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古代社會農耕民族與游牧民族對抗災荒的不同方式

王紹東

摘要：農耕民族和游牧民族都要面對災荒的挑戰，由于生產方式的特點不同，對抗災荒的方法和手段也各有異同?？傮w來說，農耕民族對抗自然災害最普遍、最有效的方法是儲蓄，特別是糧食的儲蓄。此外，災前預防、政府救助、移民就粟，鄰里互助也是農耕人群度過災荒的重要手段。游牧民族對抗自然災害的最有效方法則是移動，只要能夠及時轉移，躲開災害，生產就能很快恢復。游牧民族還通過采集狩獵、互助協作，甚至部落兼并和對外戰爭的方式度過災荒。

關鍵詞：農耕民族;游牧民族;災荒

中圖分類號：K2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621X（2019）03-0020-09

一、導言

災荒是人類社會延續與發展的嚴重威脅，以至于不管什么樣的文化建構，防災、抗災都必然成為其有機構成部分。然而，不同文化的核心價值及其由此引發帶有根本性的得失、利弊權衡的差異，都會導致防災、抗災的手段和歸屬表現的各不相同。從而引發為不同民族之間防災、抗災的方式和手段，呈現規律性的差異。并由此種下不同文化之間揮之不去的沖突和摩擦的陰影。因而從防災、抗災的角度切入，去理解不同民族文化、歷史過程中的差異，自然成了值得重點深入探討的重大課題。不過民族學和歷史學在這領域的研究，卻無意中拉開了很大差距。

歷史學的研究得仰仗文本資料的記載。不過，人類社會的發展，只有進入固定農耕文化階段后，系統的文獻記載才得以產生，并有可信的文本資料傳承至今。以至于要憑借文本資料去探討，對農耕文化以前的文化類型防災、抗災手段與方法展開研究，明顯超出了歷史學力所能及的適用范圍。具體到本文重點研究的游牧民族而言，必然遇到這樣的嚴峻挑戰。民族學則是仰仗共時態田野調查所獲得史料，對不同類型、不同樣式的民族展開研究，揭示其防災、抗災的手段與方法的比較研究，卻可以做到游刃有余，使得揭示其間的差異，也可以相對準確可靠。而嚴峻的挑戰則在于民族學所依賴的資料，必然缺乏歷史的縱深感。而民族所構擬的狩獵采集類型、游牧類型、游耕類型、農耕類型在發端的時間上，卻存在著先后秩序之間的歷史性差異。因而，無論資料占有如何豐富，準確可靠，要做出符合歷史規律的對比分析，必然遭逢極大的困難。因而只有將兩種研究方法和思路結合起來，展開不同文化類型之間的防災、抗災的對比分析，才可望獲得令人信服的結論。

有幸之處在于中國擁有長達數千年的系統歷史文獻記載，在這樣的文獻記載中，游牧民族和農耕民族之間的沖突和摩擦，幾乎是沒有中斷過。用好這樣的珍貴歷史資料，并附有當代田野調查資料的佐證，那么系統對比、分析游牧民族和農耕民族防災、抗災的系統性差異，也就成為可能。本文就是以這樣的優勢，對遠古時代發生在中華大地上的游牧民族與農耕民族防災和抗災的史事為研究對象，希望通過系統對比、歸納和分析，揭示其間的核心價值，乃至于具體手段和方法系統性差異。這不僅有助于相關史事的認識和理解，對當代生態建設也能提供來自歷史的經驗借鑒和教訓吸取，并以此求正海內賢達。

二、農耕民族的防災與抗災

（一）儲糧備荒

農業生產的特點表現在生產者要固守在一塊耕地上，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生產的季節性強，哪一個環節出現問題，都會影響全年的收成。農業生產易受自然災害的影響，自然災害的破壞是隨著農業生產活動相伴而行的。在古代社會的采集、游牧、漁獵等生產方式中，可以在不同的季節獲取食物，也可以遷徙流動躲避災荒。農民生活在固定的土地上，如果遇到大的災荒，特別是災荒疊加，連年不收的情況，既無法從土地上獲取糧食以外的食物，也無法隨意遷徙移動，對抗災荒的有效方法就靠儲糧備荒了。

在農耕社會，儲糧備荒對農民生活，甚至國家政權，都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所謂：“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兇旱水溢，民無菜色?！盵1]這里所表達的內容，不是理想的狀況，而是農耕文化的常態。原因在于隨著耕地的固定，耕種技術的提升，再加上社會秩序的安定，一年的勞動所得，至少可以創造出1/3以上的盈余，將這樣盈余以糧食形式儲存起來，以備不時之需。那么無論是遇到什么樣自然災害和社會風波都可以仰仗這樣的儲備，化險為夷，安全度過災荒。因而即使遇到了災害，也可以收到“民無菜色”的理想抗災成效。

