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量對比與價值取向：當代美國最高法院中的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博弈

劉輝

【內容提要】“里根革命”是美國當代歷史和美國最高法院意識形態力量對比與審判活動發生相應變化的開端。此后，意識形態的博弈深刻影響著最高法院的審判活動。在自由主義式微、國家干預與福利國家政策無法放棄的背景下，社會文化領域的意識形態博弈成為美國各政治力量爭奪經濟利益的重要方式。然而，依靠霸權和顛覆性創新能力作用周期擺脫“市場魔咒”、緩和國內矛盾，又是將意識形態博弈限制在制衡性政治制度允許范圍內的必要條件。美國意識形態持續擺向保守主義一端，支配著最高法院的意識形態價值取向不斷右轉，造成最高法院將意識形態博弈限制在制衡性政治制度允許范圍內的重要功能被嚴重削弱。

【關鍵詞】保守主義;自由主義;美國最高法院;“里根革命”

【DOI】10.19422/j.cnki.ddsj.2019.06.008

以“小政府、低稅收”為標志的“里根革命”是推動美國最高法院意識形態價值取向發生相應變化的起點。自“里根革命”以來，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博弈深刻影響著最高法院的審判活動。 在意識形態不斷擺向保守主義一端的背景下，2016—2018年2名保守派候選人被特朗普提名任命為大法官，[1]美國最高法院形成了保守派力量占據優勢的局面。然而，2018年6月26日與12月22日美國最高法院均以5︰4對兩起制止非法移民引發的訴訟做出了截然相反的判決。其中，6月26日最高法院宣布，特朗普總統限制部分中東、非洲國家對美移民的行政命令“完全符合”總統職權范圍;而在12月22日的另一起案件中，最高法院卻認定特朗普政府拒絕為非法移民提供庇護的行政命令違憲。兩起旨在制止非法移民的訴訟出現截然相反的判決，是制衡性政治制度下最高法院制衡行政、立法權力的直接結果，更是全社會意識形態價值取向現狀同最高法院相應變化不完全同步甚至暫時相異的司法反映。受到意識形態博弈規律支配，每當意識形態光譜擺向自由主義或保守主義一端并占據最高法院支配地位時，司法活動的價值取向也會隨之改變，但同時，最高法院內部支配性和前支配性意識形態力量中的溫和派便會針對不同議題的審判活動結成同盟，形成對意識形態光譜兩端的制衡。通過在不同議題的審判活動中變換結盟，任何占據意識形態支配性地位的一方均難以全面壟斷最高法院的審判活動。審判活動中出現與行政、立法機構意愿一致或相悖的判決結果，既是審判活動的特點，又是美國最高法院通過審判活動影響政治過程和發揮制衡作用的方式。因此，只有在認真梳理美國當代意識形態變遷與最高法院審判活動互動過程的基礎上，分析歷史的、具體的意識形態背景與最高法院處理重大案件的關系，才能更好地理解最高法院司法活動中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激烈博弈的諸多現象及其規律。

當代美國最高法院意識形態與審判活動變遷的基本過程

當代美國最高法院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博弈始于“里根革命”。這場“革命”的發生與自由主義治國方略式微密不可分。法治是古典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2]它指導著美國制衡性政治制度設計、運作的歷史過程。在司法獨立的制度背景下，制衡性政治作為在一定意識形態支配下為獲得、維護權力而進行的各種活動的總和，刺激著各利益集團不遺余力地施加影響，極力使自身意識形態在最高法院處于支配地位以奪取憲法解釋權，并為其政治利益服務。但是，最高法院通過審判解釋憲法和影響政治過程并發揮將意識形態博弈限制在制衡性政治制度允許范圍內的作用，是以顛覆性創新能力作用周期[3]在恰當的時機出現、美國的世界霸權能夠為國內提供外部超額“紅利”為必要條件的。

