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

孟麗榮

摘要：哈貝馬斯在研究交往行為理論時發現資本主義社會所存在的異化的、不健全的交往現象。哈貝馬斯針對這種異化狀態，希望通過改變社會的“輿論結構”、提高社會的“道德理性”來建立一種“交往行為的合理化”，從而重新構建社會合理的方案。

關鍵詞：哈貝馬斯；交往行為理論；重建樣態

哈貝馬斯在《交往行動理論》中通過對韋伯、米德、盧卡奇等思想家的理論進行分析，以理論建設和對這些思想家的理論進行重建的方式提出了“交往行為合理性”這一概念。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從反面揭示出當代資本主義社會所存在的異化的、不健全的交往現象，指出在西方工業文明之下，人所面臨的困境問題。對于晚期資本主義社會所存在的異化現象，哈貝馬斯從以下兩個方面對其原因進行了分析：

第一，科學技術在晚期資本主義成為第一生產力，使得勞動必須越來越符合科學技術的發展要求，人在其中的自主性被忽視，完全成為了科學技術的控制者。所以，隨著工具行為的不斷合理化，人的相互作用的交往行為卻越來越處于不合理化的狀態。正如哈貝馬斯所言：“隨著科學技術進步的制度化，生產力的潛在能力就具有一種能夠使人的意識中的勞動和相互作用的二元論消失的形態?！?同時還會造成使交往行為的功能進入到自身范圍中來，這樣必然使合理的交往行為變為異化的交往行為。所以，隨著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導致人在其中的主體性的喪失，使人在其中被手段化、抽象化，逐漸喪失其創造性和自主性，成為沒有情感、價值和多樣性的機器，工具，淪落為手段，使人與人、人與社會的正常交往形式被虛假的建立。

第二，哈貝馬斯運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從人的內在方面，論述異化交往所產生的內在條件。眾所周知，弗洛伊德認為如果人的原始本能和原始欲望無法得到宣泄和滿足，就會造成精神病，導致他們的語言和行為不能被理解，就會造成交往的扭曲。對于在人與人之間的正常交往中其媒介作用的語言，哈貝馬斯認為應該是相互交織并且是相互關聯的，應該是表達欲求的正常符號。但是，在晚期資本主義的情況下，這種欲求被社會和其他權力壓抑，成為被禁止談論或者在某些范圍內被拒絕合法的談論，導致“語言私有化”的現象，這種”語言私有化“現象使得語言不能在公共領域按照公共性的規則來使用，就會出現一些精神錯亂或者用詞不當的現象，而且這種現象并不被病人自己察覺，因而無法實現自我認識。這樣就會導致一種扭曲性的交往行為。并且這種扭曲性的交往會隨著特定社會所具有的壓抑程度的加深而相應的增加。在此中，語言由對話變為獨白，由語言所形成的理解不再是主體間的相互交流，而只是其自身的自我理解——語言喪失其溝通能力，不再具有其中立性，成為表達意識形態的工具。所以，以這種語言為媒介的交往是一種虛假的交往，一種無效的交往。

哈貝馬斯之所以對資本主義社會所存在的交往的異化現象進行揭示，是為了對這種異化進行揚棄，使整個社會的單向度的工具理性行為發展成為社會的全面交往的合理性行為，通過對這種合理性交往行為的建立來重現人類生活世界的正常圖景。對此，哈貝馬斯提出了“交往合理化”的解決方案，所謂交往合理化也就是使交往行為不受國家、經濟制度和行政制度的強制干預，從而使交往者能夠生活在一個沒有任何強制的、美好的、輕松的、充滿正義的世界上。他主要從以下兩個方面對“交往合理化”的方案進行了建構。

第一，改變社會的輿論結構。在哈貝馬斯看來，所謂“社會的合理化就是社會運用文化上現成的合理性結構來改造它的基礎結構?！?使交往者能夠在沒有權利操縱、沒有文化壓抑的世界上生活。他贊同馬克斯·韋伯的觀點，即認為科學技術的發展會使得資本主義能夠以合理化的借口對人進行統治。哈貝馬斯在肯定韋伯提出的合理化概念的基礎上，認為合理性本質上是通過對話以及交換意見達成的，這個過程并不關注于目的而關注于相互了解的對話過程。然而，在現代社會，目的合理性的強制性取代了生活世界進行對話的原形。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中，隨著政府力量和市場力量對生活世界的介入，公民的政治生活逐漸喪失了自主性，變成為對政府的盲目服從。而且國家盡可能的利用自己的輿論權利，創造有利于自己的輿論，使其政策受到歡迎。這樣，人們之間的交往在受制于語言的同時，還受到社會權利和制度的制約，從而導致一種異化性的交往。所以，哈貝馬斯認為一旦階級利益與公共利益相一致，就會導致虛假的合理性輿論。所以哈貝馬斯試圖掃除這種社會意識形態的迷霧，還原人們的真實意識，最大程度發揮輿論的作用，使公民的個人輿論不再受國家政治、經濟制度等權力的干預，是這種輿論能夠獨立地、真正代表民眾的意愿。

第二，提高“道德理性”。在哈貝馬斯看來，“生活世界”是一個包括文化、社會和個體的，交往行為在其中運行的境遇。在其中，生活世界的文化知識、社會和個性結構這三者相互聯結，形成一個關系網，并儲存信念。所以，哈貝馬斯所說的生活世界本質上是由知識所組成的，并且這種知識作為一種文化傳統，在交往行為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哈貝馬斯提出要建立一種“理想的語言環境”，既是希望通過語言交往，從而相互理解，達成彼此意見一致的目的。而要建立一種理想的語言環境，必須首先要重新構造這種理想語言環境所必需的條件和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