西漢時代的賈誼進而指出：“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眾，國胡以饋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橫擊，罷夫羸老易子而咬其骨。政治未必通也，遠方之能疑者，并舉而爭起矣。乃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2]1129賈誼的此番言論，道出了農耕民族儲糧備荒的對策。但一個始料未及的后果卻很難幸免。那就是儲備的糧食越多，越容易引發游牧民族的垂涎，其結果為了應對此類社會背景的挑戰，農耕民族就不得不密集居住，進而還會衍生出深溝高墻來，以便抵御游牧民族的侵擾，保護自己的糧食儲備，以免打亂儲糧備荒的理想策略。于是，農耕民族就不得不衍生出強大的軍事帝國來。就這個意義來說，顯然，儲糧備荒絕也不是一種徹底的抗災策略，如何應對來自游牧民族的挑戰，必然發展為要靠軍事帝國的力量去加以輔助，才能有效的防范自然災害，社會災害的疊加，防災抗災也才能達到預期的抗災目標。賈誼極力主張提高糧食的價格，增加國家的糧食儲備，就是基于這樣的考量而提出的根本性決策。把儲糧備荒提高到了關系國家生死存亡的高度上，賈誼故而對此總結說：“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盵2]1130

不過賈誼的此番言論，尚有不盡人意之處，他僅立足于國家層面的安全。卻沒有注意到隨著農耕民族密集定居在各種預防工事之內，還會派生出一系列次生的人為災害來。當代的田野調查一再表明，隨著便于儲存的糧種，為了儲積的方便，逐步發展為國家認定的“主糧”，那么農田中物種構成的簡單化，也就不期而至。于是，農作物抗擊病蟲害的能力必然隨之而下降，隨著人口高度密集定居，個人健康也將面臨瘟疫和疾病傳播的嚴峻挑戰。隨著支撐密集定居的需要，一系列輔助的公共工程必然應運而生，而這樣的努力雖說對儲積備荒發揮積極作用，但卻會必然要引發水旱災害的加劇。這一系列次生問題都會給儲糧備荒的決策蒙上陰影，很難達到理想的預期目標。

（二）社會組織協同抗災

既然單純的儲糧食備荒無助于問題的徹底解決，農耕民族的文化自然的探尋更高層次的備荒機制，這就是靠社會組織的合力去提高抗災、防災的能力。

在中國古代，宗法關系一直發揮著不容低估的社會影響。個體小農大多聚族而居，“家國同構”的模式，也使宗族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在中國古代，單個家庭力量弱，能力小，有時需要依靠宗族的互助，才能面對生產生活中的種種困難，渡過災荒和危機。在宗族成員內部，長期形成了互幫互助、救危濟困的倫理道德觀?！吧苿t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3]。這段文獻資料雖說明確指出基層社區組織，有能力，也有其義務兌現“患則救之”的承諾。但與此同時，對個人而言，還必須懲惡揚善，統一倫理道德和價值觀，以確保社區形成一個強大的社會合力。這樣以來，應對災害的能力也才得以進一步的提升。為了確?？篂哪芰Φ撵柟?，社區自身還得不斷地糾正自己的失誤，最終使得抗災能力超越了個人和家庭，確實可以做到成功應對各種自然災害的理想目標。對宗族鄰里的聯合救災的職能做細節性的描寫，劉旭的如下言論可資參考：“救給乏絕，資其食者數百人。鄉族貧者，死亡則為具殯葬，嫠獨則助營妻娶?！盵4]“不可否認，宗族制度有其陰暗面，但不能因此而忽視儒家文化熏陶下的宗族制度的積極因素，它在維護社會穩定，延續傳統文明，抵御自然災害及解決族人在生活中遇到的生老病死等問題上確實可以發揮重要作用”[5]?！白谧褰M織與鄰里社會組織相結合，構成了中國古代基層社會組織的一大特色”[6]。在中國，民間互助的精神由來已久，這種突破血緣關系的友愛精神，成為中國農耕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由于鄉村社會的居住地相對穩定，鄰里之間相互饋贈救助之事經常發生，“遠親不如近鄰”也成為了中國民眾的切身感受。鄰里救助與宗族救助相結合，很自然地，也就放大了農耕民族抗災救災的潛力。從而支撐了農耕民族的超長期的穩定延續。但史料不足之處，恰好在于抗災能力的放大，也會在無意中放大游牧民族垂涎。于是，軍事帝國的規模也得相應的放大，從而引發為除了社區合作的救災外，國家層面的救災也必然提到一個新的層次。

