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來中國大陸宋明理學研究的典范

劉昊

摘 要：2018是改革開放四十周年，隨著改革開放進程，四十年來的中國哲學研究也經歷了長足的進步與發展，宋明理學研究便是其一大特色。在宋明理學研究中，陳來教授的研究無疑具有典范意義。從1978年至今，陳來教授先后在朱子學、陽明學、船山學以及宋明理學多個領域，以扎實的文獻功底，深入的哲學解讀，寬廣的國際視野對宋明理學進行了系統而又深入的研究，在重要人物和重大問題上均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在這個意義上，陳來教授的宋明理學研究是近四十年中國大陸宋明理學研究的標志，回顧其研究方法和成果，有助于我們進一步深入推動中國哲學研究和傳承儒家文化。

關鍵詞：陳來 宋明理學研究 朱子學 陽明學 船山學

中圖分類號：B26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8705（2019）01-02-09

過去的2018年，正值改革開放四十周年，在學術研究領域，與此進程相伴而行的“中國哲學”的重建與發展正好經歷了四十年的歷程。在此過程中，宋明理學研究可以說是中國哲學研究的重要一環，甚至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仡欉@四十年來的中國大陸宋明理學研究，陳來教授的研究無疑具有篳路藍縷的樹立典范之功，以《朱子哲學研究》《有無之境》《詮釋與重建——王船山的哲學精神》等為代表的專著對宋明理學史上的重要人物、重大問題均進行了詳細的哲學探討。此外，陳來在兩宋道學、陽明學與陽明后學、東亞朱子學等領域亦有廣泛的研究?？傮w而言，陳來的研究特色具有扎實的文獻功底，深入的哲學解讀和寬廣的國際視野，對陳來的宋明理學研究進行回顧和介紹，有助于我們繼續深入推動宋明理學研究，傳承優秀中華文化。

一、朱子哲學研究的突破

朱子學是宋明理學的重中之重，陳來儒學研究的基礎是宋明理學研究，而朱子學研究是其研究起點。自1978年進入北京大學研究生學習以后，陳來開始以朱熹哲學為研究對象。在此以前，歷來的朱子學研究鮮有對朱子學思想進行深入而又細致的研究，所以從朱子學入手來研究打開宋明理學研究的局面十分必要。陳來的碩士論文即以《論朱熹理氣觀的形成與演變》（1981）為題，從朱子理氣思想的發展歷程和哲學分析兩個維度探討了朱子理氣觀的相關問題，隨后的博士論文（1985）又在此基礎上以《朱熹哲學研究》為題，結合朱子思想的發展和演變，對朱子的理氣論、心性論、格物致知論等多個方面進行了仔細的考辨和義理分析，認為朱熹哲學是由不同層次構成的復雜體系，在不同的時間階段具有不同的特點。1988年，該論文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1993年再版），2000年恰逢朱子逝世800年之際，由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增訂版《朱子哲學研究》，增訂版加入了有關朱子早年思想經歷的“朱子與三君子”“朱子與李延平”和本論部分的“朱子淳熙初年的心性之辨”，以及最后的“附錄”，使這部學術著作日趨完善，成為了中國大陸近四十年來宋明理研究乃至朱子哲學研究的典范之作。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朱子哲學研究》的一項重要副產品——《朱子書信編年考證》，該書初版于1989年，是陳來開展朱子研究時對朱子兩千多封書信逐一進行編年考證的重要成果，至今仍然是朱子學研究的必備工具書。