自“新政”以來，國家干預和福利國家的理念演變為自由主義（現代自由主義），古典自由主義成為保守主義。影響美國最高法院的意識形態因素從古典自由主義光譜上的糾纏轉變為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即自由放任和國家干預、福利國家之間）的博弈。二戰后直至20世紀50—70年代中期，美國依靠世界霸權和20世紀40年代借助原子能、電子技術發展出現的顛覆性創新能力作用周期，相對擺脫了“市場魔咒”，致使意識形態光譜大幅擺向國家干預和福利國家一端，使之較為有效地發揮著制衡作用。20世紀70年代中期之后，越南戰爭侵蝕了美國的世界霸權，二戰后開始出現的顛覆性創新能力作用周期結束，自由主義治國方略衍生的經濟社會問題導致當代美國意識形態走向保守主義?！靶≌?、低稅收”，反對政府干預，強化個人道德領域的基督教規范充當了“里根革命”應對自由主義“社會頑疾”的意識形態工具，開啟了保守主義以社會文化領域意識形態博弈方式爭奪經濟政治利益的右傾進程。由于自由主義社會的缺陷日益凸顯，即使里根第二任期內再現了由20世紀60年代宇航、計算機技術新成果促成的新一輪顛覆性創新能力作用周期，以及1992年美國借助“星球大戰”計劃催生的微電子、生物技術、新材料、網絡等新產業引領的顛覆性創新能力作用周期的到來，式微的自由主義借“第三條道路”將克林頓送入白宮，卻依然不能阻止2000年強調個人道德領域基督教規范的小布什贏得大選，將美國意識形態光譜擺向更為保守的一端。此后至今，由于顛覆性創新能力作用周期遲遲未能再現，無論是兩場反恐戰爭重挫了新保守主義，還是在社會文化領域具有強烈自由主義色彩的奧巴馬秉承包容“左”“右”的“變革”理念上臺執政八年，其中庸路線非但未能改善自由主義社會一直存在的缺陷和被保守主義治國方略惡化的社會經濟問題，扭轉意識形態右轉的局面，反而引發了意識形態光譜中各政治勢力的“極化”，導致以民粹、反智、本土指向為訴求的右翼保守主義成功地將特朗普送入白宮。

與意識形態光譜持續擺向保守主義相聯系，最高法院將意識形態博弈限制在制度允許范圍內的功能被不斷削弱。從歷史的角度看，美國霸權的穩固程度與顛覆性創新能力作用周期的出現對于緩解社會經濟矛盾、促使意識形態光譜擺向自由主義一端或避免急劇擺向保守主義一端具有重要意義。否則，自由主義造成的“社會頑疾”和保守主義的“反革命”均會刺激意識形態的光譜更強勁地擺向保守主義一端，影響最高法院的意識形態價值取向?！袄锔锩币詠?，經過40 年意識形態的右轉，保守主義力量依托大法官選任的制度規定，在以漸進和各有側重的方式占據最高法院內部支配地位的同時，從聯邦主義、宗教自由、控槍、墮胎、同性婚姻諸領域向自由主義全面開戰。自“里根革命”以來，美國歷任總統針對相關問題的言行以及最高法院大法官審判活動的價值取向提供了有力的佐證。里根主張減稅，削減聯邦政府權力，但忽視基督教保守主義的個人道德規范，其在州長任上曾簽署容許墮胎的法案;老布什曾邀請同性戀伴侶到白宮做客以示支持同性婚姻;克林頓任內授權同性戀軍人“不問不說”;小布什在宗教、墮胎、同性戀、控槍等問題上保守色彩濃厚，強烈支持以反對同性婚姻為目的的《婚姻捍衛法》;奧巴馬明確支持“羅伊案”[4]的判決結果，簽署了允許跨性別人員服役的行政命令，并將女同性戀者送入了最高法院工作;特朗普主張推翻“羅伊案”，維護憲法第二修正案（公民持槍權利）。與上述美國總統在意識形態光譜上所處位差高度相關，里根任內提名的威廉·倫奎斯特（William Rehnquist，首席大法官）、桑德拉·戴·奧康納（Sandra Day OConnor）、安東寧·斯卡利亞（Antonin Scalia）、安東尼·肯尼迪（Anthony Kennedy）和老布什上臺后提名的戴維·蘇特（David Souter）、克拉倫斯·托馬斯（Clarence Thomas）組成了共和黨人占據多數（7名）的倫奎斯特法院。該法院在“美國訴洛佩茲案”[5]等一系列案件中宣布國會立法違憲，從而大大制約了聯邦政府對州權的干預（即聯邦主義問題）。然而，倫奎斯特法院的共和黨大法官中，奧康納、肯尼迪、蘇特3人卻反對推翻“羅伊案”的判決。[6]2005年，經小布什提名任命，羅伯茨就任首席大法官后，大力推進“司法最低限度主義”。2006—2008年期間，先前由自由派大法官在墮胎、宗教等議題上創立的先例被逐步變相推翻，法院審判活動的價值取向急劇右傾。

