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如果有一件事情不能容許， 那就是變得犬儒”

王前 東京大學教養學部特任副教授

哈貝馬斯剛在6月18日迎來90歲生日。這位堪稱當今世界最有影響力的大哲學家雖然早已著作等身，但至今仍著述不輟，學術生命力之強大，跟早年提攜過他的伽達默爾有得一比?？磥嗰R遜上的廣告，2019年9月他還要出版一套厚達1700頁的哲學史，這在向來以建立嚴密規范性體系著稱、自己也說直到晚年才開始重視哲學史的哈貝馬斯可真是破天荒的頭一遭。對這位思想輻射力可以說是覆蓋全世界的哲人，研究他的哲學思想的文獻早就已經汗牛充棟。不管做不做德國哲學研究，一個對哲學和思想有興趣的人通常都會關注他的著作。

讀其書，當然也想知其人，即便哈貝馬斯自己說一生沒有什么驚天動地的英雄事跡。史蒂芬·繆勒-多姆教授的這本哈貝馬斯傳，非常詳細地介紹了哈氏的生平，探討評價了他的學術思想，堪稱到目前為止最好的哈貝馬斯傳。恰逢中譯本出版，筆者對照著原著通讀了一遍，敢毫不夸張地說，今后想了解哈氏生平和學術的讀者，此書乃是不可繞過的必讀書。

第三帝國的興亡與政治思想家哈貝馬斯的誕生

讀多姆教授的傳記，深感二戰對哈貝馬斯的成長與思想的發展刻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跡。哈貝馬斯這代人雖然經歷過二戰，但畢竟當年還是少年，跟戰爭的干系不大。哈貝馬斯的父親則不僅加入過納粹黨，也上過戰場，哈貝馬斯本人作為高射炮射手的助手差點也要上戰場，幸虧那時美軍進駐了，從而獲得解放：對哈貝馬斯來說，這不是被敵人占領，而是真正的解放——“一種解放，歷史意義上的和個人意義上的解放”。這讓人聯想到在差點被自己國家的政府“徹底解決”之前，多虧美軍及時趕到而獲得解放的大哲學家雅思貝爾斯。

當然，哈貝馬斯并非天縱神明，年少的他也不可能像恩斯特·卡西勒那樣在希特勒剛掌權就說德國要完蛋,在戰爭期間他也跟很多同輩人一樣，加入過希特勒少年團和青年團——這件事多年后被人用來攻擊哈貝馬斯。但據多姆教授說，這可能是當年的法律規定，或者是父母的影響。而我們可以確切知道的是，在戰爭結束后，哈貝馬斯看到包括紀錄片在內的很多揭露納粹德國罪行的資料時非常震驚，從而對自己度過童年和少年時代的祖國的歷史有了真切了解。對哈貝馬斯來說，這樣的經歷令他下定決心，要讓民主制度在德國扎根，絕不可以回到從前。德國只有成為民主國家才有未來：這成了他毫不動搖的信念——據傳記說，對聯邦德國的歷史問題的擔心一直持續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梢哉f，作為一個卓越的政治思想家的原點，就是德國的戰敗，決定了哈貝馬斯要為這個國家的戰后重建發揮作用——這點跟日本戰后最重要的政治哲學家丸山真男完全一樣。

多姆教授說，進入上世紀五十年代以后，哈貝馬斯越來越公開表達自己的政治立場，因為他不想成為一個“被動適應的民主主義者”，而是要積極參與重建德國的民主政治體制。哈貝馬斯自己也說，1945年的重大轉折正是他走向哲學和社會理論研究的出發點：這也正是我們在閱讀哈貝馬斯的著作、理解他的哲學思想發展時不可忘記的重要背景。

戰后德國最杰出的公共知識人

談哈貝馬斯，既要談他在哲學上的杰出貢獻，也要談他作為一個公共知識人的卓越貢獻，這是一體兩面，只有合在一起，才是一個真正完整的哈貝馬斯。理論與實踐，這兩者在哈貝馬斯身上實在是相輔相成的。

