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中部少數民族地區貧困原因的探討

張書榮

摘要：海南省中部少數民族山區是國家重點扶持的區域性貧困地區?，F探討該地區貧困的地域性、民族性和富饒的貧困特征，從歷史、人口、文化、經濟、教育等方面深入分析致貧原因，并提出從思想觀念上扶貧；重視人才資本和科技進步；培育農民的市場意識；鼓勵剩余勞動力外出打工；發展特色經濟等幾點建議。

關鍵詞：海南??；貧困特征；貧困原因；扶貧對策

中圖分類號：F59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913X（2019）01-0051-05

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湖南湘西考察時首次提出 “精準扶貧”的概念，豐富了關于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思想認識，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本土化的理論成果，對指導我國的扶貧工作有重要的意義。2015年，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提出，堅持精準扶貧，“決不讓一個少數民族、一個地區掉隊”的要求，精準扶貧進一步上升為國家戰略，扶貧開發由此進入了最后的攻堅期。少數民族地區往往是我國貧困發生率較高的區域，貧困面大，貧困程度較深，扶貧開發任務仍然十分艱巨，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短板，更是精準扶貧工作的攻堅主戰場。[1]海南省中部少數民族地區屬于國家重點扶持的貧困地區，加快中部地區的扶貧開發，處于突出的位置。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海南省中部貧困地區和環島沿海一帶先進地區的水平差距相應增大，解決中部地區的貧困問題，對于穩定和加速海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在2020年全面消除貧困，建成小康社會，無疑是一項具有戰略意義的舉措。因此，我們有必要對影響中部地區發展的貧困原因作一些理論上的探討。

一、貧困形成特征

（一）貧困的地域性

貧困的地域性指由于經濟發展的邊緣化而導致貧困發生率高于其他地區的現象。海南島中部高峻、四周低下，島嶼輪廓北狹南寬，由山地、丘陵、臺地、平原構成環形層狀地貌，多條河流呈輻射狀從中部五指山向四周低地流入大海。這種地貌導致了海南水平分布的植物、土壤、地理要素等微生態環境和垂直變化的氣候特征。同時，人地關系的作用形成合流，對推動海南島經濟的發展形成一定影響。根據黎族陶器的考古學家發現，大約在四千多年前，海南島上已有黎族的先民在此活動，還有學者認為最早登上海南島的是距今約一萬年左右的“三亞人”。[2]他們源自古代中國南方百越中的駱越，是海南島最早的開發者，他們陸續從大陸乘獨木舟渡海登上這塊島嶼，至今黎族居民居住的船型屋就是這方面的明證。西漢郡縣制在海南的建立，開始溝通了海南與中原地區的官方聯系，使鄰近大陸的島北部?？?、儋州首先得到開發，并最終成長為現代海南島的文化和經濟中心。隨著漢族移民人數的增多，向中部丘陵及山地推進，并逐漸形成沿海拔呈圈層分布的特點。隨著大量漢人的移入，漢族文化從周邊沿海地帶向島內中部地區擴張和擠壓，少數民族不斷地遷移到山區偏僻地帶，因而沿海一帶漢族聚居地經濟較為發達，其發達的程度從外圍向山區依次遞減。從生產力和生產方式的角度來看，沿海一帶平坦的土地更適合于漢族先進的犁耕和稻作方式，這種方式要經歷整地、施肥、播種、插秧等等一系列管理和操作，如果再加上充分利用地力的輪作和套種方法，其復雜性畢竟不是短時間內就可以輕而易舉學會的。而深山老嶺更適合于少數民族的刀耕火種。在大量農閑的時間內，山林內出沒的野獸可供狩獵，山塘水坑的游魚可供捕撈，還有山中的野果野菜，可供婦女和小孩采摘，對于處于生產力低下的山民來說，這種除正式生產之外獲得的食物來源對維持生存是極其重要的。因此，少數民族聚居山區，是出于適合其生存的一種理性選擇。等到人口和資源的壓力使他們感到需要走出森林轉向農耕的時候，適宜現代農業耕作發展的地區早已擠滿了遷移而到的漢民族，歷史上稱為“漢進黎退”。 海南島至今己發現的二百多處石器文化遺址，其分布地域從沿海依次深入中部五指山區域，分布較早者在外圍，分布較晚者在中心，反映了黎族先民的遷移規律。[3]

