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及化階段高等教育供給變革的未來走向

張務農

根據馬丁·特羅高等教育發展階段理論，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50%即為高等教育普及化。2018年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已經達到48.1%[1]，離普及化的門檻只差臨門一腳。國內學者對我國高等教育進入普及化階段時點的預測在2019～2022年之間，即我國高等教育最早將在2019年進入普及化階段。高等教育從“大眾化階段”到“普及化階段”，是量變，也是質變，其供給模式也必然發生深刻變化。從“量”的角度看，我國高等教育經歷了持續高速擴張，已經能夠容納適齡國民的高等教育基本需求，規模擴張將進一步趨緩，生源競爭料將加劇。但從“質”的角度看，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基礎仍十分薄弱，仍有較大發展空間。

一、高等教育走向普及化的實然不足

（一）硬件設施仍比較落后，高等教育普及化建立在硬件設施超負荷運轉的基礎上

硬件設施落后表現在諸多方面。其中最迫切的方面，例如課堂教學規模偏大，已成為國內眾多地方高校的常態。高?！鞍嗉壱幠U大對教學目標、教學方法、教師教學行為、教育關照度、因材施教和學生課堂參與產生了不利影響”[2]。高校教學班級規模應該有一個合適的范圍，雖然此范圍應視專業特性與課程類型而定，但規模過大是目前我國高校教學班級規模最突出的問題[3]。而且，越是熱門專業、學生喜歡的專業，規模越偏大。這也是為何四川大學能主要通過“小班化教學”和“智慧化教室”建設而獲得全國高等教育教學改革成果特等獎的重要原因。在現代技術條件下，小班化、智慧化教室本應是高等教育的常態，但這對國內大多數普通高校而言仍望塵莫及。

（二）教學改革推進緩慢，教育管理存在較為嚴重的歷史制度依賴，改革動力不足

學科和專業壁壘仍難被實質性打破，計劃經濟時代遺留的課程設置、系別分置模式使學科專業之間的交叉綜合面臨重重障礙。加上高校普遍的競爭性績效激勵模式，加深了學科、專業、團隊之間的隔閡，不利于知識的生產，也不利于大學應有功能的發揮。另外，長期以來，我國高等教育以供給側的“計劃”管理為主要特征，體現為典型的“賣方市場”，大學存在著“教學精神遮蔽”“學術取向功利化”“管理體制行政化”等問題[4]。大學教育供給體現著一種身份、品牌效應，好的身份或品牌則意味著一份好的工作。壟斷的大學抱守陳規，以知識傳遞為主要特征的課堂教學模式難以徹底改變，課堂革命遲遲未有發生。這樣的大學供給模式，不能真正把握學生對教育活生生的渴望，不能對高等教育需求側特征進行充分認識并做出及時反應。

二、高等教育現行供給模式的歷史根源

（一）歷史制度根源

根據新制度主義理論，高等教育歷史發展過程中積淀下來的歷史制度會持續影響高等教育的供給模式。我國高等教育自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之前，是以“政治建設為主導”的計劃性強、精英化的高等教育供給模式，主要特征是國家運用行政力量對院系、專業，以及高校的全國性布局進行調整，高等教育產品供給的計劃性強、供給模式單一、專業設置固定。改革開放以降至1999年高校擴招開始，則是“經濟建設為中心”背景下的精英化高等教育供給階段。高校規模擴張和院系發展仍然主要由政府主導，但市場的力量開始顯現，辦學主體開始多元化，民辦教育開始出現，教育供給產品開始多樣化發展。1999年高校大規模擴招以來，“人才市場為導向”的大眾化高等教育供給模式開始顯現。該階段的高等教育突出了需求側的管理，通過一系列教育、金融、土地等優惠政策刺激高校規模迅速擴張。高?；A設施建設迅速成型、容納了數以百萬計的大學增量學生，奠定了高等教育大眾化、普及化的基礎。然而，這種擴張是匆忙而粗放的，班級規模大、師生比高、硬件設施滯后……就業難逐漸顯現，“讀書無用論”逐漸抬頭;而且，形成于歷史上的體制、機制以及相應的觀念文化又鎖死了改革的路徑，使高校對新的教育需求難以做出靈敏反應。