作為職業哲學家，哈貝馬斯當然是屬于最勤奮著述之列，同時也經常在大眾媒體上發言——他的政論小冊子至今出版了12冊。像他那樣深度介入媒體、依靠媒體發聲的哲人在當今世界非常罕見，其實這個可以遠溯到青年時代。他在寫完關于謝林哲學的博士論文后，并沒有馬上決定去從事學術研究工作，而是去做記者了——據多姆教授說，傳主告訴他那時候不喜歡從事知識工作，尤其無法忍受專門做哲學研究！——這個回憶實在叫人跌破眼鏡。不過哈貝馬斯本來就喜歡閱讀，通過閱讀掌握了豐富的知識，高中時的文章就獲得好評，寫文章對他來說不是很費勁的事兒。哈貝馬斯在23歲時就曾經給《進步》周報寫過題為“刀俎下的民主”的長篇讀者來信支持民主實踐，說在這種實踐中“公民是最后和唯一的選擇主體”——哈貝馬斯作為受過“再教育”的世代，表達的雖然是戰后重新教育的成果，但這也是他自己通過體驗和思考得來的信念，未來歲月里哈貝馬斯對民主的堅定信念可以說在這個時候已經牢牢扎下根了。

從那以后，哈貝馬斯簡直堪稱身經百戰，幾乎參與了聯邦德國所有的重要政治爭論。雖然這些情況以前就有所知，這次認真閱讀傳記后，還是有好些有意思的發現。比如哈貝馬斯在法蘭克福大學接替霍克海默當哲學和社會學教授后，遇到了1968年的青年學生造反運動?？墒巧頌樽笠碜杂芍髁x的代表人物，他并沒有無條件地支持學生造反，而是卷入了激烈的爭論，他甚至批評那些采取過激行動的學生為“左翼法西斯主義”——前面提到的丸山真男在日本的1968年日本學運中也有類似說法。雖然哈貝馬斯后來承認自己用詞過火，但也可以看出他對那些不惜動用暴力來改變社會的狂熱青年的反感。在他看來，還是應該通過民主而合法的方法達到改變社會的目的，因為從德國的現實出發，除了議會制民主主義外別無他法，盡管憲法與現實之間有差距，但也只有采取漸進改良的措施。這也是在面對右翼保守勢力的批評時，哈貝馬斯多次說明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跟左翼的激進暴力完全沒有關系，徹底劃清界線的原因。

作為一個社會民主主義者，哈貝馬斯既反對左翼激進青年的行動，對右翼和保守派也多有批評。我們在這本傳記里可以看到他多次跟保守勢力的代表人物進行爭論，比如與他同輩的著名哲學家施佩曼等人。他要通過理性的討論，來實踐他的“交往行為理論”，在不斷的爭論中來改變公眾的看法，從而為德國創造一種新的政治文化。在關于歷史的爭論中，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發生在哈貝馬斯和他的老朋友、著名作家馬丁·瓦爾澤之間的一場爭論。

1998年著名的德國書業和平獎授予著名作家馬丁·瓦爾澤，他在授獎儀式上談到了反猶問題。他說任何有點理性的人都不會質疑奧斯威辛的恐怖殘暴，但是他對日復一日地對猶太人大屠殺的例行回憶感到厭煩。他還說“要是媒體天天把這段歷史展示在我面前，我發現，自己內心就會對無休止地展示我們的恥辱產生抗拒”。他還批評部分知識分子把這種恥辱工具化了，并且引用了哈貝馬斯的文章，矛頭所指不言自明。瓦爾澤的演講據說得到了上千名來自各界的來賓的鼓掌與喝彩——不用說，當中不乏名流要角。