相對于黎族社會整體上的封閉性，漢區的社會更為開放，歷史時期的大陸文化及近代以來的東南亞移民風潮得以最先在鄰近大陸的?？?、儋州、瓊海和文昌等漢區發生，西方文化、華僑文化紛至沓來，就是這方面的明證。[4]外來文明使漢區的人們思想觀念更為開放，眼光更為開闊，因而促進了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漢區的強勢和黎族地區的弱勢形成鮮明的對比，少數民族地區一直處于經濟和文化落后的邊緣化地位。這固然有歷史的原因，但少數民族對中部山區的經濟和文化的開發其作用是不可低估的，黎族的先民創造了以紋身、船型屋以及黎錦為標志的山地文化。一個民族在發展的漫長歲月中能保持其獨特的文化基因，唯一可能的解釋是相對封閉的環境難以打破。海南省貧困人口主要集中于中部山區，這些地區一般遠離城鎮，交通通訊設施落后、封閉，客觀地形成對外經濟、技術、文化交流的時空障礙。在現有的經濟技術條件下，偏僻山區難于接受先進的生產方式和方法，商品生產的局面無法形成。調查表明，貧困山區的交通條件對農民的收入影響最大。

（二）貧困的民族性

長期以來，海南省中部地區的貧困問題突出地表現為少數民族的貧困問題。中部地區是黎族、苗族聚居地區，海南省164.42萬少數民族中，黎族占149.08萬，苗族占7.87萬（海南統計年鑒2016年）。目前，海南省有47.4萬農村貧困人口。在全省重點扶持的五個國家貧困市縣中，少數民族貧困縣市就占了四個，分別為白沙、瓊中、保亭、五指山市，而大部分的貧困人口就分布在這些縣市。民族性貧困突出表現于經濟和社會文化方面的特征，少數民族成員受教育程度較低，難于接受新鮮事物，難于把握市場信息的變化。黎族社會整體上具有封閉性，村寨以血緣關系而聯結，在自然狀態下顯得相對穩固，多山的條件使交通阻塞，在生產方式上表現為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面對外來文化，處于劣勢的本民族文化總是企圖回避，極盡全力守護自己的傳統。例如黎苗藥物有許多治療跌打損傷和治療蛇咬蟲叮的秘方，實踐證明這些秘方是十分有效的，但直到今天，黎苗族的中草藥秘方仍然不為外界所知，他們通常采用子承父業，傳男不傳女的方式傳承。又如在生產和生活中產生了很多禁忌，在整地、施肥、播種、插秧、收割、進山砍樹燒荒時都必須選擇吉日，認為不適合的日子會導致田里發生蟲害或日后顆粒無收。出獵前要舉行雞卜儀式，不準婦女在場，否則會打不到獵物。大多數禁忌是違反科學常識的，甚至是愚昧落后的，帶有神秘的原始宗教色彩。有些禁忌形成了一種強固的禁忌文化模式，力求保護原始和落后，是原始生存狀態在思維方式和社會習俗上的延續，是民族文化深層結構之中固有的傳統力量。人類社會的發展歷史證明，人類只有對需要的永不滿足和不斷追求，不斷地破除舊習，才能不斷地創造新生的事物。一個民族，也只有不斷的樂于接受他未經歷過的新的生活經驗、新的思想觀念和新的行為方式，才能不斷地發展和進步。海南黎苗族山區的人民必須打開長期擋住他們視野的山門，走出長期束縛住他們思想的封閉社會，接受新的思想和觀念，在和其他民族的相互交流中共同成長始終是不變的趨勢，山區落后面貌才可能發生深刻的變化。