下面我們回到《朱子哲學研究》，本書的重要貢獻在于，在長期受意識形態影響的中國哲學研究背景下，取得了研究方法上的突破，一是注重時間演變，二是關注前后的矛盾與差異，能夠對這些變化與差異持較為中正客觀的態度。正是在方法上的創新，使得陳來的朱子哲學研究深入朱子的哲學體系內部，并結合其生命歷程來探討，對朱子學的一些重大問題提出了突破性的見解。例如理氣論這一朱子哲學研究中的核心問題，陳來從橫與縱兩方面來加以解釋，橫的方面即哲學層面，在朱子“理氣先后”的問題上，區分了本源與構成兩個不同方面。從本源上看，朱子以“理在氣先”，而從構成上看，理氣并無先后。然而更為重要的是，陳來認為朱子理先氣后思想經歷了一個復雜的過程。通過詳細的考證，他認為朱子早年以《太極解義》為代表的理氣思想，強調太極和陰陽并無先后，因此在理氣論上，理氣亦無先后。而到了南康之后，及至淳熙末年，朱陸之辨別的“無極太極”之辨對理在氣先思想的形成有重要作用。直到慶元之際，朱子提出“理氣本無前后之可言，但推上去時，卻如理在先、氣在后相似”。因此，陳來指出朱子最終確認了他的晚年定論——邏輯在先說。應該說，這個說法長久以來受到學界認可，它不僅是深入理解朱子學的一把鑰匙，也是了解整個宋明理學史的一個核心問題。又如朱子思想中的心性論問題，亦經歷了一個復雜的演變過程，陳來對此亦有詳細的考查。在增訂本中的“朱子與李延平”這一章，我們看到，李延平思想來自道南學派，承接程顥—楊時—羅從彥這一脈絡。因此，朱熹與李侗長期的交往，使得朱熹拋棄佛老，進入道學。道南學派強調將《中庸》的未發歸結為思慮未發的的心理體驗、直覺體驗，但是朱子學不同意這種體驗之學，因此，他試圖超越道南學派，回到程頤，以主敬窮理為基礎來探求整個心性問題。

不過，除了注重時間演變，陳來的朱子學研究的另一重要特點就是對哲學范疇和概念辨析十分細致，這主要體現在心、性、情，以及天命之性與氣質之性等諸多問題的探討上。雖然朱子心性論的起點是道南一派，但是湖湘學派對朱子心性論的形成也起到重要作用，在與湖湘學者的多次論辯過程中，朱子形成了其兩次中和之悟，第一次以“心為已發，性為未發”，把已發未發問題當做體用論范疇來處理心性論。在湖湘之行中，朱子深受湖湘學派“先察識，后涵養”之說的影響，就未發，太極等問題與湖湘學者反復辯論，最終形成了第二次中和之悟。即己丑之悟，陳來主張朱子的“已發未發”皆是心的狀態，心貫乎已發未發。朱子以心之體為未發，這是性，心之用為已發，這是情。此外，陳來還特別指出，嚴格來說，不能以“心之未發是性，心之已發是情”，因為已發未發是同一層次的心理狀態，心性或心情不能劃上等號，這是陳來細致的義理分析和思辨的體現。在此基礎上，朱子完成了其心性論以心性情為核心的架構。心論的問題是朱子哲學研究中頗為復雜的難題，港臺學者普遍認為朱子的“心”是“氣”，因為難以成為道德義理的主宰。對此問題，陳來仍然立足于詳細的義理辨析，認為朱子的“心”主要指的是知覺，即意識活動總體。在這個意義上，心與理，心與性不可混淆，朱子只能承認“心具眾理”，而不能承認“心即是理”。更進一步，在考察了淳熙年間的“心說之辨”后，陳來指出朱子多處提及的“心之本體”并不是操舍存亡之外另尋一個實體，“心體”仍然強調的是道德意識的呈露，這是朱子心說區別于心學以及佛教的根本立場。在“性論”的問題上，陳來敏銳地把握了朱子“氣質之性”這一概念的特殊性，認為雖然朱子繼承和發展了北宋理學以張、程為代表的性氣二元思想，但是氣質之性在朱子哲學中卻不是專指氣質或血氣之性，而是理與氣共同形成的。作為氣質之性根源的本然之性，不是在氣質以外獨立于氣質的人性。換言之，在朱子哲學中，“氣質”與“氣質之性”并不是同一層次的概念，以天命氣質二元來形容朱子的性論并不準確，陳來在其研究中早已指出天命之性并非獨立于氣質之性，這在今天的朱子哲學研究尤其值得注意。那么，具體到心、性、情三者的關系，陳來認為朱子哲學中的心統性情主要是心兼性情和心主性情，“兼”強調的是心為意識活動總體，而“主”強調的是理智對情感的控制作用。