（三）政府層面的救災

國家層面的救災，顯然是在整合了社區救災合理基礎上的提升，以至于國家的救災，雖然說表現為規模和體量的擴大，但與此同時，個人、家庭、親戚、社區也必須納入國家的統一管理之下，他們都得接受相應權責和義務。對付防災、抗災而言，成功的一面不容低估，但各種救災實體的額外負擔，也將成為難以擺脫的負荷。所謂“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7]。國家財富大部分掌握在各級官府手中，當遇到嚴重災荒時，也只有國家有能力對災民進行大規模救助，“時愈近古，則賑濟之出于官者愈多，以官家之財產較多也”[8]。各級政府成為實施社會救助責無旁貸的實體。

政府通過興建倉儲，儲糧救荒和地區性協濟等措施，可以實現防災抗災效能得以極大提升。當災荒來臨時，則通過放谷、舍粥、賑錢、賑物、賑貸、減少開支、減免租賦等多種方式進行賑濟救恤。有時還可以利用國家的強大動員能力，發動社會各界參與災荒救助，國家僅需要給予相應表彰和鼓勵，就會調動更大范圍的力量抗擊自然災害。因而救災的規模和體量，也得以空前擴大，從而收到更理想的救災成效。如西漢文帝時，朝廷就出臺了“納粟賜爵”的政令?！皵的瓯炔坏?，又有水旱疾疫之災”[2]128，晁錯建議實施鼓勵殷實之家，向國家繳納一定數量的糧食，國家則給予獎賞的政策，“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2]1133。此項政令的實質是只要向國家繳納一定數量糧食，支持國家的救災，那么當事的富裕平民，就可以會躋身貴族的行業，成為朝廷認可的諸侯或貴族。自此以后，這些新貴們又可以享受國家的免稅、免賦、免役的優待，還可以躋身政壇。這將意味著救災雖說收到預期的成效，但這樣的新貴們肯定會成為朝廷來日的負荷。這僅是一種寅吃卯糧的應急舉措。對日后國家的安定，將會種下隱患。再如西漢宣帝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發生了嚴重旱災，宣帝下令：“郡國傷旱甚者，民勿出租賦”;第二年4月，又有49個郡國發生了死亡6 000多人的大地震，宣帝下令：“被地震壞敗甚者，勿收租賦?！盵2]245不難看出，朝廷減免租賦，對幫助災民度過災荒，同樣發揮了不可低估的作用。這樣做，國家必然遭逢財政相應的困難，但是國家的體量大，儲備豐富。因而更能化解災害造成的損失。但能夠化解到什么程度，朝廷也會量力而行。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朝庭還不得不出讓朝廷可以控制的“公地”，以免給財政造成難以承擔的壓力，相應的政策和措施史稱“假民公田”。

（四）移民就粟與假民公田

在農業社會，災荒往往伴隨著人地矛盾的尖銳。在人多地少的地區，遇到災荒后，一些貧苦農民被迫賣掉土地甚至房屋。這時，政府往往組織貧民遷徙到土地資源充足的地區以緩解災情。

移民就粟與假民公田，誠如上文所言，不管國家出面賑災和動員社會力量賑災，都會面對解不開的死結，那就是會削弱國家的財力，影響到國家政權的穩定。同時又不能化解農耕民族必然導致的人口需要密集定居的這一根本性的矛盾，這是因為人口密集定居后，必然加劇人地矛盾的尖銳化。以至于農業生產越是發達地區，最終都會使得人地矛盾更其突出和尖銳?？箵糇匀粸暮Φ哪芰?，反而會隨之下降。會表現出災害面前的脆弱性，受害程度也將更其嚴重。于是，國家政權遭逢無法抵御的自然災害時，不得不另謀良策。這樣的對策由來已久?！睹献印ち夯萃跗酚腥缦掠涊d：“寡人之于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兇，則移其民于河東，移其粟于河內;河東兇，亦然?！盵9]通過移民的方式，來調節人地矛盾，使失去土地的災民重新與土地結合。