（二）后發模式根源

我國高等教育擴張的后發模式主要得益于政府的政策驅動、人口紅利，以及我國獨特的“文憑文化”。于是，無論是“中專升大?！薄按髮Ｉ髮W”，還是地方性大學的占地盤式擴招，都無生源的后顧之憂。大學只要提供“文憑”就能生存，而不必去迎合真正的教育需求，大學也就不會有創新的充足動力。一些學歷教育流于形式，課堂變革因缺乏外部競爭壓力裹足不前。這些大學無法對社會新教育需求做出敏銳反應，大量教育機會被社會辦學機構、培訓機構搶占。如，職業類課程目前已成為高校必修課，但師資力量的培訓仍主要依靠社會培訓機構，高校仍無相關專業。這說明高等教育仍處于“補課模式”，尚無暇充分顧及新的社會需求。但隨著高等教育的普及，規模擴張將逐步結束，補課模式被迫終結。目前，一些高校規模增長將逐漸停滯，甚至負增長。另外，人口紅利釋放接近尾聲，學齡人口外流導致的生源緊張也正在顯現，高等教育機構面臨關、停、并、轉的壓力。在生源競爭加劇的情況下，高等教育不僅要發現新需求，還要“創造”新需求，如通過參與國際生源競爭、通過教育質量提升和教育內容的更新換代等來“創造”生源。

三、普及化階段高等教育供給的應然取向

通過“創造新需求”謀發展，其動力將永不枯竭，這也是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的重要內容。只有讓大學教學不斷更新換代，高等教育的需求才會被不斷創造出來。這些創造過程應主要通過以下方面實現：

（一）供給平臺優質化

目前，我國大部分高?；A設施、辦學條件仍相對落后，十幾年前靠國家貸款興建的校舍逐步進入老化階段，部分設施需要翻新和重建，但主要的投入方向將轉向質量升級。高等教育供給平臺的優質化，主要是推動教室向小型化和智慧化發展，優化師生比，為課堂革命提供必要的前提基礎。目前，我國大部分高校教學方法、教學形式落后，跟班級規模偏大、師資力量薄弱、實驗實踐平臺質量不高有關。由于條件限制，充分的選課制難以實現，談話法、討論法、發現學習、自學指導、PBL等現代教學方式難以經常性展開。以系統知識傳授為特點的班級授課制仍是主要的教學方式，不利于學生個性化學習，不利于學生創新創業思維的形成。因此，在高等教育普及化階段，首先要從質量上優化教學平臺。

（二）供給策略精準化

在供給理論中，古典供給理論的核心思想是管理供給側，讓供給主體“自由地”提供產品，認為在自由環境中，供給主體一定能夠創造出有需求的產品。但事實證明，古典供給理論過于理想化地假定了需求側，最終導致供給的無序。凱恩斯管理思想的核心則是“管理需求側”，主張通過政策支持激活“新需求”，并對需求側進行精細研究。但凱恩斯理想地假定了供給側，最終導致需求管理失靈。新供給理論不僅強調“供給側管理”，通過精準管理創造新供給，同時強調細分需求側，為供給管理提供依據。在普及化階段，高等教育市場化特征更加明顯。對高等教育的供給管理要實施精準管理，就要在研究需求側方面下功夫。對高等教育需求側的管理不再是簡單刺激高校規模擴張，而是細分需求側，為辦學主體提供及時、科學的需求數據，并據此適時調整供給側。