對此，沉默從來不是哈貝馬斯的選擇，即便對方是自己的好友。約半年后，他在《時代周報》上發表文章談柏林修建猶太人大屠殺紀念碑一事。在文章中他稱包括瓦爾澤的演講在內的那些言論是“因歷史未消化，每隔一陣子就從聯邦德國腹部上涌的嗝氣”，說“把奧斯威辛集中營視作‘我們的恥辱的人，關心的是我們在他者眼中的形象，而不是德國公民回顧這段文明斷裂的歷史——以便能夠面對自己和相互尊重——而形成的自我形象”。結果這篇文章終結了兩人長達四分之一多世紀的友誼。名作家后來寫了小說《批評家之死》，捎帶著刺了哈貝馬斯一刀。盡管后來哈貝馬斯念舊情，在途徑瓦爾澤居住的城市時前去拜訪，卻吃了個閉門羹。哈貝馬斯沒能挽回這段友誼，不過作為朋友，可以說也仁至義盡了。

不僅僅是德國的，也是歐盟的，更是世界的

隨著德國的政治漸趨穩定，尤其是1980年代以后，哈貝馬斯關于公共問題的發言漸漸擴大到歐洲乃至國際問題?？梢钥醋魇撬摹敖槿搿钡倪M一步擴大，交往行為理論的實踐進入國際社會領域了。

我們知道哈貝馬斯是歐盟的堅定支持者，之所以那么熱烈支持，因為在他看來，一是可以徹底杜絕德國走回頭路的可能性，二是如今很多公共問題民族國家都已經無法單獨解決，需要超越民族國家的權力合作才可以完成任務。在哈貝馬斯看來，歐盟正是最好的克服民族國家問題的方式，可以通過歐盟的實踐為世界的未來提供一個模仿樣本。我們在這本傳記里可以看到不少哈貝馬斯關于歐盟的發言，也有對當時法國總統和德國總理默克爾的強烈批評——批評他們推動歐盟不力。

至于哈貝馬斯跟美國的關系，大概可以寫一本書了。哈貝馬斯在三十多年前的一篇訪談里曾戲稱西德是美國的第51個州，由此可見他對西德在冷戰時期跟美國關系的清醒認識。哈貝馬斯對美國主導的戰后歐洲重建也大體頗有好評，才會相信“刀俎下的民主主義”對德國的重生至關重要。但當美國政府偏離了他認可的價值的時候，向來敢言的哈貝馬斯也毫不客氣，即便有人會說他反美。在小布什政府開始執行單邊政策后，哈貝馬斯發出他的強有力的批判，尤其在當時的美國國防部長批評老歐洲后，哈貝馬斯還和好友德里達一起發表宣言，表明歐洲知識分子的獨立立場，呼吁歐盟在世界實務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多姆教授在傳記里還介紹道，哈貝馬斯設想的是“賦予世界公民權的聯邦式世界共和國，這個權利不是國家權利，而是個體權利”。他夢想的是“一個政治空間憲法化的世界社會，在其中各國保留全球性的制度和程序來實行‘超國家治理”。但哈貝馬斯所思考設計的并不是一個作為暴力壟斷組織的世界政府，而是一個非國家性質的“多層級政治體系”。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到康德政治哲學的影響，可以說他是在康德的政治哲學的基礎上，根據當今的世界形勢和現狀來做出調整后得出的結論。他自己稱之為“沒有世界政府的世界內政”和“沒有世界政府的世界社會”。在他設計的框架里，聯合國依然存在，但其作用有待加強，在聯合國之外還需要有區域性組織負責世界內政，解決諸如貧富差距、生態失衡等各種具體問題。無庸贅言，這一切的前提是民主合法性。

哈貝馬斯對世界政治的未來所作的思考和設計是否是烏托邦，現在下結論還太早。作為富有現實感的思想家，筆者不認為哈貝馬斯談的只是空想設計，也許只是真正實現的時機還沒有到來吧。

曾經的海德格爾粉絲，也受過卡爾·施密特的影響?

