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城市發展史》到《巴黎，十九世紀的首都》《城市發展史》書評

余沐洋

在下意識的理解中，城市的繁榮似乎宣告著工業文明的全面勝利，也預示著同田園牧歌般往昔的揮手作別。城市生活，以其特有的開放、自由、新穎、豐富以及伴生的沖突、混亂、緊張、不安，居于現代性的核心部分。由古至今，無數的思想家從各不相同的側面，對不同歷史切面上的城市進行了思索，其中稱頌有之，貶斥也有之。而劉易斯·芒福德的《城市發展史》則以整個人類歷史為尺度，試圖以城市這一線索，打通從文明曙光初現的兩河流域到冷戰陰云籠罩的全球化世界。這當然是極具野心的嘗試，而這種宏觀的視野不僅揭示了時間長流中不斷發生在城市中的嬗變，同時還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機會，去刺穿這種不斷嬗變的迷霧，以揭示其下某些穩定存在的方面。

芒福德在起筆之處就提出了一個大膽的判斷：“人類歷史剛剛破曉時，城市便已經發展到了成熟形式?！?/p>

這種判斷已經不滿足于將城市的形象從工業時代的創作撥回為人類文明誕生的標志，而是將其置于“歷史破曉前”，為城市罩上了一層“文明開端”的神圣光暈。這種神學色彩的處理在全書的末尾得到了呼應，芒福德目睹現代城市文明的重重危機——城市的擁擠與盲目擴張，都市組織機構對人自我的抹殺，城市居民間的猜忌和誤解，這種緊張狀況無疑與整個資本主義現代性相扣合，并最終孕育著在地平線浮現的核戰爭末日。而面對這種敵意與危機，芒福德的目光恰恰落在了“歷史之前”的古代城市。其反應或許點染著基督教啟示錄的意味，在這種呼應之間，古代城市成為芒福德眼中“失落的天堂”，是人類出走的伊甸園，也是人類文明走過5000年的歷史之后應當回歸的起點。他認為：“因此，在我們時代，城市如要進一步發展，必須恢復古代城市（特別是希臘城市）所具有的那些必不可少的活動和價值觀念。我們的精巧機器所播映的那些儀式場面，不能代替人類的對話、戲劇，不能代替活的伙伴和同事，不能代替友誼社團?！?/p>

很難不注意到這種論述同本雅明在《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品》中論及的“靈韻消散”之間的驚人對立，本雅明在書中寫到：“如果在所有藝術中，是戲劇最明顯地陷入了危機，那么，這便是由其本性使然。因為徹底地由機械復制去控制的藝術作品——例如電影——與舞臺的對立就再明顯不過了。在舞臺上，演員的演出每次都是新鮮的……而電影演員則往往做不到。他的成就并不是一個統一于一體的成就，而是由眾多的單個成就組成的?！?/p>

有著同樣觀察的芒福德和本雅明卻走向了截然不同的道路，芒福德固守著本真的儀式場面，話劇、活的（毋寧說“在場的”）伙伴和同事，而本雅明則對這種態度多少流露出奚落，在評價里格耳和威克霍弗時，他說：“盡管他們的認識是深刻的，但他們僅滿足于去揭示晚期羅馬時期固有的感知方式的形式特點。這是他們的一個局限。他們沒有努力——也無法指望——去揭示由這些感知方式的變化所體現的社會變遷?！?/p>

在某種程度上，芒福德對城市的理解是一種文化本位的。他在開頭提出了一種城市起源的宗教解釋，文化對于城市的統治地位在其看來貫穿城市史的始終，卻在現代被經濟開發的要求所篡奪。這無疑與本雅明的唯物主義立場背道而馳，因而芒福德“復興古代城市”當然也遭到本雅明的奚落。

但現代性危機的問題終究需要得到回應，而作為現代社會的一個全景縮影，對于現代城市的批判構成了答案中的關鍵步驟。本雅明的“城市觀相學”，正是在這一相同問題意識中開出的另一條路徑。在《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中，本雅明通過重新打開波德萊爾的詩作，將巴黎視作一個辨證意象，試圖從波德萊爾筆下巴黎的面孔中“相”出巴黎的性格和命運。在這項未完成的工作中，巴黎顯現出童話與夢幻的面具裝點之下的另一幅面孔，眉目間寫滿了后革命時代的猶豫和彷徨。大革命、拿破侖、王政復辟、僭主和共產主義接踵而至，終于在流干了一個世紀的鮮血之后，巴黎不僅變賣了血統和封建制度，也變賣了啟蒙、理性和美德。金錢化約了一切標準，它以其絕無僅有的公正性和精確性帶領巴黎走向了時代的最前列，也使這座城市加冕為本雅明筆下的“十九世紀的首都”。

而巴黎絕非獨享著自己的命運，這杯散發著銅臭的毒酒會依次傳到紐約、上海、東京、馬尼拉和西雅圖的面前，而他們自己，也甘之如飴。

這種傳統被后來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以不同的方式繼承，大衛哈維在《巴黎，現代性的首都》（或譯《巴黎城記》）中試圖補全本雅明的拼圖，引入了巴爾扎克的小說和杜米埃的漫畫等材料，卻只是展現出一幅更加鮮血淋漓的畫面——在銀行家投機下無力支付地價而破產的小業主；舊城改造中不能負擔房租而流離失所的工人；道路拓寬的目的是讓拿破侖三世的大炮更容易瞄準起義的戰士；而木板路被替換為石子路更是為了防止公社戰士就地獲得建筑街壘的材料，最后，在五月流血周的屠殺中，圣心堂高高佇立。鮑德里亞在《消費社會》中解剖“超級市場”這種空間結構是如何塑造著我們的城市整體和居民的日常生活；列菲弗爾則直接指出“20世紀，現代性擴展到整個世界的動力……是國家地理性規劃下以空間生產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生產和再生產……資本主義國家試圖通過管理和生產空間建立一個總體性的、無所不能的控制體系?！钡阶詈?，阿甘本把都市（Metropolis）和城市（City）相區分，認為后者不過是一種生產關系再生產的概念裝置，統治者的規訓與空間治理消解了城市居民的主體性，城市生活成為另一種流水線上的機械重復，快感的滿足和驚顫體驗成為了當代的祭祀盛典和公民大會。

回到《城市發展史》，毫無疑問，芒福德和本雅明乃至整個馬克思主義陣營共享了相同的問題意識，即浮現的現代性危機。盡管有堪稱驚人的資料作為支撐，但在向結論邁進的道路上卻流露出某種令人難以理解的疲乏。一方面，文化與資本的戰斗中，我們已經見證了前者無數次失??；另一方面，盛大的公共集會——在當代無非是藝術展、演唱會、體育比賽——堅定地扮演著資本共謀者的角色。芒福德小心翼翼地試圖從城市入手，拯救資本主義現代性的危機，但給出的答案似乎總無法令人信服?；蛟S正確的道路只能是反過來，從對資本邏輯的爆破入手，城市才可能得救。