（三）貧困的典型特征

海南省中部地區的貧困不同于我國西部地區，那里的貧困，是因為人們生存在一種惡劣的自然環境中，土地為喀斯特地質，九分石頭一分土，基本上沒有地表河流灌溉，其特征是降水不足且時空分布不均，不僅農業生產得不到有效的水資源，有的地方連人畜飲水都很困難。頻繁的自然災害、土地的貧瘠與資源匱乏導致經濟效益低下，使農業自身難以積累。而海南省中部地區光、熱、水資源、物產資源和旅游資源堪稱豐富，土地肥沃、森林茂密、旅游點星羅棋布。僅以五指山區為例，該區域高級珍貴木材150多種，名貴的五指山蘭花100多種，藥用植物1 000多種。動物種類也很多，野生動物524種，占全國動物種類的22.2%，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植物70多種，是當今世界熱帶山地原始林區保護相對較完整的區域。許多物種屬于五指山區所獨有，并且一年四季都能生長，當地居民花費很少的努力就可以獲得能滿足基本生存的食物需求，得天利愈厚、則得人力愈薄。富饒的環境導致人們對自然的過度依賴，因而缺乏改變現狀的內在動力。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中形象地說明過這一問題，過于富饒的自然使人離不開自然的手，就像小孩子離不開引帶一樣。它不能使人自身的發展成為一種自然必然性。舒爾茨認為，貧窮的根源在于人力資本的質量低而不是物質資本的匱乏。人力資本的積累靠觀念的更新和人的素質的提高。豐富的資源不僅使人不求上進，小富即安，而且使經濟主體失去改進技術的動力。[5]人們所以貧困，除了信息閉塞、生產方式落后等客觀原因外，主要是因為思想保守、觀念陳舊、缺乏生存能力和創新精神，因而面對豐富的自然資源無所作為，喪失了更新能力、發展能力，一直駐足于貧窮的境地而難以自拔。

二、貧困形成的原因

（一）歷史遺傳

黎族社會直到解放初期，還一直處于原始社會發展階段，由原始社會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因此社會發育程度普遍偏低，受歷史傳統影響程度較深。其民族的成員普遍表現為思維觀念，應變能力、心理素質等方面都和現代社會很不適應。由于地處偏僻地帶，傳統農業的生產方式在經濟上一直起著主要作用。在技術手段極其落后的情況下，農業生產只能依賴自然力量。黎族地區許多農戶直到今天還采用刀耕火種的原始農業耕作方法。先是選好一塊土質黑色、肥力較高的山地，放一把火將地面上的草木燒毀，待到雨水充盈的季節，再用木棍點穴播種種子。在土地肥力耗盡之后，棄之不用，再另外開辟新的山地，而山地總是有限的，強行放火燒山，一是產量不高，二是水土流失嚴重，生態平衡遭到破壞，表現為靠天靠地吃飯的游耕特點，使人的主觀能動性無法發揮作用，在好年景能吃飽飯或稍有積累，而災年則只能忍受饑餓，靠采集野生植物或狩獵過日子。而且，這種游耕方式面對不斷變遷的社會來說，保持了頑固性的特征，它面對的是外部空間的擠壓，漢民族的發展同樣也需要土地和森林的空間，由此使森林和山地不斷地縮小，向外擴張又沒有可能，人們只好退向深山，重復采用刀耕火種的生產方式，難以轉向先進的農耕生產。由于信息閉塞，人們眼界不開闊，只能安于現狀、聽天由命，始終過著原始生活，沒有隨著社會的進步而提高其認識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