梁惠王的移民就粟對策，在其后歷史發展中，多次得到強化和放大。比如，西漢武帝時，黃河流域發生了災荒，漢武帝下令鼓勵災民前往江淮之間避災。這是因為當是江淮之間還是古百越各族的棲息地，這些少數民族過著“飯稻羮魚”“火耕水耨”的生活，在這樣地區“無凍餓之人，也無千金之家”[10]3270。在這樣地方避荒，可以確保衣食無憂。如果愿意常住，還可以向少數民族學習新的農耕技術，過上安定的生活。而不會因為人口過于密集，而蒙受重大自然災害的打擊。更有一些災民，為生計所迫，離鄉背井，四處逃荒，自發到外地謀生，淪為流民。流民的出現，一方面導致災區勞動力和人口的急劇減少，破壞了社會經濟，另一方面，流民匯集，難以聊生，容易轉變為武裝起義，激化社會矛盾，甚至造成王朝的更迭。歷朝政府都采取多種措施來安輯流民，通過賜錢糧、賜物等方式幫助他們解決燃眉之急;部分或全部免除他們的租稅徭役，以減輕負擔;通過“賜民公田”和“假民公田”的方式，促使他們與土地重新結合，幫助他們生產自救。政府有時還把一些公田、苑囿、山林川澤暫時借于流民使用，稱為“假民公田”。對于在國家假田上耕種的災民，政府一般在2-3年內不收租稅，還貸給災民耕牛、種子、農具、糧食等，幫助他們生產自救。如漢宣帝地節三年下令：“詔池籞未御幸者，假與貧民。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且勿算事[2]249。這樣的救災措施，雖說能救一時之急，但同樣不是萬全之策。原因在于將此前不適宜開墾的公有土地資源，轉讓給普通農民墾殖耕種，必將意味著對自然資源生態系統的超長利用甚至是破壞性利用。經長期積累后，同樣會演變為自然災害，災害和風險加劇。也就是說，在解決社會矛盾的同時，卻在無意中種下了擴大自然災變風險的隱患。農耕文化在適應于自然環境以及所處生態環境之間，其實一直在兩者之間走鋼絲。最終不可避免會陷入顧此失彼的窘境，但如果能夠發揮農耕民族的主觀能動作用，在技術與工程上做出創新，那么又可以創造出另外一番新景象來。

（五）大興水利，技術創新防災抗災

在農耕社會，農民生活在固定的土地上，所遇災害主要是水災、旱災、蝗災等，國家和社會組織有動員能力，可以將農民組織起來，對災害進行提前預防?！皞溆形粗贫O之，有至而后救之”[11]，把災前預防與災后救助結合起來。水是一切生命之源，對于農業生產來說，水少則旱，水多則澇，洪水泛濫則成大災。加強水利建設，是改良自然條件，積極抵御水旱災害的有效手段。

農耕文化的創造性，為此，防災、抗災從大型水利工程設置上可以得到集中反映。荀子有言：“修堤梁，通溝澮，行水潦，安水臧，以時絕塞，歲雖兇敗水旱，使民有所耕艾，司空之事也?！盵12]春秋戰國時期，隨著技術的創新、生產力的提高，一大批水利工程被興建。秦國通過興修都江堰、鄭國渠、靈渠等，保證了農業生產的穩定，為統一天下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漢代修筑六輔渠、漕渠、龍首渠、成國渠、白渠等，興起了興建大型水利工程的熱潮。兩漢時期持續動員國家力量對黃河進行治理，到東漢明帝以后，黃河出現了800年安流的局面。水利是農業的命脈，水利工程的修筑，增強了農業的灌溉排澇、防御水旱災害的能力。

農耕技術的創新，也極大提升了防災、抗災的能力。從西漢起，農書編撰逐漸成了熱潮。西漢后期成書的《汜勝之書》總結一系列新的農耕技術，集中推介了一大批農業的創新技術。不僅提高單位面積產量，而且還能在災害頻發的干旱地帶，也能夠穩獲豐收。到了南北朝時期，賈思勰編撰的《齊民要術》更體現農業創新的集大成。并深遠影響后世的農耕技術的發展，從而進一步提升了防災、抗災的能力。朝廷在這一過程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比如，《漢書·食貨殖》載：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下詔曰：“方今之務，在于力農?！币在w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一畝三圳，歲代處，故曰“代田”。漢武帝將從匈奴手中奪回的牧場，組織軍隊，用“代田法”實施屯墾，結果獲得了大豐收。使千里草原也成了朝廷的糧倉，甚至造成糧價暴跌，食貨失衡的社會景象。就這意義上說，不管是興修水利還是推行先進農耕技術，其實也是一柄雙刃劍，解決了老問題，又誘發了新問題。成功應對了眼前災害，又種下了另外一種災害的隱患。解決了生態環境的自然災害，無意中又誘發社會性災害。因而，我們不得不說，對農耕文化而言，防災、抗災是一個永無止境的適應和再適應過程。不管做出多大的努力，雖說確保了農耕文化延續，但卻不可能使農耕文化永遠立于不敗之地。事實上東漢以后，中華大地社會上出現了分裂局面，北方游牧民族才得以長驅直入，并建立一系列少數民族執政的政權，可見農耕民族的防災、抗災，就根本意義上說，永遠不可能最終置換掉游牧文化，而游牧文化的防災、抗災方略，卻始終有可乘之機，能夠在某些情況下，成功戰勝農耕文化。為此換一個視角看看游牧文化如何防災、抗災就顯得必不可少。