奧巴馬就任總統后，分別于2009年和2010年任命索尼婭·索托馬約爾（Sonia Sotomayor）和埃琳娜·卡根（Elena Kagan）出任大法官。在增加了2名自由主義女性大法官并爭取到中間派肯尼迪的贊成票后，最高法院在2015年宣布同性婚姻合法，自由主義贏得了局部勝利。由于羅伯茨、阿利托、托馬斯短期內很難退出最高法院，而斯卡利亞去世后，共和黨人拒絕啟動自由派法官加蘭德出任大法官的提名過程，奧巴馬盲目相信希拉里會贏得大選，未全力推進大法官候選人的提名進程，最高法院因此未能進一步左轉。這一情勢導致奧巴馬時期最高法院審判活動中的左、右、中立場經常出現3︰3︰3的狀況。[7]特朗普執政后迅速抓住2015年后民主黨失去參議院支配地位、斯卡利亞去世以及中間派肯尼迪退休的機會，任命了2名保守派人士進入最高法院，創造了未來相當長時間內保守派掌控最高法院的局面。最高法院隨即判決奧巴馬允許跨性別人員在軍隊中服役的行政命令違憲。但是，處于支配地位的保守主義力量在宗教、墮胎、同性婚姻方面的保守態度并不表明他們在社會文化所有領域均持保守立場。出現保守主義的舉措造成自由主義的判決結果也是意識形態影響最高法院活動的一個側面。例如，2018年12月22日，最高法院以5：4判決特朗普禁止給予非法移民庇護的行政命令違憲。首席大法官羅伯茨僅僅由于贊同第九巡回法院保守派法官杰伊（Jay S. Bybee）在本案上訴階段中表達的司法克制主義理念，[8]便對總統行政令投下反對票，從而造成了自由主義的判決結果。

可見，在新一輪顛覆性創新作用周期遲遲不能出現、美國擺脫“市場魔咒”的難度增大的背景下，當代美國最高法院的意識形態正在繼續強勁擺向保守主義一端。在此過程的過往歷史及未來發展趨勢上，最高法院的意識形態價值取向，通過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在聯邦主義、同性婚姻、墮胎、控槍、宗教自由、非法移民等諸多社會文化議題上的博弈得以體現。

當代美國最高法院意識形態博弈的主要內容

40多年來，墮胎、控槍、宗教自由是當代美國最高法院意識形態博弈的主要領域。在絕大多數領域內，保守主義對自由主義保持著不斷進攻的主動態勢。

第一，當代保守主義價值取向在宗教領域獲得了壓倒性勝利。20世紀80年代開始，最高法院以伯格1971年在“萊蒙案”確立的三項原則作為審理測試原則，[9]變審判中強調政教分離為強調宗教實踐自由。自由主義支配時期的審判先例被大量變相放棄，保守主義價值取向在宗教案件審判上占據著支配地位。1981年最高法院在“威德瑪訴文森特案”中以8︰1裁定學校作為政府實體，要平等對待所有社團，基督教學生社團享有同等使用學校設施的權利。學校無權審查宗教社團的言論，以政教分離理由拒絕學生宗教社團平等使用學校設施的行為違憲。

1990年，最高法院再次根據“萊蒙案”三原則審理“教育局訴摩根斯案”，判決內布拉斯加高中校長以政教分離為由拒絕學生布麗姬特·摩根斯成立圣經俱樂部違憲;同時，判決本案所涉“平權法案”[10]具備“明確的世俗性立法目的”而合憲。

隨后，保守主義力量開始進一步直接推翻先例，謀求在政教關系領域實現突破。2004年，邁克爾·紐道就州法律規定的效忠誓詞中包含“在上帝掌管下”短語一事提起訴訟（“埃爾克格羅夫聯合學區訴紐道案”）。第九巡回法院判決包含“在上帝掌管下”短語的州法律違反政教分離原則，因而違憲。由于1954年美國國會同樣頒布了要求效忠誓詞中必須含有“在上帝掌管下”短語的法案，在意識形態走向保守主義的條件下，第九巡回法院的判決引發了全國性抗議，案件于當年訴至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在審理中發現，適用“萊蒙案”三原則測試，1954年國會法案的合憲性勢必引起更嚴重的政治后果，因此，1985年“華萊士訴杰弗里案”中，伯格反對對政教分離進行絕對主義解釋的意見遂被援引為該案的審理原則?！霸谏系壅乒芟隆北徽J定為“政教之間……必要的且有益的道德聯系”“而非純粹的宗教行為”，該誓詞短語因而合憲。然而該案判決后，邁克爾·紐道又在小布什2005年1月20日第二次就職的前幾天，突然就總統宣誓中包含“上帝保佑我”的短語提起訴訟。案件上訴至最高法院后，“上帝保佑我”的短語以歷史傳統之名被保留，小布什就職典禮如期舉行。