（二）落后的人口觀念

人類的生產可以劃分為人口生產和經濟生產兩個方面。前者實現生命的延續和滿足勞動力的需求，后者滿足生存的需要。經濟生產與人口生產是在同一時空結構中的不同表現形式。在貧困山區，人口的生產顯得比經濟生產更為迫切。人們仍然抱著“多子多?！薄梆B兒防老”和“傳宗接代”的思想，重男輕女現象十分嚴重，在這種導向下性別角色天平呈傾斜狀態，成為邁向現代的絆腳石。在以簡單勞動投入為主的生產方式下，經濟的發展主要取決于勞動力數量而不是勞動者的技術和智力。多生子女以增加勞動力，尤其是男性勞動力，是家庭增加收入的主要途徑。黎族地區生產力較低的現狀使多生孩子有著更為深厚的社會經濟和文化基礎。

生殖崇拜是出于繁衍人口的需要而產生的文化現象，黎族女性文身習俗體現了黎族的生殖崇拜。在黎族女性的文身圖案中，出現最多的一種就是蛙紋的仿生形象。青蛙產卵數量大，腹部體征頗像孕婦，又有從蝌蚪到青蛙的神奇變態特征。黎族女性的文身正是對青蛙的模仿，并試圖由此獲得青蛙生殖的非凡神力。直到今天，黎族女孩在婚前能否懷孕生孩子仍然是男方家長同意結婚的重要條件，而胎兒是否屬于男方的血緣則并不重要。[6]在人均消費水平較低的情況下，撫養子女的經濟負擔較小，因此多生孩子放在較為優先的位置。反過來，生存在自然經濟空間里，對資源環境的最大壓力來源于人口的數量。人口的快速增長，降低了家庭人均擁有的社會財富量，同時增加了人口教育的投資，消蝕了扶貧的部分成果，使脫貧人口很快返貧。少數民族因人口政策優惠而使人口增長比漢區更快。五指山市2010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同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漢族人口減少占人口比重下降2.79個百分點，黎族人口增加占總人口比重上升1.12個百分點。在調查中發現，當地農民認為致富主要受兩個因素的制約。一是土地數量，二是勞動力的數量。農民再窮也要生孩子，尤其是男孩，這種落后的人口觀念使得農民多胎生育，如果生不到男孩，就會繼續生下去，一直生到男孩為止，這種生育慣性導致人口數量的增長，形成了多生孩子，越生越貧的怪圈。另一方面，又無力或不重視智力投資，不重視子女的教育，導致人口素質低下的狀況不能得到有效地改變。大多數貧困戶家里孩子多、負擔重。衡量貧困的指標之一是勞動力負擔系數，勞動力負擔系數是指每個勞動力應承擔養活的人口數，這一系數越大，貧困深度越深。根據調查，中部地區96%的貧困家庭勞動力負擔系數大于2，表明貧困程度較深。

（三）文化精神上的貧困

貧困人口擁有的是一種聽天由命、無所作為的人生哲學，不僅僅是缺乏生存的技能，而是失落了生存的意義。人們不是窮則思變、奮發圖強，而是得過且過、安貧樂道，并具有明顯的及時行樂取向。在貧困地區，經?？梢钥吹饺藗冑徺I彩票和聚眾賭博的現象，幻想在一夜之間暴富。遇上結婚、上學甚至死了人都會聚集在一起大吃大喝，盡情揮霍，把僅有的一點積蓄消費掉。迷信鬼神、燒香拜佛、算命等現象成為一種常態。農民子女有病，不是到醫院找醫生，而是托人趕鬼或亂服藥，既花費了錢財，又耽誤了病情，越是貧困的地方，這種現象就越普遍。這種現象的出現和當地人所從事的農業方式和生活方式直接有關。黎族人的生產和日常生活需求，產生了自然崇拜和鬼神文化，體現了當地少數民族“萬物有靈”的原始宗教觀念和濃厚的原始氏族文化特色。[7]黎族人迷信鬼神的深層次原因是人們頭腦中根深蒂固的“宿命論”思想，人們難以支配、預測并完全認識自然界中的諸多奧秘，無法消除意外的發生，是對神秘現象的恐懼和在貧困面前的無能為力。價值取向來源于文化傳統，并潛移默化地影響人們的行為選擇。貧困文化的存在，折射出人們在社會現存的價值規范下難以獲得成功，而采取的種種應對挫折和失望的不得己選擇。因此，我們看到在這些地區，盡管政府和社會花費了很大的精力，投入了巨額資金，但充其量也只能是為其“輸血”，卻沒有形成造血功能，扶貧的結果也只是起到一種對貧困的緩解作用，而難以徹底消除貧困的根源，因為他們缺乏的是一種跨出貧困的動力，這種精神上的貧困，比物質上的貧困更為持久、更難于消除。