三、游牧民族的防災、抗災

游牧民族與農耕民族改造自然與順應自然相結合的思路和方法很不相同。游牧民族對自然環境和氣候環境的依賴程度更高，對抗自然災害的手法則與農耕文化迥然不同。這是因為兩種文化的價值觀，本身存在著實質性的差異。在農耕文化看來，土地、房屋、糧食是不可移動的財產，也是農業生產不可缺少的資產。游牧民族則并不看中土地，也不需要建立固定住房，隨時可以“逐水草而居”。他們也有自己的財產觀，那就是他們全力控制的畜禽。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們的畜禽不僅是財產和食物，也是生產工具。其間特意性全在于這種財產加生產工具是可以移動的。因而只需要掌握這樣的可移動資產，防災、抗災也就不成問題。真正的困難反倒在于，他們的這種“活”資產具有生命的屬性。食草、飲水、休息、防病，一刻不能停息，一旦停息那就是大難臨頭了，這將意味著游牧民族心目中的災難與農耕民族也存在著質的區別。因而牲畜感知的一切不利于生命的因素，都是游牧民族心目中最大的災害。而且這樣的災害表現形式比農耕文化還要多樣復雜，而抗災、防災的基本策略，就是要集中體現為如何確保牲畜的生命延續。因而具體的抗災、防災的對策，肯定會與農耕民族拉開很大的距離，他們不是儲糧抗災，而是遷徙抗災。

（一）牧業災害的特點

牧區的災荒種類繁多，主要包括雪災、干旱、黑災、雷暴、狼害、蝗災、瘟疫等。雪災也稱為“白災”，是指冬季大雪覆蓋草場，使牲畜無法正常覓食，而長期處于饑餓狀態。干旱是久晴高溫，長時間少雨或不雨的氣象災害，旱災導致了草場枯萎，甚至不能萌發，畜禽缺乏食物，因饑餓而大批死亡。也是古代北方草原地區最常見且危害最大的一種災害形式。遇到大旱，降低了畜產率，也會造成草原的急速退化。如果夏天的旱災與冬季的雪災疊加，牧草尚未長成便迎來了大雪覆蓋的嚴冬，牲畜受到的損失便可想而知了?！昂跒摹敝饕l生在冬季無水草場，牲畜要靠舔食草地積雪補充水分，如果草地長時間沒有積雪，牲畜無法正常采食，造成膘情下降。北方草原地域遼闊，無高大樹木等遮蔽，“雷暴”也常對人畜構成直接威脅?！袄呛Α笔抢_北方草原牧業發展不可等閑視之的一種災害，有時1匹狼1次就能咬死50-60只羊。在草原地帶，有時各種災害也會連環發生，如水災會造成人畜瘟疫的流行，旱災與蝗災、雷震與火災常常相伴出現。牲畜是游牧民賴以生存的基礎，關系到牧民的生活，甚至政權的興亡，災荒往往造成人畜的死亡和損耗，造成牧業生產力的破壞，動搖游牧經濟的基礎。有時巨大的災荒，還會帶來北方草原的政治動蕩與社會混亂，這就會跟農耕民族一樣，游牧民族不僅要適應所處的自然環境，還得適應所處的社會環境。兩方面的適應和再適應，同樣會表現為顧此失彼。在取得成功的同時，也會種下另一種形式災害的禍根。因而在討論游牧民族防災、抗災的特點時，同樣需要一種辯證思維的眼光和理念，才有助于把握其實質所在。

（二）遷徙移動規避災害

面對災荒，農耕民族往往注重預防和對抗，而對于游牧民族來說，草原茫茫，災害來臨時，通常呈現出范圍廣、強度大、持續時間長的特點。1次災害的面積，有時甚至達數千里。由于牲畜既是牧民的生活資料，也是他們的生產資料，因而只要保住牲畜就可以成功防災，那么保住的辦法，就是遷徙移動，探尋牲畜能夠延續生命的有利環境。只要找到有利的生存環境，災害也就化解了。只要找到適宜的水草，就能成功規避災害，確保農業生產穩定和延續，牧民的財產也就免遭損失。因而就實質而言，保住畜禽本身也是一種儲積。在這一問題，此前的諸多研究確實存在著認識上的誤區。