第二，推翻“羅伊案”的努力取得了相當的進展。2005年，在奧康納退休，倫奎斯特去世，羅伯茨、阿利托進入最高法院，中間偏右的肯尼迪投票立場較奧康納更為保守等諸多因素共同作用下，“最高法院的中心（繼續）向右傾斜了幾度”。[11]2005—2007年間，最高法院首先在“岡薩雷斯訴卡哈特案”中以5︰4支持了《禁止成形胎兒流產法案》，[12]贊同政府“使用權力去表達其對女性身體中的生命的尊重”;接著，在“聯邦選舉委員會訴威斯康星州生命維權會案”審理過程中再次以5︰4宣布，禁止威斯康星州生命維權會在選舉開始前幾周發布廣告，侵犯了這家非營利的反墮胎組織被憲法第一修正案保護的權利。[13]這兩次判決雖然沒有直接推翻“羅伊案”，但前者為試圖減少墮胎行為的勢力打開了綠燈，而對后者的判決則為所有反墮胎組織拓寬了政治行動的渠道，“羅伊案”的法律效力被大大削弱。

第三，在槍支權利問題上取得了支配性勝利。憲法第二修正案賦予美國公民持槍的權利，但對持槍是公民的個人權利還是集體權利的文字表述抽象模糊。[14]在槍擊案頻發的背景下，持槍是否屬于公民的個人權利，長期以來成為各方圍繞禁槍展開博弈的焦點。即使自由主義處于支配地位的歷史時期，最高法院也從未就此做出憲法解釋。相反，自由主義力量在聯邦與州層面取得了大量限制槍支使用的成果，在禁槍與控槍之間達成了一定平衡。持槍權利組織認為，對槍支使用的限制，實際上是侵蝕甚至剝奪了持槍權利，因而不斷發起訴訟。隨著保守派日益強勢進取，2008年最高法院在“哥倫比亞特區訴赫勒案”的判決過程中，第一次宣布持槍為一項個人權利，2010年又在“麥克唐納訴芝加哥案”中宣布持槍權利適用于全美。兩次判決對憲法第二修正案明確地做出了有利于保守派的解釋，致使自由主義力量的禁槍之路被阻斷。支持槍支權利的勢力為進一步廢止聯邦與州層面所有控槍法律，在隨后的六年中又發起了數百次訴訟。其中，最重要的訴訟發生在2016年，槍支權利組織將康涅狄格州與紐約州分別制定的禁止使用軍用制式槍的州法訴至最高法院。雖然此次訴訟被最高法院拒絕受理，但最高法院關于持槍權利的兩次判決，肯定了持槍是一種受到憲法保護的個人權利，任何聯邦與州層面對于槍支使用的限制，在邏輯上都可能被視為對個人權利的侵犯而在今后的訴訟中被最高法院判為違憲。

保守主義勢力進取態勢的前景展望

結合特朗普執政前后的觀點與戈薩奇、卡瓦諾的言行判斷，最高法院保守主義勢力將在以下幾個方面繼續保持攻勢。

一是進一步完成推翻“羅伊案”的目標。墮胎權利是涉及美國價值觀的重大政治問題，也是當代美國歷史上歷次總統選舉和大法官提名任命過程中，當事人必須表明立場的保留議題。由于最高法院在“岡薩雷斯訴卡哈特案”中支持了《禁止成形胎兒流產法案》，在“聯邦選舉委員會訴威斯康星州生命維權會案”中為反墮胎組織通過政治游說打開了通路，在戈薩奇、卡瓦諾進入最高法院形成保守主義力量優勢，特別是戈薩奇、卡瓦諾“在價值觀上同特朗普完全一致”條件下，未來最高法院對于圍繞墮胎引發的訴訟將會繼續做出保守主義的憲法解釋，“羅伊案”的判決結果或許會名存實亡。

二是繼續推翻2010年“聯合公民訴聯邦選舉委員會案”的努力，爭取“硬錢”合法化。2010年1月21日，最高法院審理認定，跨黨派競選改革法案相關條款禁止競選最后階段對候選人進行直接資助的規定違憲，但對候選人直接資助的數額（“硬錢”數額）應予以限制;同時，以間接方式播放批評其他候選人，支持某一候選人的廣告合憲，即“軟錢”合法。對此，保守勢力希望推翻該案，取消對“硬錢”的數額限制。

