅，根本沒有獨立的生存空間，也就不可能掌握經濟能力。那么，依靠了涓生的子君總該是幸福的吧？魯迅又一次否定了這樣的結局。子君在舊家庭中突出重圍，其出走行為無異于“弒父”，但“弒父”之后父親這一位置的空缺，很快由丈夫填補，她又重現陷入了家庭倫理的包圍圈。子君曾經幼稚地以為，擁有了愛情，便擁有了整個世界，她放下小姐的身段兒，去操心柴米油鹽的瑣事，換來的卻是涓生的不屑和冷漠?！盁o愛”的生活澆滅了子君剛剛燃起的生命活力，重新將她拋入冷酷的現實，她只能拖著遍體鱗傷的軀殼回到舊家庭的牢籠，郁郁而終。兜兜轉轉，子君所做的一切不過是困獸之斗。魯迅在這里敏銳地洞察到，殺死子君的不是涓生，不是舊家庭，而是社會環境從來就沒有為女性提供生存的氧氣，因此子君的悲劇是一種歷史的必然。

娜拉的出走帶動著歐洲廣大婦女勇敢地沖破家庭的藩籬，去爭取作為女性的獨立的社會地位。而子君的出走則昭示著，如果不從思想上根除對女性的歧視，并且給予她們應有的經濟地位，那么一切反抗行為都只能鎩羽而歸，面臨著悲劇的命運。魯迅用哀傷的筆觸，告誡女性，“愛情”不是人生的全部要義，一時的沖動，需要付出的可能是生命的代價，萬不可重蹈子君的覆轍。

一個懷著對“人”的權利的渴望，挑戰男權，爭得了個人的獨立;一個抱著對“愛”的權利的理想，沖破父權，卻在現實的逼迫下隕落。娜拉和子君，同樣用出走的方式反抗過去，卻演繹出截然不同的故事。娜拉式神化，在中國的客觀條件下，嬗變成子君式悲劇。易卜生和魯迅對女性和個人給予的充分關注與思考，不僅僅讓文學本身更有價值，同時也為歷史和現實提供了反思和自省的空間。

（作者單位：威海市第二中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