史籍所載，匈奴的遷徙移動往往都與規避自然災害直接關聯，因而對游牧文化這是一種常態化防災、抗災策略。漢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其冬，匈奴大雨雪，畜多饑餓死。兒單于年少，好殺伐，國人多不安”[10]2915。匈奴左大都尉與漢使聯系，欲殺兒單于降漢，被兒單于發覺，計劃失敗。此外，呼韓邪單于的附漢，南北匈奴的分裂，北匈奴的西遷，都與氣候變化與災荒發生有關。如果不能及時移動避災，往往會給游牧社會造成極沉重的打擊。值得一提的是，由于遷徙和移動不可避免要與其他民族發生關系，特別是與定居的農耕民族發生正面沖突，從而在自然災害之后引發為社會性災害，這才是游牧民族防災措施中深為可慮的關鍵制約因素。隨著中原農耕民族壯大國力的強盛，匈奴遷徙避災就會變得遷徙取向的選擇性困難，他們必須在附漢和戰爭兩者之間做出選擇，這樣以來，自然災害也就不可避免轉化為以社會性災害并存。曠日持久的漢中之戰，在中國古代史也不可避免的要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其結果最終表現為“對抗”到“和親”的轉型，從而求得與農耕民族的相安無事。防災、抗災也因關系的改善獲得了更高層次的成功。

（三）“五畜和群”抗災又增產

傳承至今的漢文典籍，通常都會過分關注漢匈之間沖突和和解。但對游牧民族具體抗災、防災的技術對策卻疏于關照。不過當代的田野調查，特別是蒙古族學者的研究，卻能彌補史料記錄的疏漏。事實上，生活在我國北方的各個游牧民族，他們也會像農耕民族一樣發明、創新一系列的防災、抗災的技術對策。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五畜和群”的有效的技術對策。所謂“五畜和群”，就是將駱駝、黃牛、綿羊、馬、山羊等不同的畜種混合放養。由于這五種牲畜的生物屬性雖說都是食草動物，但它們的物種歸屬卻各不相同。敖仁其、單平等認為，我們關注草原“五畜”， 更重要的意義在于解析草原“五畜”的現實功能與未來功能的關聯。我們所希望的是草原“五畜”現實性與未來性功能相互提升、豐富和拓展。說它是現實的， 是因為草原“五畜”與蒙古高原的生態環境和生物多樣性、文化多樣性、產品需求多樣性形成了高度和諧的統一;說它是未來的， 是因為草原“五畜”孕育著生物科學、產品開發和文化開發的豐富“基因”[13]。

駱駝能忍受干旱，取食對象是樹木。它吃喬木、灌木長出的葉子和嫩枝為生。畜群中有了駱駝遇到狂風、沙塵暴，其他幾種牲畜會都得靠駱駝當擋箭牌，以確保逐水草而居的遷徙成功。馬則是靠覓食鮮嫩草芽為生，但馬的體力好，運動速度快。在規避白災、黑災、旱災的過程中，可以充當開路先鋒，在遇到“白災”時，馬蹄可以刨開積雪中暴露深埋的路草，不僅自己可以吃飽，也能確保其他牲畜吃飽而不至于餓死。在極度困難時，黃牛和綿羊還可以吞噬馬糞幸免于餓死。山羊主要食物是灌叢和落葉。無論是“白災”和“黑災”，對山羊覓食影響都不大，山羊和馬的配合，才能保證黃牛和綿羊安全的轉移到有水草的地方，確保整個畜群的安全。黃牛和綿羊靠低矮的牧草為生，但這樣的草料是駱駝和馬都無法去覓食的對象。錯開了牲畜飼料跟牧草的消費，既有助于畜牧業產量的提高，同時又是一項有力的防災、抗災的對策。

“狼害”是草原畜牧業的大敵，但畜牧業配備一定數量的駱駝和馬，特別是配備了馴化有素的犬。那么狼群就很難接近的畜群，而且可以提前預知狼群的到來，牧民也可以提前預知狼群的到來，可以預先防范，憑借牧民的騎射技術，“狼災”就可以得到有效控制。更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牲畜之間的生物屬性也各有其特性。比如，駱駝嗅覺極為敏銳，能夠在數十公里之外，就能夠感知遠方水草的存在。因而在合群放牧情況下，駱駝尋路的方向，就可以指引狗的前進方向，也可以帶動馬跟著走，整個畜群就可以有序跟進。憑借最少的體力消耗也能找到水草豐美的牧場。

應該看到農耕民族的技術發明對防災、抗災確實可以發揮極大的效用。相比之下，游牧民族的技術發明也能夠發揮同樣的效用。比如，駱駝記憶力最好，它走過的路自己能夠找路找回原地，而且在今后若干年都能夠記憶猶新。以至于牧民放牧路線，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一種仿生似的技術操作?；驹瓌t就是跟著駱駝走就可以做到萬無一失，做到成功的防災和減災。當然牧民也能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在已經走過的放牧路線上，都要用人工辦法留下標記，這就是蒙古語所稱的“鄂博”。有了這樣固定的指路標，牧民的防災、抗災就可以做到萬無一失。以往有學者認定牧民“逐水草而居”是隨心所欲的行動，這顯然有失偏頗。因為游牧文化在適應環境過程中，也有自己的技術創新。他們也是在技術創新指引下，有規律的遷徙和移動，能夠成功做到在防災同時，還能增產。只要保證畜群、牧民的財產處于“活態”狀態，那么防災、增產就會實現兩全其美。