三是阻斷異性、同性和跨性人享有平等權利的進程。實現跨性別者與異性戀、同性戀者享有平等權利是自由主義勢力爭取的目標。奧貝格費爾訴霍奇斯案（Obergefell v. Hodges）宣判后，[15]奧巴馬為推進同性、異性、跨性人取得平等權利的進程，于2016年6月底簽署了允許跨性別人員在美軍中服役的行政命令。但2018年6月4日，最高法院以7︰2判決科羅拉多州民權委員會處罰一位拒絕為同性婚禮制作蛋糕的作坊主的行為違憲。[16]2019年1月22日，最高法院判決奧巴馬允許跨性別人員在美軍中服役的行政命令違憲。雖然仍有搖擺，但上述兩項判決一方面將導致同性婚姻者已有法定權利難以享受，并大大增加了保守勢力未來變相推翻“奧貝格費爾訴霍奇斯案”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判決開啟了阻斷異性、同性和跨性人享有平等權利的進程。

四是繼續推翻2015年奧巴馬醫保法案的努力。2015年6月，最高法院以6︰3判定奧巴馬醫保法案合憲。奧巴馬醫保法案最大的特點在于強制性，法案規定了投保項目范圍，公民必須購買醫保，雇主必須為雇員購買醫保，保險公司無權因既往病史拒絕為病人投保，不能收取較健康人更高的保費，同時，上述活動都要在由州政府組建的平臺上進行。特朗普執政后于2017年10月12日推出“縮水版”的醫保法案。該法案針對上述強制性內容做出變通性規定，例如，雇員、雇主必須購買醫保，但可以超越州政府組建的平臺自行選擇保險公司，保險公司不得因既往病史拒絕為病人投保，但可以收取更高的保費。同時，奧巴馬醫保法案被保留兩年（至2019年）。在老人、重疾病人購買奧巴馬醫保與健康人群購買便宜醫保并存的條件下，利用因此可能發生的訴訟“繼續努力廢除和取代”奧巴馬醫改法案將是最高法院保守主義勢力未來的努力方向。

五是做出反非法移民判決的可能性加大。2018年，最高法院就兩起移民案件做出的審判未能完全滿足保守勢力在移民問題上的愿望。在特朗普否決國會兩院拒絕為修建美墨邊境隔離墻撥款的議案，通過實施緊急狀態拿到了修墻撥款后，與非法移民有關的爭議極有可能被提交到最高法院。特朗普業已闖過“通俄門”，贏得連任的可能性加大，金斯伯格大法官身體不支的可能性也在加大。一旦條件具備，通過改變未來最高法院人員構成，做出反非法移民判決的力量可能會進一步加強。

結?? 語

40多年來，保守主義意識形態占據了最高法院支配地位，并對自由主義進行了持續的攻擊。由于意識形態博弈的政治邏輯發揮作用，需要以美國長期穩定地保持世界霸權和具備絕對領先的顛覆性創新能力為充分條件，以顛覆性創新發揮作用的時間與危機發生同步作為必要條件。具備前者，自由主義才能在保守主義占據當代最高法院支配地位的歷史條件下對保守主義進行制衡;具備后者，才能重新確立自由主義占據最高法院支配地位的優勢。未來短時期內，顛覆性創新的作用周期與危機發生同步的可能性不高， 保守主義在最高法院將繼續占據支配地位且拓展空間。最高法院將意識形態博弈限制在制衡制度允許范圍內的作用也將被大大削弱。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

（責任編輯：徐海娜）

[1] 尼爾·戈薩奇和布雷諾·卡瓦諾為特朗普提名并任命的兩名最高法院大法官。尼爾·戈薩奇與特朗普在社會文化領域的保守主義價值取向高度一致。戈薩奇信奉憲法文本主義，遵從憲法原文和立法者本意，反對寬泛解釋憲法，支持保留死刑，譴責安樂死和協助自殺行為，并被懷疑具有反墮胎傾向，被稱為“小斯卡利亞”。布雷諾·卡瓦諾被提名任命的主要原因則在于他高度贊同特朗普限制政府權力的觀點，在價值觀上同特朗普完全一致。

[2] Michael H. Hunt， Ideology and U.S. Foreign Policy，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12.

