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便民到擾民來電標記謹防脫軌

浙江省通信管理局|王君蘭

互聯網治理是任重道遠、變量頗多的漫長過程，圍剿惡意標記需要各方合力解決，發揮來電標記對促進互聯網空間善治作用的同時，充分保障被標記者的合法權利。

隨著通信技術的發展，手機來電顯示功能進一步升級，不僅能夠顯示號碼歸屬地、運營商信息，還能通過顯示特殊標記區分對方打來的是否為營銷、詐騙電話，方便用戶選擇接聽。諸多手機安全廠商也相繼推出陌生來電標記功能軟件，例如觸寶電話、搜狗號碼、360安全衛士等，蘋果應用商城中有數十款APP都顯示可以提供標記服務。

在騷擾電話成為社會公害的情況下，來電標記的“過濾”功能有值得肯定之處，然而，“按下葫蘆，起了瓢”，只做標記沒有審核使得電話號碼被錯誤標記的情況也越來越多。在簡單粗暴的標記方式下，每個人都可能成為惡意標記的受害者，如公安廳的熱線電話被標記成詐騙、血液中心的電話被標記為營銷等不實信息。惡意標記突破了“科技不作惡”底線，所暴露的問題當引起重視。

防不勝防來電標記緣何任性而為

被標記的電話信息或是某些單位為廣告等目的自行上傳,或是大數據自動匹配，更多的則是用戶主動標記上傳。從360安全衛士提供的標簽來看，提供標記類型包括疑似欺詐、騷擾、廣告推銷、招聘獵頭、保險理財、房產中介、快遞和出租車等，用戶可以根據自己的判斷對某個號碼標記其屬性，以供其他手機用戶甄別。來電標記是把雙刃劍，提高人們生活品質的同時也讓不法行為有機可乘。

之所以出現惡意標記電話號碼的亂象，是因為數據未能實現共享，導致孤島效應。此外，在技術“助攻”下，來電標記正在變成一項有償服務。根據某些軟件的設計規則，手機號碼遭惡意標記后，用戶可通過付費方式查詢標記來源或取消標記。來電標記逐漸從信息共享轉變為牟利工具，如某些服務提供商通過大批量惡意標記迫使用戶付費取消，或先標記再免費取消，以獲取用戶點擊訪問流量等利益。

在互聯網時代，用戶為了方便使用智能設備被迫放棄隱私已成為既定事實，個人隱私保護主要面臨以下問題：主體對隱私的控制權不足，個人不了解自己的數據被他人的掌控程度；數據壟斷不斷強化，形成數據寡頭；壟斷導致的安全風險和監控風險增加；“知曉—同意”規則難以有效執行。

其中《網絡安全法》規定：“網絡產品、服務具有收集用戶信息功能的，其提供者應當向用戶明示并取得同意?！碑斍?，服務提供者與用戶之間存在“技術不平等”，來電標記的隱私保護應當充分考慮對多方的兼顧，標記尺度應從商業市場的實際需求出發，做到國家標準、企業責任、個人權益等多方的平衡，同時預留變通機制，對于特定場景與事件保留充分的商榷余地。

屢禁不止圍剿惡意標記需多方共治

互聯網治理是任重道遠、變量頗多的漫長過程，圍剿惡意標記需要各方合力解決，發揮來電標記對促進互聯網空間善治作用的同時，充分保障被標記者的合法權利。

技術需有權力邊界

服務提供商應當完善標記行為的基本規則，標注信息應當客觀、真實、準確，避免主動標記、攔截信息或誤導性表述，保障用戶獲得及時、便捷、低成本的救濟途徑。

一是事前預防，盡到審核責任。服務提供商對陌生號碼標記要保證數據真實準確，通過技術防范惡意標記；履行提醒義務，在顯著位置提示用戶須對自身行為負責，禁止虛假、誤導等侵害第三方權益的標記行為；明確規則，確定顯示標記需達到的用戶標注量等指標。

二是暢通申訴渠道，保障事后救濟。為被錯誤標記的用戶提供權利救濟渠道，除及時取消標記及提供標記源頭服務等外，根據侵權責任法第三十六條關于“網絡用戶利用網絡服務實施侵權行為的，被侵權人有權通知網絡服務提供者采取刪除、屏蔽、斷開鏈接等必要措施。網絡服務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未及時采取必要措施的，對損害的擴大部分與該網絡用戶承擔連帶責任”的規定，如用戶有證據證明服務提供商“知道或應當知道”存在惡意標記行為，而仍然為侵權行為人提供服務或者沒有采取必要的阻止措施，應當承擔共同侵權責任。

增強騷擾電話綜合管控能力

現階段運營商治理騷擾電話思路為“實名制和內部業務管理相結合、先識別、再封堵”。通信自由受法律保護，在無法得知通信內容的前提下，運營商無有效證據證明自身攔截的合理性，主叫經常以“我付費、我使用”的理由要求運營商放開網絡。廣東曾發生用戶訴運營商拒絕屏蔽騷擾電話的案例，最終因無法提供號碼、存在違法行為、運營商無法定攔截義務等原因而敗訴。

工信部印發《網間主叫號碼的傳送》等系列行業標準及《基礎電信企業防范打擊通訊信息詐騙不良呼叫號碼處置技術能力要求》；2018年7月，工信部等十三部委聯合印發《綜合整治騷擾電話專項行動方案》。整治方案中，各相關單位應充分利用現有詐騙電話防范系統和網間互聯互通監測系統，增強騷擾電話監測和標注等相關功能，建立聯動工作機制，協同做好騷擾電話的監測發現等綜合整治工作。

僅鼓勵騷擾號碼標記是不夠的，應杜絕識別后處置上的“空白”，建立警告、暫停語音外呼、注銷號碼、經濟處罰等從輕到重的處罰機制，情節嚴重或涉侵害用戶違法行為等行為應追加刑罰，除呼叫中心等不良行為的實施者外，騷擾電話的受益商家也應該是處罰的關聯方。

隱私保護再升級，“止泄”刻不容緩

近年來，我國針對個人信息保護領域的法律一直在不斷完善，其中刑法、民法、網絡安全法、消費者權益法、郵政法、統計法等多項法律涉及到個人信息及隱私的保密和保護內容。2018年5月，歐盟頒布《通用數據保護條例》，讓個人信息保護上升到國家法律層面，我國也應加快個人信息保護法的立法進程，盡快出臺一部綜合性的個人信息保護法，對個人信息的收集、使用、保護等制定有效的指導和規范，避免個人信息淪為牟利工具。

在信息化時代，個人隱私成為國家、數據企業和個人共享的寶貴數據資源，惡意標記暴露的侵犯用戶隱私、信息買賣等行為應成為打擊重點。政府部門應側重規范數據資產合理開發中個人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平衡，發揮隱私和數據在促進個人全面發展和推動社會進步中的公共產品作服務用，這也是行政監管適應大數據時代發展需求的必然選擇。

我國正在從網絡大國向網絡強國邁進，伴隨發展出現的新業態、新事物、新問題越來越多，在互聯網為用戶帶來便利的同時，弊病也凸顯出來。來電顯示惡意標記的規范治理工作需要全社會共同提高認識，既要破解“治而不止”與“死灰復燃”的僵持，又要避免“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集各方之智，還廣大通信用戶一個舒心的通話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