此外，陳來還對朱子工夫論中的重要思想——格物致知論作了研究，陳榮捷先生已在其書評中對此高度評價。關于格致論的根源，陳來認為李侗的理一分殊方法對朱子產生了重要影響，因為只有通過分殊的積累，才能上升到對理一的把握，這便是朱子后來的脫然貫通之說，以至于陳來認為“李侗理一分殊方法的精神真正滲透到朱熹哲學的骨髓”。1另外 ，因朱子《大學章句》有一章格物致知傳，關于朱子的這一考訂，歷來爭議頗多，陳來通過詳密考證后得出結論，雖然從傳統經學上看，朱子之補訂無依據，但是應看到朱熹的《章句》，尤其是補傳，是由理學詮釋出發的。2因此，我們更應看到朱子《章句》和補傳在理學方法論和修養論中的重要性，陳來此說正是注意到了朱子對理學以及中國哲學義理方面的貢獻。至于格物、致知、窮理三者究竟有何關系，陳來認為致知是格物的目的和結果，3格物是努力窮究事物之理，因此，格物致知是認識過程的不同方面。4而窮理不能離開接觸具體的事物，格物是窮理的必然要求。當然，格致論還涉及到中國哲學中的知行論，陳來對知和行的概念界定，真知為何以及致知與涵養的關系亦作了解釋，最后與西方哲學中的先驗論及認識論作了比較。大體上說，朱子的致知論主要談論的是倫理與道德認識的問題，而且與西學中的認識論皆有類似之處，亦有不同。

作為后論，陳來的《朱子哲學研究》除了關注上述三個哲學問題之外，對理學史上有重要影響的朱陸之辨進行了系統性的考察，包括乾淳之際產生論辯的背景，論辯的具體過程，參加的學者，以及朱陸之辨爭論的義理焦點等諸多問題。這里就陳來對朱陸之爭的主要分岐的判斷略加介紹，陳來認為朱陸之爭的主要分歧，不是本體論的，而是人性論的，倫理學的，方法論的，雖然兩者在本體論哲學背景上有差別，但基本上說，朱陸對立的根源不是本體問題。5例如在修養工夫的方法論上，陸學注重直覺體認，由內向直觀來呈現本心，而朱子主從格物致知入手來戰勝私欲，從特殊到普遍，最終上升到對普遍的道德原理的認識，應該說，無論是對于朱陸之爭的過程還是其義理問題，陳來基于扎實的文獻考證和義理論證，對此問題進行了綜合性的研究，也是朱子學研究，乃至宋明理學研究的一大突破。

在《朱子哲學研究》后，陳來一直堅持繼續朱子學研究，朱子學仍然是其研究中的重要一環。近年來，陳來的朱子學研究關注了仁學思想這一之前較少受關注的問題，另外也對朱子《太極解義》在朱子哲學形成中的作用，朱子的《洪范》“皇極說”等相關問題加以探討，進一步深化了其朱子學研究，并且新見迭出。這里以仁學研究為例加以說明。陳來對朱子仁學問題的關注，不能脫離于其對于中國哲學的整體論述來理解，這些研究最終體現在《仁學本體論》（2014）這部力作之中，該書力圖突破傳統的宇宙論、理氣論、心性論等研究范式，重新挖掘仁體思想對于重建儒學義理系統的哲學意義。在儒家的仁學思想中，朱子的仁學思想固然是其中的重要內容，陳來認為朱子的仁學思想，以往整體研究不夠，6但是朱子仁體具有宇宙論、實體論、境界論等多重面向，仁是生生之理，同時，也是活動流通的內在動因，是宇宙活動力的動源，更重要的是，朱子以“生氣流行”來理解仁與仁義禮智四德，因此，在朱子思想中，仁是具有生命的總體，這是我們對于朱子學思想的新了解。在此意義上，陳來認為對朱子的哲學思想體系可以從理學和仁學兩個方面去看，1朱子對于仁體大用流行的認識有助于我們深入了解朱子學，突顯其儒學體系的整體面貌，進而為仁體論提供重要的依據和方向。