（三）供給對象多元化

首先，普及化前，高等教育對象主要是適齡人群;普及化后，成年人、老年人都將成為高等教育潛在的對象。隨著科技進步，人類將擁有更多閑暇時間。閑暇是以時間形態存在的社會財富，是國民幸福指數的重要指標，也是個體全面發展的重要路徑。閑暇無論是為了消遣、娛樂、享受，還是為了參加社交活動、學習和自學、教育子女，抑或是從事文學藝術創作和獲得新的技術等，都會產生新的教育需求。另外，在高等教育普及化階段，還應積極參與國際生源競爭，通過優質教育吸引國際留學生到國內高等教育系統就讀，提升高等教育國際競爭力，實現留學人口的順差。只有當順差出現時，才能說我國高等教育具有世界一流的影響力。這同時意味著，我國高等教育也應為文化多元化做好充分準備，民族教育、種族教育也會成為高等教育的重要內容。

（四）供給途徑混合化

供給途徑混合化是指在現代教育技術支撐下，遠程教學、在線教學功能日益完善，將成為普及化階段教育供給的重要組成部分。技術將“推開大學命運的邊界”[5]。借助于互聯網、教育云、大數據等技術，大學的疆域將在信息高速公路的沖擊下消失。大學雖然作為一個人與人之間交流、互動、影響的平臺，具有無可替代的集體教育作用，不會也不應該徹底消失，但在線教學的模式將會日益普遍和成熟?；ヂ摼W將改變在線教學的知識傳輸模式，為在線教學人員創造虛擬真實的學習場景。遠程控制技術甚至允許一個學生通過遠程操作利用學校實驗儀器做實驗，這種類似科幻的技術事實上已經存在。同時，高校也須通過先進的在線技術參與到生源競爭中去。世界名校、國內名校的課程資源在網絡上已經唾手可得，而且極具競爭力。這些大學毫無疑問也可通過有競爭力的在線付費課程創收。這必將倒逼大學課堂革命，重塑未來大學格局。

（五）供給方式靈活化

在普及化階段，短期培訓等靈活多樣的教學形式將更加普遍，以滿足多樣化的教育需求。正式的與非正式的、短期的、個性化的教學供給模式將共存，形成一個有機的、持續新陳代謝的生態化供給模式。學習型社會將深入發展，學制更加靈活，學分銀行將從試點進一步推廣和普及，成為高等教育普及階段的顯性學制。學分銀行能夠適應“人人皆學、時時能學、處處可學”的學習型社會要求，促進教育形式更加開放、教育資源充分共享，實現學歷教育和非學歷教育學分的通兌。雖然學分銀行的不同實踐模式在“無序”困局中面臨著不少困境，但學分銀行終將使教與學的關系得到充分改善，學生的客戶身份得到加強，學校和教師的服務地位更加明確[6]。我國雖已在成人教育和職業教育領域嘗試學分銀行制度，但尚未推廣到壁壘森嚴的普通高等教育領域。然而，《斯坦福大學2025計劃》已經打破了入學年齡限制，且允許學生在一生中的任意六年就讀于斯坦福大學。作為創業大學典范的斯坦福對大學組織構架的再次“軸翻轉”正在指向一個可預見的未來[7]。

參考文獻

[1] 新華網.教育部發布2018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基本情況[EB/OL][2019-02-26]（2019-4-13） http：//education.news.cn/2019-02/26/c_1210063173.htm

[2] 楊靜，姚利民.關于高校班級規模的調查分析[J].高等教育研究，2012（07）：86-93.

[3] 李桂榮，陳玉娟.高校教學班級規模適度性的追問與探析：基于H大學的實證調查[J].揚州大學學報（高教研究版），2013（01）：3-8.

[4] 范玉鵬，余小波.大學文化生態及其優化[J].大學教育科學，2018（06）：15-20+122.

[5] 桑海云，馬培培.技術時代關于大學之道的省思[J].大學教育科學，2019（01）：17-22+123.

[6] 國卉男，趙華.多模式下我國學分銀行發展的理性反思[J].教育發展研究，2016（17）：52-57.

[7] 項璐，眭依凡.培養目標：人才培養模式改革的價值引領：基于斯坦福大學“開環大學”計劃的啟示[J].現代大學教育，2018（04）：108-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