（四）小農經濟結構根深蒂固

貧困地區農業結構小而全，專業化程度很低。每個農戶都是一個生產的綜合體，這種格局是商品經濟不發達的一種表現。土地依然被視為生存之本，家庭收入的衣食住行及子女的上學費用，都出自土地，土地的流轉和集中，仍然看不到明顯的實例。農村剩余勞動力持續增長，新增人口仍被束縛在有限的土地上，減少了人地比，而土地本身由于人口的增加則進一步被越分越細，造成農業生產條件的惡化，農業產業化、專業化失去了基礎。農民收入微薄，從事農業的收入僅能維持一家人的溫飽，農民的自我積累能力和發展能力低下。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小農經濟基礎表現出一種高度的穩定性和持久性。

（五）教育上的原因

長期以來，我國農村教育基本上是單一的普通教育，這種教育很大程度上是面向升學的教育，與生產實踐相結合的職業技術教育非常薄弱。據有關調查表明，海南貧困地區63%的小學生、70%的初中生和90%的高中生回鄉后，既無改變家鄉的思想，又無致富的特長。這些受過教育的文化人在成年后重復的仍然是從祖輩那里承襲下來的生存方式。久而久之，農民投資于教育的熱情和讓子女接受教育的熱情難免有所衰減，于是，勞動者素質偏低的狀況長期得不到改觀，“貧”和“愚”形成一個惡性循環。而致富是需要知識的，知識就是財富，農民貧困的深層次原因是知識的貧困。在調查中，有些貧困農民認為，現在國家對大學生也不分配了，讀書再多也沒用，還不如回家多干點活多掙點錢更實在。有些農民寧愿傾家蕩產也要辦好婚嫁或喪事，卻不愿意將有限的投資花在孩子的教育上，普遍存在鄙視文化的現象。教育具有風險高、收效期較長的特點，農民是現實主義者，面對的是生存的艱難，這就使他們對目前的考慮多于對未來的考慮。而對現實的考慮又不得不減少對教育的投資。父母對子女教育投資的減少，中斷了孩子向上流動的機會，降低了社會競爭力，于是只能重復著父輩走過的路。從更廣泛的社會意義上來說，教育作為一種稀缺資源，是無法做到平均分配的。即使有些貧困家庭的父母重視子女的教育，但因為孩子多，經濟困難，也無法讓自己的孩子能有足夠的機會接受現代教育，對于他們來說，為家庭前途考慮，在家庭投資上增加教育成本還是增加人力資本投資，他們寧可選擇后者。劉易斯在《貧困文化》一文中指出，貧困文化是一種亞文化，是一種在家庭內部延續著的生活方式。貧困文化主要指窮人在社會強加的價值規范下無法獲得成功，也有一部分窮人完全心甘情愿生活于自己的文化圈里，不再通過自發性的努力去改變現狀。這種亞文化使窮人無法融入主流文化，長期處于社會的邊緣位置并導致貧困的產生和持續。

三、建議

形成海南省中部地區貧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經濟上的原因，也有歷史、社會、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是人口素質低下、思想觀念陳舊、文化教育落后、基礎設施薄弱。因此，扶貧要根據民族特色，扶在根本上，扶在長遠上，扶在發展上。