當然，這樣的技術創新對抗擊自然災害，可以做到萬無一失。但如果在遷徙的過程中與農耕民族的固定設施村落，甚至深溝、高墻相遇，那么情況就另當別論了。因為遇到這樣情況時，自然災害就會表現為以社會災害并發疊加。適應自然環境的手段和方略，肯定對付不了社會災害。游牧民族為此還得做出適應社會災害的新舉措。農耕民族與游牧民族之間了尤未了的沖突和糾葛，也因此而長期延續下來，而無法獲得徹底的解決。在這樣的過程中游牧民族還有以下農耕民族無法企及的防災對策，那就是兼之與狩獵和采集。游牧民族這一防災對策，從某種意義講，恰好是規避農耕民族干擾的有效對策，可以稱得上是應對社會災害的特殊對策。

（四）狩獵、采集兩種災害合并防治

災荒來臨，牲畜大量死亡，這時，狩獵和采集成了游牧民族獲取食物，避免宰殺種畜而渡過災荒的重要手段。狩獵采集在匈奴人的生業中本來就占據著重要地位，他們“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為食。士力能彎弓，盡為甲騎。其俗，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為生業”[10]2879。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匈奴發生嚴重災荒，匈奴左大渠“乃自請與呼廬訾王各將萬騎，南傍塞獵”[2]3788。漢元帝時，呼韓邪單于歸漢，匈奴民眾遇到困乏的情況，呼韓邪單于一面要求漢朝援助糧食，一面射獵禽獸，結果“塞下禽獸盡”，要求北歸漠北。顏師古對漢書的解釋說：“塞下無禽獸，則射獵無所得?！盵2]3802無法獵取到足夠的動物，促使呼韓邪單于暫時轉移到大漠以北，既在今天蒙古國境內肯特山一帶的森林中，在這兒野獸多，可以狩獵的需要，以獵度荒。

在廣闊的草原上，特別是在山谷地帶，分布著許多可以食用的植物根莖、野果、野菜、菌菇等，遇到災荒時，采集這些東西可以添補牧民食物。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采集往往比狩獵更加可靠和重要。在陰山巖畫中，就有許多采集狩獵的畫面，“狩獵采集民的生存能量來自自然生物和野生動物，陰山中的獨獵、雙人獵、三人獵、眾獵、圍獵等畫面，就是當地生民獲取生存能量的生動寫照”[14]。也是我國北方古今各游牧民族常態化防災、減災對策;總體來說，采集和狩獵是牧民平時特別是災荒時期獲取食物的重要補充手段，增強了牧民抵御天災人禍、謀取生存的能力。同時又規避了與農耕民族的正面沖突的風險，因而能有效降低社會災害的風險。

（五）不論親疏和衷度荒

農耕民族由于有穩定的不動產，可以傳輸子孫，因而在其防災倫理觀中，必須嚴格親疏分野;而游牧民族的財富和生產工具、生產資料是融為一體的畜群，不可能以不動產的方式傳承給子孫。以至于在防災中和抗災的具體過程中，只要是因機遇碰到一起的個人、家庭，甚至其他游牧民族部落都得合衷共濟，共度饑荒。這將意味著游牧民族和農耕民族之間，不僅是防災的實踐，甚至是防災的倫理觀，都會表現為倫理觀和價值觀難以兼容。在漢文典籍中，往往是用輕蔑的語氣，揭示這樣的社會事實。但平心而論，具體到防災、抗災而言，這樣的倫理觀差異恰好是游牧民族有效的度荒手段?！拔幕姟痹谶@一問題上，恰好應該揚棄，否則的話，游牧民族就不可能成為草原的主人。近人的如下評述：可以稱得上切中了防災、抗災游牧民族倫理觀的要害?！坝捎陂L期游牧生活的磨煉，牧民形成不太關心微小的個人利益，但卻有注重整體利益、長遠利益的胸懷”[15]。古代游牧民族中普遍存在的收繼婚制度，也是牧民合作互助共度災難的一種形式。文獻記載說：匈奴族的習俗，“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盡娶其妻，妻之”[10]2900。這就是民族學所稱的“轉房婚制”。該制度的合理性在于，可以不論親疏，合衷共濟度過災荒。在游牧社會，面對嚴酷的自然環境，男人在放牧牲畜，對抗災難方面具有無可替代的作用。脫離男勞動力，僅靠婦孺很難獨立生存。游牧世界頻繁的應付變故和戰爭，也容易造成男人的高死亡率和孤兒寡婦人數的增多。游牧生產方式本身的分散性和移動性，寡居的婦女與其他男人結合的難度增大，因此，通過收繼婚的方式，保證了孤兒寡母得到撫養，不至于在災荒中無法生存，也保證了人口的繁衍和家族、社會的穩定。