二、陽明哲學研究的典范

王陽明是宋明理學中除朱子之外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早在上世紀80年代完成《朱熹哲學研究》后，陳來開始留意明代的王陽明研究，并于1991年出版《有無之境——王陽明的哲學精神》。該書仍然秉承了其朱子研究的特色，以文獻考證來把握陽明的思想變化，以哲學分析來挖掘陽明思想的學理內涵，突顯了哲學史特色。但是該書亦有重大突破，該書把傳統的哲學史研究與文獻史料研究、比較哲學研究、文化問題研究融為一體，對王陽明的哲學內涵進行了全面和深入的分析，詳細論述了陽明學術思想從誠意到格物再到致知的前后發展，重點論述并詮釋了以四句教為中心的陽明晚年思想及其意義，將陽明學研究帶到了國內領先乃至世界前沿，對陽明學研究、宋明理學研究具有普遍的示范意義。因此，這里就哲學史研究，比較哲學研究和文化問題研究這三方面對陳來的陽明學研究加以評述。

毫無疑問，陽明思想從早歲至晚年，亦經歷了一個不斷發展變化的過程。因此，對陽明思想的確切了解也必須從其思想發展的不同階段入手。例如，整個陽明哲學的概念與結構都與《大學》有密切關聯，而《大學》中的格物致知又是整個宋明理學中最為重要的工夫論課題，困擾陽明早年思想的主要問題就是《大學》中的“格物”問題，后來，陽明對“格物”問題的修正可以說是代表了朱子《大學》解釋之后的一個新的重要詮釋方向。在這個問題上，陳來對陽明作《大學古本旁釋》以及《大學古本序》的寫作時間作了詳細考證，并針對陽明對于《大學古本》的觀念的變化作了分析，認為陽明的《大學古本序》幾經改定，表明了陽明對《大學》的理解經歷了從以“誠意”為本到以“致知”為本的過程。2因此，陽明對于格物的理解，也經歷了從早年的“正念頭”，以“格心之不正”，到晚年兼以“至”訓格，更強調即物或隨事隨物，最終在晚年所作的《大學問》中，陽明形成了一套比較確定的看法。在“結語”章，陳來從總體上探討了陽明一生的思想發展，對陽明過世后一直廣為流傳的“五溺”“三變”等說法進行了辨析，例如，陽明門人錢德洪以“靜坐”為其中一變，陳來指出在陽明的思想發展中，靜坐教法根本不構成一個階段。3至于有一種觀點認為“知行合一”是陽明在貴陽時期的主要思想，陳來則指出，“知行合一”的宗旨貫穿了陽明的一生，并非囿于某個階段，諸如此類的判斷，皆體現了陳來的陽明學研究善于將細致的文獻考證與思想的發展變化相結合的鮮明特點，由此方法才能對陽明思想中的重大問題提出合理的判斷。