“轉益多師”和“博采眾長”，這些話用在哈貝馬斯身上是再恰當不過了。讀過哈貝馬斯著作的人都知道，他所吸收的思想資源實在豐富，遠遠超過很多人給他貼的“法蘭克福學派”傳人、第二代掌門人之類的標簽所能包含的意思——他早已做到青出于藍而勝于藍了。

海德格爾的弟子洛維特寫的《從黑格爾到尼采》是哈貝馬斯年輕時耽讀過的書，給他很大影響。海德格爾的影響也非同小可。在傳記里多姆教授稱哈貝馬斯曾是“海德格爾的忠實信徒”,年輕時寫的談技術與文明的文章就很有海氏的印跡。也許因為有過這樣的成長經歷，哈貝馬斯在對待海氏的問題時，很有分寸感。在1953年讀到海德格爾幾乎原封不動重版的《形而上學導論》后，盡管哈貝馬斯對這位哲人毫不懺悔的態度大為震驚，還寫過一篇文章批評這位哲學權威，但從對上世紀八十年代發生的那場著名的圍繞海德格爾跟納粹關系的爭論的態度可以發現，哈貝馬斯還是嚴格區分人和思想，雖然他并沒有忽視人和思想之間的關系，但若因為人的問題而一筆抹殺海氏在哲學上的巨大貢獻，在他看來又是走極端了。

在哈貝馬斯思想發展中，有一個同時代的哲學家必須要提到，就是阿佩爾。用哈貝馬斯自己的話來說，是阿佩爾引導他去讀維特根斯坦的《哲學研究》和伽達默爾的《真理與方法》，鼓勵他去讀皮爾斯的關于語言和符號學的理論。所以多姆教授說，阿佩爾早期對語言哲學各流派的吸收，對哈貝馬斯的理論發展起了決定性的作用，難怪連哈貝馬斯自己也稱長他沒幾歲的阿佩爾為“mentor”（導師）。

對海德格爾頗為手下留情的哈貝馬斯在對待另外一位有問題的思想家時就很不客氣了。在看到英美學界掀起一股施密特熱的時候，哈貝馬斯寫了《自主性的恐怖：論英語世界的卡爾·施密特》一文發出忠告，提醒英語世界的讀者要注意施密特思想里的“毒素”。也許是因為對這位一度被稱為第三帝國桂冠法學家的大學者打心眼里不喜歡吧，1984年，當美國學者艾倫·肯尼迪在研討會上說哈貝馬斯隱蔽地接受了施密特的直接民主理念和自由主義與民主對立的觀點，哈貝馬斯在實質民主理想和當前的自由主義國家觀之間進行調和是對施密特人民主權分析的老調重彈，批評他的說法意味著對“代議制機構合法性”及“多數原則合法性”的拒絕時——換而言之，等于說他是隱藏的施密特主義者時，哈貝馬斯非常憤怒，當場予以反駁。

在筆者看來，施密特對自由民主政體的批判，正是哈貝馬斯要面對的，所以我們也可以把哈貝馬斯提出的以交往行為理論為核心的一整套社會哲學和政治哲學看作是一個回應吧。

一部尚未寫完的傳記

要寫哈貝馬斯這樣一位既有精深思想，又一直介入社會問題的哲學家和著名知識人，對傳記作者的要求很高，他必須能夠徹底吃透傳主的哲學思想，又能對傳主的生涯有全面的了解，最后還能用可讀性強的文筆表達出來。如果以這個標準來衡量的話，筆者覺得多姆教授的這部精心寫作的傳記完全能夠滿足我們的要求，堪稱哲學家傳記里的白眉級作品。因為作者本人就是社會學家，對哈貝馬斯的理論了如指掌，同時對哈貝馬斯所介入的公共活動也掌握第一手資料，這樣的條件通常是外國研究者很難具備的。

這本傳記精彩的地方太多，比如哈貝馬斯跟著名出版社祖爾坎普的關系、跟伽達默爾的交往等等，限于篇幅，無法一一詳細介紹。但最后，筆者還是想提一下哈貝馬斯在獲得京都獎時的演講。哈貝馬斯在演講時提到知識分子如果有一件事情不能容許，那就是變得犬儒。他還應主辦方要求送了年輕人一句話：永遠別拿自己和天才比，但要始終以批判天才的作品為目標。作為贈言，的確很有啟迪。（全文請移步本報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