值得注意的是，要實行這樣的防災措施，在倫理觀上就會表現與農耕文明截然不同。事實上，除了“轉房婚”之外，收養草原上偶然遇到的孤兒寡母，不論有無親緣關系，都可以結成度荒的實體，甚至是對異民族，就是對其他游牧民族的后代男人、老人、女人、小孩都可以一起收養，共度災荒。進而可以擴大到對整個家庭的收養，對整個家庭之間的合并，甚至是不同部落之間的合并，而且在度災后，還可以保持穩定的合作。在游牧民族看來，人與人之間的合作是平等的，是相互依賴的。這樣的倫理觀與農耕民族文化表現得迥然不同，但卻是游牧民族應對自然災害和社會災害最有效的精神世界建構。

總之，游牧民族的防災、抗災手段和方法不僅與農耕民族表現的迥然不同，但同樣具有創造性和合理性。當然，兩者之間也同樣存在著自己的優勢和不足。也正因為如此，農耕民族不可能在草原上替代游牧民族，游牧民族也不可能在農耕區替代農耕民族。以至于在這漫長的中國歷史歲月中，很自然會表現為農耕民族與游牧民族在中華大地上交替執政。進程中達成了相互學習，相互依賴，最終融合為一個多元一體的格局，也成就了中華民族的輝煌。

四、結論與討論

通過對游牧民族與農耕民族防災、抗災的根本性和系統性的對比分析，我們不得不承認，要建構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都得借助于自然辨證法的指引。一百多年前，恩格斯早就這樣說過：“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每一次勝利，在第一步都確實取得了我們預期的結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卻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預料的影響，常常把前一個結果都取消了?！盵16]恩格斯此番言論包含了兩層含義：其一是人類在與自然打交道時，不允許過分的自信，因為自然界極其復雜，人類做出的認知、利用和改造，都必然有其局限性，因而始料不及的大自然“報復”將超長期無法避免;其二是大自然的“報復”也將具有復雜性和難以預測性，結果總會不斷否定我們此前的認識，迫使我們改弦易張。人類取得認識和成功僅是暫時的。從長遠來看，大自然才是最后的仲裁者。

上文對農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防災、抗災的系統性和根本性的比較分析，就是來自歷史的明證。盡管雙方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時至今日，任何一方都不能說取得了最后勝利。得失利弊對雙方而言，都表現為并行存在，對一切的成功，當然需要弘揚;對其不足和失誤，同樣得要吸取教訓。而這一點正好是當代生態建設不得不考慮的基本認識和警覺。當前，我們正在處于生態文明建設的偉大時代，而歷史上積淀下來的游牧文化和農耕文化的防災、抗災、成敗、功過又都同時呈現在我們眼前，而且表現為當代社會農牧爭地、農牧相互干擾等擺在我們眼前的重大難題。要化解這樣生態建設難題，顯然不允許各執一端，既不能偏袒農耕民族，也不能偏袒游牧民族，這是因為兩者之間的精華都得弘揚，教訓都得吸取，才能夠準確判斷什么樣的土地資源適合農業或者畜牧業，進而還需要考慮如何去從農業和畜牧業兩個側面去找到和諧共榮的手段與方法。以期對自然災害和社會災害都能防患于未然。并在這樣的基礎上，按照當代社會的要求，去重建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因而本文所討論是歷史問題，但同時也是現實問題。但愿這樣的警示和理念能夠為更多學人乃至普通民眾所接納，那么當代的生態建設，至少可以少走彎路而早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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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吳才茂]

On Different Ways of Farmers and Nomads in Resisting

Famines in Ancient Society

WANG Shaodo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Tourism Culture，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Hohhot， Inner Mongolia， 010070， China）

Abstract：

Both farmers and nomads have to face disastrous famines. Owning to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ode of production， their ways against famines are also distinct. In general， the most common and effective way of farmers is to store food， especially grains. In addition， prevention， government assistance， migration， mutual-aid in neighborhood are also important ways for them. The most effective way for nomads is to migrate. As long as they can migrate timely， they will resume their production soon. Therefore， the nomads also managed to deal with famines by hunting， mutual assistance and even tribe annexation and wars.

Key words：farmers;nomads;famin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