此外，陳來的陽明學研究的另一大貢獻就是比較哲學方法的運用，在《有無之境》中，陳來將陽明哲學與西方哲學中的存在主義、康德哲學、現象學進行了比較，但這并不是以西釋中或以中釋西，而是站在比較的立場上，對中西哲學的同與異皆作出評價。在總體評價上，陳來指出陽明哲學對朱子理性主義的不滿，顯示了陽明思想從朱子的客觀性、必然性、普遍性，轉向主觀性、內在性、主體性、內心經驗。4在存在哲學中，主體性原則取代了客體性原則，心物的對立被消解，情感的本體壓倒了知識的本體，因此，陽明的思想與存在哲學有相同之處，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兩者可以等同，陳來亦明確指出兩者也有較大的差異，1存在哲學較強調個人選擇，這與儒家的道德哲學相距較遠。具體到陽明思想中的一些重大問題，我們也可以看到比較哲學的視域，例如陽明提出的“心外無物”“心外無理”等思想命題，其關鍵表達是“意之所在便是物”，“意”指人的意識、意向、意念活動，“物”是人類社會實踐中的各種事，因此，這句命題表明意識必然有其對象，意識是對象的意識。這就將問題引入了現象學的領域，陳來認為“意之所在便是物”顯然是一個接近于現象學的命題，2因為在現象學中，“意向性”是一個核心概念，意識活動“構成”意識對象，意識對象是自我意向作用設立的。同樣的，陳來亦表明，這并不能說明現象學的意向性學說是理解陽明心物理論的最恰當的方法，只是說，現象學的理論可以使我們進一步挖掘陽明哲學豐富的可詮釋性。

這種豐富的詮釋性，近年來尤其表現在對陽明“知行合一”思想的比較研究中。在過去幾年，黃勇、郁振華等學者就陽明的知行合一說與賴爾（Gibert Ryle）的“知道怎樣”（knowing how）和“知道什么”（knowing what）思想進行了比較研究，并在“動力之知”（knowing to）問題上產生了較多辯論。實際上，這種比較研究還需考慮中西方哲學的“知”是否界定不同。關于這一點，陳來早在多年以前就已有洞見，雖然賴爾面對的問題與陽明相似，主要是批評先知后行說，但是賴爾理論的出發點，他所企圖解決的問題，他所討論的重點都與陽明有很大差距，3就陽明使用的“知”來說，它包含著許多不同性質和形態，其關注的重點不是智力性活動，而是道德性活動。事實上，這就是宋明理學一直強調的“德性之知”，而非西方哲學中知識論意義上的知。不過，賴爾的理論仍然對理解陽明的知行學說提供了多種可能性。

當然，陳來的陽明學研究除了上述學理上的詳密探討之外，還有深切的文化精神關懷，突出強調了陽明哲學的精神境界在中國文化精神中的重要地位。因此，《有無之境》，正如其標題所指示，著墨于陽明的境界論和工夫論，尤其是以四句教為核心的晚年工夫論。我們先從境界論說起。境界是中國文化的核心關懷，王國維以“有我之境”和“無我之境”來把握中國文化的境界，而如果從儒道兩家來看，儒家強調“有”的境界，而道家重視“無”的境界，這兩種傳統的交織貫穿于整個中國文化史。馮友蘭在《新原人》中認為人的“真我”在“道德境界”才能發展，在“天地境界”才能完成。陳來吸收了馮氏的學說，并試圖將有我之境和無我之境統一起來，這就體現在陽明哲學的思想境界中。我們知道，陽明晚年的四句教強調“無善無惡心之體”，如何來理解這句命題事關陽明哲學的分判，因為此命題與佛教和道教皆有相同之處。陳來從境界論出發，賦予了“無善無惡”以獨到的解釋，他認為陽明講的“無”并不是本體論，存有論上的無，而是境界論上的無，心體論上的無。這就是說，陽明之意不在于強調儒家的“無”，從而與主流儒家的立場相悖，精神-心理境界的無并不需要放棄儒家的固有的“有”的立場，4這里所謂的境界的“無”，指的是不留滯，無障礙的無執著性，這就是“心之本體”，只有在心之本體上的不留滯，才能從容地應對各種喜怒哀樂。也正是因為有這了這樣的境界，才能在現實中不為名利所動，擺脫一切束縛，發揮個體的最大潛能。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陳來強調，陽明的工夫論亦是通過其特有的方式來達到理想的道德境界，解決了“有”和“無”的關系，以“有”合“無”，實現有無合一的境界。5歸根到底，陽明的工夫論的核心旨趣在于識得良知本體，而這個良知本體又如同太虛一般，無善無惡，所以，在致良知上用功，其最終實現的本體卻是原無一物的，由此便達到了有無合一的境界，這即是《有無之境》這一標題的內在旨意。應該說，陳來對“無善無惡”的境界論詮釋，將此問題充分置于中國文化的精神關懷中來加以解讀，既符合陽明“無善無惡”論的工夫論指向，又能夠準確把握其之于中國哲學乃至中國文化的重要意義。