[3] 創新理論最早由熊彼特提出，其創新概念是指將一種過去從未有過的關于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新組合引入生產體系中，實現對原有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新組合，以獲取最大利潤。經濟的周期性波動就是創新過程的非連續性和非均衡性。以此理論解釋，顛覆性創新能力作用周期是指，美國通過領先的科技能力，將先于世界其他國家取得的科技成果轉化為產品，先于世界其他國家創造出新生產業，用這種新的生產要素和條件對原有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進行新組合，在國際競爭中打敗對手，獲取超額利潤的時間周期。

[4] 美國最高法院于1973年宣判德克薩斯州州法規定除為挽救婦女生命外，其他墮胎行為均為犯罪的條文違反憲法第十四修正案，此后，墮胎在美國開始合法。

[5] “美國訴洛佩茲案”是指1995年美國最高法院審理一名中學生違反1990年國會制定的《校園禁槍法》。該學生帶槍進入學校引起訴訟，美最高法院宣布，國會制定的《校園禁槍法》超越了憲法規定的權力而侵犯了州權，因此無效。

[6] 截至目前，當代美國最高法院經歷了倫奎斯特法院和羅伯茨法院。倫奎斯特法院中，倫奎斯特、斯卡利亞、托馬斯為保守派，斯蒂文斯、金斯伯格、布雷耶、蘇特為自由派，奧康納、肯尼迪則屬于搖擺的中間派，奧康納立場中間偏左，肯尼迪則中間偏右。目前羅伯茨法院九位大法官中，由共和黨總統任命的大法官羅伯茨、阿利托、托馬斯、戈薩奇、卡瓦諾均為保守派。由民主黨總統任命的四位大法官布雷耶、埃琳娜·卡根、索托馬約爾、金斯伯格均為自由派。

[7] 此處力量對比為斯卡利亞未去世時最高法院的人員立場狀態——作者注。

[8] 第九巡回法院保守派法官杰伊否定特朗普行政命令的理由是：“正像我們經常被提醒的那樣，法官不能利用自己的職權更改憲法的內容（和）解釋，同樣地，行政系統也不能這樣做?！県ttps：//m.huanqiu.com/r/MV8wXzEzODY5ODU5XzEyNThfMTU0NTQzNTkwMA。

[9] [美]杰伊·塞庫洛：《美國大法官的法理及信仰》，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年版，第312 頁。時任首席大法官伯格在“萊蒙案”中確立的測試政府法律是否違反第一修正案的三原則包括：第一，立法目的必須是非宗教性的;第二，直接和主要的法律效果既不應該阻礙也不應該促進宗教自身發展;第三，法律不能鼓勵政府過度干涉宗教事務。

[10] 同[9]，第334頁?！捌綑喾ò浮笔?984年由美國國會兩黨共同推出的旨在“消除公立學校中對宗教團體和宗教言論廣泛歧視”的法案。

[11] 艾米麗·貝茲倫：《現在抱歉？那么那些自由派和中立派，支持任命約翰·羅伯茨的律師們今天說的呢？》，http：//www.slate.com/id/2169344。

[12]《禁止成形胎兒流產法案》是美國國會為對抗最高法院就“斯騰伯格訴卡哈特案”所做判決而出臺的法案。在“斯騰伯格訴卡哈特案”審理中，最高法院以5比4推翻了一條州法律。該法律規定：胎兒已經成型的孕婦實施墮胎是一種犯罪行為。在“斯騰伯格訴卡哈特案”審判過程中，由于奧康納大法官投出決定性的一票，該法律被推翻——作者注。

[13] 2002年跨黨派競選改革法案的規定。禁止非營利和其他機構在總統初選前的30天或大選前的60天中，播放宣傳特定事件的廣告以影響人們的投票取向。

[14] 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規定：“紀律嚴明的民兵為保衛自由州的安全所必需，人民持有及攜帶武器的權利不受侵犯”（“A well regulated militia being necessary to the security of a free a state， the right of the people to keep and bear arms shall not be infringed”）。由于條文第一分句中“民兵”為復數形式，而第二分句中“人民”則為單復數通用，因此產生持槍是個人權利還是集體權力，人民是人民個體成員還是人民整體的爭議。

[15] 2015年1月16日，美國最高法院將此案與另外三起類似案件合并受理，但冠以“奧貝格費爾訴霍奇斯案”（Obergefell v. Hodges）之名，此案宣布同性婚姻合法。

[16] 此案被冠以“蛋糕案”之名，正式名稱為：Masterpiece Cakeshop，LTD，ETAL.v. Colorado Civil Rights Commission ET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