（一）從思想觀念上扶貧

經濟的貧困和社會的貧困，首先表現為思想觀念的貧困。一些地方長期以來，形成靠天吃飯和靠政府救濟的惰性，不敢開拓、不思進取，簡單地以“輸血式”扶貧很難解決問題。因此，必須動員一切宣傳機構，大造輿論，在貧困人口的深層文化心理結構方面展開一場深刻的革命，樹新風、破舊習，使之建構一種積極進取、自強不息的現代價值體系，投到向貧困宣戰、脫貧致富的社會變革中。

（二）重視人才資本和科技進步

改變貧困的決定性要素是知識的增進和人口質量的提高，而不是空間、能源和耕地的增加。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治貧先治愚。要把下一代的教育工作做好，特別是要注重山區貧困地區下一代的成長。通過技術培訓、文化教育、希望工程等人力資本投資，積極開展豐富的科技下鄉服務活動，向貧困地區輸入實用技術，提高貧困人口的文化素質和科技素質，從根本上改變其原始的、傳統的小農生產方式，實現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的轉變。指導貧困地區農民科學種田、科學務農的意識，學會使用農藥施用、塑料大棚種植、新型農機機械的操作，結合自身多年農耕經驗，成為生產致富的有用人才。大力發展訂單式技術培訓，讓黎族織錦、山蘭酒釀造、竹藤加工、黎族工藝、橡膠生產和特色養殖等實用技術走進千家萬戶。

（三）培育農民的市場意識

這是改變小農經濟結構，打破黎族社會封閉性的最有效的途徑。政府應通過政策引導、招商引資，對貧困地區發展市場經濟實行傾斜，進一步促進社會分工，鼓勵農民發展商品生產，讓農民在市場中冒險，親自感受市場、體驗市場。

（四）鼓勵剩余勞動力外出打工

這是解決貧困地區人口過多問題的重要途徑。研究發現，人口流動會降低貧困，并隨時間的推移而持續下降。同時，人口流動會通過鄰里效應帶動更多的人口流動而減少貧困，低人口流動和高貧困之間的相互影響會導致持久性的地區貧困與貧困聚集現象。[8]2015年，由于農村勞動力外出打工規模的增大和扶貧投入的增加，海南省國家級貧困縣農民收入中，來自工資性、轉移性的收入合計占收入的比重為52.8%，對農民增收的貢獻率為98.8%。通過人口流動讓打工者開闊眼界、增長見識、學會技術。當他們重返故土時，必然會帶回現代文明的新觀念，成為經濟發展的帶頭人。同時，要從先進地區引進人才，扭轉貧困地區人才資源外流嚴重的局面，從而打破經濟封閉型的格局，使貧困地區逐步走上小康之路。

（五）發展特色經濟

變“富饒的貧困”為“富饒的開發”。一是海南中部地區是全島的生態核心區，中部地區生態環境的質量，直接影響著全島的水質和空氣質量，對海南省生態體系的平衡、穩定起著關鍵作用。因此，從長遠考慮，進一步謀求恢復熱帶森林植被、保護水資源和生物資源，增加環境容量，發展生態農業，在加強農業基礎地位的前提下，配置具有特色的旅游業，強化中部地區的造血功能。二是充分利用中部氣候冬暖夏涼和不同海拔高度有不同小氣候類型的特點，引進北方的名優產品，進行反季節瓜菜的栽培。三是利用山地草料豐富的環境發展畜牧業，大力養殖黃牛、黑山羊、五指山豬等適合當地生長的優良品種。四是推廣種植經過選種改良后的山蘭稻、香稻、木薯等傳統優良品種。五是進行野生植物、藥物、野菜的開發種植，大力發展百草酒、水滿茶、油茶、生態苦丁茶、五指山靈芝等極有開發價值的藥品和保健用品等特色產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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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王功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