三、船山思想詮釋的創新

在先后完成朱子、陽明的研究后，陳來對于明清之際的王船山亦有深入的探討。從2002年開始，陳來著手進行王船山哲學的研究，并于2004年在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了《詮釋與重建——王船山哲學的精神》。不同于先前的朱子、陽明研究，該書以經典詮釋為核心，按照船山對于《四書大全》以及張子《正蒙》的詮釋脈絡，致力于船山思想資料及其義理的深入解讀，注重內在的研究和客觀的呈現。采取這樣的研究方法，其原因在于，學界長期以啟蒙思想和反理學來定位船山思想，而陳來希望通過基于文本脈絡的研究，客觀地展現船山的道學問題意識，進一步提示船山思想與宋明道學的內在關聯。這樣的研究風格和取向，也與陳來多年來從事以朱子學和陽明學為核心的宋明理學研究密不可分。就陳來的船山研究來說，大致分為以下兩個部分：

一是《四書》學，因為船山的《四書》學著作主要以朱子的四書著作以及包括了朱子后學解釋的《四書大全》而展開，因此與宋明道學關系最為密切，甚至可以說，宋明道學的主流理論都可以在《四書章句集注》找到其源頭。因此，通過船山《四書》學有關氣體論、理氣論、人性論、心性論、理欲論的討論，我們可以進一步對船山思想與宋明道學的關聯加以評估。具體言之，船山提出了宇宙論意義上的氣本論，認為氣是宇宙的本體和本源，“誠”“體”“實體”在船山思想都是指氣的本然實體。船山進而以《太極圖說》的宇宙論為本，以太極到兩儀再到五行的過程來說明“變合”?！白兒稀笔谴剿枷胫械囊粋€重要范疇，善惡分化正是在“變合”的基礎上產生的。所以，船山得出了“氣善論”的結論，這是由于在變合以前的氣之實體，是無不善的，因此，這顛覆了宋明道學中一向以“氣”為不善之根源的論調，可以視作是宋明理學的氣論的完成。在理氣觀上，船山在《讀論語說》中認為理不是氣外的獨立實體，理只是氣的變化的“主持調劑者”，是“氣之妙者”，因此天地之間沒有離氣獨存之理，理在氣中。理是氣的莫測變化的主導和根據。1陳來還指出，船山的理氣論與朱子有所不同，“凡是朱子學表現出重理輕氣的地方，船山必強調氣，凡朱子學言氣離理的地方，船山則注重理，凡朱子學的說法容易把理氣變成各自獨立二物之處，船山必定強調理氣合一。因此，陳來將船山的理氣論界定為理氣互體，理氣合一。盡管船山的理氣論與朱子學有異，但是無疑仍然屬于宋明道學的話語范疇。

在人性論上，船山的立場與“氣善論”密不可分。依陳來的看法，從理論思維來說，在經歷了元明理學在“理”的理解上的去實體化轉向后，理不再是首出的第一實體，而變為氣的條理，因此人性的善和理本身的善，也就是性善論的根基，需要在氣論的視野下來重新定義，氣善論便是人性之善和理善的終極保證。因此，在“惡”的根源問題上，船山將“惡”歸之于情，因為情的方向并非一定，情與外界事物接觸，便容易產生“惡”，但是氣之本身沒有不善。至于宋明道學中的核心概念——氣質之性與天命之性，陳來認為，船山講的“氣質之性”，不是指人性的一種內涵，而是指人性與氣質的內在關系，換言之，氣質之性指的就是氣質的屬性，強調“性”不能脫離氣質獨立自存。所以，船山似乎不滿“天地之性”這個說法，因為“性”只能落實在“氣質”上說。對于朱子后學“性寓于氣質中”這個說法，船山認為“寓于”這樣的表述，易被理解為是一種外在關系，即性與氣質是二物的關系。故船山只能認同“氣質之中性”，而不能贊同“性在氣質中”，這與明代以來的理學發展線索是相一致。這一點也體現在理欲論上，針對佛老的禁欲主義，船山并不反對，并持肯定態度，亦稟承孟子“形色天性”說，肯定形色的正當性?？傮w上看，船山的理欲觀可以總結為欲不離理，理不離欲，即理即欲，即欲見理。因此，陳來特別指出，“這些思想與明代中期以來重視理欲平衡和形色天性的論說是一致的”。所以，船山的思想的主旨依然符合在宋明道學的話語體系。在其思想中，與朱子思想較為接受的則是心論。陳來對《讀大學說》中的心性論進行了解讀，發現船山的詮釋特色在于“正心”這一條目，船山所謂的“心”，應當用孟子所說的“志”來理解，意指比意欲念慮更為根本的主導性東西，這就是正心的“心”?？傮w上看，船山的心論，與朱子類似，贊成朱子心性論的基本觀點，如心涵具理，但心不是理。

二是有關《思問錄》和《張子<正蒙>注》的研究，這兩本著作代表了船山晚年的思想特色?！端紗栦洝肥撬蚊鞯缹W中較為流行的語錄體式的著作，其思想主要集中在心性論和工夫論，而且該書的另一大特點是對陽明其及后學進行了批評。不過，總體上，《思問錄》的思想特色與船山的四書解釋及其對道學的評價一致。值得一提的是《張子<正蒙>注》，它顯示出船山晚年歸宗橫渠的思想旨趣，這是船山經歷一生后所確定的學術形態，因此在其自撰的墓志銘中，“希張橫渠之正學”也證明了這種學術關懷。那么，船山所言的正學究竟何謂？陳來指出，在船山的理解中，“貞生死以盡人道”是《正蒙》全書的大指，甚至是整個橫渠學的主題，1所以船山所關注的是，是盡人道的儒家圣學。這種圣學的特色，陳來以船山說的“存神盡性，全而歸之”來加以概括，認為這是《正蒙注》的最主要的結論和落腳點。這是說，基于氣本實體等宇宙論，船山肯定宇宙實有，其重要意義在于，一個人的行為的善和惡不會隨其死亡和消散，否則善惡的分別就失去了意義，一個人的善惡會影響到其死后的歸宿，所以船山主張要在人生在世之時發揮“存神盡性”的工夫，來保證在人間行善事，因此死后才能與“太虛”通為一體，不會留下任何濁氣眚于世間，這樣便能全而生之，全而歸之，保證了流行于天地之間流行的善氣。對于船山的這一生死——善惡思想，陳來認為，船山所謂的“氣論”也不能離開這一點來理解，當然，更為重要的是，船山的這個思想，其基本觀念是從古典儒學和宋明理學而來的。

總而言之，陳來認為船山的思想宗旨在于回歸橫渠，重建正學，并且高度認同船山的思想仍然屬于廣義的道學范圍，是接續著道學而來，也可以視作是道學的一種新發展，這是陳來的船山研究的核心結論。這提示我們對于船山的認識和研究，亦不可脫離了這個傳統，而這得出這個結論的根源，來自于扎實且客觀的分析船山思想文獻和對于宋明道學的全盤了解，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陳來得出了上述結論。而隨著陳來對于船山研究的完成，也表明其宋明理學研究已經達到了全面而又系統的理解，宋明理學史上的三大人物，陳來皆已作出了示范性的研究。

四、宋明理學研究的豐富面向

不過，除了上述主要以人物為核心的哲學史研究以外，陳來的宋明理學研究還有其多元而豐富的面向，這體現在《中國近世思想史研究》一書中。該書的宋明理學研究，主要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是重視文獻研究，特別是明代理學的文獻研究，陳來在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具有開創之功，他較早利用了北大圖書館的善本甘泉文集，發現了比通行本多一倍的湛若水思想資料，寫成《善本甘泉文集的發現及其史料價值》，而湛若水文集的整理本直到2017年才在臺灣出版，這足以顯示陳來很早就重視到了甘泉的思想和文獻價值。此外，在王陽明語錄的輯佚研究方面，陳來在上世紀90年代陸續發現、收集、輯佚王陽明的語錄佚文達230余條，見于《遺言錄、稽山承語與王陽明語錄佚文》等文，大大補充了《陽明全書》的思想資料，推動了后來的王陽明文獻的輯佚工作。

二是研究面廣且方法多樣，不少研究在相關領域具有開創性意義。例如對明清之際諸位重要思想家的研究，如黃道周、方以智、陸世儀、陸隴其，顏山農等的研究，都是國內較早開展個案研究的標桿。除了人物的專題研究，陳來也有以問題為核心的研究，并兼采思想史、學術史等多種研究方法，比如《論宋代道學話語的形成和轉變》《明嘉靖時期王學知識人的會講活動》等，顯示了陳來既深厚又寬廣的學術視野和功力。另外還需一提的是，1992年，陳來《宋明理學》的一書出版，此書以宋明理學史上二十多位理學思想家為主，敘述了宋明理學的產生、發展和演變，力求展示出宋明理學的基本人物、學術派別、概念命題和理論特色。該書出版后多次重版，一直是國內學者、學生及一般讀者了解、研究宋明理學的必備著作。1998年，陳來還撰寫了《中國宋元明哲學史教程》，該書在內容上比《宋明理學》更充實，并且利于自學，也是宋明理學學習和研究的入門讀物。

三是陳來的宋明理學研究視野，不僅局限于中國本土，其研究領域也擴展到了東亞地區，因為宋明理學尤其是朱子學流傳到日韓以后，對日韓兩地產生了重要影響，朱子學一直是朝鮮李朝與日本江戶時代的主流思想，日韓朱子學在中國朱子學的基礎上，也產生了大量理論創新與發展。陳來在此領域的研究也有不少重要成果，2008年出版《東亞儒學九論》，2018年在此書基礎上出版《近世東亞儒學研究》，對李退溪、李栗谷等朝鮮朱子學者， 以及日本朱子學者林羅山皆有專門論述，就朝鮮朱子學的核心問題——理發氣發、四端七情等問題亦有不少獨到之見。

總而言之，陳來的宋明理學研究具有扎實的文獻功底，深入的哲學解讀和寬廣的國際視野，這一研究風格和取向已經成為大陸宋明理學研究乃至中國哲學研究的標志。而且，無論在深度還是廣度上，陳來的研究皆可以說是近四十年來大陸宋明理學研究的典范，在中國大陸、港臺，以及日本等海外具有重要影響力。因此，回顧陳來的宋明理學研究，無疑對推進當前和將來的宋明理學研究，傳播儒學經典，助推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與發展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

The Model of Neo-Confucianism Study of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in Chinese Mainland During the Past 40 Years

——Professor Chen Lais Research on Neo-Confucianism Field

Liu Hao

Abstract：2018 is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Along with the proces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the past 40 years， the research of Chinese philosophy has also experienced great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In the study of Neo-Confucianism in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Professor Chen Lai's research is undoubtedly of model significance. From 1978 to now， Professor Chen Lai has conducted systematic and in-depth research on Neo-Confucianism of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in many fields， such as Zhu Zi study， Yangming study， Chuanshan study and other Neo-Confucianism studies， with solid literature foundation， in-depth 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 and broad international vision. He has achieved breakthrough results on important figures and major issues. In this sense， Professor Chen Lai's research on the Neo-Confucianism of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is the symbol of this research field in Chinese mainland in the past 40 years. Reviewing his research methods and achievements will help us further promote the study of Chinese philosophy and inherit the Confucian culture.

Key words： Chen Lai； Research on Neo-Nonfucianism in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Zhu Zi Study； Yang Ming Study； Chuanshan Study.

責任編輯：王 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